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中国的男人和女人 » 中国的男人和女人全文在线阅读

五寻找男子汉

关灯直达底部
    也许不能不承认,这几年“寻找男子汉”的结果,多少有点让人尴尬。

    上海人首先表现出一种无可奈何的态度,他们苦笑着对自己的男同胞进行了自嘲。1991年,上海电视台制作了《海派丈夫变奏曲》的节目,其主题歌可以视为上海人“寻找男子汉”的答案:“男子汉哪里有?大丈夫满街走。小李拎菜篮呀,老王买煤球;小张拿牛奶呀,老赵买酱油。妻子吼一吼呀,丈夫抖三抖!工资奖金全上交,残汤剩饭归己有;重活脏活一人干,任打任骂不还手。”这可真是令人哭笑不得。你们不是要寻找男子汉吗?对不起,没有!

    幸亏,就在上海的男人们灰溜溜垂头丧气的时候,上海的女人们却对他们表示了支持。女作家王安忆公开坦言,对她的北方朋友大骂“提篮买菜讨价还价的小男人”不以为然。她指出,夫妻生活是很实在又很平凡的事情。“须男人不到虎穴龙潭抢救女人的机会似乎很少,生活越来越被渺小的琐事充满。”所以“男人的责任如将只扮演成一个雄壮的男子汉,让负重的女人欣赏爱戴,那么,男人则是正式的堕落了”(《总是难忘》)。

    王安忆的话是值得深思的,这其实也是我们将来要讨论的一个问题:什么是真正的男子汉?真正男子汉的特征,决不仅仅只是高大的身材,宽厚的肩膀,棱角分明的面容和浑厚深沉的嗓音,或者满不在乎、一掷千金的“派”。一个男人,如果仅有这些表面“阳刚”的东西,却把生活中不可承受的一切都交给女人去负担,那才真是银样蜡枪头,中看不中用。

    何况上海的女人也确实应该为上海男人被看作或说成“小白脸”负一些责任。正如杨东平在《城市季风》中所指出,上海男人的形象其实有一多半是上海的女人设计和塑造的;而她们在进行这种设计和塑造时,有不少人又总是企图按照小家碧玉的审美理想,以月份牌和裁剪书上那种光洁温柔、甜嗲香喷的男人为模式,把她们的丈夫打扮成“漂亮的大男孩”。她们既然喜欢这样的“大男孩”,那么上海的男人就有理由去继续当他的“大男孩”。因为要嫁给这些“大男孩”的,毕竟是上海的“嗲妹妹”,而不是对此嗤之以鼻的北方“假小子”。

    再说,上海的男人又是多么地善解人意和会做家务,多么地体贴温柔和乖巧听话啊!所有这些,北方的“大老粗”有吗?

    如果说,上海的男人在“寻找男子汉”的过程中,表现了一种“自嘲”和“无奈”,那么,北京的男人们,便多少有点“做戏”和“造假”。

    的确,自古燕赵多悲歌,华北大平原上从来就不乏勇士、壮士和烈士。然而,今天的“北京男子汉”中,也有不少其实是“冒牌货”。他们或者摹仿日本影星高仓健的不苟言笑“玩深沉”,或者摹仿王朔小说中的人物油嘴滑舌“耍无赖”,再不然就是像江湖上卖大力丸的那样“练把式”。根据起来,无非粗、痞、狂、俗、侃五个字。

    粗,包括外形的粗犷和言行的粗鄙。具体地说,就是“一米八的个儿,满脸络腮胡,牙缝里夹着韭菜叶,胳肢窝火臭”,或者“剃着光头或板寸,一身狂气或匪气,一开口:‘操’!”为了这份粗,其中甚或有故意不洗澡或贴假胸毛的。

    痞,主要指一种大大咧咧、吊儿郎当、满不在乎、玩世不恭的人生态度,以及故意亵渎神圣、挑衅传统的生活态度。他们甚至对自己的活法和事业也进行调侃和贬损,比方说,“玩深沉”、“玩潇洒”、“玩电影”、“侃哲学”、“练一本辞典”等等。

