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析之死是一个信号。它预示着传统面临进步时的杀伐之气不可避免。逮后，经由商鞅，闭死了法治（而非法制）的大门；经由李斯，闭死了自由思考的大门；经由董仲舒，闭死了精神多元发展的大门。这样，传统剩下的有价值的东西也就很有限了。
面对这样的传统资源及其自闭命运，新儒家们能有何作为呢？
公元前536年，郑国执政子产主持制定了国家刑法，并将其公之于众。他公布刑书的形式是把所有的法律条文一一铸在鼎上，史称“铸刑鼎”。这是中国比较早的“成文法”，更是比较早公开公布的“成文法” （《尚书·舜典》中有“象以典刑”的说法。据考，“象以典刑”的意思就是：在器物上刻写法律规定以及刑罚手段。似乎中国很早就有了公布成文法的事例。但《尚书·舜典》的记载似乎不足凭信。）。在中国的法学发展史上，此事意义重大。
“刑鼎”颁布后，国人“争之以刑书”，形成了法律自动普及的乐观局面。法律公开，普通百姓就可以援引法律条文维护自己利益，一般来说，一向口含天宪的统治者对此是绝难接受的。法律、法令、法规，就是规则，而习惯于极权统治的领袖们是不喜欢按规则办事的。就这个意义而言，郑国的法制改革值得尊敬。据史料记载，子产公布成文法，曾经得到了来自多方面的反对，甚至国际间也出现了反对的声音，远在晋国的大夫叔向就专门写信给子产，表示谴责（有意味的是，就是这个晋国，23年后，也开始效法郑国，把刑书铸在鼎上，公布出来）。子产这一举措，由于它的珍稀性，在中国，可以用伟大来评价。
公开公布的成文法，官方与民间都要根据它来打官司，这就有了讨论的余地。于是，解释，开始了泛滥。各色人等从不同的角度解释刑法条文，国人对此有了热烈的辩论。辩论中，邓析的《竹刑》应运而生。
邓析，又称邓析子，是名学的创始人，此人精通逻辑，郑国“刑书”颁布后，邓析子开始研究“刑书”，并以自己的博学和雄辩，钻郑国法律的空子，帮郑国的百姓打官司，邓析成为中国最早的大律师。不仅如此，邓析还开始招收生徒讲学，自由地传授他所理解的法律知识，邓析的策略就是利用郑国的刑书合法斗争。估计他可能总是游走于郑国刑法的边缘，所以总能从利益对峙中倾向于平民一边。按照《吕氏春秋·离谓》的说法，邓析总是代表民间成为官司的获胜者，每场官司下来，“郑国大乱，民口欢譁”。我倾向于认为，郑国此时出现的法典公开与公众参与事件，与后来的周共和行政事件，是两千年中国文明史上具有民主性质的最重要的经典性事件（种种迹象表明，周王朝中期的“国人”对于争取民权具有可喜可贺的自觉性，推翻周厉王的暴虐统治，实行“共和行政”，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光荣革命”——清世逊位或可当之——或者与法兰西民众的多次革命有相似之处。章太炎在晚清，曾经保有激进民主倾向，他是最早剪发的革命党人之一，剪发后，并作《解辫发》一文，文中不屑使用清廷纪年，就使用公元前八四一年“共和行政”为中国纪年，径曰著文当年为“共和二千七百四十一年” 。）
《竹刑》可能是在子产的成文法基础上作出的更为详尽的司法解释（？），且便于操作，也许还更为公平。根据《左传·定公七年》的记录：“（子然）杀邓析，而用其《竹刑》”这一段记录看，《竹刑》很可能是比郑国刑法更为完善的法律文本。
但是郑国官方像中国历代官方一样，没有能力因势利导，从此打造出一片法制天地来，而是对来自民间的“异己”力量心怀恐惧。历史经验证明：当官方开始恐惧的的时候，杀戮也便开始了。公元前501年，邓析，终于被郑国杀害。（出于我对子产先生的尊重，有必要指出，杀害邓析的不是子产，而是子然——子产此时已经死了。）
后来的日子，成文法是不是还可以公布，让民间也让官方“依法办事”呢？从此似乎没有。官方，特别是执政的官方首领，最喜欢的是“临事议制”、“法自朕出”；子产、邓析云云，于是成为中国法制史上的绝唱。
