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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说话的人,人生都不会太差》漫谈翻译:翻译不是艺术,而也饶有一些艺术的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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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可以说不是一门学问,也不是一种艺术,只是一种服务。从前外国人来到中国观光,不通中国语,常雇用一名略通洋泾浜英语的人权充舌人,俗称之为“马路翻译”。做马路翻译也不容易,除了会说几句似通非通的句法不完整的蹩脚英语之外,还要略通洋人心理,拣一些洋人感兴趣的事物译给他听。为了赚几个钱糊口,在马路上奔波。这也算是一种服务。

较高级的舌人,亦即古时所谓的通译官,“能达异方之志,象胥之官也”。南方曰象,北方曰译。象胥即是司译事的官吏。如今我们也还有翻译官,政府招待外国贵宾的时候,居间总有一位翻译官。外国人讲演,有时候也有人担任翻译。这种口头翻译殊非易事,尤其是事前若未看过底稿,更难达成准确迅速的通译的任务,必其人头脑非常灵活,两种语言都有把握才成。

学术著作与文艺作品的翻译属于另一阶层,做此种翻译,无须跑马路,无须立即达成任务,可以从容推敲。虽然也是服务,但是很不轻松。有些作品在文字方面并不容易了解,或是文字古老,或是典故太多,或是涉及方言,或是意义晦涩,都足以使译者绕室彷徨,搔首踟蹰。译者不一定有学问,但是要了解原著的一字一句,不能不在落笔之前多多少少做一点探讨的功夫。有时候遇到版本问题,发现异文异义,需要细心校勘,当机立断。所以译者不是学者,而有时被情势所迫,不得不接近于学者治学态度的边缘。否则便不是良好的服务。凡是艺术皆贵创造,翻译不是创造。翻译是把别人的东西,咀嚼过后,以另一种文字再度发表出来,也可说是改头换面的复制品。然而在复制过程之中,译者也需善于运用相当优美的文字来表达原著的内容与精神,这就也像是创造了,虽然是依据别人的创造作为固定的创造素材。所以说翻译不是艺术,而也饶有一些艺术的风味。

在文化演进中,翻译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因为翻译帮助弘扬本国的文化,扩展思想的范围,同时引进外国的思潮和外国的文艺,刺激本国的作家学者。我们中国古时有一项伟大的翻译运动,佛经的翻译,其规模之大无与伦比。由于一些西域的高僧东来传教,兼做翻译,如汉明帝时之竺法兰在洛阳白马寺与迦叶摩腾合译《四十二章经》,又自译《佛本生经》第五部十三卷,是为翻译之始。西晋竺法护译经一百七十五部,三百五十四卷,多为大乘佛典。而后秦的鸠摩罗什,南北朝之真谛,与唐之玄奘合称为中国佛教之三大翻译家,以玄奘之功绩最为艰苦卓绝。玄奘发愿学佛,间关万里,归国后译出经论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译笔谨严,蔚为大观。佛经翻译不仅弘扬了佛法,对一般知识文艺阶层亦发生很大影响。其所以发生这样效果,固由于译者之宗教热忱,政府之奖掖辅助亦为主要因素。佛经的翻译一向被视为神圣的事业。每译一经,有人主译,有人襄助。直到晚近,仍带有浓厚庄严的宗教色彩。抗战时期,我曾游四川北碚缙云山,山上有缙云寺,寺中有太虚法师住持之汉藏理学院,殿堂内有钟罄声,僧众跪蒲团上,红衣黄衣喇嘛三数辈穿梭其间,烛光荧然。余甚异之,询诸知客僧法舫,始知众僧正在开始翻译工作,从藏文佛典译为汉文。那种虔诚慎重的态度实在令人敬佩。因思唐人所撰“一切经音义”所表现对于佛经译事之认真的态度,也是不可及的。

晚清西学东渐,翻译乃成为波澜壮阔的一个运动。当时翻译名家以严几道与林琴南为巨擘。严几道译《天演论》《原富》《群学肄言》《法意》《穆勒名学》等书共九种,虽然对于国家社会的进步究竟有多少具体贡献很难论定,对当时知识分子的影响却是不容否认的。(胡适先生就是引“适者生存”之意而命名的。)他又提出了“信、达、雅”的翻译标准,直到如今还有不少人奉为圭臬。可惜的是,他用文言翻译,而又力求精简,不类翻译,反似大作其古文,例如“大宇之内,质力相推,非质无以见力,非力无以呈质”,以这样的句子来说明“天演”,文字非不简洁,声调非不铿锵,但是要一般读者通晓其义恐非易事。西洋社会科学的名著,大多本非简明易晓之作,句法细腻,子句特多,译为中文,很费心思,如果再要加上古文格调,难上加难。严氏从事翻译,选材甚精,大部分皆西洋之近代名著,译事进行亦极严肃,但是严氏译作如今恐怕只好束之高阁,供少数学者偶尔作为研究参考之用。林琴南的贡献是在小说翻译方面。所译欧美小说达一百七十余种之多。以数量言,无有出其右者。他的最大短处是他自己不清外文,全凭舌人口述随意笔写,所谓“耳受手追,声已笔止”。这样的译法,如何能铢两悉称地表达原作的面貌与精神?再则他自己不懂外国文学,所译小说常为二三流以下之作品。殊少翻译之价值。他的文言文,固是不错,鼓起国人对小说之兴趣,其功亦不在小。

