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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湮没的辉煌》母亲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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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云烟旧事

东家的二婶常说:“我来的时候,福儿还没这桌子高,老是苦着脸叹气。谁问他,也总是那句话:‘我没得老子。’像个小大人似的。”

算起来,二婶嫁过来的时候,我才三岁,依稀记得是坐轿子来的,带着吹打,很风光。远近的人都说,林春讨了个“毛连眼”,盖全村;也凶,比林春大三岁哩。新娘子到底漂亮到什么份上,我已记不清当初的模样了,但直到现在,二婶六十岁出头了,走出来还格铮铮的,可以想见四十年前的“盖全村”并非虚妄。

“福儿”是我的小名,福谐腹,只有遗腹子才用这名字。

遗腹子所感受的是一个母性的世界,至于父亲,只从母亲那里一鳞半爪地听到,说父亲很敦实,不大讲话,乍一看像个“肉头”,但内里却极精到。说得最多的是一次上街卖猪,账房先生把秤砣一抹,手指刚搭上算盘,父亲已脱口说出个数码来了。账房先生那惊诧的目光便从老花镜的下边定定地瞄过来:这个沙包佬,倒看不出……

母亲自说自话的时候,语调中透着落寞与悲凉,一边轻轻地拍打着我的屁股蛋,因为这时我大抵总是钻在她怀里吃奶的。吃奶往往不是由于饥渴,而是一种习惯性的游戏。这游戏一直延续到上学以后,每每放学回来,见母亲正在田间劳作,便迫不及待地扑过去,扑进那散发着温热汗气的怀抱。母亲则停下手里的活儿,极惬意地在田埂上坐下,微微闭上眼睛,任我有滋有味地把乳头吸出响声来,那神态似作小憩,又俨然在静心静意地欣赏一首赞美诗。间或田埂那边有人说:“三嫂,你咋这么容着孩子?回去用胡椒往奶头上一搨,看他还吊不吊了?”

母亲便笑着:“咱不搨,咱不搨,人家吃奶吃到娶媳妇哩。”

我的母亲,似乎只有这时候才会停下来小憩一会,也只有这时候才会展颜一笑。

母亲那怀里总是汗津津的,乳房也日见干瘪,一家五口,生活的负担太沉、太沉。祖父八十多岁,眼睛已近乎全瞎。我和姐姐都不到十岁。另外还有一个大哥,解放初期,他正读师范二年级的时候,却因病辍学回家。他得的是肺结核,在当时是不治之症。大哥极聪明,文章和字都很出色,心气又高,得了这种病,内心的烦闷是可以想见的,因此,便每每无端地在家里发脾气。母亲总是赔着小心,不声不响地收拾摔碎的碗瓷,间或说一句:“你身体不好,歇着点,别发躁。”发完了脾气,大哥便一个人躲进房间里,捶自己的头,偷偷地哭。他是1960 年初夏离开这个世界的,母亲把家中的杉木大门脱下来,给他做了一口棺材,葬在父亲身边。大哥是属鸡的,享年二十八岁。

大哥死后,母亲常常会自言自语地反躬自省:“如果当初让他娶了冠珍,或许就不会……”

冠珍是邻村的姑娘,在我记忆中是高高的、瘦瘦的,极文弱的样子。有一段时间,大哥和她好上了,但母亲竭力反对,她知道,大哥这种病结了婚会越发加重。记得有一次傍晚时分,我放学回来,见家里的气氛有点异样,朝房里一看,原来是冠珍来了。那阵子大哥正发病,躺在床上,冠珍坐在床边,拉着大哥的手,似乎也不在说什么,只是相互看着。母亲冷着脸,在院子里吆鸡打狗的。不一会,冠珍走了,大哥从房里挣扎着冲出来,雷鸣电闪地发作了一通,当然又摔了东西。不久,冠珍嫁给了本大队的一个军官,随军到广东去了,大哥也日见暴戾颓唐,终至一病不起。

有人看见,大哥死去的那年深秋,冠珍回来探亲,一个人来看望过大哥。寒烟衰草,落叶萧萧,冠珍在大哥的坟上徘徊了许久,走的时候眼睛红红的。

眼下四十岁出头的女人,还可以堂而皇之地称之为少妇的,也不会拒绝各式新潮时装和“霞飞奥丽斯”之类。母亲是三十六岁上生我的,可是在我的记忆中,母亲从来便是个老人。她那样瘦小,脸上那么多的皱纹,眼睛一经风便流泪,那是生我的时候,月子里经历了太多的悲伤。她总是忙,晚上也总是很晚才回来。每天,我站在村头的大路边等她,暮色里走来的每一个身影都会撩起我温馨的希冀,可归来的身影又一个个从我面前过去了,他们都不是母亲。在这种百无聊赖的等待中,有时,我便会倚着什么睡去。醒来的时候,往往是母亲正抱着我,用心细细地替我洗脚。灶门口的火光一闪一闪的,映着她那张疲惫的脸。炊烟在茅檐下缭绕,弥漫着玉米粥清甜的气息。

倘若白天跟着母亲一起下田,便可以躺在田埂上,检阅羊群似的白云和浩浩荡荡的蚂蚁队伍;或赤着脚,吧嗒吧嗒地追逐田间的野趣。有时走得远了,偶一回头,见母亲正直起腰身,撩起衣襟擦汗,天空湛蓝湛蓝的,日头明晃晃地照着,那发丝飘零的身影雕塑一般,令儿子怦然心动,看得发呆。母亲一边劳作,间或便要喊一声:“福儿,别走远了。”“福儿,妈挖了花生芽,快来吃。”声音甜甜的,暖了儿子的心。但有时,那喊声也会变得粗暴:“福儿,要下雨了,快回去。”我一看,果然天边正涌上一堵乌云,太阳也黯淡下来。我不走,要跟她一起回去,母亲便板起脸:“一个人回去,妈干活哩。”

雷阵雨,说来就来,追着我的脚步扑到门前,闪电撕开混沌的雨帘,天地间一片惊心动魄的破碎声。在这一瞬间,我突然想到了母亲,想到她会不会被雷打死,我惊恐至极,哭喊着扑向暴风雨……

结果是,母亲抓小鸡似的把我从村头的泥水中掳了回来,铁青着脸问:“别嚎丧,这么大的雨,谁让你往外跑的?”

