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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生命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岛上杨梅初长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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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区域的自然生态环境遭到破坏,还有可能通过科技和保护的手段使之得到恢复,而人文生态的败坏则可能需要一代乃至两代人的更替才会修复。

初夏,岛上的杨梅第一次有收成。累累的果实挂在繁茂的树上,煞是喜人,摘下来吃一颗,酸酸甜甜的到了心里。不过在外形上,杨梅的个头比较小,也不是特别的紫。立即就有杨梅行家指点我一种“新技术”:福建一带的杨梅,都在喷洒一种农药,可以让杨梅早熟,而且个大发紫。

问:会有副作用吗?

答:绝对吃不死人,但绝对能卖出好价钱。

那种杨梅我尝过,个头比较大,紫得让人垂涎,不过就是不够甜,没有杨梅应有的新鲜味。说白了,那是一种“造假科技”。

关于这种农产品造假科技,我还收集到很多:给陈大米抛光涂上工业油,能卖个新米的好价钱;荔枝要保持看上去新鲜,可以用硫酸泡一泡;往油条里掺入洗衣粉,可以少用面粉而使油条炸得肥大好看又好卖;猪饲料里掺上瘦肉精,猪可以长得快而且瘦肉多;在质次的沤黄米米粉中掺入有毒的甲醛次硫酸钠,可以做成洁白晶亮的“上等”米粉;用工业酒精兑上水,当白酒卖,简便又赚钱;在面粉里掺上廉价的滑石粉,既增加了分量,又使面粉雪白好看又好卖;给猕猴桃施“膨大剂”使其增大,价格翻番;用硫黄可以把陈年的白木耳熏得更白;用化学添加剂可以把劣质茶叶炒出顶级毛峰的效果来,经济效益陡增十几倍;撒泡尿把桃、杏泡上,个沉又漂亮,价钱自然就上去了……

据我的了解,这些“技术”正普遍地应用于很多的农产品集散地,往往是一个区域的农民集体参与到这种制假造劣的活动中。所有的人都清楚地知道,他们的做法将产生怎样的后果,将给社会和消费者带来怎样的伤害,但是,出于利益上的需要,每个人都将最起码的道德制约抛之脑后。某些基层政府甚至成为这种集团犯案的保护伞和牟利共犯。在过去的几年里,发生在全国各地的伪劣产品制造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几乎所有的日常食品都曾经遭遇“毒事件”,从阜阳奶粉杀人事件到福建蟹喂食避孕药,再到“毒大米”、“有毒龙口粉丝”、“有毒四川泡菜”、“有毒广州白酒”,以及伪劣月饼、火腿、瓜子、盐、黄酒、酱油、方便面和蘑菇,不一而足。你几乎找不到一种没有被恶性染指过的“干净的食品”。

在中国农民的传统伦理思维中,对粮食——包括所有农作果实的珍视是所有道德的起源。但是,当一些农民为了把价格卖高一点,开始麻木地把有毒物质倒进自己耕作出来的大米的时候,我们已经无法回避“乡村商业生态败坏”这个事实了。也许,在史学家的眼中,这是一个前所未见的可怕事实。

我有时候真的很为这个时代担忧。当个人致富成为一个时代和区域唯一的道德指标的时候,社会道德基础的败坏便很难避免,特别是在公共教育本来就非常滞后的广大农村地区,其不择手段的致富方式渐渐衍变成一场“法不责众”的低劣游戏。

我调研过的、最匪夷所思的乡村经济案件,发生在温州最贫穷的一个县。20世纪90年代初,当地农民向全国各地的国营企业投递信函,订购各种各样的二手机械设备,这些设备到了泰顺后,当即被就地倒卖。然后,那些农民就去报纸上用假名刊登死亡讣告,等那些外地企业追上门来讨债的时候,就有人哭丧着脸把讣告拿给他们看:人都死了,向谁催债?就这样,一个村庄的农民全部参与了这场很诡异的诈骗游戏,当地还因此形成了浙南最大的二手机械设备交易市场。

记得在那次调研中,我曾经问过当地的一位乡镇干部:你们知道这种行为是犯法和不道德的吗?那个干练的乡长指着身后一幢幢正在建造中的农民新房,坚定地对我说:“我觉得,天底下最大的道德,就是让我贫困的家乡富裕起来。”我不知道怎样回答他。那一刻,我突然对商业社会中某些很坚硬的价值观产生了怀疑。

“铜钱滚至,纯朴尽失”,这真的是无法规避的宿命吗?要知道,一个区域的自然生态环境遭到破坏,还有可能通过科技和保护的手段使之得到恢复,而人文生态的败坏则可能需要一代乃至两代人的更替才会修复。这些年,行走在广袤的中国乡村,目睹一块块稻田消失,一个个工厂立起,一条条河流浑浊,一栋栋新房建起,一道道目光日趋冷漠,我常常会迷失在关于中国乡村未来的思考中。这真的已经不再是唐诗宋词中的那个乡村了,也不再是费孝通笔下的那个乡村了,更不是毛泽东理想中的那个乡村了,它日日激变,非常的陌生,而且充满了种种不确定性。

岛上杨梅初长成。在随风沙沙作响的杨梅树旁,听农事专家向我介绍让杨梅发紫的“新技术”,我是一个好奇而惊恐的新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