白话文运动勃发以后,翻译亦颇盛行。唯嫌凌乱,殊少有计划的翻译,亦少态度谨严的翻译。许多俄、法文等欧洲小说是从英、日文转译的。翻译本来对于原著多少有稀释作用,把原文的意义和风味冲淡不少,如今再从日文、英文转译,其结果如何不难想象。鲁迅先生所编译之“文艺政策”等一系列的“硬译”,更无论矣。

四十几年来值得一提的翻译工作的努力应该是胡适先生领导的“翻译委员会”,隶属于“中华文化基金董事会”。有胡先生的领导,有基金会的后盾。所以这个委员会做了一些工作,所译作品偏重哲学与文学,例如培根的《新工具》《哈代小说全集》《莎士比亚全集》《希腊戏剧》等凡数十种。惜自抗战军兴,其事中辍。

“国立编译馆”,顾名思义,应该兼顾编与译,但事实上所谓编,目前仅是编教科用书,所谓译,则自始即是于编译科学名词外偶有点缀。既无专人司其事,亦无专款可拨用。徒负虚名,未彰实绩。抗战期间,“编译馆”设“翻译委员会”,然亦仅七八人常工作于其间,如蒙森之《罗马史》、亚里士多德之《诗学》、萨克雷之《纽卡姆一家》等之英译中,及《资治通鉴》之中译英。《资治通鉴》之英译为一伟大计划,缘大规模的中国历史(编年体)尚无英译本,此编之译实乃空前巨作。由杨宪益先生及其夫人戴乃迭(英籍)主其事,夫妇合作,相得益彰,胜利时已完成约三分之一,此后不知是否赓续进行。唯知杨宪益夫妇在大陆仍在从事翻译工作,曾有友人得其所译之《儒林外史》见贻。“编译馆”来台后,人手不足,经费短细,除做若干宣传性之翻译以外,贡献不多。偶然获得资助,则临时筹划译事。我记得曾有一次得到联合国文教组织一笔捐助,指明翻译古典作品,咨询于余,乃代为筹划译书四五种,记得其中有吴奚真译的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此书是根据英国名家诺尔兹的英译本,此英译本对英国十六世纪文学产生巨大影响,在英国文学史上占重要地位,吴奚真先生译笔老练,惜仅成两卷,中华书局印行,未能终篇。近年来有齐邦媛女士主持的英译《中国现代文学选》两卷,亦一大贡献。

翻译,若认真做,是苦事。逐字逐句,矻矻穷年,其中无急功近利之可图。但是苦中亦有乐。翻译不同创作,一篇创作完成有如自己生育一个孩子,而翻译作品虽然不是自己亲生,至少也像是收养很久的一个孩子,有如亲生的一般,会视如己出。翻译又像是进入一座名园,饱览其中的奇花异木,亭榭楼阁,循着路线周游一遭而出,耳目一新,心情怡然。总之,一篇译作杀青,会使译者有成就感,得到满足。

翻译,可以说是舞文弄墨的勾当。不舞弄,如何选出恰当的文字来配合原著?有时候,恰当的文字得来全不费工夫,俨如天造地设,这时节恍如他乡遇故人,有说不出的快感。例如,莎士比亚剧中有“a pissing while”一语(见《二绅士》四幕一景二十七行),我顿时想到我们北方粗俗的一句话“撒泡尿的工夫”,形容为时之短。又例如,莎士比亚的一句话:“You three-inch fool”(见《驯悍妇》四幕一景二十七行)正好译成我们《水浒传》里的“三寸丁”。诸如此类的例子还有许多,但是可遇不可求的。

翻译是为了人看的,但也是为己。昔人有言,阅书不如背诵书,背诵书不如抄书。把书抄写一遍,费时费力,但于抄写过程之中仔细品味书的内容,最能体会其中的意义。我们如今可以再补一句,抄书不如译书。把书译一遍费时费力更多,然而在一字不苟地字斟句酌之余必能更深入了解作者之所用心。一个人译一本书,想必是十分喜爱那一本书,花时间精力去译它,是值得的。译成一部书,获益最多的,不是读者,是译者。

