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艺术能教给一个人什么东西(首先是教给一位艺术家)，那便是人之存在的孤独性。作为一种最古老，也最简单的个人投机方式，艺术会自主或不自主地在人身上激起他的独特性、个性、独处性等感觉，使他由一个社会动物变为一个个体。许多东西都可以分享，如面包、床铺、信念和恋人，但是一首诗，比方说勒内·马里亚·里尔克的一首诗，却不能被分享。艺术作品，其中也包括文学作品，尤其是一首诗，是单独地面向一个人的，与他发生直接的、没有中间人的联系。正由于这一点，那些公共利益的捍卫者、民众的统治者和历史必然性的代言人们大都不太喜欢一般的艺术，其中也包括文学，尤其是诗歌。因为，在艺术走过的地方，在诗被阅读过的地方，他们便会发现冷漠和异议取代了期待中的赞同与众口一词，在发现怠慢和厌恶取代了果敢行动。换句话说，在那些公共利益的捍卫者和民众的统治者们试图利用的许多个零之上，艺术却添加上了“两个句号、一个逗号和一个减号”，使每一个零都变成了一张小小的人脸，尽管这脸蛋并不总是招人喜爱。
伟大的巴拉丁斯基在谈到自己的缪斯时，说她具有“表情独特的脸庞”[4]。获得这种独特的表情，这或许就是人类存在的意义，因为对这一独特性我们似乎已经做好了基因上的准备。一个人成为作家或是做了读者，这无关紧要，他的任务首先就在于，他要过完他自己的一生，而不是外力强加或指定的、看上去甚至最高尚不过的一生。因为，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只有一次，我们清楚地知道这一切将以什么结束。在对别人的外貌、别人的经验的重复中，在同义反复中耗尽这唯一的良机——这将是令人遗憾的，更令人难受的是，那些历史必然性的代言人们——人们遵循他们的教导已准备赞同这种同义反复——却不会和人们一起躺进棺材，也不会说声“谢谢”。
语言，我想还有文学，较之于任何一种社会组织形式都是一种更古老、更必要、更恒久的东西。文学对国家时常表现出的愤怒、嘲讽或冷漠实质上是永恒——更确切地说是无限——对暂时、对有限的反动。至少，文学有权干涉国家事务，直到国家停止干涉文学事业。政治体系、社会构造形式和任何一种体系一样，确切地说都是逝去时代的形式，逝去的时代总是企图把自己与当代(时常也与未来)硬捆在一起，而以语言为职业的人是最最无法忘记这一点。对于一位作家来说，真正的危险与其说是来自国家方面的可能的(时常是实在的)迫害，不如说是他有可能被国家的面容所催眠——不论是丑陋畸形的还是渐趋好转的，这样的面容却终究都是短暂的。
国家的哲学，国家的伦理学，更不用说国家的美学了，它们永远是“昨天”；而语言、文学则永远是“今天”，而且时常甚至是“明天”，尤其在这一或那一政治体系地位正统的情况下。文学的功绩之一就在于，它能帮助一个人确定其存在的时间，帮助他在民众中识别出自我，无论是作为先驱还是作为常人的自我，使他避免同义反复，也就是说，避免那冠有“历史之牺牲”这一可敬名称的命运。包括文学在内的一般艺术愈是出色，它和总是充满重复的生活的区别就愈大。在日常生活中，您可以把同样一个笑话说上三遍，引起三次笑声，从而成为交际场合的主角。在艺术中，这一行为方式却被称为“陈词滥调”。艺术是一门无后坐力炮，决定其发展的不是艺术家的个性，而是素材本身的推动力和逻辑，是每个时代要求(或暗示)的艺术手段的过往命运，使之成为一种本质上全新的美学解答。拥有自身的演变、动力、逻辑和未来，艺术不是历史的同义词，至多与其平行，其存在方式就是一次次新的美学现实的创造。因此，艺术常常走在“进步的前面”，走在历史的前面，而历史的基本工具(我们要不要再次纠正马克思？)，正是陈词滥调。
如今有这么一个主张流传甚广，似乎作家，尤其是诗人，应当在自己的作品中采用街头语言和大众语言。这个带有虚幻的民主性和显见的功利目的的主张对于作家来说是荒谬的，这是一个使艺术(这里指文学)依附于历史的企图。只有当我们认定智人已该停止进化时，文学才应该用人民的语言说话。否则，人民就应该用文学的语言说话。
