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庆街是个三教九流、鱼龙混杂的地方，能在这条街生存的人在其他任何地方都可以生存。
我们是坐出租车到吉庆街的。
车门打开，“轰”地一下——吉他、大提琴、二胡、手风琴、琵琶、萨克斯管、笛子、葫芦丝、民歌、通俗、摇滚、京剧、汉剧、点菜、吆喝、划拳……各种器乐和喉咙发出的声音扑面而来，魔幻般地洋溢在一起，后来，摄影师把下车时的感受形容为——“直接沸腾”。
民间艺人满街都是。为了寻找合适的采访对象，我们在街上徘徊了无数个来回。武汉7月的桑拿天、吉庆街上此起彼伏的各种声音、晃来晃去的各色艺人……两个小时后，我头昏脑涨。
我们遇到刘雨时，已经累得不行了。当时，我们刚刚在“花花大排档”找了张桌子坐下，点了一份麻辣小龙虾、一盘水煮毛豆和一瓶啤酒。
“各位，打扰一下，能否允许我为你们唱一首歌？”伴随着一声沙哑的询问，刘雨就这样出现在我们面前。
他那天穿着蓝色牛仔裤，黑T恤，金边眼镜，光头，手里拎着一把黄颜色的吉他。
我请他坐下，倒了杯啤酒递过去，把旁边嘎嘎作响的电扇抬起来对着他吹，我说：
“能否允许我们听听你的故事？”
他坐下来，将我打量了一番后问：“你们是记者吧？”
“是的。”我点点头。
他得意起来：“我一眼就看出来了。”
刘雨的光头在大排档的灯光下显得有些亮，眼角的皱纹在眼镜后面不时地游动着，他慢吞吞地喝上一口啤酒，用筷子夹起一只虾放进嘴里，鼓起两腮开始蠕动，然后用手把虾壳取出来，小龙虾的虾壳在灯光下闪闪发亮。
那天晚上，刘雨没有做生意。他向我们讲述了自己，以及吉庆街的故事。
黑暗和炎热诞生的街道
你肯定没经历过武汉半夜停电。那时候，每个单位挨个停电。因为知道停电计划，大家都眼睁睁地等着黑暗蔓延到自己家。我读过一首诗，是个武汉诗人写的。他说，地狱一样黑暗的炎热出现了，这地狱之火没有光，它灼热、潮湿、黑暗，远处可以听到轮船的汽笛，让人想象江上有微弱的风吹到蚊帐里。
晚上热得睡不着觉，大家就跑出来吃东西，就有了大排档，光吃东西也无聊，大家得找点什么消遣，这才有了吉庆街上的这些艺人。
我离婚后，抱着吉他流浪了很多地方，最后来到吉庆街。那时候，街两边还只有两层的砖瓦房，破破烂烂的，有的屋顶上还长着杂草。那时候，人都比较粗鲁，动不动就砸杯子。也经常有人打架斗殴，有时也死人。
本来我没想在吉庆街长待的。可第一天感觉还不错，我记得那天刚好碰到一桌客人结完账，正准备走，他们看到我就问：“你会唱什么歌？”我说：“《多年以后》。”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唱得泪流满面，结果人家给了一百块钱。我挺喜欢这里，就留了下来。那时候黄毛来得比我早，在街上已经很有名气，我天生嗓门大，黄毛在那边唱《梦回唐朝》，我就在这边唱《回到拉萨》，后来，我们俩互相欣赏，就组了个“黄毛乐队”，搭班子一起唱上了。
街上的“江湖”
吉庆街最早是安徽帮的天下。黄毛也是安徽帮的。安徽帮的特色是小姑娘多，长得也不错，因为她们自古就有卖唱的传统。安徽帮讲规矩，如果有人在一个台子唱歌，是没有别的人去问的。
安徽帮有个专门唱《孟姜女》的组合很厉害，唱着唱着，眼泪就“吧嗒吧嗒”直往下掉。而且每次都掉，眼泪不掉下来不收钱。我觉得很吃惊，就问她们，眼泪怎么能每次都掉下来呢？她们说，这有什么难的，想着别的女生都在和男朋友看电影、逛商场，我们却要在这里卖唱，觉得自己可怜，眼泪不就掉下来了？
