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音乐时代
我爱音乐，曾做过十年贝司手。事隔经年，回想起做音乐的时代，恍如隔世，也早已被我签了失败的封条，打入记忆的冷宫。总结音乐给我留下过什么好的结果，也有两条：一是它造就了一个比较懂行的听众；二是音乐让我知道，感性和规律都是那么重要。
那些在不同时节听过的歌，会在另一年的同样的温度里想起；在不同地点听过的歌，后来竟会在音乐再起时想到那个地方。
“音乐是人类最美的梦”。音乐与情绪的连通性，我一向认为是艺术形式中最高的。音乐起时，一串鼓点、几声吉他清音撩拨，或是歌手一声呼号，马上把人情绪拉起。一首好歌数分钟的拍打揉捏，心肝脾肺肾俱已服帖。反过来，倒是难以想象人们会在一幅画前手舞足蹈或如痴如醉，如果是，可能多半是事先听惯了宣传，知道它特别有名或价格不菲。
玩乐队那些年的我，豪气冲天，扑向音乐的怀抱觉得找到了自己的终身事业，认定可以死在它怀里、可以死在舞台上。十年下来，不用总结，就知道是被音乐玩了的历史。说实话，心中还是有诸多不忿的，自己投以最青春的年华而并未实现最初的理想，觉得音乐有点对不起我。所谓理想，无非是“出专辑”、“吃上音乐饭”之类。做着什么却不吃那个饭，在中国人的观念里好像是无法接受的。那些陪着孩子去练小提琴、钢琴的，恐怕没有几个是只求修养、不求依靠的，可能不少家长是把自己的梦想加在了孩子身上。十几年前，无奈地与音乐挥别，也与镜子里那个转眼就挥霍了青春的小伙子沉痛作别。
希腊悲剧作家欧里庇得斯说：“出生在一座著名的都市里,这是一个人幸福的首要条件。”我挺认同这句话的，环境与机遇对人的成长作用重大。像我，生在父亲的农村老家，长于乡镇、小县城，出门读书才到了一个小城市。父母都略通音律，父亲会拉二胡，母亲会吹笛子、会弹点风琴，我在小的时候算是有一点音乐启蒙。上大学后才接触吉他，自是喜欢得要命，勤奋练习。那时全国各地摇滚风潮正劲，我也拜了市里最牛的吉他手为师，又阴差阳错地被吸收到老师的乐队里当贝司手，并跟着到处演出、走穴，也去过闽南干歌厅挣“花篮”，自己好像已然吃上了音乐饭。由于不满足那种天天伴奏《爱拼才会赢》的生活，又只身跑去厦门拜名师学琴，随后又跑到北京上摇滚学校。再后来带着音乐梦南下广州，加入当时风头正劲的摇滚人王磊的乐队弹贝司……种种经历，转瞬十年，后来再看，都是过于折腾了。这些对于小地方成长过来的人，作为人生经历虽够丰富，但始终是缺少更多的文化理念上的见识的。同时，也没有更好的格局规划，只是缺钱找钱，缺艺拜师。认为苦练便是音乐的秘籍，想的是自己能成一块什么料，能有个什么用，而始终离悟道甚远。等到一步一步走到较大城市、大都市，又发现时间已被活生生地花费掉了。
特别是我到了广州后的几年，互联网开始普及，大量学习资讯可以从网上获得，并且是难以想象的丰富。
当年我为了学琴，在厦门的老师家打地铺住着，包揽了一切家务的同时在那里拼命地练啊、问啊，恨不得能一直在那儿边干活边学习。在北京学琴时，几个同学挤在一个小屋里，天天为吃方便面能配点什么发愁。到头来，带回去的也就几本复印的初级资料和几盘翻录的国外教学录像带。回到安徽后，连个录像机都不好找。一次，好不容易找到有录像机的人家，就带了录像带去看，又不好意思打扰人家太久，就用随身听录音机对着电视机把声音外录下来。就这样一直听那干瘪的录音，录像带也几乎没看。回顾我的练琴史，用的所有资料也就那几盒录像带。
总之那是一个技术资源和智力资源都缺乏的时代，而且恰恰是尾声，而且恰恰我在。在我之后一代的乐手，已经可以在网上轻松下载音视频教材、演唱会现场、大师访谈等等。客观地说，我在积贫积弱年代奔波十年的路，新人们完全可以在两三年内走完，并完全有可能做得更好。
到广州之后，曾跟几个老外一起组乐队做酒吧。发现他们的音乐素质高过我很多，键盘手抱起贝司也弹得韵味十足，鼓手拿起吉他也弹得飞扬跌宕。不是妄自菲薄，实话实说，那时候我才了然所谓技术在好的“音乐性”面前是没有发言权的。
好吧，不说丧气话了，好在我们还有二胡。
床底下的旧梦
梦与纪律，是相识一场的音乐留给我的全部。——《清晨的萨克斯》, 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