我边“嚎丧”边申述:“我怕,外面响大雷哩,我怕妈被雷打死了……”

母亲就如融化了似的向我倒过来,将我搂进怀里:“乖,别怕,雷不会打妈的。”她紧紧地搂住我(那怀里冰凉冰凉的),面颊上潸然而下的,不知是雨水还是泪水。

母亲虽然个头不高,但干活很麻利,特别是点种、收割、打场之类,更是全村的“一把手”,人家都喜欢请她帮工(那时候还没实现合作化)。我也喜欢,因为她去了,我可以跟着去“吊桌子”,特别是收种季节,阔气点的人家说不定要买肉的。我去了,妈不让我上桌,只坐在下面的小杌子上,桌上“请”起来了,妈就把她的那块肉搛到我碗里,自己则埋头扒饭。一般“请”过三巡,肉碗就空了,妈便倒几口肉汤泡饭,她说肉汤泡饭实在比肉好吃。有时“请”过三巡,碗里还漂着零星几块,大家都叫母亲吃掉,她却从来不吃,说是肉汤太油,也不肯搛给我吃。

我家也请人帮工,但从来舍不得买肉,即使是过年,也只是除夕晚上才能吃上一回。正月里,别人家的孩子都出去走亲戚拜年,欢天喜地,小皇帝似的。母亲却从不让我出去。我总是埋怨没有七大姑八大姨的,母亲的娘家也绝了,连个舅舅也没有。后来才慢慢悟出来,原来是母亲怕礼尚往来,我们去人家拜年,人家也自然要到我家来的,正月里的头几天,桌上没有肉和鱼不好看。因此姑妈家的几个表哥每年都到正月底才来拜年。表哥来了,母亲便说:咋不早点来?天天都在瞟哩。她把藏在坛子里的炒花生和爆米花捧出来,还有过年留下的拳头大一块咸肉,母亲把它切得很薄,盖在咸菜上炖得油汪汪的,大家吃得很香。

大约在1956 年前后,因为一场纠纷,我才知道我有一个很不简单的外公。那一阵家里似乎很亢奋,大哥更是频繁地出门找人。晚上,还关起门来,叫我给磨墨,让他写什么状子。大哥写字很格局,正襟危坐,腰杆挺得很直,先握着笔屏气凝神,作沉思状,然后抬起肘子,洋洋洒洒地一挥而就,写好后略改几个字,轻轻复念一遍,很自得的样子。母亲则站在一旁,老是说着那句话:“当初他可像只乌眼鸡似的,看不得咱家那七亩好水田哩。”或“你外公的消息传回来,他关着大门喝酒,尸也不肯去收。”

后来我渐渐明白了,原来外公是个浑身带着光环的革命烈士,1927 年的党员,担任过县委的军事部长,是我们这一方的风云人物。前一年,政府发下来一百二十元抚恤金。那时候,一只鸡蛋才三分钱,一个为人师表的小学教员月工资也只有十二元。可见一百二十元是个不小的数字了。但外公有个弟弟——当然算是我的叔伯外公了——却瞒着我们家,独自把抚恤金吞吃了。大哥听到消息,很是义愤,因为母亲是独养女儿,现在外公外婆都已作古,母亲理所当然地是第一直系亲属。她去找叔伯外公交涉,叔伯外公不认账,说他是烈士的弟弟,和烈士一个娘胎里出来的。“姑娘算什么?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何况是个野种,假人假马假到底哩。”所谓“野种”云云,系指母亲是外公抱养的,并非亲生。大哥算是个知识分子,自然懂得一些新社会的政策法规,于是诉诸政府。结果,双方打了个平手,抚恤金利益均沾。最后,当叔伯外公从腰包里抠出六十元钱给母亲时,说了一句很刻薄的话:“拿去,回家给那个痨病鬼打药吃。”

母亲回家以后,没有把这话告诉大哥,但那钱确是给大哥打药吃了。

等我上学以后,每年的清明节,学校照例要组织去祭扫烈士墓的,回校写作文时,一个个情不自禁地从笔下流出“心潮澎湃”“可歌可泣”之类的形容词。是啊,那一页页鲜红的历史,确实有着惊天地泣鬼神的巨大震撼力,而其中最初的几页上,就记载着我的外公。在我那与生俱来的自卑心理的阴影中,外公是一尊辉煌而圣洁的雕像,时时辐射出生命的暖色。

母亲也经常说起外公,但在她心目中,外公却是另外一种形象。她说外公福相好,高个子,大脑门,头发向上梳过去,有时戴一顶直贡呢黑礼帽,很有派头。她说外公能喝酒,会赌钱,人又极“四海”,家中虽有七亩好水田,操持好了也够他吃喝的,但他总是要往外跑,当牛行,当草行,赚大把大把的钱,赚了钱就用,从不藏藏掖掖的。家里时常有三朋四友的来,来了就称肉打酒搓麻将。他这人一辈子都吃香的喝辣的,到哪里也有人请他上馆子。四周围有难解的纠纷,只要他一到,天大的冤仇也烟消云散。母亲说起这些的时候,有一种神圣的崇拜和自豪感。

母亲还说,外公闹共产,是由于跑小路。跑小路就是搞野女人。外公跑小路,外婆从来不问,随他去。但由于村里的一个寡妇,结下了仇人。那家伙也是个狠角色,外公奈何他不得。民国十六年闹共产,外公第一个参加进去,并且第一个把那“小路相逢”的家伙绑在村头的香椿树上,用麦叉活活戳死了。

外公被捕以后,外婆去看望过,当时只要他在自首书上签个字就能不死,外婆劝他认了,好汉不吃眼前亏。外公说了两句话,一句是:“我这人,死就死在一边。”一句是:“你不要舍不得我,我这一世人生,什么样的福也享过,死了没啥抱怨的。”

就在外婆去看望的第二天(民国十八年农历六月十九日),外公被押往刑场,同去的一共五个人,用铁丝穿着琵琶骨连在一起。通往刑场的路很长,在走过一座桥时,外公突然感到不对头,怀疑是要往周益庄去,一年前他亲手杀了周益庄的地主麻乡约(乡约是旧时乡村中管事的头面人物),麻乡约的儿子后来当了铲共团,这会儿就在后面押着他。他怕今天要被挖出心来祭麻乡约,便大喊一声:“横竖是个死!”往桥下一跳,其他五个人当然也一同下去了,桥上一阵乱枪,血水澎湃了半河……

母亲讲述这些的时候,语调平淡而矜持,眼睛定定地望着很远很远的地方,没有激愤,没有悲戚,有的只是那种春蚕吐丝般绵长的思念。我得承认,母亲口中的外公活灵活现,带着虎虎生气和奕奕神采,却又没有烈士墓前介绍的那样辉煌圣洁。我不知道哪一个更真实。

除去一次性的六十元抚恤金,外公的光环对于一个贫寒拮据的农家是黯淡而遥远的。深夜里,我常常会被大哥那喘不过气来的咳嗽和母亲轻轻地叹息惊醒,于是便好一阵不能入睡。大哥的脾气日见暴躁,每当他雷霆震怒时,母亲便对我说:“福儿,别在家里惹你哥生气,到社里玩去。”

