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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六讲》卷三 革命孤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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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了政权却输了诗与美

我想,很多人都无法接受,我将革命者定义成為「某一种程度现实世界中的失败者」吧。

《史记》裡有两个个性迥异的人物:刘邦和项羽,你读这两个人的故事会发现,刘邦的部分真是没什麼好读的,甚至有点无聊。但刘邦真的是这麼乏善可陈吗?不然,是作者司马迁对他没什麼兴趣,因為他成功了。作為一个歷史的书写者,司马迁对於现世裡的成功者其实是不怀好感的,这裡面不完全是客观的对错问题,而是主观的诗人的抉择,他选择了项羽作為美学的偶像。所以我们今天看《霸王别姬》,不管是电影或戏剧,都会為霸王在乌江自刎、与虞姬告别而感动,它根本就是一首诗。

我们不能确定歷史上的楚霸王是不是真的如此浪漫?可是,司马迁成功地营造了一个革命者美丽的结局和孤独感,使得数千年来的人们都会怀念这个角色。

这是不是就是文学的职责?文学是不是去书写一个孤独者内心的荒凉,而使成功者或夺得政权的那个人感到害怕?因為他有所得也有所失,赢了政权却输了诗与美。

我们从这个角度解读《史记》,会发现司马迁破格把项羽放在记载帝王故事的〈本纪〉中并且在最后「太史公曰」中暗示「舜目盖重瞳子,项羽亦重瞳子」,将项羽与古代伟大的君主舜相比。最精采的

还是司马迁写项羽的生命告别形式,诚所谓「力拔山兮气盖世」,把项羽的性情都写出来了,完全是一个美学的描述。

我想,刘邦在九泉之下读到《史记》,恐怕也会遗憾,他赢得了江山,却输掉了歷史。后人怎麼读《史记》也不会喜欢刘邦,却会对项羽充满革命孤独感的角色印象深刻。

从严格的史学角度,我会对项羽的直实性格產生怀疑,但项羽的英雄化正代表了司马迁内心对孤独者的致敬。所以,你可以看到《史记》中所有动人的场景,都跟孤独有关。

例如屈原,当他一切理想幻灭,决定要投汨罗江自尽前,「被发行吟泽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他回復到一个诗人的角色,回到诗人的孤独,然后渔父过来与他对话。我不禁怀疑谁看到憔悴的屈原,又是谁看到他和渔父说话?是渔父说出来的吗?

然而,我们读《史记》时不会去追究这个问题,因為美超越了真假。我们愿意相信屈原就是「被发行吟泽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一个孤独革命者的形象。

《史记》裡还有一个非常美的画面,是关於荆軻。荆軻為了燕太子丹对他的知己之情,决定要去行刺秦王,而他也知道当刺客是一去不回的,所以在临行之时--司马迁真的非常善於书写孤独者的告别时刻--所有人都是穿白衣素服来送行,送到易水之上,「高渐离击筑」。这裡依据大陆作家张承志的考证,「筑」是一种失传的乐器,据说是一片薄薄的像板子一样的东西。高渐离把铅灌注在筑裡,拿筑去

行刺秦始皇。

在告别时刻,高渐离击筑发出高亢的声音,然后大家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復返」,这是生前的告别,人还活着却是死亡的形式。

不论是项羽、屈原或是荆軻的告别画面,都是让我们看到一个革命者孤独的出走,而他们全成為了美学的偶像。相对地,刘邦、楚怀王、秦始皇全都输了。我们可以说,司马迁是以《史记》对抗权力,取得权力的人,就失去美学的位置。这部书至今仍然有其地位和影响力,未必是在歷史上,更可能是因為一个人的性情和内在的坚持。

革命者等於失败者?

因此再思考「什麼是革命孤独?」的问题时,我会把革命者视為一个怀抱梦想,而梦想在现世裡无法完成的人。梦想越是无法完成,越具备诗的美学性,如果在现世裡梦想就能实现,那麼革命就会变成体制、变成其他的改革,而不再是革命。

今天在我这样的年龄,回想大学裡诗社的朋友,毕业之后,此去艰难,每个人走到不同的路上去;有的人从政做官,也有人继续在南部村落裡教书,相信他当年相信的梦想。有时候我会想,也许有一天我也要写《史记》,那麼我的美学偶像会是谁?

