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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伤与理智》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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趁他们查验标签的时候,亲爱的读者,请允许我直截了当地告诉你一些事情,不带有作者的任何干预。哈罗德·阿德里安·鲁塞尔·菲尔比(他的英国好友都称他为“金”,他的俄国好友们更是如此,在俄国,这个绰号不会让人联想到“吉卜林”,反倒是一个崭新的苏联名字,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尤其流行,因为它恰好是“青年共产国际”的首字母组合词[27])生于印度的安巴拉,出生时间是一九一二年,邮票上标明的年代是正确的。其父哈里·圣约翰·菲尔比是英国一位杰出的阿拉伯学家和探险家,后皈依伊斯兰教,成为某国国王伊本·沙特[28]的顾问。他的这个孩子后在威斯敏斯特学校和剑桥的三一学院接受教育,他在那里研读历史和经济,并成为学生团体“使徒团”的成员。在剑桥毕业后,他成为伦敦几家出版物的自由撰稿人,他以这一身份于一九三七年前往西班牙报道该国内战,稍后被《泰晤士报》雇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初成为该报战地记者。在一九四年,人们对这位二十八岁青年的了解实际上仅限于此,他在此时被军情六处(神秘的英国秘密情报局反侦查分支机构)招募,负责反共谍事务。这大约是他主动请缨的结果。他在战争期间晋升很快,常驻伊斯坦布尔,一九四六年开始掌管针对苏联的反侦查机构。这是一个重要职位,而他只做了三年就离开了,因为他被任命为英国驻华盛顿使馆的一秘,也就是说,他成了英国秘密情报局和美国中央情报局之间的主要联络员,在华盛顿,除了其他收获外,他还成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反侦察局的头领詹姆斯·安格莱顿[29]的好友。就总体而言,他仕途辉煌。由于战时的表现,他被授予大英帝国勋章,深受外交部和新闻界诸位先生的敬重,甚至有望成为英国秘密情报局的掌门人。在一九五一年,他的同事和长官对这位三十九岁男人的了解实际上也仅限于此,此时发生了一件相当意外的事件。他在剑桥时即已结交的两位老友——盖伊·伯杰斯[30]和唐纳德·麦克林[31]——被发现是苏联间谍,他俩逃到了苏联。更糟糕的是,大西洋两岸的相关人士均怀疑是菲尔比向他们两人发出了警报。他遭到审查,调查者没找到任何证据,但怀疑依然存在,他被迫退休。生活是无情的,最好的朋友可能会把你拖倒。包括外交部在内的许多单位均持这种态度。他返回新闻界,他毕竟才四十多岁,但调查仍在继续。有些人始终不愿放弃。一九五五年,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哈罗德·麦克米兰[32]在下院所作的一次发言为菲尔比彻底洗刷了罪名。他恢复了一张白纸般的清白,并借助外交部泪眼汪汪的鼎力相助,获得了一份驻外记者的工作,任《经济学家》和《观察家》驻贝鲁特记者。他于一九五六年启程前往该地,永远告别了家乡苏塞克斯的石灰岩峭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