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马德里来的长途电话缠住我不放。
“听见没有，如果他们不先付给你钱，那么过户手续就不可以去签字。先向他们要支票，不要私人支票，必须银行本票。记住了吧？”
“好啦！又不是傻瓜，听到啦！”我叫喊过去。“我不放心呀！你给我重复讲一次。”
我重复了一遍对方的话，这又被千叮万嘱的才给放了。卡洛斯最喜欢把天下的人都当成他的小孩子，父性很重的一个好朋友。
那时候距离回台只有十天了，我的房子方才要去过户，因为买了房子的璜和米可刚刚由葡萄牙度假归来。“你们要先给我钱，我才去签字。”跑去跟在邮局做事的璜说。
“咦，如果你收了钱，又不肯签字了，那怎么办？”璜笑着说。
“咦，如果我签了字，你们不给我钱，那又怎么办？”我说。
“我们——”两个人异口同声的说出这个字来，指着对方大笑。我们想说的是：“我们彼此都不——信——任——对——方。”
“好，一手交钱，一手签字。”我说。
“可是办过户的公证人是约了城里的一个，镇上的那一个度假未回，你别忘了。”璜说。
“进城去签字，也可以把本票先弄好再去呀！”我说。“好朋友，我们约的是明天清晨八点半吔，你看看现在是几点，银行关门了。”
“你的意思是说，明天我先签字过户房子给你们，然后才一同回镇上银行来拿支票，对不对？”我说。
“对！”璜说。
“没关系，我可以信任你，如果你赖了，也算我——”还没说完呢，璜把我的手轻轻一握，说：“ECHO，别怕，学着信任人一次，试试看我们，可不可以？”
我笑着向他点点头，讲好第二日清晨一同坐璜和米可的车进城去。如果过户了以后，他们赖我钱，我还可以放一把火把那已经属于他们的家烧掉。一想到原来还有可能烧房子，那种快乐不知比拿支票还要过瘾多少倍。
第二天，我们去了公证人那儿，一张一张文件签啊，也不仔细看。成交了！签好了，璜、米可还有我，三个人奔下楼梯，站在街上彼此拥抱又握手，开心得不得了。“我们快去庆祝吧！先不忙拿钱，去喝一杯再说！”我喊着喊着就拉了米可往对街的酒吧跑去。
“请给我们三杯威士忌加冰块，双料！”一拍吧台桌，喊着。
三个神经兮兮的人，大清早在喝烈酒。
“呀——现在可以讲啦！那幢房子漏雨、水管不通、瓦斯炉是坏的、水龙头并不紧、抽水马桶冲不下、窗子绞链是断的、地板快要垮下去罗——。”我笑着讲着，恶作剧的看看他们如何反应。
米可一点也不信，上来亲我，爱娇的说：“ECHO，你这个可爱的骗子！”
“说实在，你们买了一幢好房子，嗳——”
“钱要赖掉了！”璜笑着说。
“随便你，酒钱你付好了。”我又要了一杯。
有节有制的少少喝了两杯，真是小意思，这才三个人回到镇上去。
璜叫米可和我坐在邮局里谈话，璜去街上打个转又回来了，一张薄薄的本票被轻轻放进我手里。我数了好多个零字，看来看去就是正确的数目，把它往皮包塞，跑掉了。人性试验室，又成功一次，太快乐了。
下一步，去了银行。
这回不是去中央银行，去了正对面的西班牙国际银行，那儿的总经理也是很好的朋友。
我大步向经理的办公室走会，一路跟柜台的人打招呼，进了经理室，才对米盖说：“关上门谈一次话，你也暂时别接电话可不可以？”
米盖好客气的站起来，绕过桌子，把我身后的门一关，这才亲了一下我的脸颊。
“米盖，还记不记得三年前你对我说的话，在那棵相思树下的晚上？”我微笑着问他。
米盖慢慢点头，脸上浮出一丝我所不忍看的柔情来。
“好，现有我来求你了，可以吗？”我微微笑着。“可以。”他静静的将那双修长的手在下巴下面一交叉，隔着桌子看我。等着。
