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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生命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我一点也不留恋这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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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真是一个矛盾重重的年代,人们常常困顿于眼前,而对未来充满期望。

因为是一个商业史的观察者,所以我常常被人问及一个问题:“你是怎么看待过去20多年的中国变革的?”每当这个时候,我就会用一个假设的情景来讲述。

假如,有一个叫“中国”的东方城镇。

20多年前,那里的房子都白墙黑瓦,家家门前有条小河,房子和房子之间有雨廊相通,镇上的人们都互相认识,生活单调而均贫。人人都有一份轻松而可有可无的工作,只要没有太大的天灾人祸,每个人都吃得上饭,但是却不会有太多的积蓄,大家都穿着俭朴而类似的衣裳,和气而单纯。整个城镇只有一个十字路口,商店均简陋而干净,所有的货物都是配给制的,要凭票才能购买。天空晴朗而万物寂寥,对物质的欲望是一种受到谴责的“不道德观念”。

后来,城镇里出现了一些不安分的人,他们悄悄地在街头摆摊,贩卖一些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的、新奇的小货物。镇上那些严厉的管理员到处追赶这些人,收缴他们的货物,把摊子踢翻在地上,因为他们太龌龊,太不守规矩,也与原来的秩序太格格不入。可是,这些人赶不胜赶——他们摆出来的小玩意儿实在是吸引人,让所有的街坊们都眼睛一亮,都愿意出钱买回去。这些人越来越多,声响越来越大,金钱居然向他们聚集,他们原本是城镇上最被鄙视和嘲笑的人,可是不久后,竟成了最有钱的人。这实在是一种很让人尴尬的事情。到后来,他们不仅穿上了鲜亮的衣裳,竟还有钱收购街上那些生意清淡的铺子了。

城镇管理员的想法也悄悄发生了改变,他们觉得让城镇热闹起来好像也是一件不错的事情。于是,他们自己上街摆摊、做生意赚钱。尽管他们拥有无人可比的好位置——街上那些最好的商铺可都是他们的,还可以自己设定管理规则——比如,到了天热的时候,他们可以规定只有自己的店铺可以卖凉茶,而别人则不行,可是他们始终不是小商小贩们的对手。他们的摊铺过不了多久就被打得稀里哗啦,他们经营的生意先是在城镇的边远地带被击溃,几年后,连镇中心地带的店铺也经营不下去了,这真是让人头痛的事情。

就在这个时候,另外城镇上的一些有钱人也赶来这里做生意了,他们带来一大堆镇上的人们从来没有见识过的新奇好玩的货品。街道变得异常的热闹。因为做生意的人越来越多,老的街道要被拓宽了,那些妨碍交通和交易的牌坊之类的东西都被拆除,所有的事物都变得乱七八糟。原来的那些规矩都好像不太适应了,可是新的制度又还来不及建立,于是,一切都显得混沌不堪。安分守己不再是美德,那些善于钻营和不安现状的人成了这个社会最受欢迎的人群,有时候,连豪取强夺的行为也被容忍了。

又喜又忧的管理员开始寻找新的办法。当一个城镇开始繁荣起来的时候,最值钱的资源当然就是十字路口附近的那些土地和商铺了。谁拥有了它,便也就拥有了财富的源头。于是,管理员转变思路了,他们开始寻求结盟。土生土长的小商小贩是他们从来就瞧不起的,外来的、财大气粗的商人成了最合适的盟友。

于是,新的游戏开始了,管理员把自己名下的、位置最好的土地和店铺陆陆续续地拿出来,跟外来的商人们合在一起。这真是一对天作之合,他们中的一位拥有全镇最好的资源,还可以制定规则,而另一位则好像有用不完的钱,还有舶来的好工艺和最鲜亮的货品。于是,他们渐渐成了这个城镇的新主角。那些本地的小商贩们尽管还在不断地壮大,可是他们始终抢不到最好的位置,更要命的是,还有很多货物是他们不能经营的。谁也不知道这种情景到什么时候会有改变。

现在,这个叫“中国”的城镇正在翻天覆地地变化中。

原本只有一个十字路口的繁华区,现在已经扩散成了很多个商业地区,街上的货物一天比一天丰富,人们的日子也真的富足和好过了不少,它现在成了远近闻名的商贸中心。与此同时,原本清洁的天空现在变得灰蒙蒙了,因为这里已经成了一个喧嚣的大工地,到处都在尘土飞扬地拆旧房子、拓宽街道、开建新的店铺,每天街上都会出现新的招牌和新的货物,一切都是那么的欣欣向荣、那么的忙乱。

20多年前的那种清淡而悠闲的生活早已一去不复返,那些漫卷着诗书无聊行走的人们早已不见了,每个人的神情都很紧张,充满了不安全感,他们走路的速度比以前明显要快多了,连说话的速度和态度也大大的不同。态度和气的街坊也消失了,因为人人都是生意客,每个人的身份和价值都跟他的财富多少有关,这好像是另外一种单纯。

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这个叫“中国”的城镇真的是与30多年前大大的不同了,每个身处其间或游历到这里的人都很好奇于它的未来。这真是一个矛盾重重的年代,人们常常困顿于眼前,而对未来充满期望。

