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中的儒批判
有段时间掀起了一股“儒教圈繁荣论”的热潮。观察一下那时的世界就不难发现，经济发展迅速、社会稳定、秩序良好的国家都在儒教圈范围内。如被称为亚洲四小龙的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儒教在一百年前曾被批判为阻碍了近代化的发展，而现在却在近代化的成功发展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除了四小龙，还有日本这个领头雁走在前面。因此，所谓的儒教圈繁荣论中，日本也位列其中。然而从儒教的渗透力来讲，日本远不及韩国。在前章曾论述过，日本主要是吸取了儒教中关于教养的内容，因此从儒教的渗透程度来讲，不能与韩国同日而语。儒教自传入新加坡到现在已过了三四代。若干年前，新加坡政府曾号召过开展“重新审视儒教”的运动。新加坡由于在吸收欧美思想时，导致放任自流的自由主义，尤其是青少年行为放荡。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恶化，新加坡政府便采取了一定措施。这也说明了儒在新加坡的渗透较浅。
一只领头雁和四小龙，虽然同属于“儒教”圈内，但是儒教在各地区所占的分量并不相同，因此各自受影响程度也不同，所以不能将儒教作为促进近代化的唯一关键因素，称其为关键因素之一较为稳妥。
我去台湾游玩时，会见了李登辉先生，谈到了“儒教圈繁荣论”这一话题。李登辉先生讲道，四小龙的共同之处除受儒教影响之外，都有过殖民地的经历。我对此表示赞成。在殖民地，异质文化会强制性进入，而不是两种文化握手言和。并且异质文化粗暴闯入后，经过多年便会盘踞于此。虽然当地居民拥有本地文化，但同时也不得不接受另一种文化。
台湾在被作为日本殖民地时，日本人在那里保持着和在日本同样的生活方式。而土著的台湾人民却不能继续保持之前的生活方式，他们从上小学起就必须接受日本的教育。大部分台湾儿童在上小学前不会讲日语。台湾人将小学称为“公学校”，而住在台湾的日本人称“小学校”，他们使用自己的语言，接受教育。台湾儿童在满六岁后就不得不成为两种语言的生活者（bilingual）。然而使用两种语言的一个优点便是可以接受两种文化。有人成为漂流在两种文化间的不幸者，也有人发挥了这种长处。比如，在看待问题时，可以用双重视点来观察。无论如何，站在A和A'两种不同的角度来思考问题，要比站在一个视点上能够获得更多的信息，选择性就越大，得出的判断也更为正确。从经历过复合文化的角度来看，四小龙中韩国和台湾较为相似，香港和新加坡略有差异。韩国和台湾的居民在本土有着较长的生活历史，日本在入侵后施行了文化强制政策。香港和新加坡虽作为英国的殖民地，但进入的是具有中国式生活方式的人。香港原本是经营渔业为主的小村落，从人数来看较少，所以文化冲突并不严重。
虽然“复合文化经验圈繁荣论”不是唯一关键因素，但也不能因此便彻底推翻“儒教圈繁荣论”。儒教自从为体制收编后，其赞美论居多，近年来的繁荣论便是其一，但从整个历史发展过程来看，也曾出现过反儒教的论点。
明末思想家李贽（1527—1602），字卓吾，出生于福建晋江一户伊斯兰教信徒家中。李卓吾为科举举人，在云南省姚安府知事手下做事，属阳明学“左派”，后来剃发并热衷于佛教研究，曾北上进京，会见利玛窦（Matteo Ricci，伊斯兰教会神父，中国传道之先祖，1552—1610）。