“有一笔钱，对你们银行来说并不多，可是带不出境。是我卖房子得来的。”我缓缓的说。
“嗯——不合法。”他慢慢的答。
“我要你使它合法的跟我回台湾去。”
我们对看了很久很久，都不说话。
“你，能够使这笔钱变成美金吗？”米盖沉吟了一会儿，才说。
“我能。”我说。
“方法不必告诉我。”米盖说。
“不会，你没听见任何不合法的话。”
“变了美金再来找我。”他说。
我们隔着桌子重重的握了一下手。他忍不住讲了一声：“换的时候当心。”我笑着接下口说：“你什么都没讲，我没听见。”
那个下午，我往城里跑去，那儿，自然有着我的管道。不，稳得住的事，不怕。只要出境时身上没有什么给查出来的支票就好。
“ECHO，钱拿到没有？”电话那边是邻居尼各拉斯的端士德文。
“拿了。”我说。
“要不要我替你带去瑞士？”
“找死吗？检查出来谁去坐牢？”我问。
“他们不查坐轮椅的人。”
“谢谢你，我不带走，放在这边银行。”
“那——什么时候再来拿？”
“随它了。总之谢谢你的好意。”
“你没有在换钱吧？”他说。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再见了！还有好多事情要去做。真的，不懂你在讲什么。”
挂下电话，叹了一口气，看看饭桌上打好包的一些纪念品，将它们轻轻摸一下，对自己说：“还有九天，就结束了。”
坐在桌前列了一个单子，总共二十八家人要去告别。这里面，有许多家根本还没有来得及去拜访，去了是去通知自己的来，也同时就讲再见了。
那个黄昏，在窗口看着太阳落下远方紫色的群山，竟有些把持不住的感伤。既然如此，不必闲着，就开始大扫除吧！“喂，你，当心摔下来呀！”一个邻居走过我的墙外，我正吊在二楼的窗子外面擦玻璃。
“本来是不会跌下去的，给你这一叫，差一点吓得滑了脚，快别叫了。”我凶了那个不认识的男人一句。
“拿梯子来站呀！哪有反钩在窗框子上的人呢？”“一下就好罗！”我说。
“你的房子不是卖了吗？还打扫做什么？”
我笑睇了那不识的人一眼，说：“我高兴。”
那个黄昏，只要有邻居散步走过我的房子，都可以看见我吊在不同方向的窗子外面，在用力清洗等并不算脏的玻璃。
好，做了事情，没得闲愁了，干脆一直做到天亮也罢。
厨房中的每一个抽屉都给打开了，把那些刀叉和汤匙排成军队被阅兵时那么整齐，当然，先用干绒布将它们擦得雪亮的。
一切的中国药品，一件一件被放到信封中去，封套上写明了治什么病，如何用法，也给放在柜子里站好。米可会喜欢这些中国药。
那些各式各样的酒杯，再被冲洗一次，拿块毛巾照着灯光将它们擦到透明得一如水晶，再给轻轻放下，不留一个指纹在上面。
所有的食谱和西班牙文的食物做方，都给排列得整整齐齐的，靠在厨房书架上面。
那个炉子，本身就是干干净净的，还是拿了一支牙刷，沾上去污粉，在出火口的地方给它用力去擦。除烟机的网罩并没有什么油渍，仍然拆下来再洗一次。
冰箱的背后可能藏着蜘蛛网，费了好大的气力给拖出来，把那个死角好好查了一下——果然有些灰尘。那么炉子下面呢？好了，这一回拖炉子了。炉子边上有那么一片老油渍，沾了汽油洗得手开始发红，而太阳又从客厅窗外的大海上跳了出来，这间厨房还不算数。
把厨房的窗帘给取下来，洗衣机水力不够，不能用，就用手洗吧。这么一弄，第二天也就来了。
我轻叹了口气，对自己说：“还有八天。”
我阖着眼睛躺在床上，院子里的麻雀已经叽叽喳喳的来吃面包渣子了。
那几天，白天默默的一间一间打扫，黄昏一家一家的去看朋友。有吃的时候，吃些东西，没吃的时候，喝些水。总之那个全新的厨房已经不再算是我的，舍不得去做一顿饭吃，免得污染了那连干燥花都插好了的美丽厨房。
