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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湮没的辉煌》台湾版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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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命运中大抵总会遭遇诸多缘分的。认识孙瑞清先生,是在三年前上海的一次戏剧研讨会上。印象中的他,是那种典型上海人的“模子”,却又没有上海人的小家子气,清秀儒雅中透出几分豪爽,活泼泼地像个大男孩。会议期间,后来我又认识了他的太太,极热情也极有气质的一位知识女性,名字又很有色彩:李翠芝,令人想起春天的原野:阳光、芳草,还有嫩嫩的童谣。据说他们俩的相识和相恋很有意思:李翠芝是台湾某大学的戏剧研究生,毕业论文是关于大陆“文革”期间的样板戏。女研究生到大陆来搜集资料时,在《上海戏剧》编辑部工作的孙瑞清给了她不少帮助。对于孙瑞清来说,这是他的性格使然,也是自己工作的分内事。但这样两个青年既然相识了,走到一起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李翠芝向我索要一本新近在东方出版中心出版的散文集《湮没的辉煌》,她说她在台湾从事传媒工作,在出版界有不少朋友。如果合适的话,可以通过他们把这本书介绍给台湾的读者,又说台湾的读者很喜欢这类文化散文,余秋雨先生的《文化苦旅》在那边如何风行云云。

回江阴后,我即把书寄去了,至于在台湾出版云云,我并没往心里去。我是宁愿做文人而不愿当作家的,作家要的是作品,文人要的是心性。要作品则注重收获,且多多益善,最后便难免见出匠气。而心性注重的只是过程,是创作中那种张扬个性的快感,自由抒写的风姿,以及从语境中体味的意趣。至于以后的事,则由它去吧。既然我的这本小书在大陆已经有了大致不错的销路,后来又获得了中国作家协会颁发的首届“鲁迅文学奖”,在下夫复何求?“岂有文章惊海内,漫劳车马驻江干。”杜子美那样的自谦中其实是透出一股疏狂与自得的。我是散淡的人,不敢奢望过多。

三年前的那次戏剧研讨会下榻在龙华,住所隔壁有一座寺庙,香火很盛的。闲散的时候,我和孙瑞清曾去那里撞过钟,静听钟声的苍凉与悠远,我们相对无言,似乎都想的很多。研讨会一共只有两天,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从那以后,我和孙先生的联系也有如龙华寺的钟声那样,渐去渐远……

前些时的一天晚上,我刚刚考察古运河回来,正在书房里懒懒地翻看考察日志,思绪浸润在那风华掩映的波光帆影中。妻走进来,说,有电话,大概是上海的。

果然是上海的电话。“我是《上海戏剧》编辑部的孙瑞清,夏先生还记得我吗?”

怎么会不记得呢?仍然是那个活泼泼的大男孩,只是糅进了几分港台腔,却并不做作,反倒更富于青春的质感。孙先生告诉我,他携太太刚刚从台湾回到上海,台湾尔雅出版社想出版《湮没的辉煌》中文繁体字版,出版社的隐地先生托他转达了对这本书的评价,并征询我对出版的意见。

尔雅的出版物我是看过一些的。余秋雨先生的几本书,他们做得很成功。这些就不去说了。就冲着尔雅这名字,我便很乐意,古汉语中的雅有正的意思,尔雅者正声也。这名字让我想到苍古的风骨和高华雅逸的气韵,想到青铜饕餮和编钟,想到《诗经》和远古的乐舞。“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那种质朴中的华丽,苍凉中的热烈,旷远中的亲和,悲悯中的真挚,开创了多么令人神往的艺术至境。

那么,就尔雅吧。

随后,隐地先生也给我来了电话。我们谈得很愉快,不是交易双方的一拍即合,而是文友之间的心性相投,一见如故。

其实,一本小书的出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由此认识了孙瑞清先生和隐地先生,还有那位令人想起春天的原野的李翠芝女士。

我想,这也是一种缘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