他主张由阳明学“良知学”发展而来的“童心说”。由于多余的知识和旧习会歪曲人心，因此保持未受外界影响的孩童之心才是至高境界，并将此作为价值判断标准。例如，汉司马相如（前179？—前117）年轻时与一位名为卓文君的女子私奔。卓文君是成都大富豪之女，司马相如是一介文学青年，且品行不端。私奔后，司马相如没有能力养活妻子，便在妻子娘家门前开了一家酒馆。卓文君负责为客人结账，司马相如负责洗盘子。虽然卓文君与父亲断绝了父女关系，但是其父还是给予了他们经济援助。这也可以说是一种令人厌恶的蔑视。司马相如文采出众，但由于品行不端，因此评价不高。然而，李卓吾却极为赞赏司马相如，因为从“童心说”来看，司马相如做了自己喜欢做的事，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
唐朝灭亡至宋朝建立，期间短短半个世纪，曾有五个短命政权交替执政，这段时期被称为五代。期间有位冯道（882—954），他曾任五个朝代的宰相。在儒教看来，一臣不事二主，王朝灭亡后，忠臣应当殉节。即便是不殉节，也绝不应该再侍奉于下一任王朝。而冯道却先后效劳于五个朝代，自然被儒教认为是无节操之人。司马光（1019—1086）在《资治通鉴》中称其不知廉耻。然而，李卓吾对于冯道却是极力维护。王朝灭亡后便殉节，即便是战斗到了最后，仍然会给人民带来极大的危害。冯道正是通过和平地实现政权更替，来使人民避免遭受到流血事件。五个朝代虽相继灭亡，但是都未发生过首都攻城战事，难道不是冯道的功劳吗？——这种辩护，无疑是反儒言论。
李卓吾还为受儒教鄙视的商业活动进行辩护，宣扬侠义精神，“侠义”在后来也为儒教所不齿。李卓吾还主张男女平等，而儒教主张男女有别。佛教中，女性被排在男性之上，如“母与父”、“妹与弟”等。但是在对佛典进行翻译的过程中，改变了男女顺序，不知是受儒之观念的影响，还是出于对中国习惯的尊重，或是担心遭到中国民众的抗拒。
李卓吾还是位文艺评论家，他对士大夫蔑视的《水浒传》、《三国志演义》、《西厢记》等评价极高，与《文选》、唐诗并列。《水浒传》是以叛乱为题材的小说，政府担心该书会煽动叛乱，曾下令焚烧书屋和该书的木版，而李卓吾却为《水浒传》作了评点。
同时，政府将李卓吾著作中的思想视为危险思想，予以统统焚烧。书被烧后，李卓吾便创作出了《焚书》一书，该书文笔流畅，语言犀利，追捧者众多，虽被列为禁书，但是仍有许多人私下传阅。李卓吾本人也被作为异端入狱，最后落得在狱中自杀的悲惨下场。然而，他的学说也传入了日本。幕末志士吉田松阴便对李卓吾极为推崇。
除李卓吾对儒教进行过猛烈的批判外，近代清末的谭嗣同也是批判者之一。他发表过题为《仁学》的五万字论文，抨击数千年来被儒教奉为金科玉律的“三纲五伦”道德观念为“惨祸烈毒”。在五伦中，只有“朋友”得到了他的认可，他在《仁学》中写道：
五伦中于人生最无弊而有益，无纤毫之苦，有淡水之乐，其惟朋友乎！
所谓五伦指君臣、父子、长幼（兄弟）、夫妇、朋友之间的道德伦理。他认为除朋友之间的伦理有可取之处外，其余都应抛弃。因为无论君臣、父子、兄弟、夫妇，都是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础之上。现在夫妇之间基本实现了平等，但是在19世纪末时，还存在着尊卑关系，唯有朋友之间的关系最为完美，体现出自主平等的精神。谭嗣同称宇宙的根本原理为“以太”（ether），他认为所谓的以太便浓缩于朋友之道中，并且组织了“学会”。他认为通过“学会”可以使成千上万的人结为朋友，其目的便在于对中国施行改革。这便是他所认为的“仁”。
“仁”是儒学德目中的主要内容。
谭嗣同希望针对“仁”进行改革。他所提倡的“仁”与“侠义”相似，较为接近墨子的思想。总之，这种思想是与儒教相对立的。抛弃其他四种伦理，对当时的人们而言是不可思议的。
谭嗣同将《仁学》的原稿交付于梁启超。后来，梁启超在流亡中将原稿带到了日本，并在日本发行。当时谭嗣同已被处死，但是他位居高官的父亲和家族仍在中国，因此不能用他的名字来发表《仁学》这样的危险文章。于是便署名为“台湾人所著”——即指台湾人所著之书。根据甲午中日战争所签订的和约规定，台湾已被割让给日本，清政府无权干涉台湾居民的活动。
