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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伤与理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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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年之前,为了让这位边检官的前任放行我,我耗费了近两小时。坦白地说,责任在我。我当时刚刚离开俄国,打算途经伦敦去美国,因为我被邀请参加伦敦的国际诗歌节。我手里没有护照,只有一张美国人签发的过境签证,这签证装在一个很大的黄色信封里,是驻维也纳的美国领事馆发给我的。

除了自然会有的焦虑外,这一等待让我感到特别难受的另一个原因来自温斯坦·奥登,他与我搭乘同一班飞机从维也纳飞来。海关官员们抓着那个黄色信封不放时,我看见奥登在关口前焦躁地走来走去,神情越来越愤怒。他不时与这个官员交谈,不时又与那个官员交涉,可总是被打断。他知道我在伦敦举目无亲,他不能扔下我不管。我的感受糟糕极了,即便仅仅因为他的年龄是我的两倍。

我们最终通过海关,前来迎接我们的是一位美丽动人的女子,她个子很高,举止宛如公主。她吻了吻温斯坦的面颊,然后对我做了自我介绍。“我叫娜塔莎,”她说,“我希望您能住在我们家。温斯坦也会住我们家。”我嘟囔了几句几乎不完全合乎语法的话,奥登这时插话说:“她是斯蒂芬·斯彭德的妻子。你最好答应她。他们已经为你准备好了房间。”

接下来的事情就是,我们坐进汽车,娜塔莎开车。显而易见,他们已考虑周全,也许在电话里讨论过此事,尽管我完全是个陌生人。温斯坦对我所知甚少,斯彭德知道得更少。可是……伦敦市郊的风景在车窗外闪过,我尝试着阅读广告牌。最多见的是“BED AND BREAKFAST”[2],我认识这几个单词,可是却幸运地不解其意,因为其中没有动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