社在我家西面不远,有办公室、仓库、粉坊、豆腐坊什么的,很大的一个四合院。我从家里出来了,心里空空的,对一切的玩乐都失了兴趣,只呆呆地看一个小老头写标语。标语是用石灰水写在墙上的。社的院墙很长,那标语自然也长,他写的是:“发扬武松打虎的勇气,唐僧取经的恒心,大禹治水的毅力,愚公移山的精神,为实现农业机械化、水利化、电气化、化学化而奋斗。”老头很专注,一副旁若无人的样子,很少向我看一眼。只有一次,他似乎无意问了句:“你哥这些时有没有发病?”我扭头不答。我这人从小就有一种畸形的自尊,最不喜欢人家问我大哥的病、家中的困难之类,即使那是出自真诚的关怀,我也一概不喜欢。

这老头是本大队的一个地主,很有学问,据说上过大学(也有人说只是高中毕业)。因为有学问,大家便叫他陈先生,解放前就这样叫。那时陈先生不仅家里有百十亩好田,在扬州还开着铺子,在政界也小有影响,和国共双方都有交往,还出面营救过共产党方面的几位要人。陈先生对人很客气,对佃户也不很刻薄,因此,在人们眼里,他和其他地主是有区别的。合作化以后,社里有些写写画画的事,就叫他干。围墙上那条标语,就是他自己独出心裁的创造。不过有人说,陈先生学问虽高,字却蹩脚得很,这是实评,连陈先生本人也承认的。但在我眼里,那字是极好的了,单是那么大,就很了不得。

直到母亲在门前软悠悠地喊,我才蔫蔫地往回去,此时大哥已息了火气,正似看非看地捧着那本商务印书馆的《古文观止》。我看看时机极好,便提出那标语问他。大哥好为人师,又不能常为人师,因此,一遇上这种机会便表现出少有的兴奋。他从武松打虎讲到愚公移山,还有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直讲得头头是道,神采飞扬,苍白的脸上也现出几许红晕。我最初的那点历史文化知识,大概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大哥也说,陈先生的学问是没说的,但字不行。

大哥是个浪漫色彩很浓的人,他对那墙头标语的解释简直近乎神话:“机械化就是什么也不用人动手,庄稼成熟了,联合收割机从田里开过去,前面吃进去的是带秆儿的麦子,后面吐出来的是馒头,还热乎着……”讲到这里,他突然叹了口气,黯然地看着窗外,脸上又渐渐恢复了那没有血色的苍白。

我知道,他大概是想到了自己的命运,自己的病……

一次,我放学回家,陈先生又在村头写标语,我站着看了一会儿,陈先生仍旧旁若无人地专注,我走出不远,有人问我:“福儿,你刚才看什么?”

“看陈先生写字。”

那人脸上现出一种诡谲的笑容:“你不该叫陈先生,该叫他舅舅。”

“你瞎说,我妈姓李,我没有舅舅。”

“你妈是领来的,这个陈先生才是你的亲舅舅哩。不信,回去问你妈。”

我感到蒙受了莫大的侮辱,这个叫陈先生的地主,怎么可能是我舅舅呢?我狠狠地瞪了那人一眼,扭头便走。

当然,我把那人的话对母亲讲了。她呆了一会,说:“挑猪草去!”

于是我便去挑猪草,出村时,远远地躲开了那个写标语的小老头。

此后不久,陈先生迁居扬州。1963 年社教运动中又被遣送回原籍改造。1979 年再度迁居扬州,据说曾担任扬州某区的政协委员,子女也很出息。初时,村办厂有人去扬州办事,上门看望过他。回来说,陈先生见了家乡人很高兴,自己爬阁楼,硬是把床腾出来给客人睡,几个子女都是高级教师,云云。

后来便再也没听说有谁去看望过他。

二、 艰难时世

母亲用家中的那副杉木门板给大哥做了棺材,把原先猪屋里的杨木门卸过来作了大门。杨木很重,开门关门,便“吱儿吱儿”地响,脆生生的很悠扬。每天,那旋律一早便闯入我的梦境,似醒非醒的慵倦中,我闭着眼睛,似看到母亲开了门,一边扣衣服,一边打开鸡窝,让鸡婆争先恐后地挤出来,在晨露湿漉的小院里印下一行行鲜活的“个”字。然后便去河边提水,母亲个子小,提水时必须将身子仄过来,仄过来,头发一直垂到腰际,桶里的水一晃一晃的,把一条裤管溅得精湿。等到她坐在灶门口生火做饭时,我已经揉着睡眼起床了,踉踉跄跄地拎起竹篮走出去。每天早饭前,我得挑满一篮猪草,然后上学。

但有时,那旋律也会失信,等到我醒来时,太阳已照在床头,到上学的时候了。我转了转那杨木门,却悄然无声。母亲一边给我盛早饭,一边说,是她把门窝子里洒了点水,不响了。“这几天考功课,用脑子哩,让你多睡会儿。”

母亲自己不识字,却很看重子女的功课,不管家中多么困窘,她也要让我们读书上进,从低矮的茅檐下走出去,开拓自己的人生之路。

1962 年,我小学毕业,姐姐初中毕业。

那是个饥饿年头,老人们说,天道轮回,恰逢庚子鼠年,天下的粮食都被老鼠吃光了。村头的老槐树被人们从上到下剥光了皮,枯成了一株干柴。阳光下到处徜徉着浮肿病人的影子,一双双眼睛浑黄浑黄的,死鱼一般。一天吃晚饭时,姐姐说,要填报考志愿了,老师知道我们家困难,动员她考师范,因为上师范是供给制,用不着家庭负担。如果上高中,要到离家十几里以外的曲塘去,除去学费,还有伙食费、住宿费什么的。这些先不去说它,光是拿着录取通知书去报到,那一笔钱就供不起。母亲沉吟了一下,问:“师范出来做先生?”“嗯。”“做先生不错了,吃国家粮哩。”姐姐却低头吮着筷子。母亲又问:“你自己呢?”姐姐迟迟疑疑地说:“我想将来考大学,就是……”母亲没有作声,收拾起碗筷到灶上去了,她慢条斯理地洗得很细心,一点响动也没有。洗好了,平静地走过来:“你要考曲塘就考吧,只要考得取,拆房子也让你上。”

在后来的那些年里,姐姐常说,如果当初母亲坚持要她考师范,她也就考了,家中那样难,她没有勇气、也没有理由拒绝。那样的话,可能在某一所乡村小学的讲台上就多了一名女教师,而现在这家工厂的总工程师室里则少了一名机械工程师。决定一个人的命运,有时只在反掌之间。

以母亲的见识,她当然不懂得当教师与工程师的区别,反正都是“吃国家粮”的。但是她懂得多读书总是有好处的,更懂得尊重子女的意愿,而在当时,这种“尊重”却要付出多么艰辛的代价。