反儒之人被称为乱臣贼子，况且谭嗣同还实际参加了改革运动，因此被处刑。为了躲避追捕，谭嗣同与梁启超、康有为一起逃往日本使馆。外国使馆拥有治外法权，因此可以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并且他们还可以寻找机会逃往国外。但是谭嗣逃到日本使馆，并不是为了避难保命，而是为了将自己的著作原稿交予梁启超，自己牺牲无所谓，但是希望自己的著作能够流传于后世。他将著作委托给梁启超后便准备离开，众人都制止他，如果出去的话，一定会被捕处死。他却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出去后，被捕，七日后被处死。
这是典型的“侠义”行为，也是反儒的。但是在儒教中也包含着侠义的成分。《论语·为政》有载：“见义不为，无勇也。”
虽然说谭嗣同是反儒的，但是从儒家本来的立场来看，其实是对被体制收编后歪曲的儒教的批判。李卓吾虽然被视为阳明学“左派”，但是就其本质而言，仍是儒者。
改革运动的领导者康有为也是位儒者。关于《孔子改制考》，前面曾有过论述，实际上是一种自儒教内部对儒教进行的批判。他们的改革运动以日本的明治维新为模型，提出了君主立宪制。实际上，谭嗣同超越了君主立宪制，他希望可以通过学会发展民主政治，单纯就改革而言与康有为意见一致，但是本质上却有差别。康有为的主张具有局限性，最后甚至出现了倒退，将五伦中的“君臣”关系放在了首位。
然而，儒教中也并不是观点一致，尤其是孟子，对君臣关系并不重视。他主张，民为首要，社稷其次，最后才是君主。
严复曾就读于福州船政学堂，后留学英国，他称：自秦始皇起，中国的君主就是大强盗，国民才是天下真正的君主。令人费解的是，他虽持有过激的言论，但是在辛亥革命取得胜利、建立共和制政体后，开始变得保守，并成为五四运动的反对者，曾经论客的影子不复存在。
脱亚论
说起日本反儒运动的主角，自然非福泽谕吉（1835—1901）莫属了。他于1885年提出了“脱亚论”，主张同亚洲的各后进国断绝往来，与文明诸国结成友好，所谓的后进国便是指“支韩”。当时的支那和朝鲜，都是处于现在呈现出繁荣景象的“儒教圈”内。他指出：“其对古风旧观依恋之情，千百年来未变。”
——如果在文明日新月异的交锋场上论及教育之事，就要谈到儒教主义。学校的教旨号称“仁义礼智”，只不过是彻头彻尾的虚饰外表的东西。实际上岂止是没有真理原则的知识和见识，宛如一个毫无道德廉耻却还傲然不知自省的人。
福泽谕吉对儒教保持了一贯的猛烈批判姿态。明治政府在革新的五项条御誓文中写道：“打破以往陋习，以天地公道为基准。”从而掀起了破除儒教、佛教、旧习的浪潮。尤其对佛教实行的“废佛毁释”行动过激，导致对许多珍贵文化财产的严重破坏。然而，时隔不久，明治政府又开始了复活儒教活动。西南战争结束后，明治十四年（1881），明治政府重新考虑根据儒教制定秩序，并发布了《教育敕语》：
孝敬父母、团结兄弟、夫妻和睦、相信朋友。
其中提到了四伦。君臣之伦放在开篇之处，“克忠克孝”，“一旦缓急，则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就德目而言，重视君臣之忠义是儒教的重要思想。对于儒教的复兴，福泽谕吉提出异议，保持了他一贯的立场，他认为这是明治政府的倒退行为。
1911年，中国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虽然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胜利，但是孙文担任临时大总统的时间极其短暂，被迫让位于更具实力的袁世凯。袁世凯是清朝末期的总理大臣，手握兵权，国家政体虽为共和，但袁却将其视为自己的政治财产，称帝的野心蠢蠢欲动，私下着手复辟运动。他召集了许多支持自己的人，成立了“筹安会”，让美国和日本学者用研究证明，相对于共和制，中国更适合帝制。因为那些所谓的学者都是他“雇”来的，所以得出的结论自然是他所期望的。