吉庆街另一个大帮是孝感帮。最开始，孝感帮的人不是来卖唱的，她们大多在这里卖花、擦皮鞋、照相或是当服务员，后来她们看到卖唱来钱快就改了行。孝感帮出来后，江湖就乱套了。你还没唱完，她们就开始在旁边捣乱。她们五音不全，也不学什么音乐，抱着弦都不准的吉他，用黑糊糊的指甲稀里哗啦地瞎搞。有客人听了后说，你们好初级呀！我心想，怎么能算初级呢？弦都调不准，只能算瞎弄。
有个叫“三员帮”的组合也是孝感帮的，叫她们“三员帮”是因为她们原来是三个服务员。
“三员帮”更不会唱歌，她们连弦不准的吉他都不需要，一上去就干爹干妈地叫，然后一会儿帮客人敲背，一会儿用歌单帮客人扇风，最后，再用很嗲的声音说：“大哥，给你唱个《三个老婆》好不好，给你唱个《桃花运》好不好？”听着我都觉得恶心。不过，大多数男人，只要老婆不跟着，都很少能过“三员帮”这关。
武汉帮是拉不下面子型的，也是最晚加入的。武汉帮的人大多四五十岁，上有老下有小。他们主要搞民乐和西洋乐，如果要算艺术水准，应该是这条街上最高的。
我有个好朋友叫杨阳，是武汉帮的。他弹琵琶，所以，绰号“杨琵琶”。“杨琵琶”是武汉音乐学院学器乐演奏的，毕业后在湖北省实验歌舞团工作。刚来的时候，“杨琵琶”总是躲躲闪闪的，而且需要躲的人还很多，同学、同事、老师、学生、朋友、邻居都要躲。有一次，“杨琵琶”有个很喜欢的学生到吉庆街吃饭，他没躲开，被看见了，那学生就再也没理他。为此，他难受了好一阵。
以前，“杨琵琶”从不接受媒体采访，因为那时他儿子还在武汉音乐学院学钢琴，他担心媒体报道后，会对儿子有不好的影响。不过，现在他无所谓了，他儿子考上了乌克兰一所大学的钢琴硕士。
“杨琵琶”不抽烟，但客人给他烟他就接下来，别在耳朵上，碰到谁要就给谁。有一次，“杨琵琶”给一桌客人演奏了一曲《春江花月夜》，其中一个客人问他，一个最好的琵琶多少钱？他说，一万二左右。那客人说，你这琴太差了，我捐助你一个琴好不好？“杨琵琶”当然一个劲地说谢谢。他以为别人说说就完了，没想到那客人第二天真来了。人家给了他一万块钱，让他再添两千买把好琴。后来，“杨琵琶”也没去买好琴，他说他缺钱，他觉得这种事在人家来说肯定是件很快就忘的小事情。
去年冬天，来了个江西小姑娘，脸圆乎乎的，一双眼睛又黑又亮，也就四五岁的样子，长得很可爱，穿着很厚的羽绒服，戴着红色的帽子，脖子上扎着同样红色的围巾，手里抱着一个葫芦丝。我当时觉得她的父母太浑蛋了，这么小就让她出来，真是作孽！可后来才知道，她其实是袖珍人，已经18岁了。她很有趣，除了智力像普通人一样发展以外，其余地方都长不大，不像侏儒，脸还是成年人的。她精得很，哪个台子好，哪个台子不好，她都一清二楚。我们关系都挺好，她让我们叫她“天山童姥”。有时候，我们也跟“天山童姥”闹着玩，比如她经过的时候，我就一把拉住她，说：“天山童姥，嫁给我当老婆吧？”她就一边踢我，一边说：“不行，我这么小。”我说：“我可以等你呀！”然后，她就哈哈哈哈地笑。不过，她最讨厌的就是别人问她：“小妹妹，你几岁了呀？”只要客人问她这问题，她都会特别不舒服，扭头就走。
艺人比客人还多
2000年的时候，街两边盖起了高高的商品房。但楼上的居民很快就开始抱怨他们睡不着觉，嫌我们太吵，可这条街晚上吵是出了名的，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图安静还要买这里的房子。后来，楼上的居民不停地告状，不停地往楼下扔西瓜皮，扔啤酒瓶，扔各种东西。为了防止砸伤客人，各家大排档也都搭起了棚子。