家中养了一头猪,一年前抓的,那是全家的希望之星。猪也善解人意,虽然没能吃上一口精料,却得之于四时嫩草的精华,长出了百十斤的架子。自留地上的新麦收打以后,母亲咬咬牙,每天从人的口粮里匀半瓢大麦粉给猪吃,一个月下来,那猪屁股的弧线居然出落得圆润且生动了。全家人便每每围着品头品足,心中充满了憧憬。来人了,母亲便请他们估斤两,都说不小了,一百二十斤是笃定,甚至有说一百三、一百四的。母亲满脸喜气,嘴上却总是不信:“没那么重,我咋总不见它长呢?”“你天天见哩,看惯了。”“我看没那么重。”母亲虽这么说,脸上却越发神采明艳。

经过不知多少人的估看之后,母亲开始筹划卖猪了。卖猪是欢欣鼓舞的节日,但对于母亲,却毋宁说是一道苦涩难解的方程式。包括原先抓猪娃的本钱在内,一年来林林总总的开支,一笔笔都欠着,欠的时候,都说等猪卖了还。现在,即使按最乐观的估算,这头猪也是远不够还债的。母亲得根据各家的经济景况、拖欠时间特别是亲疏为人,反反复复地排列筛选,以决定哪几家这次非还不可,哪几家再拖一拖,哪几家一次还清,哪几家先还零头。对于拖一拖和还零头的,预先就得和人家打招呼,当然,那是很难堪的事。母亲向来是很重脸面的人,但一钱逼死英雄汉,在那些日子里,或清晨,或夜晚,我们常常看到母亲那瘦小的身影从村头蹒跚着走过来,直到进了家门,仍旧一声不响,我们知道,那肯定又是受了债主的脸色。而后,全家人便会不约而同地走向猪圈,围着猪一阵好看,心头似乎得到些许安慰。

终于到了卖猪的日子。那时人的口粮每月只有十二斤,对猪的长期“优待”是断然吃不消的。猪没有卖给国家的收购站,因为怕够不上斤两,又得抬回来,折了膘分。谈好了,卖给村里的屠夫去宰杀,饿食一百二十元一担,饱食一百元一担。母亲选择了饱食。那天,我们挑了顶顶鲜嫩的青草,加进去两大瓢精料,煮了一锅好食,一家人围在猪圈前,看着猪吃。猪从来没吃过这么好的食,先是奋不顾身地吞咽,满头满脑的食水点滴淋漓。眼见得那肚子渐渐鼓起来了,便摇头摆尾地撒泡大尿,再回过头来,放慢节奏,优哉游哉地受用。母亲低头加食时,眼眶里似乎有亮晶晶的东西在闪动,我们也心里沉沉的。最后,母亲用手把食槽里的剩食刮到一起,在猪背上把手揩干净,祈祷似的说:“猪过千年有一刀,总有这一天的。”便扭头去喊人来过秤。

猪哀嚎着挂上了抬秤,只见那秤杆老是往下戳,掌秤人向里抹了好几把才稳住了。母亲脸上僵得紧紧的,只是说:“怎么只有这点,怎么只有这点……”掌秤人把秤打在那儿,对母亲说:“三奶奶,你自己看,一百零二斤,还疲疲的。”母亲叹了口气:“我不用看,这猪是吃草长大的,架子有,其实没膘分,称不出斤两。”于是那几条汉子便发一声喊,把猪拖到隔壁林春家去了。

那个下午,我们一家三口坐在屋里,听着那边一片忙碌的响动,心头暗淡得很,母亲时不时的就冒出一句:“这畜牲,怎么只有这点斤两?”傍晚时分,林春家的二婶来了,说:“三嫂,猪杀好了,也称点肉给孩子烧烧吧。”见母亲沉吟不语,又加了句:“价钱大,就少称点”,母亲问:“卖什么价?”“贵是贵,两块半哩。”母亲迟疑地站起来,跟着二婶往外走。这时候,我突然义无反顾地扑上去,拦在母亲面前:“妈,我不吃肉!”母亲愣住了,说:“乖,咱就称几两,回来和着茄子烧,你们挑猪草挑到现在,该吃的。”我寸步不让地堵在门前:“我不想吃肉,真的不想吃。”声音不高,却异常坚决,因为我感到喉头堵着一股热乎乎的东西,我怕抑制不住,要哭出来。母亲只得对二婶说:“孩子不想吃,就依他吧。咱摊饼,多放点油。”

二婶走了以后,杀猪的来了,拎着一副猪肠子,挂在我家檐下,说:“三奶奶,大肠不贵,只算八毛钱,可以烧两大碗哩。”当母亲用哀求的目光望着我时,我几乎是吼着喊出了一句决定性的话:

“我什么也不要吃,我要上学!”

跟着,我再也抑制不住了,心头的酸楚往上一涌,放声哭了起来。母亲也哭了,我们全家都哭了,泪雨滂沱,不仅仅是因为贫穷……

杀猪的“啧啧”感叹着,拎着猪肠子走了。

不久,我考取了初中,姐姐到曲塘去上高中。

但那次没称肉,母亲总觉得欠着我们什么。夏日的一天,她挑猪草回来,突然兴奋而神秘地把我们叫到面前,从篮子里捧出一团东西来,那是只死羊,而且不小。母亲说是人家扔在路口的,还没变味,去掉内脏和头脚有几斤好肉哩。当下她便起劲地忙乎起来,烫洗去毛,开膛剖肚,每完成一道工序,她总要凑上去闻闻,然后说:“生臭熟香,一下锅就好闻了。”我也凑上去闻过,觉得有一股异味,但这么大一块肉,诱惑力是显而易见的,我们都舍不得丢掉。

最后是下河去洗。母亲把羊放在篮子里,上面盖着青草,这么热的天气,把人家扔在路口的死货捡回来,张扬出去,人家要笑话的。

但河对面的庆芳还是发现了。庆芳的丈夫是部队的军官,三十五十的经常寄钱回来。她不上工,保养得白白胖胖的。此刻她在河对面洗衣服,发现了浮在水上的羊肠子,问母亲洗什么,母亲躲闪不过,说是家里的羊,夜里偷吃蚕豆,胀死了。庆芳连忙捂着鼻子说:“死东西不能吃的,有细菌,不卫生。”母亲说:“是哩是哩,洗洗看,能吃就吃,不能吃埋下去垩树哩。”

说话间,母亲已经三把两把洗好上岸了,庆芳又在河对面说:“三奶奶,孩子少油水,煎几只蛋吃吃,营养也不错。我家就喜欢吃蛋,不大吃肉。”

庆芳确是经常吃鸡蛋的,我们家的鸡蛋都卖给她,一块钱六只,她是现钱,也不大计较个头大小。此刻,她那热情的建议使我们觉得心酸。有一则民间故事中说,富人问穷人:“没有饭吃,你们为什么不吃肉呢?”庆芳并没有什么恶意,这人就是少文化,好炫耀,举止言谈有点贵妇人的派头。