袁世凯致力于儒教振兴、“尊孔运动”等。连称秦始皇后的历代皇帝为大盗的严复，也发起了“孔教会”。
当时从日本回国的鲁迅，在北京教育部任职。他在日记中写到，政府机关通知9月28日去孔子庙参加跪拜仪式。相传当日是孔子的诞辰。因为有通知下达，所以鲁迅便不得不前往。但是到了那里发现，所到之人不过三四十。教育部和下属学校的职员至少上千，可是前来参拜的人却只有三四十人，鲁迅在日记中描写那些人：“或跪或立，或旁立而笑。”有的人站着参拜，也有人靠在墙边只是观看，鲁迅便是观看者之一。
鲁迅在清朝时期留学日本，就读于东京高校校长嘉纳治五郎所创办的留学生弘文学院。鲁迅在那里学习两年日语后，升入高级学校。初到日本，鲁迅一行人由日本老师带领着前往汤岛圣堂。日本老师觉得那里设有孔庙，中国留学生一定会觉得亲切，欣然参拜。然而鲁迅却对此毫无兴趣，他在日记中写道：“正因为绝望于孔夫子，所以到日本来的，那还拜什么？”日本人认为这是善意之举。孔子是中国的圣人，如果知道日本也有参拜的庙堂，那么一定会欣然前往，于是便带他们前去。然而，革命的留学生大多是出于对孔子的反对才来到日本学习的。
当时中国许多知识分子和鲁迅一样，对孔庙极度厌烦。他们的反儒思想和福泽喻吉的“脱亚论”有相似之处。
革命虽然取得了成功，可是又出现了一个要称帝的袁世凯。袁频繁举行尊孔活动，因此知识分子便希望推翻被袁利用的儒教。在反对的浪潮下，袁的复辟理想最终破灭，被迫取消了帝制，不久便抑郁而亡。
当时，日本和中国签订的“二十一条”极大地激起了民愤。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和中国都是参战国。虽然孙文极力反对中国参战，但北方政府在外国的邀请下最终参战。当时德国在青岛拥有租界，并且在山东半岛享受各种权益。以联合国身份参战的日本进攻在青岛的德军，占领了德国拥有的地盘。日本在提出继承德国在山东拥有的特权同时，还要求将即将到期的辽东半岛租期延长到九十九年。所有要求合称为“二十一条”。中国也是联合国成员，原本希望收回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并且辽东半岛二十五年期限将至，理应返还，但是却被无理地延长到九十九年，这激起了血气方刚的中国青年的极大愤慨，于是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其中以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领导的游行最为有名，这就是有名的“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不仅要求废除“二十一条”，还对接受屈辱条约的政府提出了抗议。导致中国最后接受丧权辱国条约的正是“旧来的陋习”，必须把它推翻。这与福泽谕吉提出的“脱亚论”有相同之处。运动中打出了许多口号，“打倒孔家店”便是其一。“打倒孔家店”自然是反儒运动。
我们一直以来跟随着孔子先生学习，但是现在这位先生已经不再优秀了，应当另投师门，那便是德先生和赛先生，即民主与科学。
当时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和胡适在言论界十分活跃。他们所创立的《新青年》杂志在知识青年中影响很大。
胡适（1891—1962）曾留学美国，师从哲学家杜威，归国后在北京大学任教。他讨论了除儒教外的中国古代思想，并从中提取精髓，对儒教进行批判。陈独秀（1879—1942）作为后来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运用马克思主义展开反儒运动。
