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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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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校和姑娘静静地躺在床上。上校尽量什么也不想,就像他以前许多次在许多地方曾经做过的那样。可是现在却不行。怎么也做不到,因为已经太迟了。

感谢上帝,他们俩幸好不是奥赛罗和苔丝德梦娜,虽然事情发生在同一个城市,姑娘比莎翁笔下的女主角更美丽,而且上校也屡战沙场,或许比那个喋喋不休的摩尔人打的仗还要多。

他们个个都是出色的战士,他想。那些该死的摩尔人。可是我们究竟杀死了他们多少人?如果把最后一次跟阿卜杜勒·克里姆[阿卜杜勒·克里姆(1882—1963),反对西班牙和法国在北非的殖民统治的抵抗运动领袖。]交战的摩洛哥战役也算在内,我想我们杀死的人比一代人还多。是把他们一个个分开打死的,从未大批地进行屠杀,就像我们在德国人跟他们的部队会合之前杀掉他们那样。

“女儿,”他说。“如果我说得不粗野,你真的希望我讲给你听,让你了解那些事?”

“要是你能说给我听,那比什么都好。我们俩就可以分担了。”

“一分就没有分量了,”上校说。“全都给你,女儿。我只讲最重要最突出的事件。打仗的一些细节你不懂,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懂。也许隆美尔能懂。但是他在法国一直处于被限制状态,而且我们摧毁了他的通讯系统。那是两支战术空军部队干的,我们的空军和英国皇家空军。我真希望能和他谈论一些事情。我喜欢和他还有恩斯特·乌德特谈话。”

“就说些你愿意说的事。喝一杯瓦尔波里切拉。如果你感觉不好,就停下。或者干脆不再说什么。”

“起先我是后备部队的上校,”上校耐心地解释说。“这种上校闲在那儿没有什么任务,是为师部指挥员做调动配备的;一旦有人阵亡或是调防,就让我们去替补。几乎没有人阵亡,调防的倒不少。所有表现突出的都得到了晋升,这种事就像森林着火一样,一来就是一大片。”

“请说下去。你该吃药了吧?”

“去他妈的该死的药,”上校说。“去他妈的盟军最高司令部。”

“你已经跟我讲过这个了,”姑娘说。

“我真他妈的希望你成为一个士兵;你脑袋灵活,记忆力极强。”

“要是能在你手下干,我倒很愿意当个士兵。”

“永远也别在我手下干,”上校说。“我很机警小心,可是我的运气不好。拿破仑喜欢他的军队走运,他是对的。”

“我们俩也有些走运。”

“是的,”上校说。“好运和坏运兼而有之。”

“但都是运气。”

“确实,”上校说。“但是打仗不能靠运气。尽管有时少不了它。那些靠运气打仗的人全都像拿破仑的骑兵那样光荣阵亡了。”

“你为什么讨厌骑兵?我认识的那些出色的年轻人几乎都在三个精锐骑兵团服役,要不就在海军。”

“我什么都不讨厌,女儿,”上校说,饮了一小口淡淡的干红葡萄酒,酒给他一种亲切感,就像回到了手足情深的兄弟家里一样。“我只是经过仔细的思考和对他们的能力做了估计后,才形成了这种看法。”

“他们真的很差劲吗?”

“他们毫无价值,”上校说。随后记起自己该做个和善的人,于是又补充道,“在我们这个时代。”

“每天都有幻想破灭。”

“不。每天都有新的美丽的幻想。但是你可以把一切虚假造作的东西从幻想中清除出去,就像你用锋利的剃刀清除胡子一样。”

“请你永远不要清除我。”

“你是无法清除的。”

“亲亲我,把我抱紧些,让我们一起看看大运河,那儿的阳光很明媚。你再给我讲一些好吗?”

他们望着大运河,那儿的阳光确实很明媚。上校继续讲述道,“我接管了一个团,因为司令官把一个年轻人撤了职。那个年轻人十八岁时我就认识他。当然这会儿他已经不是年轻人了。他没有能力指挥一个团,而一个团却是我一生都渴求的,一直到我失去了它。”他补充说,“当然是为了执行命令。”

“你是怎么失去这个团的?”

“当你逐渐缩小包围圈,要攻下一块高地时,你最终要做的就是派人去敌方劝降,如果你决策正确,他们就会考虑出来投降。职业军人都很理智,而那些德国人都是职业军人,不是盲目的狂热分子。这时从军部来了电话,传达来自美国陆军部,也许是野战集团军司令部,甚至可能是盟军最高司令部的命令:必须强行攻占这座城市。因为他们在一份大约由一名记者寄自斯帕[比利时列日省城市。]的报纸上读到了这个城市的名字。既然这个城市上了报纸,说明它十分重要,必须把它夺下来。

“于是你让一个连在吊桥那儿送了命。你失去了整整一个连,又使三个连遭受重创。坦克拼命地加速前进,可是遭到猛烈的打击,它们快速地冲上前,又很快地退了回来。

“被击中一辆,两辆,三辆,四辆,五辆。

“通常坦克里五个人中有三个人能逃出来,他们拔腿飞奔,好似在一场橄榄球赛中,突破了散开防守区的持球队员撒腿飞跑,在这场比赛中,你是明尼苏达州队,而对方是威斯康星州的贝洛伊特市队。

“我使你厌烦了吧?”