羊肉烧了一盆子,母亲先尝了尝,说好吃,叫我们也吃,我和姐姐略略吃了几口,便都不吃了。下午,母亲把那剩下的半盆偷偷倒了。

从那以后,母亲一吃羊肉就反胃。

前年母亲病故,按乡间风俗入殓时,要在嘴里含上米粒和银子。所谓银子,其实只是象征性的,一星半点即可。我一时却束手无策,因为家中实在找不出一件可以称为银器的东西。有辈分高的老人提醒道:“三奶奶当初不是有一副绞丝银镯子的吗?”我心头一酸,摇头叹息道:“没了,早没了。”于是只得到邻家孩子的长命锁上用刀子刮下少许银屑,好歹让母亲上路时能带上点“硬通货”。

母亲确实有过一副银镯子,那是娘家给她“压箱子”的。在我的印象中,那是母亲拥有的唯一算得上首饰的东西,母亲也很珍惜,平时是不戴的,藏在箱子底层,偶尔开箱子拿东西,套在手上试试,眼睛里便有一种异样的光泽。1965 年夏天,我考取高中,为了筹集开学的费用,家中能想的办法都想尽了,连老屋上的几根杉木桁条也用杂木换下来卖了。到最后,行囊里还差脸盆和热水瓶。学校在邻县,离家有五十多里,这两样东西都是住宿生必不可少的。我不忍心让母亲为难,便提出到学校和别的同学商量着合用,母亲却决然不肯:“咱再穷,也不能让你在学校里低三谀四,被人家看轻。”开学前一天,她果然给我买回了新脸盆和热水瓶,但那副“压箱子”的银镯子却从此不见了。

第二天早上,十五岁的我踏上了去异乡求学的道路。9 月的田野狼藉而空旷,大片的高粱刚刚收割,散发着苦涩微甜的气息。背着沉重的铺盖卷,想象着远方那个末等都市,心头说不清是兴奋还是迷茫。村路逶迤,雾露凝滞,西风刮起来了,传递着苍凉的秋意,蓦然回首,母亲仍旧一动不动地站在村头的老树下,在她的身后,故乡的茅檐若隐若现,早晨的炊烟乡愁一样地飘荡……

这是我人生道路上第一次孤独的远足。

走进了那所堂皇的省立重点中学,一切的感觉都新鲜得很。第一次跟着同学们去老虎灶冲开水,回来的路上,看着他们平平地提着水瓶,那般的意态倜傥,觉得很有几分惊险:那水瓶在他们手中几乎没有角度地平躺着,且又跟着手臂极随意地前后摆动,里面的开水咋就不会泼出来的呢?轮到自己时,却无论如何不敢那样冒险,必定要将水瓶保持垂直状态,当然,那是很吃力的。回到宿舍,当我终于提出水瓶的倾斜度问题时,却引起了一阵不大不小的惊诧:“你在家里难道没有用过热水瓶吗?”我只得讷讷地承认:“我们家没有热水瓶。”

于是有人窃笑,有人慨叹。我的这些从石板小街和瓦檐下走出来的同榜生员啊……

当然,后来经过操练,我也能把水瓶放到足够的倾斜度,且能卖弄出几分潇洒来了。

再后来,我知道那里面的开水其实根本不会流出来,因为我学了物理,懂得了气体力学及压强之类。

那只和我相濡以沫的热水瓶,后来却在宿舍的石井栏上不幸蒙难。那时候,为了节省菜金,我常常不到食堂吃中饭,从家里带点米,早上淘净、泡胀,灌进热水瓶里,中午回到宿舍冲上开水,闷上一刻钟,倒出来的,就是烫熟了的稀粥,这种方便快餐实在是很香的。但吃过以后,要把热水瓶里面清洗干净却颇费手脚。终于在一个冬天的日子,一失手成千古恨,随着那声钝响,井台上炸开一摊惊心动魄的灿烂。

这事我一直瞒着母亲,当然也就一直没有再买热水瓶。

学校的宿舍是三十多人共住的大统间,夜里每每被窗外的风声或邻近的呓语惊醒,孤独的辗转中,远方的母亲便款款向我走来,是那个穿着水洗得薄漂发白的旧衣终日操劳的身影。她从田间归来了,一边撩开被汗水沾在前额的头发,一边到灶头的汤罐里舀半瓢温水咕噜咕噜地牛饮。我的心头蓦然揪紧,为自己在井台上的失手而悔恨绵绵……

正是因为这种悔恨,不久,当我的脸盆同样在井台上历险时,我才能那样地义无反顾。

母亲给买的那只铝质脸盆,严格地讲只能算是一只饭盆,口面比两拃围起来大不了多少,毛巾朝里面一揿,即使是半盆水也要溢出来,这就是说,它的容积最多相当于两条毛巾。铝制品当时还不很普及,乡下人称作钢种,新买的时候很亮,真正光可鉴人。母亲说,钢种的好,不怕磕碰,身子骨又轻,不坠手哩。但后来的那场惊险,恰恰是由此而酿成的。那是个平淡而慵倦的星期天,在冬晨稀薄的阳光下,我把脸盆放在井台上,然后操起吊桶打水。孰料阵风乍起,那脸盆竟翩翩然飘入井里去了。事情发生得如此突然,以至起初我还在欣赏脸盆随风起舞的轻盈,等到回过神来,便俨然整个世界沉沦了一般,那种惊惶和沮丧,即使是拿破仑在滑铁卢的溃败,抑或是华尔街亿万富翁的破产,也无过于此的。

恹恹了好半日,终于忽发奇想:井再深,总有底,何不把水打干,人站在吊桶上系下去拿?于是茅塞顿开,摩拳擦掌。同学们听了,都认为是天方夜谭。有高年级的大龄生警告说:这种老井,井壁全靠水撑着,一旦打干了,说不定会塌下去的。

但我仍旧一意孤行。打水工程持续了大半天,傍晚时分,井终于见底了,我脱去衣裤,雄赳赳地站在吊桶上,让同学们七手八脚地系下井去。

整整二十年以后,我成了一名所谓“作家”,曾经写过一篇颇为走红的小说,在那段纯属杜撰的女主人公下井寻找世界地图的情节中,我倾诉了当年潜伏在心底的真实感受:

“就在这瞬间,她惊呆了,老井的幽深与恐怖突然沉重地压迫下来,四壁的每一块井砖都在扭曲、错位、颤抖,发出不堪重负的呻吟。而井口的那一点光亮却越发地遥远了,似乎这老井正在向下沉沦,而那高处的光亮随时都可能轰然闭合,成为一座天造地设的墓窟……”