——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伪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在《新青年》的创刊号上，陈独秀发表了《敬告青年》一文，旗帜鲜明地举起了反儒大旗。鲁迅的代表作《狂人日记》也发表在《新青年》上，揭穿了仁义道德的吃人本质。
他们之所以对儒教进行抨击，是由于坚信儒教阻碍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五四运动过去已经多年了，如今又提出了儒教在近代化发展中起到积极作用的观点，如果几十年前的斗士们听到这样的评价想必一定会很诧异吧。
与近代接轨
最后提出总结。
有人认为儒教是近代化的障碍，有人又主张儒教在近代化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究竟应当如何看待儒教呢？
如果说儒教有很多面，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可能会有人批判儒教“狡兔三窟”。然而如果仔细考察一下儒教的各个层面，便最终会回归到儒教的各个流派上。
先来看儒教的宗教因素，即供奉天地祖先。成为无愧于天地、祖先之人，这是儒教教徒的基本理念。对万物怀有虔诚之心，对待“近代化”也是如此。
康有为认为孔子是借周公之口说出了自己的理想，这就表明了儒教无法摆脱尚古主义的宿命。
“虔诚”对近代化起到了积极作用，而尚古主义起到了消极作用。圣人周公所处的是乌托邦式社会，而五百年后的孔子时代，即春秋之世则堕落为“道不行”的时代，社会风气败落，这是儒家学者的共识。康有为之师、广东九江先生朱次琦（1807—1881）提出了“三世说”，认为社会是沿着乱世、升平世、太平世顺次发展的。这种朴素的进化史观，给儒教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太平天国首领洪秀全（1813—1864）年轻时科举落第，归乡之前在广州六榕寺听了朱次琦关于三世之说的讲义，顿时觉悟，一直认为理想社会存在于过去的观点并不正确，而是理想社会存在于将来。儒教尚古主义的根深蒂固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其滞后性对近代化自然是起到了负面影响。
提起近代化便不能不提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是经济发展的前提，因此重视秩序的儒教式生活伦理起到了积极作用。然而“五伦”中除了朋友关系，其余四伦——君臣、父子、长幼、夫妇内在的不平等已形成定势，不容置疑。但是近代化强调批判精神，一切超越批判的都被列为负面因素。
因此虽然儒家所重视的“礼”在维持社会秩序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其形式主义又成了近代化的大敌。
社会稳定是儒家的目的，但绝不意味着是对现状的肯定和维持。孔子感叹自己所生活的春秋时代“道不行”，于是便希望可以改变现状。回到过去太不现实，改变现状却是可行之举。如果认为秩序混乱的现状还要必须维持，那就完全歪曲了孔子的本意。到了汉代，儒家被体制收编后，其肯定现状、稳定现状的倾向便被强调。当时的儒教应被冠以“御用儒”之名，其先祖便是善于洞察当世要务的叔孙通，他为了让弟子们获得晋升曾成功斡旋，因此当时的儒者也可以被称为“职业儒”。
儒家所重视的“礼”在维持社会秩序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其形式主义又成了近代化的大敌。