    狂,就是什么人都不放在眼里,什么事都不放在心上,什么出格的话都敢说,什么冒险的事都敢干。比方说,按照他们的逻辑,在某个豪华体面的场合故意不修边幅,不是“掉价”,而是“拔份儿”;又比方说,放肆地嘲笑和耍弄领导,在警察那里招惹是非,也不是“犯混”而是“像条汉子”。相反,胆小怕事的“松货”、不敢抗争的“软蛋”和优柔寡断的“面瓜”,都被视为没有“男人味”。

    俗,主要是要扫除“假正经”的“酸气”,因此故意和“雅”作对。所以这个俗,不是市井小民的庸俗,而是江湖好汉的粗俗,是与大雅相对应的大俗,是一种“平民包装的贵族派头”。它不仅意味着可以骂粗话,更意味着用最通俗平常的词汇说出并不简单平庸的内容,而且有一种独特的艺术性。比如“练摊没本,当官没门,出国没钱,走私没胆,想当老板缺心眼儿”等等。可以说既俗得可爱,又俗得高雅。当然,有些创造天分的不多,更多的只是跟着起哄,不过满嘴都是诸如“狂嘬”、“海聊”、“侃爷”、“傍家”之类的词儿,或者也跟着别人,在自己的圆领衫上印一行字:“我们是害虫。”

    侃,包括“侃山”和“调侃”。老话说:“京油子,卫嘴子,保定府的狗腿子。”一个不会侃的男人,在北京是不大被当做男子汉看待的。不会侃的“没嘴葫芦”有似于上海的“阿木林”。不过上海人精在心里,北京人油在嘴上;连他们的谈情说爱,也充满“侃味”,谓之“幽默骗取好感,宏观畅谈人生,痛说革命家史,单刀直取目标”。然而还真有因此而成功的。关于这些,杨东平的《城市季风》中多有描写,不妨参看。

    把粗、痞、狂、俗、侃当做男子汉的一种标志,虽然未免多少有点“反文化”的味道,但其实是有着它的文化背景的。这类“男子汉”的原型,其实就是前述江湖好汉或绿林英雄一类人物。这类英雄好汉,也差不多都有粗、狂、俗等特征。比方说武松人高马大,史进一身花绣,李逵黑不溜秋,是粗;扬言“一对拳头专打天下硬汉”、“天王老子也不怕”、“便是当朝太尉来了也戳他几个透明的窟窿”,是狂;开口闭口“洒家”、“这斯”、“撮鸟”、“打甚至鸟紧”,是俗。不过他们一般不痞,也不侃。侃是北京的“地方特色”,痞则多少有些“时代特征”。

    因此,不管怎么说,这种对“男子汉”的设计,便多少有了试图塑造“有中国特色”男子汉的意味。尽管设计者们未必自觉,也尽管这种设计未必成功,但较之一味崇拜高仓健、史泰龙、施瓦辛格和阿兰德龙等洋影星而言,却似乎更值得肯定一些。因为这毕竟是试图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借鉴和原型,以便塑造咱们中国自己的男子汉形象。

    然而,这种设计却又是大成问题的。首先,所谓江湖好汉或绿林英雄是否果真就是“中国男子汉”的标准类型,就值得商榷。江湖文化毕竟是一种亚文化、俗文化,它既无法代表中国文化的正宗,也无法代表中国文化的主流,何况它自身也有许多不良倾向。以此为原型、为基点、为榜样,先就不妥。

    其次,即便这些英雄好汉果真就是中国古代男子汉的标准形象,一味地摹仿也成不了什么大气候。如果自身缺乏足够的文化底蕴,那么,无论是学古英雄,还是学洋明星,学来学去,都只能学点皮毛。不是只学到了高仓健的不苟言笑,便是只学到了黑旋风的满嘴脏话,或者把阿兰德龙的潇洒幽默变成了耍贫嘴,把浪子燕青的机智灵活变成了耍滑头。