惊险之后是辉煌的凯旋,但这事我一直瞒着母亲——那肯定会引发她久远的后怕——而且从那以后,我不再到井台上去用水了,宁愿多走不少路,到宿舍后面的池塘去。

那座井台注定是个多事之地。两年以后,那位教给我气体力学的物理教师从“牛棚”跑出来,把身子挺拔地揳进了井底。听到消息时,我正端着脸盆从池塘边归来,结果脸盆掉在地上,跌瘪了好大一块。

三、 白发坟草

造物主也真会捉弄人,那些养尊处优之辈,整日价研究养生之道,却往往从头到脚浑身是病;而一辈子吃辛受苦的乡野小民,栉风沐雨,不忌生冷,却能没病没灾。母亲的身子骨一直还算硬朗,1976 年,她患了舌癌,到肿瘤医院治疗,出院前,我私下问医生预后如何,回答说:“情况好,还能活一二年。”但母亲不相信自己会死,在背后大骂医生“嚼蛆”:“六十三,有个关,去年得病是该我命中有一坎,既然熬过了年,有得过哩。”她果然否极泰来,越活越滋润。村里分田到户,她坚持要了两块责任田,专心致志地作稻粱之谋。两块田,一高一低,长水稻,高田放不上水,她每天大老早起来煮一锅粥,然后夹着脸盆去刮水,刮一阵子,回来吃碗冷粥,再去刮。一锅粥吃到晚,一只脸盆刮到稻穗垂青。我劝她说这样不值得,横竖我们口粮吃不完,带点粮票回来买就是了。她说自己种的米香,营养好;说粮站的老陈米里面用了药粉,那是化学。“况且,不种田,整天日子也难过哩……”

我知道那“况且”是因为孤独。我一月两月的回来一次,每次回来,她都高兴得孩子似的宣扬:“我儿子回来了。”然后喋喋不休地问这问那,但话题总是越来越少。在外面的那个世界里,我有那么多的红尘杂务,人生静面下掩藏着太多的无奈和烦恼:竞争中的失意,人际关系的险恶,生活的周而复始、平淡无味,这些我怎么能向她诉说呢?既透不出信心,也怕她为我担忧,于是便只能问些钱粮油米之类,渐渐地,竟相坐无言。有一次,坐着坐着,母亲默然垂泪了:“我一个人在家,成天的没个人说话,嘴都闷臭了,好不容易盼到你像云片儿似的飘回来一次……”

我一时羞愧得无地自容。不错,外面的世界很无奈,恓恓惶惶,耿耿于怀的无非是那点过眼烟云的得失而已,名缰利锁中,我怎么偏偏忽略了母亲那双深情期盼的目光呢?每次回城,母亲总要跟到前面的大路上,抓着我自行车的后架说:“有空回来呀。”在那一瞬间,做儿子的心头便况味四起,严正告诫自己以后要经常回来,在家多住几天。可一进入城里的那个世界,却又身不由己了,仍旧是一月两月的才“飘”回来一次。

到了1989 年的夏季,四十岁的我却要远离母亲而去了,是母亲动员我走的。因为我们夫妻分居已经十三年,孩子也已经上中学了,长久下去,总不是个办法。每次回来,母子无言枯坐时,母亲便作出很轻松的样子:“你去吧,不要挂念家里,再过两年,等我做不动了,也随你们去。”然后便小心翼翼地打听调动的进程,我总是说:“早哩,领导勒着不放,年内走不掉。”母亲听了,不知是高兴还是失望,仍旧是那句话:“你去吧,不要挂念家里。”一边扭头去做她的那些永远忙不完的家务。

但领导并没有怎么样勒着不放,调动的手续很快就办好了。我先没有告诉母亲,找了一辆车,把坛坛罐罐的运到妻儿那边,到新的工作单位报了到,准予下个月正式上班。然后回到原先的那座小城,像往常那样,骑着自行车“飘”回母亲身边。我想陪母亲在家里住上几天,找个机会把调动的消息告诉她,当然要尽可能轻描淡写些,仿佛不过是出门作一次很普通的旅行。几天以后,再骑着自行车去妻儿那边。大热天,凭两个轮子滚过大江南北几百里行程并不轻松,我为的是让母亲觉得儿子那地方并不遥远,仍旧和往常那样,可以骑着自行车“飘”来“飘”去的。

那几天,母亲情绪很好,总是津津乐道于村里村外的种种趣事,又领我到田头看她种的庄稼,很豁达乐观的样子:“再过几年,这田我也不种了,进城跟你们享福去。”我想告诉她调动的事,但一直不忍出口,怕坏了她的兴致。直到临走的前一天,我拿出一点钱,对她说:“明天我骑车到江南去,可能要住些日子才能回来。”她轻轻地把钱挡回来:“钱我有哩,你去吧,早点去上班,新到一个地方,要有好印象。”

我心头一紧,原来她已经知道了,只得努力地笑笑:“反正不远的,骑车来去很方便。”

母亲顿了顿,相当平静地看着我:“只要你们一家过得好,我比什么都高兴。给你说实话,城里我是终究不去的,死就死在这老屋里,人是土物,离不开土地哩。只是有一桩心事,下次回来,你给我买点木头,早点把大褂子拢起来,也不必花大钱,能遮遮人眼就行了……”

“大褂子”就是棺材。我不禁戚然,唯有点头而已。

第二天我走的时候,母亲没有跟到前面的大路上,只站在门前的枣树下朝这边看着。

我是从来不善于写信的,特别是给母亲写信,她不识字,有了信必要请人看了再翻译过去,自然只剩下空脱脱的几桩事体,淡了其中的情致。因此,到江南以后,我一直没有给家中写信,只将那些要说的话苦涩而温馨地演绎在心底。在许多落寞失意的时刻,在异乡苍凉的海关钟声的余韵里,母亲那白发飘零的身影便时时浮现在面前,让我独自一遍遍地体验人生的凝重、生命的悲苦欢愉以及至善至美的人间亲情。这期间,有一个堂侄来过,带来了母亲养的小公鸡和树上的枣子,还有包扎得很好的我遗落在家中的几毛钱菜票,母亲不知道那是我在外地学习时多下来的,眼下已无异于几片废纸。来人说母亲还像往常一样,又说稻子收了,折了垒得很高,麦子的基肥下了豆饼之类。我似乎略感宽慰。但深秋的某个傍晚,当我站在萧瑟的西风中,看着几片落叶在台阶上恓惶地飘动时,突然涌上一股强烈的思乡之情,我急切地要回归母亲的怀抱,回归老家那皱纹似的村路和温暖的茅屋。这冲动是如此强烈而不可抑制,以至于一晚上几乎失了魂似的。妻子似乎看出了什么,说:“你该回去看看妈了。”我说:“明天就回去。”妻踌躇地:“只是来不及买东西了——多带点钱吧。”