儒家对“学”的推崇，也在近代化中起到了积极作用。《论语》开卷第一页便提到了“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由此可见对学问的重视。与此同时还强调了“习”的重要性。学，是接受先生的教导，而习则是指自己复习，有实践之意。初期的儒教十分重视礼仪，不仅在意识上强调，还极其重视实践。“习”也同样如此，要求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因此可以称之为学问的现实主义。但是，如果过于强调实践效果，就会使人厌恶与实践脱节的理论，结果必然导致纯粹学问主义的丧失。对实践没有实际指导作用的学问往往便被忽视，而这才是真正的学问基础，也是近代化中不可或缺的因素。
重视学问具有积极性，但是过分强调学与习的结合，就会走向消极一面。要弥补儒家的这一缺憾，就必须尊重为学问而进行的学问研究。
下面来看由学习所带来的愉悦——“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其中强调了社交，这在近代生活中是必不可少的。有了社交这一润滑油，近代社会才能灵活运转。社会应是开放的而非封闭的——《论语》对此也是认可的。
儒家的理想是成为通晓六艺的全能人才。然而在近代社会中需要各个行业的专项人才，所以儒家对技术的歧视态度必须纠正。
儒家原本专门从事丧葬，不应歧视专项人才，但进入科举时代后，对技术的歧视被逐渐加强了，所以这不应是儒之罪过，而是科举之罪过。
科举制度制定之初，对专项人才并不歧视。“科”即科目的意思，科举的目的便要在各个领域中挖掘出有才之人。唐代科举中设有秀才科、明经科、进士科、明法科、明字科、明算科等。顾名思义，法律、书法、数学等专业都在考试之列。
秀才科，每年只有一两个人可以通过考试，因此最具权威，但是很快便被废除了。受试者由州长官推荐，为了防止随意推荐，便规定被推荐之人若未通过考试，那么推荐人即州长官就难辞其咎。因此，几乎没有人愿意推荐考生，这项科目不久便被废除了。
明经科，是为选拔通晓经史（经书和历史书）人才的考试科目。考试中设有口试，专门考察受试者的记忆能力。秀才科被废除后，明经科曾一度博得了众多人气，但是由于只强调记忆力，人们很快便对此失去了兴趣，由进士科取而代之。进士科主要是考察诗赋才能的科目。除文学才能外，也考察诗中典故的运用，因此强调大阅读量。
到了宋代，进士科仍然最受关注，其他科目考试的分量也不及进士科，于是逐渐被废止了。因此所谓的科举考试不过是进士科考试，当初希望集聚各个科目才能的计划在后来看来很是滑稽。
然而，与其说是科举之罪，不如说是权威主义之罪。进士科在成为最具权威的考试之后，其他科目便再无人问津。权威主义在全世界都是共通的，为政者为了提高自身的权威，必然会助长这种风气。中国由于长期以来保持这专制强权帝政，因此和其他国家相比，权威主义自然要更为强势。
11世纪后半期，王安石（1021—1086）意识到了科举考试存在的弊端，主张通过学校教育来选拔官吏。然而科举已经成为“权威”，不可能动摇，于是废除科举考试科目中的诗赋，将经义、论、策作为考察的重点便成为改革的焦点。
幸运的是，有关科学技术的研究被保留了下来。
朱子学主张“格物”，这便是与科学技术有关的因素，同时儒教中与科学相关的也只有朱子学的“格物致知”。
中国科学史权威李约瑟认为，中国科学技术源于道家。炼制不老仙丹的道家思想中孕育了科学的萌芽。养气便属于道家思想，其根源与科学有关。
儒家也提到了道家所重视的“气”。朱熹认为，存在世界是气的海洋。“道”、“理”、“气”是朱子学中的关键词。因此，儒教不仅与道教融合在了一起，其中还包含了佛教的因素。最终“儒”发展为与中国等身大。
对于近代化发展，儒教既发挥积极作用，也起到了消极作用。经历过百年岁月后，儒教从恶人变为善人，因此称其“无秩序”也不为过。
新儒学发现
