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猜想我知道五阿姨的存在，只是我不曾见过她。
三阿姨每天煮饭、炒菜、洗衣、缝衣，做了大部分的家事，家里从来少不了她忙碌的身影，妈妈只要碰到任何头痛的麻烦事，总是习惯大叫三阿姨的名字来救命：「连娇！连娇！」当然，妈妈叫的是日文，娇字唸起来像是「救救我」的救字，而三阿姨总是立即应声出现，成为名符其实的救星。
四阿姨有一段时间不在家，我们都知道她出门在外，可能是在某处工作吧？六阿姨每天打扮得漂漂亮亮，像个电影明星，她在银行上班，打扮的模样有种都会的时尚感。她给我们小孩子表演过一个工作特技，把一叠百张綑好的十元钞票解开，用手指顺过一遍之后，从中一分为二。
「每边都是五十张。」她很有信心地说。
我们拿来数了数，果然都是五十张。再试一次，还是一张不差。我们吵着问她怎么做到的，她慧黠地眨眨眼，笑着说：「熟能生巧呀。」
再表演数钞票，一叠钞票在手中扇形张开，好像拿着一副扑克牌，她快速地用手指头十张十张去数，百张钞票只消三、四秒就数完了。
七阿姨，也就是末子阿姨，年纪还小，只是个青春期的大女孩，皮肤晒得黑黑的，像个庄稼女，但她有一双灵动的大眼睛，笑起来很漂亮。她是负责照顾我的贴身保姆，成天把我背在背上，四处去蹓躂。
二阿姨年纪和妈妈较近，早嫁人了，就住在对街，她的小孩比我大哥还大，是我这一辈里最大的，大表哥因而成为我们当中的孩子王。但是二阿姨不知怎的和妈妈吵架了，弄得后来不太来往。
二、三、四、六、七，五个阿姨来来去去，没有人提及排行第五的阿姨，但我猜想我知道五阿姨的存在，只是不曾见过她。
五阿姨存在的第一个证明，来自于我自己的逻辑与疑问，幼小的我歪着脑袋问妈妈：「为什么三阿姨、四阿姨之后就变成六阿姨，第五的到哪里去了？」
妈妈的反应大出我的意外，她先是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彷彿我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紧接着她的嘴角抽搐，突然转身回头走往厨房，路上却忍不住端起围裙的下摆掩在脸上，开始嘤嘤地哭泣了起来。我呆若木鸡地伫立在走道上，末子阿姨快步走过来，一手抄搂起我，立刻把我带到楼下门外的骑楼，不让我卷入接下来可能发生的风暴。
但大人说话也未必比我更小心。有一次，一个不常来往的亲戚来到家里，母亲和她坐在榻榻米上，就着矮桌喝茶，问候完家中大小、闲话家常之后，冷不防这位亲戚突然问到：「阿云仔现在在哪里？」
妈妈的脸立刻垮了下来，笑容僵在嘴角，嗫嚅地说：「我也好几年没有伊的消息，听说是搬到内山去了。」内山一词虽然指的是台湾东部，但在那个交通不便的时代，高耸巨大的中央山脉挡住了去路，去到山的那一边，听起来和远走海外到了巴西、乌拉圭之类的，音讯中断、人海阻隔，永远难再相见，是一样的意思吧？
气氛变得有点尴尬，这位亲戚显然不相信妈妈说阿云没有消息的话，继续又旁敲侧击地问了一些关于「第五仔」的近况与消息，平日精明灵光、应答如流的妈妈支支吾吾，答得支离破碎，不太有说服力的样子。亲戚还穷追不舍，带着刺探的意味又问道：「咁拢呒写信回来？」
妈妈吶吶地叹口气说：「呒呀，一张信也呒呀。」
所以五阿姨是存在的，我在一旁想着。五阿姨还有名字叫阿云呢，而且人住在内山，只是一封信也无。内山究竟在哪里我也不太知道，只知道如果大人说谁住在内山，就是我们不会见到他的意思。