每当我用这样的方式讲述中国变革的时候,听的人都会面带微笑而觉得有趣。

1902年,安德鲁·卡内基已经很老了。两年前,他将自己的美国钢铁公司与J.摩根实现联姻,从而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可是直到这时候,他也还没有搞清楚,到底财富给自己带来了什么。从一个纺织女工家的穷小子到世界首富,卡内基打造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钢铁帝国,也涂抹出一个吝啬、冷血、没有任何知心朋友的生命图本。这一年,67岁的他开始频繁出入教堂,在那里的某一天,他突然开始醒悟。他的传记作者奥尔·亨廷顿写道:“直到那一刻,他才意识到,是上帝派他来赚那么多的钱,所以他必须在有生之年把它们都还给上帝的子民们。”老卡内基把他的余生都投入慈善之中,今天在美国各地,你到处可以看到卡内基捐赠的图书馆、博物馆。

我们为什么要赚钱;我们想要用赚来的钱去购买什么?对今天所有的人都是一个问题。

我认识一位朋友,他是一家跨国咨询公司中国区总裁,在他的努力下,这家公司在中国获得了显赫的成绩,而前年年初,他突然宣布辞职,然后独自一人去台湾当一名传教士。在离开大陆前的一次聚会上,他告诉自己的朋友们,“我上半辈子已经赚到了足够的钱,让我从今天出发去寻找自己的快乐”。

我很羡慕这位朋友,至少就他个人而言,已经找到了自己的答案。

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认为,在中产阶级仍很落后的国家,都曾有一个鲜明的特征,就是盛行不择手段地通过赚钱牟取私利,这几乎是一个无法超越的阶段。而成熟商业社会的标志则是,人们从对物质的追逐中脱离出来,开始去发掘生命中另外一些抽象的、形而上的价值。

百年的积弱和贫困,使得今日的中国依然处在一个创富的激情年代中,一切以经济为中心,一切以财富为标杆,所谓的智慧、快乐与价值都似乎是可以被量化的,而伦理、道德则成为一种可有可无的奢侈品,它们的底线往往可以被轻易地击穿。

今天很多人把今日之中国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社会相比较。美国心理学家尤维·吉伦便认为,这是两个十分相似的商业社会。伴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人口大量涌入城市,转型期的社会、经济乃至个人的不确定性因素与焦虑的社会心理相结合,必然导致众多的社会矛盾。然而,必须指出的是,今日中国人与美国人最大的差异在于,我们一直缺乏一种形而上的精神空间,缺少精神慰藉的空白,这将导致因商业生存而被扭曲的普世价值伦理无法得到应有的修补。有一年,我去波士顿的燕京学社拜访杜维明先生,他提醒我说,“你有没有发现,尽管美国是一个非常物质化的社会,但是,与中国最大的区别是,这里到处是尖顶”。他所谓的“尖顶”,是指遍布全美各地的教堂,人们每至周末便全家到那里去做礼拜。

我能理解杜先生的解读,他最近在华人世界倡导“儒家学堂”便也是企图建造一个“东方式的尖顶”。只是他的努力因为缺乏响应而显得那么羸弱。

我曾经去过北方的一片森林:40年前那里郁郁葱葱无涯无际;20年前,人们开始大量砍伐建厂,当地的居民走上了小康的道路;5年前,林木锐减、水土流失,自然环境急速恶劣,一些赚到钱的大户开始纷纷外迁;1年前,当地人开始大面积种树,试图恢复原貌,而据说,要恢复到20年前的模样,大概需要100年时间。

天下轮回,大抵如此。每一个人生、公司、国家和文明,确乎是有“报应”的。如果没有清晰、超然而有规划的生命观,那么任何财富追逐的结果都将是灰色的、茫然的。这样的话题,对今天很多中国人来说,还是那么的陌生,但是我想,可能用不了多久,它就会变得百分的醒目。我希望穆罕达斯·甘地式的观念能成为普世的生命观。这位终生节俭而倔强的印度人将下列现象称之为“可以毁灭我们的事物”,它们包括——没有规则的政治,没有良知的快乐,没有劳动的财富,没有个性的知识,没有道德的生意,没有人性的科学,没有牺牲的信仰。

我为自己生活在这样一个充满了巨变和戏剧性的大时代而感到幸运,但是,说实话,我一点也不留恋这个时代,我希望它快点过去。我希望那些貌似古板而老套的价值观重新回到身边,它们是——

做人要讲实话,要有责任感,敢于担当;

要懂得知恩图报,同时还要学会宽容;

要学会关心别人,特别是比你弱势的那些人;

一定要敬天畏人,要相信报应是冥冥存在的;

要尊重大自然,而不要老是在破坏中攫取;

要相信自由是天赋的,谁也不能剥夺。

人生的确有比金钱更为重要的事情,比如陪女儿玩半个小时的积木,或与太太冒雨去看一场午后电影。

我希望它们一一回来。因为只有与它们相伴,财富才会真正地散发出智慧和快乐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