说邓析“私造刑书”，杀了；又用人家邓析的“刑书”，这事儿构成了中国历史独特的政治风景。 与后来的“商秧死而商君之法行”是一脉相承的丑陋事件。这个，且不去说了。想说的是，假如郑国或轴心时代的中国其他统治者们，能够具备梭伦、伯里克利那样的胸怀，能够将民权看得重于君权，能够天才地把握进步文明的趋势，因势利导；假如那个时代的人民能够珍惜来之不易的民主权利，能够团结为一支成熟的政治力量，并产生富有政治智慧的民运领袖；假如共同体之间的交互性能够生成最初的理性，就象古希腊的伯里克利时代那样，中国的历史面貌和政治命运必将改观。但是这一切都没有发生。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非理性（或曰：实践理性）合力，断送了轴心时代路径延展的另外一种可能性（郑国的被统治者也有责任，“郑国大乱，民口欢譁”，这段话透露出的信息就是证据。尽管邓析的斗争策略有公开性、合法性、非暴力的演进性质，但“大乱”云云，也应有民众情绪失控，导致非理性泛滥，危及威权统治的因素）。毕竟，民主，需要理性的烛照。
当代新儒家，比较温和的一个流派，在其试图从传统中寻找自由主义或民主运动的精神资源时，邓析，以及与他同时代的若干精英，或者不能忽视。传统资源不仅仅在儒家一家，在法家，在名家，也并不少见。但是这些资源，是否有其历史的承续性，是否可以经由创造性的解释转化为新的精神资源，在现成的“异邦”资源可以“拿来”的时侯，有无必要“旧瓶装新酒”，等等，尽管我有乐观其成的倾向，但还是愿意保留一点儿谨慎的怀疑。
铸了“刑书”、“刑鼎”向国人明白展示，确是中国法制史上最值得圈点的动人事例。大约与子产、邓析同时，这期间，也出现了一些跃动着现代司法精神的法治管理理论思想，比如《法经》、《管子》所论及的“事断于法”，“刑无等级”，“君臣、上下、贵贱皆以法”，“罚必当”，等等。应当说，这类思想确实体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重要原则，是中国法制思想弥足珍贵的精神资源。或者也可以说，它们与“刑书”“刑鼎”一起，具有了类似《汉穆拉比法典》成文法的性质。但也必须看到，这类法制思想的进步性是有限的。譬如前述传为李悝所著的《法经》就有一项严重的反人道规定：议论国家法令罪。所定刑法极重，处死刑，抄没家产，妻子为奴。国家的法令是不准议论的！这正是钳制民口的高压兼愚民政策。
现在已经无从知晓，子产公布的郑国刑法和邓析的《竹刑》包含着什么样的内容。但是根据中国现存的法律文献推断，很可能是“刑法”与“民法”的杂糅。中国古代，一向是“礼”与“法”不分，“刑法”与“民法”不分的，封建社会的法典，以刑为主，诸法合体，有关田土、钱债、户籍、婚姻等法律规定或规范，统收在各朝律、例之中。中国的第一部民法典，起草于1911年即宣统三年，称为《大清民律（草案）》，但还远不完善。抵1929-1930年间，中国陆续公布了《民法总则》各编，才算正式有了民法。
但中国的法律著作却并不罕见。自汉代以后，史书中多有“刑法志”（或“刑罚志”）又有“十通”、“会典”、“会要”之类，再加上历代文人笔记、各类野史杂著，以及近代以来出土的文物，如《云梦秦简》、《敦煌文书》、《吐鲁番文书》等，后人据此钩稽，编为法制史资料汇编，往往颇具规模，如1934年孙绍祖撰成的《中国历代法家著述考》，收集历来法学著作572种，1957年大陆编成《中国法制史参考书目简介》，收集历来法学著作932部，1976年台湾纂成的《中国法制史书目》，收集历来法学著作2473部。这么多的“法学著作”，其中的法典类不在少数，成文法也不在少数，但由于中华法系“临事议制”的特点，历来为中国百姓所了解、通晓的法典，寥寥无几。法典，从来就不是中国人捍卫自己合法权益的有力武器。对于中国百姓而言，成文法也往往行同虚设。这些东西，与现代法治其实是没有多少有意味的关联性质的。
“刑书”、“刑鼎”的颁布肯定不是统治者的恩赐，但也更不是“人民流血斗争的结果”，事实上，那是老牌贵族在动荡时代渐被新兴的“布衣卿相” 打破法权法统垄断的结果。毕竟已经开始“礼崩乐坏”了。或者也可以解释为，这是轴心时代先民为了更合理地生存，经由国家机器表现出来的利益均衡运动的结果。当然，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这一场利益均衡运动没有持续多久，到了商鞅的时代划上了句号。商鞅没有继承中国法权体系中弥足珍贵的精神资源，却将极权专制的法权体系推向了时代的巅峰，影响了中国两千年。从此，中国再也没有国民“争之以刑书”的大好局面。从此，中国与法治绝缘——这是中国两千年无可规避的历史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