但「一封信也无」这句话可能不是真的，因为不久之后，我就听到妈妈压低声音和三阿姨说：「阿云仔有写信回来，伊咧讲…。」然后她的声音压得更低更轻了，我装做没事人一样在纸门内外走来走去，但我听不清楚底下说的是什么。好像有几个人名，也有几个大概和金钱有关的数目字，听起来有严重的感觉。
三阿姨听着听着面色凝重，频频点头，妈妈最后又说：「诺，别让你阿尼仔知道。」
三阿姨顺从地点点头说：「我知。」
末子阿姨先嫁人了，我失去了童年最好的玩伴，但她偶而会带着扮手礼回来看妈妈。回来的她已经有了身孕，化了妆涂了口红，衣服也变艷丽了，露出成熟大人的模样。紧接着漂亮如电影明星的六阿姨也嫁人了，辞去银行的工作，搬去了台北，专心做她自己口中说的「老妈子」，我们就少看到她了。
然后我六岁时举家迁居到中部的山城，只有尚未嫁人的三阿姨、四阿姨同行，六阿姨和末子阿姨都很难见面了。六阿姨读过书，有时候会写信来，信末还会问候每个小孩。我最怀念的末子阿姨，没念过什么书，连写信也难了，慢慢地，我连她大眼睛的笑脸模样，也有点记不清了。
晚结婚的三阿姨和四阿姨来到乡下，已经都有点错过婚期了，在父亲的主导下不无委屈地嫁给了外省人。三阿姨和四阿姨结婚后都住在隔壁的村子里，坐短程公共汽车可达，骑脚踏车可达，不然走路半个钟头也可以到达。因为距离，我们已经和北部的亲戚都断了连系，只剩两个阿姨住在可以常常见面的距离，所以一直维持很亲密的往来。
两位新姨丈都是忠厚老实的读书人，跟随国民政府来台担任基层公务员，薪资微薄但生活稳定，他们都离乡背井，单身多年，不但勤劳，而且多能鄙事，都能够自己缝衣下厨。我们和唐山文化初步接触，样样觉得新奇，至少在饮食方面的确是如此。
两位姨丈，一位来自山东，一位来自河南，都擅长北方的面食文化。手劲大的三姨丈揉面做的馒头，扎实饱满又清甜耐嚼，做的包子则外皮蓬松，内馅丰盛，吃来犹如节庆一般。脑筋灵活的四姨丈花心思发明的三色水饺，分别用胡萝卜、韭菜、和白菜做馅，水饺煮起来皮变透明，露出三种内馅的颜色，成为三种不同颜色的水饺，美味之外另见巧思。
新的饮食文化闯进了我们家，我们开始学习用空酒瓶捍面，试做馒头与包子，也试用白面条煮面（台湾人本来用的是油面），并且做全新的新菜如蒜苗炒腊肉之类的。这样文化混同的新奇趣味每天都在发生，加上我们也正在适应做一个农村的乡下人，我渐渐习惯只有两位阿姨的生活，忘了我有六位阿姨这个事实，更不记得有一位提到名字要低声细语的五阿姨了。
时间一过又是二十多年，父亲过世了，办完葬礼，还有一场尾七的法事，我们选在一个寺庙为逝者唸经并开素筵。葬礼大部分是基督教仪式，因为弟弟是基督徒，对他比较方便；但尾七的法事却又变成带着民俗色彩的佛教，因为妈妈说亲戚们来了总是要拜，结果变成了人格分裂的杂拼丧事。
尾七的法事上，七名和尚虚应故事地含糊唸经，一遍遍音调平板嗡嗡嗯嗯的佛唱让人昏昏欲睡。突然间道场旋风式进来一位戴墨镜的高瘦女子，面貌和三阿姨几乎一模一样，一进门就冲到妈妈面前，妈妈惊叫：「阿云仔？」
两个人抱着开始哭，哭了一会儿，妈妈抽了空又问道：「你怎么知道要来？」阿云说是谁谁谁告诉她的，又说：「阿尼仔走了，我一定要来呀。」两人抱着继续哭。最后，众姐妹围着这位新来的、长相却同出一模的我的「新阿姨」，问东问西，问她这些年来都在干嘛，大家说了又笑，笑了又哭。
我在一旁插不进嘴，心里想着，山的那一边的五阿姨，真的是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