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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生命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官商是一些怎样的“大怪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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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制度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革,那么,一个官僚资本集团的倒塌往往意味着另外一个官僚资本集团的崛起。

研究中国企业史,就一定要碰到“官商经济”。当过北京大学校长的傅斯年把官商称为“大怪物”。从晚清到民国,出现了三个很著名的“大怪物”,他们是胡雪岩、盛宣怀和孔祥熙、宋子文家族。他们均为当时的“中国首富”,身份亦官亦商,是为“红顶商人”,其财富累积都与他们的公务事业有关。若要进行比较,我们可以看到五个特点:

第一,胡雪岩在资产关系上还是比较清晰的,他的财富大多来自为左宗棠采办军购,从中暗吃回扣。到了盛宣怀就官商难分了,用当时人对他的议论便是“挟官以凌商,挟商以蒙官”。而至孔、宋一代,则是公开分立,私下自肥,甚至以国家名义收购,以私人身份瓜分。

第二,他们在国家事务中担任职务的重要性也是日渐持重。胡雪岩不过是一个从二品顶戴的挂名道员;盛宣怀已是实授的一品大臣;孔、宋更是一国行政之首脑,两人主管国家财政前后整整20年。胡、盛及孔、宋的资产,一个比一个庞大,而且敛聚的效率越来越高。

第三,制度化特征越来越明显。如果说胡雪岩的化公为私还是盗窃式的,那么,盛宣怀就已经演进到股份化了,而到孔、宋手上,则是手术刀式的精致切分。孔、宋更善于利用宏观经济制度的设计和执行为自己谋私,每一次的经济危机、重大经济政策变革、重要发展机遇,都是他们获取财富的最佳时机。孔、宋财富最暴涨的时候正是国难民困的8年抗战时期。

第四,资产的增加呈金融化趋向。胡、盛的财富大多以实业的形态呈现,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的财富来自于社会增量。而孔、宋则对实业毫无兴趣,他们以金融家的手段直接从存量的社会资产——无论是国有资本、民营资产还是国际援助——中进行切割,因此,他们对经济进步的贡献更小,正当性更差,引起的民愤也更大。

第五,所得财富均“一世而斩”。因为资产积累的灰色性,导致这三大官商家族的社会名声毁大于誉,在其晚年以及身后往往面临重大的危机。胡雪岩一旦失去左宗棠的庇荫马上财尽人亡,盛宣怀的财产在清朝灭亡后遭到查封,孔、宋两人更成为人人喊打的“国贼”。

通过这三个案例的递进式爆发,我们不得不说,自晚清到民国,国营垄断力量的强化以及理性化构建成为一种治理模式,也正因此,与之寄生的官僚资本集团也越来越成熟和强悍。所以,如果不能从制度根本上进行清算,特别是加强经济治理的市场化、法治化和民主化建设,那么,官商模式的杜绝将非常困难。

说到这些“大怪物”,大家都会想到一个问题:难道他们天生就是一些嗜钱为命的人吗?为什么商业的“恶素质”在他们身上会那么显著?在中国的舆论界和经济思想界,对官商式人物的批判往往趋于道德化谴责,而很少从制度层面进行反思和杜绝。

曾经当过国民政府上海市市长、台湾省省长的吴国桢在《吴国桢的口述回忆》一书中说,按照政府的有关法令来说,孔、宋的豪门资本所做的一切都是合法的,因为,法令本身就是他们自己制定的。比如,当时没有人能得到外汇(因申请外汇需要审查),但他们的人,即孔的人是控制财政部外汇管理委员会的,所以能得到外汇。吴国桢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哲学博士,他的话很平实,却刨到了官商模式的根子。

还有一个十分隐秘的、必须警惕的现象是,每一次对官僚资本集团的道德性讨伐,竟可能会促进或者被利用为国家主义的进一步强化。人们在痛恨官僚资本的时候往往是以国有资本的流失为对照的,所以在痛批中往往会忽略两者的互生结构。如果制度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革,那么,一个官僚资本集团的倒塌往往意味着另外一个官僚资本集团的崛起。在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孔宋集团被清理后,国民政府的贪腐现象并未被改变,甚至有变本加厉的趋势,最终成为其政权覆灭的重要诱因之一。在某种意义上,对官商模式的反思与清算,迄今尚没有真正破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