后来，政府就成立了“管委会”专门管理我们。为了防止声音过大，规定乐队组合不能超过三人，一个乐队不能有两把萨克斯管，深夜一点后不许卖艺？这些规定都能理解，但去年夏天，又出台了新政策，如果想在吉庆街卖艺的，要交800块钱入场费，然后每个月交300块的管理费。原来艺人是来去自由的，很多人做一做，觉得不好也就走了，现在把钱一交，无论如何都只得留在这里。2002年到2004年是吉庆街最兴旺的时候，灯火辉煌，有上百家的排档，上千张桌子。可是现在要打长江隧道，吉庆街的一半被封掉了，排档也少了一大半，艺人们交了入场费又不愿意走，所以，经常是艺人比客人还要多，竞争越来越激烈，艺人们的作风也就越来越混乱。
于是，今年艺人协会就向管委会提出希望淘汰掉一部分作风差、水平低的艺人，管委会说，你们每人交20元考试费来参加筛选考试吧。后来，每个人都参加了考试，每个人又都留了下来。一阵忙活之后，管委会又赚了一笔。
已经没什么回头客了。人家说，原来是来了武汉不来吉庆街等于没来武汉，现在是来了吉庆街再也不想来武汉！现在就算听见客人说“滚”都特能理解，你想，这条街三百多艺人，就算两个人一组，都有一百多组，也就是说，你来这里吃饭，有一百多组人过来问你听不听歌，或是问都不问就开唱，你能不烦吗？
“我们活着也许只是为了相互取暖”
每天七八点钟都是我最痛苦的时候，因为根本不想出来，我从来没把在吉庆街唱歌当成一种职业，虽然是老江湖了，可每天来到吉庆街，看着这么多人，都不知道从哪里开始。
有时候，你去问客人，各位，打扰一下，能否允许我为你们唱一首歌？有的客人会说，给老子滚，听个×的歌，你们也会唱歌？还有的客人会说，唱歌可以，但你得跟着我的节奏唱，然后，他就拿起筷子在碗上一阵乱敲。有一次，我只唱了一句，一个客人就说，我也是搞音乐的，我唱得比你好。我对他说，我不是搞音乐的，我只是卖唱的，您别跟我比，见到您，我无地自容，我对不住您了。总之，碰到那种发神经的台子，我就故意把歌唱得不好，因为我根本就不想做这种生意。
不听的客人我就随便唱，听的客人我就好好唱，如果一桌人，不吃不喝不说话，非常安静地听，我就非常投入感情地去弹唱。
有一次，一个高高的，挺帅的年轻人，点了一首郑钧的《极乐世界》，当我唱到“我们活着也许只是为了相互取暖，想尽一切办法只为逃避孤单”的时候，他突然眼泪开始哗哗地流，我吓坏了，问他：“你怎么了？”他说：“没事，就是心里难受，我太理解你了。”一开始，我以为他喝酒喝多了，后来才发现不是。他听完，一只手擦眼泪，一只手背到后面去做手势，让他的朋友拿钱来。
还有一次，一个男的让我给他唱歌。他说，他从来没听过这么舒服的歌。我们聊一会儿，唱支歌，喝杯酒，再唱支歌，再聊一会儿。那天晚上我们喝了18瓶啤酒，最后他说：“我应该把所有钱都给你，可我今天带的现金不够，有多少算多少吧。”然后留了50块钱打车，把钱包里所有钱都给了我，有八百多块。
不过，有时候唱高兴了，也会吃闷亏。曾经有好几次，客人特别喜欢我，我就和他们一起高谈阔论，嘻嘻哈哈，我也特别卖力地又弹又唱，大家兄弟长兄弟短地叫了一整晚上，感觉都蛮好。最后给钱时，我客气了一下说，算了吧。人家就真的把钱收了起来。回家的路上我难过死了。这一晚上算是白干了！
吉庆街是个三教九流、鱼龙混杂的地方，能在这条街生存的人在其他任何地方都可以生存。
离不开的吉庆街
花花大排档外有一家卖烟酒饮料的副食店，老板娘姓朱，我们都叫她朱大姐。
有一天，朱大姐问我：“你想去淘金子吗？”
我以为她在跟我开玩笑，就说：“做梦都想去呢。”