一个社会裡,当人性的面向是丰富的时候,不会以现世的输赢作為偶像选取的依据。就像《史记》裡,动人的都是现世裡的失败者,项羽失败了,屈原失败了,荆軻失败了,可是他们的失败惊天动地。

《史记》裡还有另一种革命的孤独,迥异於政治革命者,我要说的是卓文君。我们可以想像,一个新寡的女子遇到心仪的人,在社会道德体制的规范下,她是否有条件或被允许再谈一次恋爱?这在今天都还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但是在司马迁的《史记》裡,司马相如看到新寡的卓文君,没有想到要遵守什麼体制礼教,只觉得她真是美,就写了〈凤求凰〉去歌颂她。霎时,卓文君被打动了,发现她还可以再去追求生命裡最值得追求的爱,但也因此,她必须对抗她的父亲卓王孙。

卓王孙是四川有名的富豪,就算要改嫁女儿,也不可能让她嫁一个穷酸小子,所以他先是搬出礼教教训卓文君,并且警告她如果一意孤行,家產一毛都不会给她。

我们提到革命的孤独都会联想到政治,但真正困难的革命往往是道德的革命、礼教的革命。我将卓文君视為一个革命者,就是因為她听到父亲的威胁后,当场与父亲决裂,和司马相如私奔。最厉害的是私奔也不跑远,就在爸爸家门口当鑪卖酒,直是把爸爸气死了。《史记》裡还写到:「相如身自着犊鼻禈」,「犊鼻禈」是有点像丁字裤的衣着,因為是卖酒的劳动阶级了,穿着当然不可能太漂亮。

卓文君所进行的革命,恐怕是比项羽、荆軻更难的。我们看到男性的革命者总会以决绝的姿态出走,情绪非常悲壮,得到许多人的认

同;而女性的革命少了壮烈的气氛,却是加倍困难,因為綑绑在女性身上的枷锁远多於男性,当她要颠覆所有的礼教、道德加诸在她身上的束缚时,是一场伟大却不容易被理解的革命。

所以,我觉得司马迁真了不起,他為这个文化找到许多出口。今日我们还在议论一个女人的贞洁,表示我们都不如两千年前的司马迁。他没有用道德议论卓文君,他用真正自我的出走去歌颂这个敢做敢当的女子,至於「敢做敢当」是对或错,是她个人的事情,与他人无关。很多人说司马相如最后还不是变了心,而嘲讽卓文君「既知今日,何必当初」,可是我认為卓文君对她自己的选择清清楚楚,这就是一个革命者,而革命者不管承担的是政治的压力、道德的压力,都无怨无悔。

那麼,為什麼革命者都是失败者?為什麼不把「革命者」这个角色给成功的人?因為成功的人走向现世和权力,在现世和权力中,他无法再保有梦想。

我观察当年在我家裡喝酒唱歌的朋友,当他变成政府高层之后,很多的考量都不再是出自於梦想,这个时候我们大概知道该和他保持一段距离了。其实我对他有同情,我知道在权力当中,人不见得完全没有梦想,但他的梦想必须收敛,讲得好听一点,就是「务实」,讲得难听就是没有梦想了,也不再是诗人了,更不会再高声歌颂聂鲁达的诗。

完成美学的诗需要孤独感,可是现世的繁华难以保持孤独感。所以我说「革命者」是现世的失败者,因為他们没有成功而保全了革命

的孤独。

自己无法控制的状态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古今中外许多令人怀念的革命者都是诗人。我想这是因為诗人一直在追求激情,当他发现写诗不如革命激情时,他就去革命了。所以你可以感觉得到好多这一类的人,屈原是一个例子,他的诗写得极好,〈九歌〉、〈离騷〉是用文字在写诗,当诗人的孤独发展到极致时则是用血泪写诗,所以屈原和托尔斯泰一样,写得最好的一首诗,是他在最后出走前的告别。