进客厅的地方给放上了两三双拖鞋，有朋友来，我就喊一声：“脱鞋！当心我雪亮的地！”
那个地，原先亮成半个门框的倒影贴在地上，现在给擦成整个房间家具的倒影都在里面，踏上去有若镜花水月，一片茵梦湖似的，看了令人爱之不舍。而我，一天一天的计算，还有五天了，还有四天了，还有三天了。
在走之前，坚持璜和米可不能够来这幢房子，不要他们来，直到我上了飞机。
“ECHO，我不爱穿拖鞋，光脚可不可以进来？”
邻居甘蒂的女儿奥尔加可怜兮兮的站在客厅外面喊着我。我笑着跑过去把她抱起来，不给她踏到地面，把她抱到长沙发上去放着。她，双手缠着我的脖子格格的笑个不停。我们两个人靠着肩坐着，还是半抱到她。
“记不记得，你小的时候，睡在我床上？”我亲亲她金色的头发，奥尔加用力点头。
“那时候，你才五岁，你哥哥七岁，爸爸妈妈要去跳舞，你们就来跟我过夜。记不记得早上我不许你起床，直到我自己睡够了？”我又问。
奥尔加格格的又笑，拚命点头。
“你现在几岁？”我推了她一下。
“十一岁。”
“那都七年了？”我说。
“对嘛！”她说。说着说着，奥尔加拿出一个信封来，抽出两张照片，说，“这个你带回去给陈爸爸和陈妈妈，叫他们早点回来看我。”
我沉默了一下，问她：“你真的还记得他们？”奥尔加慢慢的点头。
“那你还记得另外一个人罗？也是我们家的。”我说。她又点点头。
“他哪里去了？”
“天上。”
我把下巴顶在奥尔加的头发上，轻轻的把她抱在怀里摇晃。
“ECHO要走了，你知道吧！”
小人没有动，斜过去看她，她含着好满的一眶眼泪。“来！”我紧紧抱住她，把她靠在我肩上。
“来——让ECHO再给你讲一个故事——有关另外一个星球的故事，跟E·T·那种很像的——”
“听不听？”我微笑着把奥尔加推开一点，看住她的大眼睛，又对她鼓励的笑一笑，这才再把她抱着，一如小时候哄她睡时一样。
“在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远得快到月亮那么远的地方，有一个民族，叫中国。那儿的人，在古老古老的时代，就懂得天空里所有的星星，也知道用蚕叶的丝，织出美丽的布料来做衣服，在那个国家里，好多好多的人跟我们这边一样，在穿衣、吃饭、唱歌、跳舞、有时候他们会哭，因为悲伤。有时候他们笑，并不一定为了快乐——”
“你就是中国过来的。”奥尔加轻轻的说。
“真聪明的孩子——有一年，中国和日本打了好久好久的仗，就在两边不再打的时候，一个小婴儿生了下来，她的父亲母亲就叫她平，就是和平的意思——那是谁呢？”
“你——”奥尔加说，双手反过来勾在我的颈子上。“对啦！那就是我呀！有一天，中国神跟加纳利群岛天上的神去开会了，他们决定要那个叫做平的中国女人到岛上来认识一个好美丽的金发女孩子——”
“我出来啦。”奥尔加仰头问。
“听下去呀——神呢：叫这两个人去做一——生——一世的好朋友，等到七年以后，才可以分开。亲爱的——你，现在我们认识七年满罗。那个中国神说——嗳，中国的回中国去吧，走罗！走罗！还有三天了，不能再赖了。你看E·T，不是也回他的星球去了——”
奥尔加瞪住我，我轻轻问她：“今晚如果你留下来，可以睡在我的床上，要不要？”
她很严肃的摇摇头：“你不是说只有七年吗？我们得当心，不要数错了一天才好。”
“那我送你回家，先把眼泪擦干呀！来，给我检查一下。”
我们默默的凝视了好一会儿，这才跑到门口去各自穿上鞋子，拉着手，往甘蒂家的方向走去。
