有一年，因为身体不好已经拖了快十一个月了，西班牙医生看了好多个，总也找不出毛病，也止不住我的“情绪性大出血”。那一阵，只要又出血了，脸上就有些不自在，斜斜的躺在床上，听见丈夫在厨房里煮菜的声音，我就恨自己恨得去打墙。可是丈夫不许我起床，就连要去客厅看电视，都是由他抱出去放在沙发上的，一步也不给走。
为了怕再拖累他，我决定飞回台湾进入“荣民总医院”来检查。那一年，丈夫正好失业在家，婚后我们从来没有离开过那么远，而手边的积蓄只够买一个人的来回机票。为着丈夫不能一起来台湾——只为了经济上的理由，上机前的那几天，丈夫的眼角没有干过。
在荣总住院的时候，我的《撒哈拉的故事》正好再版，感谢这笔版税，使我结清了医院十二天的帐单有余。我的性子硬，不肯求援于父母的。
医院说我一切健康，妇人出血原因很多，可是那次彻查并没有找到根源。等到我出院的时候，还是在出血，也就没有办法了。
那时候一位好心的亲戚问我吃不吃中药，我心里挂念着孤单单又在失业的丈夫，哭着要赶回去，也没心慢慢吃什么中药了。
父母还是将我送去了朱士宗医师的诊所，我也不管什么出血不出血，就向朱伯伯讲：我没有时间吃药，我要赶回西班牙去。
朱伯伯说：“中药现在可以做成丸药了，你带了回去服，不必要留在台湾的。”
我拿了药丸后的第三天，就订了机票，那时候丈夫的来信已经一大叠了，才一个多月。
快信告诉他，要回去了，会有好大一包中药丸带着一同去，请丈夫安心。
等我回到那个荒凉的海边小屋去时，丈夫预备好了的就是照片中的那只大瓶子，说是洗了煮了好多遍，等着装小丸子呢。
那个青花瓶子，是以前西班牙老药房中放草药用的，一般市面上已经难求了。我问丈夫哪里来的，他说是我的西班牙药房听说有“中国药丸”会来，慷慨送给我们的，言下对中国药十分尊重与敬仰。
说也奇怪，那流了快一整年的血，就在每天三次必服的六十颗丸药的服治下，完全治愈了。谢谢朱伯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