近代有一位备受争议的人物:汪精卫,他在十七、八岁时,梦想着中国的改革,所以他去刺杀慈禧太后、刺杀五大臣,后来事洩被捕,在狱中写了一首诗,末两句是:「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年轻的头就是要去革命,何必留在脖子上?何等豪气。因為很多人欣赏他的诗,他被免除死刑,反而造成悲剧性的一生,他被释放出来后走向现实政治,与他所有的梦想、所有的诗发生矛盾,他的革命孤独也因此破灭。

革命孤独其实是一个连自己都无法控制的状态,比起当时同样怀抱着梦想的另一群人,林觉民、徐锡麟、秋瑾、陈天华、邹容‥‥被后人称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汪精卫恐怕真的会想「引刀成一快」吧!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是我学生时代的偶像,有一段时间我很喜欢去国父纪念馆看廊上的黑白老照片,当我看着那些照片时,我看到了青春。他们大多是二十出头岁,生命就没有「后来」了。虽然有时候生命有「后来」反而是更大的难堪。

我想,青春的美是在於你决定除了青春之外,没有任何东西了,也不管以后是不是继续活着,是一种孤注一掷的挥霍。

我在翻开早年的日记时,吓了一跳,我竟然曾经在生日当天写下:「我决定不要活过二十一岁,活过二十一岁是很可耻的。」我在十几岁时写下这句话,可以说我后来都是「可耻」地活着。

年轻就是会有这样的梦想,相信青春逝去之后,就不会再有任何会让你动心的事情了,所以会有一种挥霍的心情,对於现实完全不在意。所以秋瑾走向死亡,林觉民走向死亡,徐锡麟走向死亡,都是相信青春背后没有东西了,就此了断。我当时会把他们当作偶像,就是因為他们带给我一种青春揉杂着悲剧的感动,就像一首最美的诗。

如果你看过秋瑾的照片,你一定也会觉得:「怎麼那麼美?」而且你注意一下,她的美是超越性别的,很少有人的美可以超越性别。照片中的她英气逼人,穿着日式和服,手裡拿着一把匕首;我不知道她是以什麼样的心情拍下这张照片,但这张照片一直放在我书桌玻璃垫下。那是一种把生命活出极致的美!

其实秋瑾来自一个保守的大家庭,他的父亲做官,替女儿选了一个当官的夫婿,他们结了婚,夫妻感情也很好。有人猜测秋瑾是婚姻

不幸福才会去革命,其实不然,革命者往往是受到最多的宠爱,当他感觉到要与人分享这份宠爱时,他的梦想就出现了。前面提的克鲁泡持金、托尔斯泰都是如此。

不要忘记托尔斯泰是伯爵,不要忘记托尔斯泰拥有广大的土地、眾多的农奴,可是他内心有一个无法完成的梦想:他想要与人分享他的财富和地位,最后他只能对自己进行颠覆和革命。

活出自我的秋瑾

很少人提到秋瑾的家庭,她其实还有孩子,一家和乐美满。有个朋友写秋瑾的剧本时,把她的先生写成一个很坏的人,我向他抗议,请他重新去查资料。在一个女子要缠足、丈夫可以纳妾的社会裡,一个丈夫為了成全妻子的好学,愿意拿出一笔钱送妻子去日本留学,我相信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丈夫。

然而,秋瑾到了日本之后,视野打开了,不再是一个旧社会裡封闭的女人,她认识了徐锡麟、陈天华等优秀的留学生,经常聚会喝酒、聊新的知识,并且一起加入了同盟会。在当时,同盟会是一个非法组织,加入者都抱着被杀头的準备,唯有充满梦想的人才会参加,也唯有年轻才不会在意杀不杀头。