那个孤零零的晚上，为着一个金发的小女孩，我仰望天空，把那些星月和云，都弄湿了。
是的，我们要当心，不要弄错了日子。
神说——还有两天了。
银行的那扇门——经理室的，在我又进去的时候被我顺手带上了。坐在米盖的对面，缴在桌上的是两张平平的美金本票，而不是一堆乱七八糟的现金。
“你怎么变的？”米盖笑了起来。
也不讲，轻轻叹了口气。
“请你把这两张支票再换成西币。”我说。
“什么？”
“想了一下，觉得，留下来也好，台湾那边不带去了。”“换来换去已经损失了好多，现在再换回来，凭空亏了一笔，为什么？”
“三年前，我们不是有个约定吗？你忘了亲爱的朋友。”我轻轻说。
“约定，也不过是两个人一生中的七天。”米盖苦笑了一下。
“而且在十年之后。”我笑着笑着，取了他烟盒里一支烟，说：“一九九三年，夏天，瑞士。”
米盖把头一仰，笑着伤感：“你看我头发都白了。”“那时候，如果不死，我也老了。”我说。
“没关系，ECHO，没关系，我们不是看这些的，我——”
我把左手向他一伸，那几颗小钻镶成的一圈戒指，就戴在手上，我说：“戴到一九九三年，夏天过后，还给你，就永别了。”
“在这之前，你还回来吗？”
我叹了口气，说：“先弄清这些支票，再拿个存摺吧！去弄。”
外面的朋友，银行的，很快替我弄清了一切，签了字，门又被他们识相的带上了。
“我走了。”我站起来，米盖走到我身边，我不等他有什么举动，把那扇门打开了。
“我要跟他们告别，别送了。”我向他笑一笑，深深的再看了这人一眼，重重的握了一下手，还是忍不住轻轻拥抱了一下。
银行的朋友，一个一个上来，有的握手，有的紧紧的抱住我，我始终笑着笑着。
“快回来喔，我们当心管好你的钱。”
我点点头，不敢再逗留，甩一下头发，没有回头的大步走出去。背后还有人在喊，是那胖子安东尼奥的声音——“ECHO，快去快回——”
第二天清晨，起了个早，开着车子，一家花店又一家花店的去找，找不到想要的大盆景，那种吊起来快要拖到地的凤尾蕨。
最后，在港口区大菜场的花摊上，找到了一根长长头发披着，好大一盆吊形植物。西班牙文俗称“钱”的盆景。也算浪漫了，可是比不上蕨类的美。
我将这盆植物当心的放在车厢里怕它受闷，快快开回家去。
当，那棵巨大的盆景被吊在客厅时，一种说不出的生命力和清新的美，改变了整个空房子的枯寂。
我将沙发的每一个靠垫都拍拍松，把柜子里所有的床单、毛巾、毛氈、桌布拿出来重新摺过，每一块都摺成豆腐干一样整齐，这还不算，将那一排一排衣架的钩子方向全都弄成一样的。
摸摸那个地，没有一丝灰尘。看看那些空了的书架，它们也在发着木质的微光。
那几扇窗，在阳光下亮成透明的。
我开始铺自己睡的双人床、干净的床单、毛毯、枕头、再给上了一个雪白钩花的床罩。那个大卧室，又给放了一些小盆景。
最后一个晚上在家中，我没有去睡床，躺在沙发上，把这半辈子的人生，如同电影一般在脑海中放给自己看——只看一遍，而天已亮了。
飞机晚上八点四十五分离开，直飞马德里，不进城去，就在机场过夜。清晨接着飞苏黎世，不进城，再接飞香港。在香港，不进城，立即飞台湾。
邻居，送来了一堆礼物，不想带，又怕他们伤心，勉强给塞进了箱子。
舍不得丢掉的一套西班牙百科全书和一些巨册的西文书籍，早由远洋渔船换班回台的同胞，先给带去了台湾。这些琐事，岛上的中国朋友，充分发挥了无尽的同胞爱，他们替我做了好多的事情，跟中国朋友，我们并不伤心分离，他们总是隔一阵就来一次台湾，还有见面的机会。
黄昏的时候，我扣好箱子，把家中花园和几棵大树都洒了水。穿上唯一跟回台湾的一双球鞋，把其他多余的干净鞋子拿到甘蒂家去给奥尔加穿——我们尺寸一样，而且全是平底鞋。