“没有。只是不明白那两个地名的喻义。等你愿意的时候可以解释给我听。请继续说下去。”

“你冲进了城,而某个冠冕堂皇的笨蛋却下令在我们头顶上方搞轰炸。轰炸任务可能早有安排,一直没有取消。在未得到证实之前只能这样假设。我给你讲的只是大致的情形,最好不要讲得太具体,普通老百姓无法理解,你也一样。

“这次空袭没起多大作用,女儿。因为或许你还无法在这座城市站稳脚,那时候你剩下的人太少;你还得从废墟里往外挖人,否则就要把他们留在废墟里了,对于这个问题有两种主张。上面命令说要强行攻下这座城市。他们再次重复了这一点。

“这是那位穿着军装的政治家坚决批准的,虽说他这辈子从没受过伤,也没打死过人,只需拿着话筒说说话或是在文件上写写字。如果你愿意,不妨把他想象成我们的下一任总统。随你把他想象成什么都行。不过还是请你想象一下他和他手下那批庞大的工作人员,他们离前线如此遥远,用信鸽与他们保持通讯联系看来是最快捷的方法。只是他们在为自己采取诸多安全措施的同时,也许得留心别让高射炮击中了那些鸽子。如果炮火射得准的话。

“于是,你得再次发起进攻。我会告诉你后来怎么样。”

上校望着天花板上不断变幻的光线。有一部分光线是运河河面的反光。这光线奇特而又平稳地波动着,变化着,好似一条有鲑鱼在里面游弋的溪流,但它总停留在原处,随着阳光的移动而变幻。

然后他看着他心爱的美人,她那不可思议的大孩子似的黝黑脸庞使他心碎。他得在午后一点三十五分前离开,这是确定无疑的。他说道,“我们别再谈战争了,女儿。”

“求你,”她说。“求你了。我这一个星期都得想它。”

“那真是短期服刑。我说服刑是指监狱服刑。”

“你不知道在你十九岁时,一星期的时间有多长。”

“有好几次我知道一小时有多长,”上校说。“我还可以告诉你两分半钟有多长。”

“请告诉我。”

“在什尼埃菲尔战役和这次战役之间,我到巴黎休假两天。由于和一两个人的私交,我有幸出席了一个会议,出席者都是有资历的和可靠的人物。沃尔特·贝德尔·史密斯[沃尔特·贝德尔·史密斯(1895—1961),美国陆军上将、外交官及政府官员。1942年9月被任命为欧洲战场的参谋长及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参谋长。]将军向我们讲解后来被称为‘赫特根森林’的战役是如何易如反掌。那次战役并不全在赫特根森林展开。那个地方只是整个战场的一小部分。那个地区叫施塔特瓦尔德,德国最高统帅部决定在亚琛失守、进入德国的通道被打开缺口后在那儿开战。我没让你听得厌烦吧?”

“你永远不会使我厌烦,打仗的事也一点不会使我厌烦,除非你编谎话。”

“你真是个不可思议的姑娘。”

“是的,”她说。“我自己很早以前就知道了。”

“你真的喜欢打仗吗?”

“我不知道自己行不行,如果你肯教我,我愿意试一下。”

“我永远也不会教你。我只给你讲些奇闻逸事。”

“讲些国王死去的悲伤故事。”

“不。他们被称作GI[government issue的首字母缩写,意为“美国兵”。]。上帝,我多么痛恨这个叫法,而人们又总是这么叫着。他们只会读读连环漫画。所有的人都从那种鬼地方来。大多数人并不情愿,当然不是所有的人。可他们都看一份叫作《星条旗》的报纸,你应该设法让你的部队出现在那张报纸上,否则就会被人认为是个失败的指挥官。我经常是个失败者。我也试过用友好的态度对待记者,出席那次会议的确实有几个很出色的记者。我不提他们的名字了,因为可能会忽略某些优秀分子,这未免有失公正。那些优秀记者我没全记住。出席者中有些是逃避兵役者,也有的是骗子,明明只被一块碎弹片擦破了皮,就声称自己受了伤,还有遇到汽车意外事故也佩戴紫心勋章的人,还有政府里的消息灵通人士、胆小鬼、说谎者、窃贼和靠打电话在政治上发迹的人。在这个简要介绍中有一些死者没提到。这次战役也是死了人的,占很高的比例。但是死去的人是不会来出席会议的。那里还有女人,穿着漂亮的军装。”

“你怎么会和其中一个结了婚?”

