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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生命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从汴梁到比萨有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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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汴梁城到比萨城,到底有多远?我们已经走到了吗?

2011年深秋,到意大利北部旅行,那里的人说你必须抽出一点时间去一趟比萨城。那是一座非常优雅宁静的小城,距离佛罗伦萨1个多小时的车程。我到了那里,便跟所有的游客一样,直奔比萨大教堂,排队去仰望那个非常著名的比萨斜塔——它已经被维修了整整10年,到了快收尾的阶段。我跟一群五颜六色的人站在下面,想象一下500多年前伽利略在塔顶上往下扔两个铁球的情景,然后心满意足地离开。

车子离开的时候,我想起比萨城的另外一则往事。

1085年,就在这个当时只有1万多人的小城里,出现了中世纪之后的第一次自由选举,比萨市民通过公开选举的方式,选出了管理城市的执行官,当时称为理事。在欧洲近代史上,这意味着自由城市的诞生,是欧洲走出中世纪的重要标志之一。

从11世纪开始,大量失地的欧洲农奴纷纷逃离封建领主所控制的城堡庄园,来到没有人身管制的城市。根据当时的欧洲法律,他们只要在城市里居住满1年零1天,就可以自动地成为“自由民”。

城市自治是商业自由的土壤,自由成为新生的市民阶级的合法标签,他们在这里经商,并尝试着建立自治机关,比萨城的自由选举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从此,意大利全境逐级进入城市分治的时期。

在这些独立的城市里,工商业者作为新兴成长的阶层顺理成章地控制了城市经济,进而逐渐掌握了管理市政的政治权力。到12世纪时,旧的世袭贵族已经失去了政治势力。1215年6月,英国国王与代表工商业利益的贵族们签订了《大宪章》,该文件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限制了君主的权力。根据《大宪章》第61条的规定,由25名贵族组成的委员会有权随时召开会议,具有否决国王命令的权力,并且可以使用武力。这是一个标志性的法律事件,从此,“权力被关进了笼子”。14世纪末,伦敦商人已经完全控制了城市的运转,市长只可由12个大行会里选出。

具备了契约关系的城市自治权的确立,是欧洲走向现代社会的根本性路径,而这一切发生正是从比萨选举开始的。

话说1085年,就在比萨市民热热闹闹地选举执行官的时候,地球上最繁华的城市是东方的汴梁,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开封。它拥有100万市民,规模、繁荣非任何一个欧洲城市可以比拟。这一年,宋神宗去世了,他支持的“王安石变法”眼瞧着走到了尽头。

如果当时有报纸,让宋人听到比萨的选举新闻,那一定是不可思议的。

相对于欧洲的这些新变化,宋代中国尽管拥有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人口最多、商业也最繁荣的城市集群,但其在法治建设上却开始落后了。在欧洲所出现的“自由民”、“自治城市”等法权思想,对于强调中央集权的中国而言,根本没有萌芽的土壤。梁启超在《中国文化史》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欧洲各国,多从自由市扩展而成,及国土既恢,而市政常得保持其独立,故制度可纪者多。中国都市,向隶属于国家行政之下,其特载可征者希焉。”

一个名叫谢和耐的法国学者曾认为,宋代已经出现了“中国近代曙光”。不过他又说:“这种在欧洲和远东同时表现出来的突如其来的经济活力的增大,却导致了不同的结果。在欧洲,由于划分成了众多的辖区和政权,商人阶级便足以自我维护。凡此种种都对西方世界的未来命运产生了重大影响。而在中国,尽管有了如此规模巨大的发展,但除去商人赚足了钱以外,却什么都没有发生。”

从汴梁城到比萨城,到底有多远?我们已经走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