“来，吃点东西再走。”甘蒂煮了一些米饭和肉汁给我吃，又递上来一杯葡萄酒。
“既然你坚持，机场我们就不去了。两个小孩吵着要去送呢！你何必那么固执。”
“我想安安静静的走，那种，没有眼泪的走。”我把盘子里的饭乱搞一阵，胡乱吃了。
“给爸爸、妈妈的礼物是小孩子挑的，不要忘了问候他们。”
我点点头。这时候，小孩子由海边回来了，把我当外星人那么的盯着看。
“我走了。”当我一站起来时，甘蒂丢掉在洗的碗，往楼上就跑，不说一句话。
“好吧！不要告别。”我笑着笑着，跟甘蒂的先生拥抱了一下，再弯下身，把两个孩子各亲了一次。
孩子们，奥尔加，一秒钟也不肯放过的盯着我的脸。我拉住他们，一起走到墙外车边上车，再从车窗里伸出头来亲了一阵。
“再见！”我说。
这时，奥尔加追起我的车子来，在大风的黄昏里尖叫着：“你不会回来了——你不会回来了——。”
在灯光下，我做了一张卡片，放在客厅的方桌上，就在插好了的鲜花边，写着：“欢迎亲爱的米可、璜，住进这一个温暖的家。祝你们好风好水，健康幸福。
ECHO”
这时候，班琪的电话来了。
“我们来接你。”“不必，机场见面交车。”
“箱子抬得动吗？”“没有问题。”
“还有谁去机场送？”“还有买房子的那对夫妇，要交钥匙给他们。就没有人了，只你们两家。”
“不要太赶，一会见罗！”“好！”
我坐下来，把这个明窗净几的家再深深的印一次在心里。那时候，一个初抵西班牙，年轻女孩子的身影跳入眼前，当时，她不会说西班牙话，天天在夜里蒙被偷哭，想回台湾去。
半生的光阴又一次如同电影一般在眼前缓缓流过，黑白片，没有声音的。
看着身边一个箱子、一个背包、一个手提袋就什么也不再有了的行李，这才觉得；空空的来，空空的去。带来了许多的爱，留下了许多的爱。人生，还是公平的。看看手表，是时候了，我将所有的窗帘在夜色中拉上，除了向海的那面大窗。
我将所有的灯熄灭，除了客厅的一盏，那盏发着温暖黄光的立灯——迎接米可和璜的归来。
走吧！锁上了房子的门，提着箱子，背着背包，往车房走去。
出门的最后一霎间，捡起了一片相思树的落叶，顺手往口袋里一塞。
向街的门灯，也给开了。
我上车，慢慢把车开到海边，坐在车里，看着岸上家家户户的灯光和那永不止歇的海浪，咬一咬牙，倒车掉头，高速往大路开去。
家、人、宝贝、车、钱，还有今生对这片大海的狂爱，全都留下了。我，算做死了一场，这场死，安静得那么美好，算是个好收场了。
在机场，把车钥匙交给班琪和她的丈夫，她收好，又要讲那种什么我老了要养我的话，我喊了她一声，微微笑着。
璜和米可，收去了那一大串房子钥匙。在钥匙上面，我贴好了号码，一二三四……顺着一道一道门，排着一个一个号码。
“米可，我想你送走了我，一定迫不及待的要进房子里看看。替你留了一盏灯，吊着一样你会喜欢的东西在客厅。”我说。
米可说：“我想去打扫，急着想去打扫。”
“打扫什么？”我不讲穿，笑得很耐人寻味，一时里，米可会不过意来。
那时，扩音机里开始播叫；伊伯利亚航空公司零七三飞马德里班机的乘客，请开始登机——伊伯利亚航空公司零七三飞马德里——。
“好。”我吸了一口气，向这四个人靠近。
紧紧的把他们抱在怀里，紧紧的弄痛人的那种拥抱，抱尽了这半生对于西班牙狂热的爱。
“走了！”我说。
提起背包，跨进了检查室，玻璃外面的人群，扑在窗上向我挥手。
检查的人说：“旅行去吗？”
我说：“不，我回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