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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民初国学大师的生意经 康梁曾以保皇会名义募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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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最重要的是投资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和梁启超遭到通缉,流亡海外。当时在海外华侨中,保皇党依旧有很大的实力,两人便以“保皇会”的名义,用股份制方式,向港澳地区、北美和大洋洲华侨出售股票募集资本,创办“广智书局”(位于上海外滩租界)和“新民丛报社”。梁启超没钱,但能写东西,他以提供文稿作为“技术股”,占了三分之一的股份。

《新民丛报》初创,主要文章几乎都出自梁启超之手。毛泽东曾回忆:“16岁时,读到了《新民说》,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不仅时常模仿梁氏文风,还取名‘子任’,意为做梁启超(任公)的学生,后来干脆发起成立了一个‘新民学会’。”周作人回忆,鲁迅在日本留学时期就对梁启超的文章推崇备至, 不但自己如饥似渴地阅读,还大量地邮寄回国内给他。报纸畅销,报社的回报自然丰厚。

北洋时代,梁启超曾两次担任政府总长,一是1913年熊希龄内阁的司法总长,二是1917年段祺瑞内阁的财政总长,时间都不长,以梁任公之人格和赚钱能力,实在没必要贪墨。1918年底,梁启超退出政界赴欧游学,宣称以教育文化为业,走教育救国之路——此次游学,梁公基本是自费,换一般人肯定开销不起。1922年,梁启超在清华学校兼课,后应聘出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月薪大约四五百银元。

无论是当政府总长还是清华导师,梁任公的工资收入肯定是小意思,他的版税就不得了。民国初年,版税给得最高的地方,当然是成立于1897年的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当时有多火呢?据学者陈明远考证,“民国初年,全国书籍营业额约为1000万元,而商务印书馆约为400万银元,占五分之二。”

梁启超也颇有经济眼光,将不少钱拿来投资,譬如他是天津中原公司的股东,也曾往北洋其他实业里投资。梁启超还很注意投资房产,从1912年归国之后,十余年时间在北京买下了几处住房,都是气派的四合院,无论租与卖,都是大资产。让他最满意的房子还是建在天津的“饮冰室”,由东西并立的两座现代化三层小洋楼组成。他晚年的许多重要著作也是在这里写成,后开辟为梁启超纪念馆。1925年8月,梁启超还出资1万元买下了章宗祥在北戴河的别墅,这座两层小洋楼作为梁家人休闲避暑所在。无论梁启超收入有多高,他的钱来得都很干净。

康有为:最有钱的民国文人

民国年间,康有为在文坛上的地位显然不比在晚清那会儿,即便后起之秀们对这位顽固的保皇派精神领袖多有批判,却丝毫影响不了其张扬着发大财。如果说康有为是民国文人中最有钱的人,没有之一——估计没人能反对。

戊戌变法失败后,光绪帝被慈禧软禁,康有为流亡海外,组织“保皇党”。其时六君子被弑,全国有识之士无不扼腕,海外华侨对维新志士多有同情,故而康有为筹措经费,收益颇丰。

1906年春,康有为访问墨西哥,向华侨宣传他的政治理念。当时墨西哥城正筹款修筑有轨电车,他发现商机,买下电车轨道经过之处的大片房产。不久之后,这些地价上扬好几倍。1907年,49岁的康有为在美国西部演讲又募集了不少资金。

1914年春,康有为携全家迁居上海,他预测到上海的地皮肯定会涨,迅速变卖了广东的房产,在上海买了大片地皮。此后,上海地价连续飞涨,康有为一点儿一点儿地卖,大赚特赚。

1921年,64岁的康有为在英租界内的愚园路购地10亩,建了一座中西合璧的花园住宅,取名“游存庐”,后世称为“康公馆”。晚年的康有为除了在张勋复辟时客串了一把配角之外,几乎没做什么大事儿。他有两大爱好:一是投资房地产,二是四处游玩结交朋友,有时候两者结合起来,在游玩中投资赚钱。

除了“游存庐”,康有为还修建了三处别墅——杭州西湖的“一天园”、上海杨树浦的“莹园”和青岛会泉的“天游园”。除了投资房产,康有为一年卖字也能赚不少钱。康有为会赚钱,但是开支也惊人。康有为颇有任侠之风,家中常住的门生弟子、新朋故友,少则十余人,多则三十余人,全都能享受到贵客般的款待。遇到囊中羞涩的青年才俊上门求助,康有为基本上是慷慨馈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