第二天一早,我就迫不及待地上路了。

当然是骑自行车。

母亲在河边割草,随着呼哧呼哧的喘息,那白发也在芦叶间一高一低地晃动。我轻轻喊了两声,她没听见,只有柴刀砍在芦桩上轻轻地呻吟,到第三声时,她才抬起头来,当下扔了柴刀,定定地看着我,仿佛不认识似的,然而终于笑了:“白了,比在家里白些了……”

但母亲却显得苍老多了,眼神的迟滞茫然自不必说,身子也佝偻了不少,脸上的寿斑连成了一片,脖子上那条长长的疤痕是手术后留下的,蚯蚓一般沿着松坠的皮肤向下延伸。当时,本来应该进行舌部手术的,但考虑到这么大年纪了,怕在手术台上下不来,就采取了切除颈部淋巴,防止转移的方案,这很大程度是带安慰色彩的,因为原先的病灶还在,光是防止转移有什么用?如果允许作一次残酷的选择,能转移到别处未始不是好事,因为还有什么肿瘤比生在舌头上更痛苦的呢?我的心陡然沉痛起来,母亲,你能够承载山一样沉重的贫困,能够承载青年丧夫和中年丧子的剧痛,也能够承载癌病房里那近乎残酷的治疗。但是在你的晚年,却难以承载心灵的孤独。虽然我是骑着自行车走的,虽然我许诺还像以前那样“飘”来“飘”去,但是你却无可奈何地意识到,儿子已经离你而去了。山高水长,天各一方,期盼也从此变得遥远朦胧。而你又不愿离开脚下的那片土地,只能孤寂地苦守着老屋。白天,你努力使自己沉浸于超负荷的劳作中;晚上挑着欲熄还燃的灯芯,暗淡地谛听着旷野里任何一点轻微的响动,心思飞得很远……

这次回家,我整天陪着母亲,尽量找些让她高兴的话题,但说着说着,有时母亲会忽然坐着发呆,只是凝望着枣树上的最后几片树叶,似乎沉浸于某种悠远的思想。有一天夜里,她忽然大呼我的小名,声音惶急得很,待我站到她床边,且让她抓着手时,她才如释重负的松了口气:“我以为你走了呢……”

但儿子终究是要离去了。

此一去,又是几个月,直到有一天邮差送来了老家的电报:“奶奶生病,速回。”是堂侄打来的。

一直不敢去想却又不得不想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母亲旧病复发,还在原来的部位上。其实我上次回来时,她就已经明显感到不适,但她没有说,怕我担心,同时也心存侥幸,希望像以前发生过的那样,只是受了寒凉,偶尔发炎,以后会好起来的。

然而这次没有好。

从肿瘤医院的门诊大厅出来,我让母亲坐在花圃的石阶上,自己返身上楼向医生摸底,尽管希望之光微薄得近乎虚无,但由于有过第一次的大难不死,便总想着能再次出现奇迹。

奇迹没有出现。医生以那种职业性的冷漠告诉我:“这么大年纪,又是复发,没有任何治疗价值。趁现在还勉强能吃,想吃什么回去弄给她吃。”在我的一再恳求下,他才同意做一次化疗,算是对病人,也是对家属的一种安慰。

看到我从楼梯上下来了,母亲迎上来,问:“先生说看得好吗?看不好,咱明天就回去,不要把钱往水里扔。”

我说:“看得好,先生给你用好药哩。”

母亲叹了口气:“人过千年有一死,我不怕死,只是天底下的病多得很,为什么还要让我死在这种病上。”她知道这种病最后是很痛苦的。

接受化疗前,母亲提出要到琅山去烧香,我陪她去了。在山脚下,个体轿夫蝗虫似的围上来兜揽生意,要价也不很高,可母亲坚持要自己一步步爬上山。我知道,她是要以自己的虔诚感动上苍。在山顶,我替她买了香烛,捐了功德钱,让她到九垒高台之上的菩萨面前叩拜如仪。同时,台下的儿子也在心底默默地祈祷:上苍,睁开你的慧眼,看看芸芸众生中的这个普通女人吧,为了她这辈子经受的苦难,为了她执著而毫不张扬的爱,你无论如何该发一发慈悲。上苍,为了母亲,我这个无神论者的灵魂向你跪下了……

下山了,一步步从远古走向现代,山顶的钟磬声犹自隐约可闻,山脚下激光摄像的招徕已经喧嚣而来。这玩意很有号召力,能当场把人像印在手帕之类的东西上。母亲饶有兴味地看了一会,离开时,有些迟疑地问我:“画一张得多少钱?”

我说:“四块。”

于是便越发迟疑,但终于还是说了:“我也想画一张。”

我说:“画吧。”

“这里不用血照哩,我也不怕它把魂灵摄了去。”老辈子人称底片为“血照”,认为照相会把人的魂灵摄去的。

母亲端坐着,笑得平静而慈祥。“这老太,镜头感特好。”影像出来了,先印在纸上,不光是摄像的个体户,还有四面围观的游客都赞不绝口。个体户又问:“老太属什么的?”“属虎,七十七岁。”于是便选一块带生肖的手帕,把人像印上去。母亲自己也很满意,举着正正反反的看了一阵,郑重地交给我:“我这一世人生从没拍过小照,就这一张,你收好,以后你们也有个想念。”语调相当坦然。

回家的路上,母亲的情绪显得很宽松,似乎应该做的事情都做了。明天,她可以一无牵挂地进入病房,去接受命运的裁决。

一个月后,母亲走出病房时,除去脱落了满头白发外,其他没有任何效果,癌细胞正在野玫瑰一般的扩散,一切的药物都已无能为力,只有镇痛片须臾不可离开(后来是针剂杜冷丁)。曾经死死地眷恋着故土的母亲,现在不得不住入我们拥挤的公寓楼,度过她最后的时光。

然而,城市的景观,终究不如乡村那样鲜活流畅,朝朝暮暮,几乎永远是一种节奏和色调,连天空也被蓬勃向上的楼顶分割得支离破碎的。母亲是离土地很近而离都市很远的农妇,无论被病痛折磨得怎样昏天黑地,每天,她都明白无误地记得农历的日子,以及还有几天该是什么节气。城里人对天气的反应是极淡漠的,至多也不过关系着上班带不带雨具及阳台上的衣服要不要收之类,只有母亲常常会忧心忡忡地抱怨:“多少天不曾下雨了,田里干得冒烟了。”某日,半夜里风雨骤至,我们都睡死了,忽听得母亲喊我们关窗子,口中且念念有词:“救命雨啊,明天家家筑墒栽山芋……”

有一天,我正闷头写一篇什么小东西,竟没有听到母亲的呼唤,她终于挣扎着跑进我的房间:“我喊老半天了,你咋不睬?”我不禁悚然,连忙解释:“妈,我有一只耳朵听不见,小时候下河灌了水的,几十年一直不见好,现在基本上废了。”母亲见我有点悲哀的样子,便转而安慰道:“废了好,人生在世,总该有一缺,十全十美反倒不好,难得长寿。”

