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如此，离开这里也不是那么容易。想要彻底摆脱你的童年，永远都不是件容易的事。1959年，当时13岁的伊娃·霍夫曼（Eva Hoffman）全家从波兰移居到加拿大。波兰在她的脑海深处留下了永远无法抹拭的记忆。“那个我童年时代生活的国家始终活在我的心中，那是一种爱的体现。”多年后成为作家的霍夫曼如此写道，“我的语言、认知、声音和性情都是在它的环境下养成的，它使我的生活绚丽多彩，它教会了我如何面对现实中的困苦，它就像我的初恋一样。那些爱是我永远都无法在别处重拾的。没有哪种地理环境、没有哪种空气中的薄雾可以像我第一眼见到的那些一样，生动地活在我的心中，令我全身心地、毫无保留地爱上它。”
埃丽卡还是在9月初去了丹佛，在那里为自己找了间宿舍。
丹佛大学这样的高等学府中充满了不平等。在名义上，不论申请人的家境如何，学校的大门向所有人公平敞开。他们会为那些付不起学费的学生提供慷慨的经济资助。而实际情况是，那些非社会中上阶层的人早已被淘汰在这场竞争之外。为了满足入学要求，学生们需要大大提升他们的文化修养，而那些能够在家中阅读，拥有家庭教师、教练和课外督导的学生，从一开始就占据了巨大的优势。
丹佛大学给了埃丽卡一个接近富人、了解他们之间如何相处的机会。她学会了这些人的社交方式，如何与人寒暄问候，如何跟人上床，当这种文化圈子里的男生想和你上床时会说哪些话，当这种文化圈子里的女生想回绝追求者的时候该怎样讲。丹佛大学就像是一个文化大熔炉。埃丽卡当初来的时候还不明白这句话，但她却在丹佛大学收获了一种被伟大的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称为“文化资本”的东西——那些可以使你融入上流社会的品位、观点、文化参照以及交谈风格。
事实上，让埃丽卡感到震惊和缺乏信心的并不是这些学生的富有。她发现自己很看不起那些弄坏自己的宝马车后第二天就能让家人送来一辆捷豹的人。真正使她震惊的是同学们的知识。埃丽卡在“学园”里刻苦努力学习，为自己能够考入丹佛而作准备，而她的同学们从他们出生之时就已经开始作准备了。他们去过阿金库尔战役的遗址，游历过中国，某年夏天还去过海地的学校支教。他们知道劳伦·白考尔，知道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在哪里上过学。他们好像知道教授提及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当教授谈起莫特·萨尔或汤姆·莱勒的时候，他们全都会心一笑。他们知道如何组织论文的结构，而埃丽卡却对此一窍不通。当她看着眼前的这些同学，再想到那些在商场里打工、在大街上闲逛的社区朋友时，埃丽卡觉得她的朋友们和这些丹佛同学的差距不仅仅是大学的4年，他们将永远落后于人。
埃丽卡选修了经济、政治科学和会计类的课程。当有客座讲师造访的时候，她就会到商学院去旁听。埃丽卡非常讲求实际，她听的课都是她认为会对自己有实实在在帮助的，但是这些课程也对埃丽卡造成了一些困扰。在某些课堂上，埃丽卡得知，从经济学和政治学的角度来说，所有人类都是大同小异的，无论文化差异如何，如果你将一定的诱惑摆在人们面前，无论他们的文化背景如何，都会做出可预见的受法律制约的理性的反应。
而这正是社会科学之所以是一门科学的原因。如果行为不受普适规律制约的话，就没有量化标准模型可言了，而这门学科也将失去其前瞻性意义。那样的话，一切都将模糊茫然，人们的主观性只能受环境驱使。
在埃丽卡的成长环境中，很多人面对诱惑的反应方式并不像教授所讲的那样具有可预见性。在利益面前，她的许多朋友纷纷选择从高中退学。他们中的很多人总会作出一些莫名的决定，或是因为毒瘾、精神疾病以及其他原因而无法作出决定。此外，文化差异在她的生活中确实产生了异乎寻常的影响。在她看来，真正重要的是人要有自知之明。人们对自我的定义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他们所处的环境，以及他们应对环境的方式。而她所学习的课程似乎对这一方面只字未提。
所以尽管埃丽卡已经制订了很好的计划，但她还是为另一种学术领域所吸引。她并没有放弃所有的工商管理预科课程，但她觉得这些课程还不够。她发现自己完全为人类学着迷。她想要研究文化之间的差异，想要研究不同的文化会发生怎样的冲突。
乍一听，这样的研究方向对于一个雄心勃勃想要有所成就的学生而言未免太过不切实际了。不过，埃丽卡拿出她一向的作风，迅速为之制订了战略性的计划。她的全部生活一直都处于各种文化冲突当中——墨西哥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冲突、中产阶层文化与社会底层文化的冲突、贫民窟文化与“学园”文化的冲突、街头文化与大学文化的冲突。她已经知道不同的文化汇合到一起将会产生怎样的结果。在这个越来越全球化的社会中，这一门知识可能哪天就会派上用场。在大学里，她会学到一些公司如何营造成功的企业文化，另一些公司为何会在这方面失败。她还会学到那些全球化的大公司如何应对文化多样性的问题。在遍地是工程师和金融人士的商业世界里，对文化的了解会成为她独特的优势。社会上总是需要这样的人才。毕竟，人们认识几个出身于贫民窟的、拥有中墨两种文化背景的女版“拼命三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