    事实上,这类“新型男子汉”对“传统男子汉”的仿效是相当表皮的,甚至连一些表面的东西也带有“作伪”嫌疑,比如贴假胸毛之类。这又与他们“玩人生”的态度有关。结果,深沉变成了“玩深沉”,潇洒变成了“玩潇洒”,自然、豪爽、坚毅、刚强、侠义等等,都不免带有“玩”的性质。玩,就是游戏,也就是“假”的。更何况还发明了痞和侃。原本就表皮的阳刚被痞气一冲,还有多少呢?不苟言笑的硬派小生结果被发现原来是侃爷,又有几分可信程度呢?

    与北京男性的“痞子化”相对应,上海的男性则向着“绅士化”的方向发展。上海原本就有“绅士传统”。杨东平在《城市季风》中说:“上海的知识男性,或者有教养的上海人,无论是店员、工人,总是衣冠楚楚、彬彬有礼,做事认真可靠,规则有序,具‘绅士风度’。声名赫赫的文化名人,具有海派气质的,则华服革履,头发锃亮,一丝不苟,派头十足。”随着我国的对外开放,随着出国人员、留学人员、三资企业员工和白领阶层人数的增多,这一趋势的势头将有增无减,就连北京也不能免俗。总有一天,雅皮士将取代“具有中国特色”的嬉皮士,成为北京青年的新潮。

    那么,未来北京的“绅士们”,会不会也变成上海那种买办型、职员型甚至小市民型的“贫血”的绅士呢?苟如此,岂非北京的男人,也要“女性化”了?

    也许,这种担心并无必要。因为上海的“绅士”,基本上是以南方“奶油小生”为底本的;而未来北京的“绅士”,却将以北方的“红脸汉子”为底本。西方的绅士风度毕竟是在骑士精神和体育精神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移植到江南小生的身上,便难免得其表而不得其里,有其形而无其神。那么,移植到北方汉子身上,又如何呢?也许情况会要好一些!尽管骑士并不等于侠客,体育并不等于武术,但毕竟总有某些相通或者类似之处。

    但是,我们仍不认为北方汉子或江湖英雄的“绅士化”,就是重塑中国“男子汉形象的”出路,正如“痞子化”并非张扬中国男性阳刚之气的正途一样。在国与国之间距离逐渐缩小,地球变得越来越像一个村落的今天,学习和借鉴外来文化,已是不可避免和不可阻挡的事情。然而学习并不等于照搬,借鉴也并不等于取代。如果用贴假胸毛的方式去照抄西洋绅士形象,那就充其量只能造就一批同样不伦不类的“假洋鬼子”。

    现代中国的男子汉可不该是假洋鬼子。

    在“寻找男子汉”和“重塑男子汉”的浪潮中,有一种现象并未引起足够的注意,这就是“新派武侠小说”的风靡全国。

    新派武侠小说的风靡,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新派武侠小说不同于旧武侠,其区别也是多方面的。但站在本书的立场上,我以为它们新就新在打破了“有英雄就无爱情,有爱情则无英雄”的旧格局,把英雄传奇和爱情传奇融在了一起。在不少新派武侠小说的“经典之作”中,男女主人公都以既全然不同于旧江湖武侠,又全然不同于旧才子佳人的崭新面目出现。在这些作品中,无论男侠抑或女侠,只要是作者所欲肯定者,都差不多是既侠义果敢,又温柔多情,既武艺高强,又风流潇洒的。正所谓“一个是温柔美婵娟,一个是词翩翩美少年”,一个“拔长剑,跨神雕,心系佳人路迢迢”,一个“挥柔荑,斩情缘,玉洁冰心有谁怜”,真不知倾倒了多少中国当代的读者。

    无论这些新派武侠小说的作者当时初衷如何,他们都有意无意地为中国当代男子汉形象的重塑,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模式。至少是,他们都看出了中国古代文艺作品中那三类男性形象的不足:白面书生太柔弱,江湖好汉太粗野,而忠臣孝子又太虚伪。柔弱让人气闷,粗野让人遗憾,虚伪则让憎恶。于是他们便以真情代其伪善,以刚勇壮其弱骨,以儒雅去其蛮野。一个男子,如果既真诚又刚勇,既英武又儒雅,懂得爱女人也被女人爱,难道不是最完美最理想的男性形象?