秋瑾到日本之后,意识到东方的女性受到极度的压抑,被当作弱者,因此她的革命不只是政治的革命,更大的一部分是她对女权革命

的觉醒与伸张。秋瑾在日本学武士刀、练剑,所以会拍下那麼一张照片,象徵女性的解放。

而一个可以容纳解放女性的男性团体,也必定是开放的。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在一堆不成材的男性团体裡,女性要解放非常困难,她会被男性的观念所綑绑,由此推测,徐锡麟、陈天华等人都是优秀的男性,而秋瑾的丈夫也绝不是坏人。

不过,秋瑾觉察到自己与丈夫在思想上已经分道扬鑣,她无法再回到那个保守的社会裡,所以她為自己的生命做了勇敢的抉择--提出离婚。

这裡有个很有趣的对比,在台湾的政治生态中,向来强调夫唱妇随,鲜少有夫妻不同政党,或是太太去革命、丈夫去选举的事例。我们在政治圈中几乎找不到第二个秋瑾。

当然,秋瑾的孤独不论在当时,甚至在今日,都鲜少有人能理解。

幸运的是,秋瑾还有一群可爱的朋友。这些与她把酒言欢的留学生,知道秋瑾很喜欢一把剑,决定凑钱买下来送她,当他们在小酒馆裡把剑送给秋瑾时,她当场舞了一回。我不知道那张持剑穿和服的相片是否為彼时所摄,但在秋瑾的诗中记录了此事,她说:「千金不惜买宝刀」,原来那把剑所费不貲,耗尽千金,以至於一群人喝酒喝到最后付不起酒钱,於是秋瑾不惜把身上的皮大衣当了,要和朋友们喝得痛快,诗的下一句便是:「貂裘换酒也堪豪」。

在秋瑾这首〈对酒〉诗中,第一句是男性对女性的馈赠,第二句是女性对男性的回报,由此可以看出这群年轻革命者的情感。而最后两句:「一腔热血劝珍重,洒去犹能化碧涛。」意思是即使有一天热血全部流尽,也会变成惊涛骇浪,对社会產生巨大的影响。这就是革命者,这就是诗人呀!

后来,这群留学生回到中国,潜伏在民间,伺机而动,随时準备革命。心思縝密的秋瑾,不但有激情,也有理性,可谓当时回国革命者中最成功的一个。她隐藏了同盟会的身分,摇身一变為军校的校长,这所军校是受命於清朝官吏直接统辖,而这名官吏就是她的乾爸爸,你看她多厉害!

这是一个女性革命者的智慧,她可以柔软的身段同时扮演多重的角色,不若男性革命者的刚烈。

然而,很少人想到,离婚以后的秋瑾要面对生命裡巨大的孤独感。我相信,她和徐锡麟之间的感情是革命,也是爱情。所以当徐锡麟衝动起义,因為没有详密的规划而失败被逮捕,并惨遭清朝官员恩铭将胸膛剖开,活活地掏出心肝祭奠时,听闻徐锡麟死讯的秋瑾立刻起义,因此被捕。

我读秋瑾传记时,深深觉得秋瑾的死和徐锡麟有很大的关系,而徐锡麟就是当年提议买宝剑送她的人。这使我联想到,革命裡有一部分的孤独感,也许是和爱情有关。

在革命裡纠缠的情感非常迷人,非小儿女的私情可以比拟,他们

是各自以「一腔热血劝珍重」的方式,走向诗的最颠峰。

在徐锡麟死后,秋瑾的起义可以说是一种自杀的形式。

秋瑾被捕之后,受尽所有的酷刑,被逼要写下所有参与革命者的名单,她只写下一个字:「秋」,表示只有秋瑾一人。她顿了一下,接着写:「秋风秋雨愁煞人」,又是一句诗。翌日清晨,秋瑾在绍兴的街市口被处以斩刑。

我第一次到绍兴,几乎是為了秋瑾而去,在那个街市口,我站了非常久,现在那裡还有一个秋瑾的纪念碑。

我想,她是一个文学上、戏剧上尚且无法全面说出其影响力的女性,她一定会变成传奇,变成歷史的传奇,变成如荆軻、屈原的不朽人物,因為她的生命活出了惊人的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