自祈雨的巫师时代起，作为丧葬的执行专家在各地巡游，接受遗族咨询，为其提供生存指南。到了孔子时代，这些思想终于以“儒”的形式得到了认可。自此开始了儒的嬗变历程。
孔子之儒自那时起也开始发生蜕变。御用之儒、哲学之宋儒，以及后来系统化的朱子学、阳明学，都可以说是“儒”的各个流派。相对于原始儒教，这些被称为“新儒教”。
黄宗羲（1610—1695）出身于阳明学派，但并未受阳明学所限。他在《明夷待访录》一书中，出于对清朝体制的顾忌，压抑了自己的思想。三十多岁时，沦为亡国之民的他返回故里，过起了学究生活。黄宗羲作为一名致力于匡扶明朝的热血男儿，著有《日本乞师记》和《海外恸哭记》等书，甚至曾东渡长崎请求日本援助。
阳明学属于唯心论，主张顿悟——即在一刹那觉悟。明末儒学研究倾向于主观和空洞的观念理论，黄宗羲对此极为批判。他主张客观的实践理论，批判帝权，宣扬民权优先，崇尚个人自由。在那个时代能够表现出这种批判精神，需要极大的才能和勇气。
清末革命派人士对黄宗羲的评价极高，称他为“中国的卢梭”。而实际上黄宗羲比卢梭出生早了一百多年。
新儒学，实际上是将原始儒学中的批判精神、民主主义式思维方式和个人主义鲜明地提炼了出来。
王夫之（1619—1692）也是位知名儒者，世称船山先生。他出身于朱子学派，但是对朱子学也持批判态度。他在《黄书》中提到，政治不是皇帝的私人财产，应当以民众为主，按照天下公理来施行政治统治。他的自然唯物论哲学——氤氲生化论认为，天地之间充满了气，理存在于气中，这与朱子学将理和气作为异次元不同，属于哲学唯物论。另外，他具有极端的民族主义倾向，是中华思想的鼓吹者。明亡后，他曾参加了反清运动。
王夫之不像黄宗羲那样名满天下。直到清末，王夫之的同乡——实力派官僚曾国藩将他的遗著出版印行，才为世人所知。同是湖南人的谭嗣同也受到了王夫之的影响。
儒教在事实上并非如福泽谕吉所言的那样“千百年来未变”，而是也曾发生过变化。新儒教是儒者们在经历过亡国后，不断反省而得出的理论。虽然称其为“新”，但实际上这种批判精神才正是儒之本质。子路在询问孔子应当如何侍奉君主时，孔子答道：“犯之。”所谓的“犯”是指，对方即便流露出不耐烦的表情，也要坚持进谏。至于民本主义，孟子也曾多次提及。所谓新儒教，但实际上是将儒教内在的主张挖掘出来，然后再对其充满激情地论述。
李卓吾和谭嗣同虽然声称反儒，但实际上正体现了儒之本质。新儒学源于儒学，却并非单纯的反复，而是开拓儒学的新生面，并用儒学的方式推进研究。
学习儒学，究竟是从朱子学进入，还是从阳明学进入？无论怎样都会殊途同归。王夫之在《黄书》中讲到，政治不应该是皇帝的私有物；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讲到，君主如果将天下作为自己的财产，那么无论谁将其化为囊中之物，都将面对多数人针对一个人的局面，其结果必然是灭亡。无论从哪一个门派踏入，都会在“反体制”的道路上相遇。
清末改革运动家们发现黄宗羲和王夫之的主张后，大为欢喜，并将其作为运动的理论依据。然而，他们的思想很快便被新西欧思潮淹没了。五四运动中提出的“打倒孔家店”口号如果再坚持七十年的话，那么四小龙支持儒教的呼声也一定会高涨。
黄宗羲和王夫之是同时代人。二人都出生于17世纪初，死于17世纪90年代。他们死后至今，已过了三百多年，继“新儒学”之后有更新的儒学出现吗？清末的龚自珍、谭嗣同，或是康有为和梁启超或许可以称为新儒学的发展人。但是，在西欧思想渗透后，儒学已经不像原来具有鲜明的特征了。
儒教在不知不觉中，发展为与中国等身大。例如“以德报怨”一词，在《老子》和《论语》中都出现过。二战结束后，蒋介石对日本曾用过这个词。
《论语·宪问》中记载：
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德”指善意，“怨”指恶意，古注和新注对此的解释相同。当时对“以德报怨”的解释为：对于对方恶意的行为，反过来回报以善意。有人问孔子，这样做怎么样（自然是希望得到肯定的答复），然而孔子回答道：“那又用什么来回报恩德呢？难道不是应该用正直来回报怨恨，用恩德来回报恩德吗？”