每一个新的美学现实都为一个人明确着他的伦理现实。因为，美学即伦理学之母；“好”与“坏”的概念首先是一个美学的概念，它们先于“善”与“恶”的范畴。在伦理学中之所以不是“一切均可能”，正是由于在美学中也不是“一切均可能”，因为光谱中颜色的数量是有限的。一个不懂事的婴儿哭着拒绝一位陌生人，或是相反要他抱——拒绝他还是要他抱，这婴儿下意识地完成着一个美学选择而非道德选择。
美学的选择总是高度个性化的，美学的感受也总是独特的感受。每一个新的美学现实都会使作为其感受者的那个人的面容越发地独特，这一独特性有时能定型为文学(或其他类型的)趣味，这时它已经自然而然地成为抵抗奴役的一种防护手段，即便不能成为一种保障。因为一个带有趣味，其中包括文学趣味的人，会较少受到各种政治煽动形式所固有的陈词滥调和押韵咒语的感染。问题不仅在于美德并不是能创作出杰作的一种保证，更在于恶，尤其是政治之恶，永远是一个坏的修辞家。一个个体的美学经验愈丰富，他的趣味愈坚定，他的道德选择就愈准确，他也就愈自由，尽管他有可能愈是不幸。
我们正应当在这一更为实用而较少玄虚的意义上去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美拯救世界”[5]的看法，或是马修·阿诺德的“诗歌拯救我们”[6]的观点。世界大约是不堪拯救了，但单个的人总是能被拯救的。美学鉴赏力在每个人的身上都发展得相当迅速，这是因为：一个人，即便他不能完全弄清他是什么以及他究竟该做什么，他也能下意识地知道他不喜欢什么以及什么东西不合他的意。就人类学的意义而言，我再重复一遍，人首先是一种美学的生物，其次才是伦理的生物。因此，艺术，其中包括文学，并非人类发展的副产品，而恰恰相反，人类才是艺术的副产品。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使我们有别于动物王国的其他代表，那便是语言，也就是文学，其中包括诗歌，诗歌作为语言的最高形式，说句唐突一点的话，它就是我们整个物种的目标。
我无意在此提倡强制推广诗歌写作训练，然而，把知识阶层和所有其余的人区别开来的社会划分却是我所不能接受的。在道德关系中，这一划分近似于社会的贫富划分；但如果说为社会不平等的存在找到一些纯实体、纯物质的证据尚有可能的话，那么要为智力上的不平等找到这样的证据则是不可想象的。和其他方面的情况不同，这方面的平等我们天生就有。这里谈的不是教育，而是语言的教育，这方面最细微的不准确也能招致荒谬选择对人的生活的入侵。文学的存在预示着在文学的注视平面中的存在，不仅在道德意义上，同时也在词汇意义上。如果说，一部音乐作品还能给一个人在听众的被动角色和积极的演奏者之间进行选择的可能，那么文学——按蒙塔莱的说法，它是一种彻底的语义学艺术——却使这个人注定只能充任演奏者。
我以为，较之于其他任何角色，人应该更多地扮演演奏者的角色。而且我还以为，由于人口爆炸，由于与此相连的日益加剧的社会原子化，也就是说，由于日益加剧的个体的隔绝化，这样的角色愈来愈不可回避。关于生活，我不认为我比任何一位我的同龄人知道得更多，但我觉得，作为一个交谈者，一本书比一个朋友或一位恋人更加可靠。一部长篇小说或一首诗并非独白，而是作者与读者的交谈，是交谈，我重申一遍，是最真诚的、剔除任何杂念的交谈，如果你愿意，也可以说它是两个厌世者的交谈。在进行这样的交谈时，作者与读者是平等的，反过来也一样，这与他是不是一位伟大的作家并不相干。这一平等是意识的平等，它能以记忆的形式伴随一个人的终生，朦胧或清晰，早或晚，恰当或不恰当，它都决定着个体的行为。在谈到演奏者的角色时我指的正是这一点，更自然地说就是，一部长篇小说或一首诗就是作者和读者双边孤独的产物。