人人都知道翻译重要,但很少人肯致力于翻译事业的奖助。文学艺术都有公私的奖,不包括翻译在内。好像翻译不是在文艺范围以内。学术资格的审查也不收翻译作品,不论其翻译具有何等分量。好像翻译也不在学术领域之内。其实翻译也有轻重优劣之分,和研究创作一样未可一概而论。近年的翻译颇有杰出之作,例如林文月教授所译之《源氏物语》,其所表现的功力及文字上的造诣,实早已超过一般的创作与某些博士论文。潜心翻译的人,并不介意奖励之有无。但如有机关团体肯于奖助,翻译事业会更蓬勃。

翻译没有什么一定的方法可说,译者凭借他的语文修养,斟酌字句,使原著以他认为最好的方式在另一种文字中出现而已。戏法人人会变,巧妙各有不同。

什么才是好的翻译?有人说,翻译作品而能让人读起来不像是翻译,才是好的翻译。这是外行的说法,至少是夸张语。翻译就是翻译,怎能不像翻译?犹之乎牛肉就是牛肉,怎能嚼起来不像牛肉而像豆腐?牛肉有老有嫩,绝不会像豆腐。

意大利有一句俗话:“翻译像是一个女人——貌美则不忠贞,忠贞则其貌不美。”这句话简直是污辱女性。美而不贞者固曾有之,貌美而又忠贞者则如恒河沙数。译者为了忠于原文,行文不免受到限制,因而减少了流畅,这是毋庸讳言的事。不过所谓忠,不是生吞活剥地逐字直译之谓,那种译法乃是“硬译”、“死译”。意译直译均有分际,不能引为拙劣的翻译的借口。鸠摩罗什译的《金刚经》,和玄奘译的《金刚经》,一为直译,一为意译,二者并存,各有千秋。

译品之优劣有时与原著之难易有关。辜鸿铭先生为一代翻译大师,其所译之英国文学作品以《疯汉骑马歌》及《古舟子咏》二诗最为脍炙人口,确实是既忠实又流利。但是我们要注意,这两首诗都是歌谣体的叙事诗,虽然里面也有抒情的成分。其文字则极浅显易晓,其章节的形式与节奏则极简单。以辜氏中英文字造诣之深,译此简明之作,当然游刃有余。设使转而翻译弥尔顿之《失乐园》,其得失如何恐怕很难预测了。

关于翻译我还有几点拙见:

一、无论是机关主持的,或私人进行的翻译,对于原著的选择宜加审慎。愚以为有学术性者,有永久价值者,为第一优先。有时代需要者,当然亦不可尽废。唯尝见一些优秀的翻译人才做一些时髦应世的翻译,实乃时间精力的浪费。西方所谓畅销书,能禁得时间淘汰者为数不多。即以使世俗震惊的诺贝尔文学奖而言,得奖的作品有很多是实至名归,但亦有浪得虚名不孚众望者,全部予以翻译,似不值得。

二、译者不宜为讨好读者而力求提高文字之可读性,甚至对于原著不惜加以割裂。好多年前,我曾受委托审查一部名家的译稿——吉朋的《罗马帝国衰亡史》。这是一部大书,为史学文学的杰作。翻阅了几页,深喜其译笔之流畅,迨与原文对照乃大吃一惊。原文之细密描写部分大量地被删割了,于其删割之处巧为搭截,天衣无缝。译者没有权利做这样的事。又曾读过另一位译者所译十六世纪英国戏剧数部,显然的,他对于十六世纪英文了解不深。英文字常有一字数义,例如flag译为“旗”。似是不误,殊不知此字另有一义为“菖蒲”。这种疏误犹可原谅,其大量的删节原作,动辄一二百行则是大胆不负责任的行为,徒以其文字浅显为一些人所赞许。

三、中西文法不同,文句之结构自异。西文多子句,形容词的子句,副词的子句,即吉本。所在多是,若一律照样翻译成中文,则累赘不堪,形成为人诟病的欧化文。我想译为中文不妨以原文的句为单位,细心体会其意义,加以咀嚼消化,然后以中文的固有方式表达出来。直译、意译之益或可兼而有之。西文句通常有主词,中文句常无主词,此又一不同之例。被动语态,中文里也宜比较少用。

四、翻译人才需要培养,应由大学国文英语学系及研究所担任重要角色。不要开翻译课,不要开训练班,因为翻译人才不能速成,没有方法可教,抑且没有人能教。在可能范围之内,师生都该投入这一行业。重要的是改正以往的观念,莫再把翻译一概摒斥在学术研究与文艺活动之外。对于翻译的要求可以严格,但不宜轻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