    因此,我就常常怀疑,新派武侠小说的成功,其原因之一,没准便正是恰好暗合了“寻找男子汉”或“重塑男子汉”的时代潮流。

    当然这决不是说,中国未来的男子汉,或中国理想的男子汉,就是郭靖、杨过、楚留香、谢晓峰一类人物。苟如此,也未免太滑稽了。但在这些人物身上,我们也未尝不能得到一点启示,那就是:他们应该是刚柔兼济、文武双全,既有传统美德又有现代风采的新男性。

    事实上,如前所述,中国古代的男性,并非果真就像小说、戏剧中描写、表现的那样或窝囊无用,或冷酷无情,或虚伪无骨。比方说,历史上的刘备,就未必那么好哭;现实中的宋江,也未必那么善跪。相反,像模像样、可歌可泣、英气勃勃、令人喜爱的杰出男性和风流人物,可以说是史不绝书。尤其是宋以前,更如此。从先秦至盛唐,我们民族,真可谓英雄辈出。不少杰出男性和风流人物的名字,我们中国人都耳熟能详。他们或多才,或多艺,或多情,或多谋,或英武,或刚烈,或耿直,或侠义,或折冲樽俎,或挥戈反日,或“崛起蓬蒿,布衣而卿相”,或“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真是何等令人神往!可惜,宋以后,这样的人物已日见稀少。即便有些凤毛麟角,也嫌“成色”不足。甚至连带“老前辈”们,在舞台上也越来越“不像样子”。只要将宋以后小说、戏剧中的历史人物和史书上的记载比较一下,就不难看出其中的微妙。要言之,宋以前的中国男人,大体上还是很像男人的。宋以后,对不起,就不大像了。到了明清,简直就每况愈下,作为其缩影的大观园里,不是贾政那样的“僵尸”,就是贾赦那样的“蛆虫”,最好的男人,也只不过是宝玉那样的女性化哥儿。

    这里面的原因当然十分复杂,但重要的原因之一,则是封建礼教的制度化、定型化和心理定势化。封建礼教包括两方面的内容:阶级的压迫和性别的压迫。阶级的压迫使男人不再阳刚,性别的压迫则使女人灾难深重。于是,就男性方面而言,一部宋史就是不断地吃败仗、撤防、割地、赔款、送礼、求和、南迁和拿女子做牺牲品的历史。这一历史演到清末,就在鸦片战争中达到“高潮”。就女性方面而言,从宋元到明清,则是贞节观越来越被推向极端、自主权越来越丧失殆尽的历史。这一历史演到民初,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吃人”。要之,宋以后的男人已不大能压迫别的男人,便只好去压迫自己的女人。只会压迫女人的男人当然不算男人。其结果,宋以后的男人并未因其对女人的压迫而更像男人,反倒是,作为现实的“镜像”,他们在文艺作品中成了躲藏于女人羽翼之下的窝囊废,作为宋史演义的《杨门女将》便是最典型的例子。

    显然,要重塑中国的男子汉形象,就既有正本清源的工作,又有拨乱反正的任务,关键是如何塑造新中国人。这当然又是一个太大的话题,我们打算留到本书最后一章去讨论。因为在这里,还有一系列作为前提的问题需要讨论,其中就包括女性问题。“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如果女人不像女人,那么男人也很难会像男人的。更何况,在中国,男人不但是女人生育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女人教育和培养出来的。

    那么,中国的女人又如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