初时,我并不曾介意,后来细细一想,天,母亲这话竟有如禅宗大师的偈语一般,其中意蕴深沉的哲理,令我好一阵颤栗不已。是啊,阴晴圆缺,物极必反;盈虚溢损,相克相生,所谓造化大抵不过如此而已。母亲难道是在阐述这宇宙人生的终极真理吗?按说,母亲是算不上什么知识者流的。曾记得1979 年春,正值中越边境战事初起,乡村里也传说纷纭。有一次我回家,母亲忽然神秘兮兮地告诉我:“听说林彪在人家那边帮助指挥哩。”看着她那相当严肃的神色,我不禁哑然失笑,只得叫她大可不必担忧,林彪早就摔死了,怎么会跑到人家那边去呢?母亲生活的天地极其蹙窄,终年基本上足不出村,她又不识字,不能读书看报什么的,对所谓的国家大事难免孤陋寡闻。但不识字的她却常常闪现出思辨色彩和智慧之光,那是因为积淀了多年的人生体味。这些,亦常常使我这个“有文化”的儿子感悟良多。

又到了一年的深秋,黄昏的光线短促而凄凉,夜色缓缓地流逝,有如跚跚踽行的老人,小雨洒在石板街上,透出一片冷色。母亲的小床靠着窗口,精神好些时,她常常伏在窗台上往外看,随着季节的变迁,母亲的脸上一天天地凝重萧索,叹息也变得悠长:“树叶子快落光了。”“太阳照不过来了,日天越来越短了。”终于有一天,她坚决地提出要我送她回苏北老家。

母亲回来了,回到了故乡的老屋,明知大限迫近,反倒超脱了许多,似乎能在自己的老屋里终了一生,也就无怨无憾了。在镇痛药发挥效应的那点时间内,她平静地吩咐后事中的每个环节,唯恐我在哪一点上不周到。此外的话题就是讲她孩提时代的往事,很温馨陶醉的样子。一次梦中醒来,她兴奋地告诉我,说梦见小时候到外婆家去了:“路两边好多好多的菜花,一眼也望不到尽头,我赤着脚走啊,走啊,浑身上下全沾满了花瓣,连太阳也成了金黄金黄的。外婆家远哩,一到她家,我就说:‘我累死了,想睡。’外婆揉着我的脚,说:‘你睡吧——咋赤着脚来的?好远好远哩。’我爬到外婆床上就睡着了……”母亲讲这些的时候,脸上神采飞扬,灿烂得有如少女一般。我问她后来怎么样了,她摇摇头:“后来就什么也没有了,上了外婆的床就睡着了,我累哩……”

是的,母亲太累了。

几天以后,母亲平静地逝去。本来,医生说至少还有一两个月最艰难的日子,但上苍有眼,开脱了这最后一次苦刑。是啊,我亲爱的母亲,你这辈子的劫难难道还不够多吗?为什么最后还要让你承受那么残酷的折磨呢?

丧事的一切都照母亲生前的嘱咐办,简朴而又得体——根据风俗应有的礼仪和作为一个普通村妇所能够享受的规格。开丧之前,一个帮助料理丧事的堂侄提醒我:“你要多准备几桌碗哩,到时候百儿八十的也不够人家偷。”我一时大惑不解,竟不知这是乡间的风俗:凡高龄且有福的老人死了,来吊丧的人吃罢饭,往往要把碗偷回去给孩子用,说是可以免灾。根据堂侄的说法,像我母亲这样的身份,子女都是大学生,而且在外面都混得不坏,孙辈也很出息,在乡村里算是有福的了,到时候人家偷碗是免不了的。所谓偷只是个说法,其实就是拿,大大方方地拿,张张扬扬地拿,商量起来大呼隆地拿。而对于主家来说,则是碗被拿得越多越风光。“去年东村万书记的老子死了,那场面啊,一批客人吃过了,桌面上的碗一个也不剩。家里的碗不够了,派拖拉机到供销社去拖,最后连供销社的碗也拖光了。啧,那福气……”

这些我自然不懂。但令我费解的是,以母亲的精细,对后事的方方面面又考虑得那样周到,为什么却遗忘了这桩大事呢?

母亲是凌晨卯时入土的,这是风水先生看定的时刻,农历的月底,这个时刻正好是先升月亮后出太阳,寓意自然很不错。母亲的灵柩出门时,正值一弯残月挂在东南角上。我撒着纸钱在前面领路,把母亲领向那片刚刚拾掇干净的萝卜地。清冽的寒风吹送着女眷们嘤嘤的抽泣,送葬的喇叭声在夜色里走得很远。而我的心头却一片空白,飘飞的纸钱中,似看见一大片乱晃人眼的菜花,母亲赤着脚,在菜花掩映的小路上吧嗒吧嗒地走,浑身上下沾满了金色的花瓣……

一辈子苦恋着土地的母亲,终于又回归土地,永远永远地和土地结合在一起了。斯时,乳白的曙色悄悄地挂上了东方的天际,是一块浩荡澎湃的挽幛么?

母亲人缘好,村里村外来吊丧的很多,流水席,坐了一批又一批,但原先预计的“偷碗风潮”并没有发生。一批客人撤下去了,酒碗饭碗菜碗汤碗虽一片狼藉,却并不见少。我心头隐隐约约的期待终于被丧席上这种残酷无情的文明所粉碎,化为酸楚和悲哀,为我可怜的母亲,和她那七十七岁的人生……

事后一清点,总共只少了一只碗。

那位曾经担心“百儿八十不够偷”的堂侄,后来又噙着泪水告诉我:“少的那只碗,是孩子喝茶打碎的。——奶奶这一世,苦啊……”

呜呼,我真想大哭一场。

暮云春树,逝者如斯,日子又朝朝暮暮地过去。生者仍在恓恓惶惶地忙碌,只是每当静夜或霜晨,尘世的喧闹暂时隐退以后,我便坐在窗前,燃起一支烟,开始和母亲探讨关于爱的涵义,关于永远难择而又难弃的人生问题。

母亲到了晚年,喜欢喝本县生产的一种糯米酒,说年纪大了,夜里觉头不好,上床前喝两口,比什么都舒服。一次,我带回去两瓶,是精装的,母亲心疼地说:“要这么好的做什么?贵哩。”我显得很气派:“不贵,你尽管喝,喝光了我再带回来。”以后问过她几次,都说:“还有哩。”母亲过世以后,我收拾房间,却发现床前的柜子里,那两瓶糯米酒还在。

前些时,为了与自己生计有关的事情,我和妻去找一个朋友帮忙,妻拿出那两瓶糯米酒在手里掂掂。我说:“这是留给妈喝的……”

妻默默地放下酒,去小店里买了一条中档烟。

哦,母亲,如果你觉得孤寂,就常回来看看吧,你爱喝的糯米酒给你留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