在我们物种的历史上，在“智人”的历史上，书籍是一种人类学意义上的发展，其重要性实际上类似车轮的发明。书籍的出现是为了让我们不仅知道我们的来源，而且也清楚 “智人”能做什么，书籍是一种以书页翻动的速度越过经验空间的手段。这一移动和任何一次移动一样，也会转变成一种逃遁，逃离公分母，逃离将这一分母上原先高不过腰的线条提升至我们的心灵、我们的意识、我们的想象的这样一种企图。这一逃遁也就是向独特的面部表情、向分子、向个性、向独特性的逃遁。我们的数量已达五十亿，无论我们是按照谁的形象和类型被塑造出来的，除了艺术所勾勒出的未来，人类没有任何一种其他的未来。否则，等待我们的将是过去，首先就是政治的、警察方阵表演的过去。
无论如何，倘若一般意义上的艺术，尤其是文学，成了社会上少数人的财产(特权)，那么我觉得，这一状况是不健康的，危险的。我并不号召用图书馆去取代国家，虽然我不止一次有过这种想法，但我仍不怀疑，如果我们依据统治者的阅读经验去选举我们的统治者，而不是依据他们的政治纲领去选举他们，这大地上也许会少一些痛苦。我觉得，对我们命运的那些潜在的统治者，应该先不去问他的外交政策方针是什么，而去问他对司汤达、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持什么态度。仅凭文学最必需的食粮是人的多样和人的丑陋这一点，文学对于任何以迅速解决各种人类生存问题为目标的企图(不论是为人熟知的还是尚未发明的)而言都是一针解毒剂。作为一个至少是精神上的保险体系，比起各式各样的信仰体系或哲学学说，它在任何地方都更为有效。
由于不可能有一部保护我们不受我们自己侵犯的法律，所以任何一部刑法法典都没有关于反文学罪的惩罚条例。在这些罪过中，最深重的不是对作者的迫害，不是书刊检查组织等等，不是焚书。还存在一种更为深重的罪过，这就是鄙视书，不读书。由于这一罪过，一个人将终生受到惩罚；如果这一罪过是由整个民族犯下，这一民族就要因此受到自己历史的惩罚。我在我目前居住的这个国家里生活，我也许是第一个准备相信这一相关性的人，即在这个国家，一个人的物质财富与他的文学无知程度相关；然而，使我不再深究这一点的，是我诞生并长大成人的那个国家的历史。因为，被简化为一种最低极限的因果关系、一种粗陋公式的俄国悲剧正是一场社会悲剧，文学在这一社会中成了少数人，即俄国著名知识分子的特权。
我不想展开这一话题，我不想因提及被成千上百万人毁坏的另外成千上百万人的生活而使这个晚会蒙上暗淡的色彩，因为，二十世纪上半叶在俄国发生的一切都发生在自动武器出现之前，被视为一种政治学说的胜利，这种政治学说的荒谬性早已表露无遗，因为它的实现需要人类的牺牲。我只想说——不是凭借经验在说，唉，只是从理论上讲——我认为，与一个没读过狄更斯的人相比，一个读过狄更斯的人更难因为任何一种思想学说而向自己的同类开枪。我谈的正是对狄更斯、司汤达、陀思妥耶夫斯基、福楼拜、巴尔扎克、麦尔维尔等等的阅读，也就是对文学的阅读，而不是识字，不是教育。识字的人也好，受过教育的人也好，完全可能一边宣读这样或那样的政治文章，一边杀害自己的同类，甚至还能因此体验到一种信仰的喜悦。一些独裁者[7]也识字，甚至还写诗，可死于他们之手的牺牲者名单，其长度要远远超出他们的阅读书单。
然而，在转入关于诗歌的话题前我还想补充一点，即俄国的经验可以被合理地视为一个警告，即便仅仅因为迄今为止的西方社会的一般构造与一九一七年前的俄国社会十分相近。(顺便说说，以此也正可以解释十九世纪俄国心理小说在西方的广泛传播和当代俄国散文的相对失败。出现在二十世纪俄国的社会关系，对读者来说大约比文学主人公的名字更异域，这妨碍了读者与那些文学主人公的亲近。)比如，单说政治党派，一九一七年十月转折前夕的俄国所存在的政党，无论如何也不比今天美国或大不列颠的政党少。换句话说，一个冷静的人也许能看出，就某种意义而言十九世纪目前正在西方继续着。在俄国它已结束；如果我要说它是以悲剧结束的，那么首要的依据就是人的牺牲数量，已降临的社会和历史转变将他们掳掠而去。在真正的悲剧中，死去的不是主人公，而是合唱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