战争结束时，如果中国真如孔子所言用“直”对待日本，那么情况一定有不同。许多人认为蒋介石的这句话反映了儒教思想，但实际上，儒教本家孔子并不赞成“以德报怨”，他的回答是对提问者的一种告诫。
当时中国对待日本的本意是：“现在是两国和解的重要时期，岂能违背孔子的教导，以德报怨的好。”
《老子》中该词出自下面一句话：
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大小多少，报怨以德。
意思是，把无所作为当作最大的有为，把无所事事当作最大的有事，把恬淡无味当作最大的味道，要善于以小为大、以少为多，用恩德去报答怨恨的人与事。对这句话的解释有多种，尤其“大小多少”争议最多。如果按照上面的解释，便是“不要拘泥于世俗的价值观，改变观念，以小为大，以少为多”的哲学观。小为大、大为小在世俗中是不可能的事，因此所谓的“以德报怨”也是不可能的。
这与孔子的主张有相似之处。
然而，以小为大、以少为多，在前后文逻辑性上有不足，于是作为补充便加上了“用善意来回报恶意，终归是比对方的不善要好得多”，这样解释也讲得通。孔子所谓的“直”会引起太多的是非，还是老子这样的方式较为稳妥。对战争结束时蒋介石发表的言论也可以这样理解。
《老子》和《论语》究竟哪一部书先写成，尚不明确。从《论语》中提问人的口气来判断，可以得知当时在世上“以德报怨”的说法很流行。争论中失败的一方如果进行报复，那么两者之间的仇恨便会永无休止，所以以德来化解的场面在过去应该看到。这使人联想到《圣经·马太福音》中的一句话：“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
宋代学者罗大经认为，以德报怨属于佛教思想，在现实社会中不太适用，孔子主张的以是为是、以非为非，便足可以说明。在释迦牟尼诞生时，孔子和老子在另一个世界，所以当时中国还没有佛教的传入。然而，佛教在传入中国之后，对儒教和道教都产生了影响。所以宋代评论家在谈论《论语》时，难免会涉及佛教。
“以德报怨”一词中混杂了儒、道、佛三种思想，但一般人将它当为“儒”的思想体现。可见儒教几乎成为中国的代名词，儒学也可以被称为中国学了。因此不理解中国便不能理解儒教。
1988年8月，新加坡召开的“关于儒教国际讨论会”，较多地采用了“现代儒学”这种说法。普林斯顿大学的余英时教授提出用“游魂”来形容现代儒学。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命题。所谓游魂便是，人死后灵魂离开身体，在宇宙中四处游荡的一种状态。儒学长期以体制化的状态存在着，可以称之为体制儒学。然而，在中国社会遭受到西方势力冲击后，儒教所依存的躯体不复存在，于是儒学便从中脱离出来变成了“游魂”。
如余教授所言，游魂从身体中解放出来获得了自由，如何发挥这种自由，将是未来儒学的研究课题。此外会上还对儒学传统的内在资源及其界限展开了讨论。儒学内在资源是指“合理性”、“无神论”、“抗争精神”，这些因素是否可以成为将来研究的课题也是我们关注的焦点。
我认为将现代儒学放大的话，便可称其为新中国学。如同日本国学由折口信夫和柳田国南发展为日本学一样，中国的国学（儒学）应在胡适和闻一多的研究基础之上，开拓新的发展领域，召回儒学的游魂，并进行抚慰。如此说来，招魂仪式原本便是孔子之前儒者所担当的职责。当时，儒家周围还存在着掌握技术的墨子系、思辨哲学的老庄系和实际政治技术的法家等，这些结合在一起成为中国学整体。在发展新中国学过程中需要将这些全都统一进来，而现在应该是侧耳倾听游魂声音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