“我告诉过你,我犯了错误。”

“说下去吧。”

“房间里到处是地图,多得连上帝在效率最高的一天里也看不完,”上校继续说。“有大地图,中号地图和特大号地图。所有的人都装出很懂的样子,像小孩拿着教鞭那样,手里捏着一根没用的台球棒似的东西作讲解。”

“别说粗话。我不懂‘没用的’是什么意思。”

“缩短了的,或是缩小了的,表现出某种不称职的状态,”上校解释说。“这种欠缺可能指器具,也可能指人,这是一个古老的字眼,在梵语中都能找到。”

“请说下去。”

“为什么要说?为什么要通过我的嘴使这些耻辱永存下去?”

“如果你愿意,我就记录下来。我会真实地记下我听到的和想到的一切。当然,免不了也有些错误。”

“假如你能真实地记下听到的和想到的一切,那你实在是个幸运的姑娘。但是我告诉你的事,一个字也不准记。”

他继续说:“那儿挤满了记者,衣着穿戴全凭个人爱好。有的玩世不恭,有的充满急切渴望。

“为了严密监视他们,也为了控制那些拿着指示棒的人,有一群挎枪的家伙在值勤。我们把从不打仗却穿着军装的人叫作挎枪的家伙,他们那身军装可以称为戏装。每当武器不小心碰了他们的大腿,他们那玩意儿也会竖起来。顺便说一下,女儿,我说的武器不是那种老式手枪,而是真正的手枪,但打起仗来,它比世界上任何一种武器的命中率都低。你可千万别让人送你这种东西,除非你想在哈里酒吧用它敲别人的脑袋。”

“我从没想过要敲别人脑袋,也许安德烈亚除外。”

“如果哪天你想敲安德烈亚,得用枪筒敲,别用枪把敲。用枪把敲手感迟钝,容易落空,即使你打中了,把枪抽回来时也会把手撞出血。不过请不要敲安德烈亚,因为他是我的朋友,而且我认为他不会那么容易被击中。”

“是的,我也这么想。请再说一些那次会议,或是与会者的情况。我想现在我能一下子认出挎枪的家伙。不过我还是乐意被人彻底检验一下,看看是否合格。”

“挎枪的家伙们对自己的枪法沾沾自喜,正等着大将军来讲解军事部署。

“记者们有的轻声低语,有的唧唧喳喳,那些比较有头脑的则闷闷不乐,或是勉强摆出高兴的样子,所有的人都坐在折叠椅上,就像在肖托夸教育集会[19世纪后期及20世纪初流行于美国的类似暑期学校的活动,常在野外举行,包括报告会、演戏、音乐会等,因始创于纽约州的肖托夸地方而得名。]上听课一样,很抱歉,我又说了本地术语,可我们就是本地人。

“将军走了进来,他不是挎枪的家伙,但是个大商人,优秀的政客,善于经营的典范。军队当时是世界上最大的商行。他拿起那根无用的指示棍,充满自信、丝毫没做任何失败的准备,详细地向我们说明这是怎样一次进攻,我们为何要组织这次进攻,以及如何就能轻而易举地取胜。没有任何问题。”

“说下去,”姑娘说。“我来把你的酒杯斟满。你看看天花板上的亮光。”

“斟满吧,我看看这亮光,然后再接着说。”

“这是个使用强行手段推销的商人。我这么说并无不敬之意,而是赞赏他的才能,或是他的禀赋。他说凡是需要的条件我们都已具备,什么都不缺少。那个被称作盟军最高司令部的组织,当时设在巴黎附近的城市凡尔赛。我们将向亚琛的东面进攻,那儿距大本营三百八十公里左右。

“一支军队可能很庞大,但可以紧紧地靠拢前进。最后他们终于到达兰斯,离战场还有二百四十公里,但那是好几个月以后的事了。

“我很明白大实业家有必要避免与工人接触。我也知道军队的规模和各种存在的问题。我甚至熟悉后勤的工作,那种工作并不难。但是历史上没有一个统帅离前线这么远指挥战斗。”

“给我讲讲这个城市。”

“我会讲给你听,”上校说。“但我不想让你难受。”

“你从没让我难受过。我们这里是个古老的城市,也总是有人去打仗。我们尊重他们胜于尊重其他一切人,我希望我们能对他们有些了解。我们也知道他们这样的人挺难相处。通常女人们都觉得他们很讨厌。”

“我使你讨厌吗?”

“你怎么看?”姑娘问。

“我腻烦自己,女儿。”

“我认为不是这样,理查德,如果你对生活感到厌烦,你就不会在一生中做那么多事了。请别对我瞎说,亲爱的,我们只剩下一点点时间了。”

“我不瞎说了。”

“难道你不明白,为了排除内心的苦闷,你该把事情都讲给我听?”

“我知道我要告诉你。”

“可你难道不知道,我希望你死的时候能有一种宽容、愉快的心境?噢,看我胡说些什么。别让我胡说八道了。”

“我不会了,女儿。”

“请再给我讲一些,你想怎么痛苦就怎么痛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