她说：“那刚好，我认识一个人是湖南辰州矿业有限公司的，也就是原来的湘西金矿，他们那边很多金矿可以承包，用矿石提炼金子，可挣钱了。”
朱大姐还生动地向我描绘了发财以后，生活被改变后的所有细节。
我认真地想了想，觉得自己再也不能这么混下去了，这也许就是离开吉庆街的机会。
走的时候，大家在一起喝酒。黄毛、孙萨克、“杨琵琶”还有朱大姐都来了。黄毛说：
“你终于离开吉庆街了，真为你感到高兴啊。”
黄毛中途也出去开过餐馆，后来餐馆亏了钱，又才跑回来。
当上金矿老板后，我发现花钱比赚钱快多了，光添加设备就一下用掉五六万，我承包的那个金矿是土法炼金。刚开始技术不过关，耗了很多时间，几个月里，也就炼了120多克金子，后来，矿石原材料涨价，还要给工人发工资，很快，我带去的10万块钱就没了。我想，看来自己的命运跟黄毛一样啊。
卖唱者/高远摄重新回到街上唱歌的那天我印象特别深。我记得，自己从床上爬起来，走进厨房，打开水龙头往自己的脸上泼水，用手掌轻轻拍打，我以为这样能让自己清醒，可还是感觉特别困。当时特想突然下大雨，这样，我就有足够的理由在家里再躲一天。
可那天没下雨。我不得不拎着吉他向吉庆街走去。从我租的房子到吉庆街很近，只要穿过一条狭窄的巷子就到了，巷子两旁是高高的院墙，墙上贴满了各种性病广告，脚下是一条石板铺成的路，石板是活动的，经常会把下面的水从石板间的缝隙里踩出来。
走到巷子口的时候，我特别犹豫，那是种无地自容的感觉。那条街就躺在眼前，我又开始听到那嘈杂而重叠的各种声音。我站在巷子口觉得自己特可笑。就在我不知道该往什么地方走的时候，我看到了黄毛，他抱着吉他走过来，我就喊：“黄毛，我正要去找你。”
他笑着说：“呵，淘金的回来了，是发了大财回来请我们喝酒的吗？淘了多少金子呀？”
我红着脸说：“金子没淘到，金水倒是有一些，不过，现在都流光了。”
吉他一年没摸，歌也忘得差不多了。
我对黄毛说：“你把我带着，我好久没唱，一点感觉都没有。”
黄毛就把我带着。几首歌后，我卖唱的感觉又找了回来。那天晚上，黄毛请我喝酒，孙萨克、“杨琵琶”他们也来了。虽然一年多没见，可我们还是最好的朋友。
当然，那几天，我被问得最多的肯定是：
“你不是淘金去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老板问，唱歌的问，服务员问，连卖花和擦皮鞋的都问，搞得我一次次地无地自容。
不过，慢慢就习惯了，后来，谁再跟我提金子，我就朝他嘿嘿地笑。
倒是副食店的朱大姐一见到我就说：“是我害了你，是我害了你。”
我说：“没关系，你也是为我好，只不过我运气不好。”
女儿的愿望
我现在就是觉得特别对不起我女儿。她原来一直跟我前妻的爸爸妈妈在一起，我每年给他们寄三千块的生活费。今年，我才把她接过来。我觉得自己特别亏欠她，从来没辅导过她读书，我如果在她旁边的话，她成绩不会像现在这么差。好在她特别懂事。那天我问她：“你觉得爸爸在街头卖唱丢人吗？”
她说：“爸爸你凭本事吃饭，又不偷又不抢，有什么好丢人的？”
我说：“爸爸在大排档赚钱很委屈的，你哪天可以去体验一下。”
她说：“你怎么知道我没去？我在远处偷偷地看过你呢。”
我说：“那你就用功念书，将来找个不被人欺负的工作。”
她说：“爸，我不喜欢念书，你送我去学跆拳道吧，以后我跟在你后面，谁敢欺负你，我就踢他。”听了她这话，我心里特别不是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