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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处生活》九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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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嘀……”

贵州省紫云县火花乡的人们总是在这嘀嘀声中醒来。每天早上六点,开往紫云县城的中巴车都会准时出现在乡政府门口的场坝上,恼人的喇叭声会在寂静的山坳里持续响起,催促那些要去县城的人。

不去县城的人讨厌这嘀嘀声。

九妹从不去县城,可她喜欢这声音。

九妹的屋子里没钟没表,嘀嘀声能告诉她已经六点了,能帮她把身边这些赖床的孩子们叫醒。

当然,喇叭声并不能完全起作用,小孩子贪睡,他们似乎习惯了这声音,所以眼睛都不睁,只是打个哈欠,翻个身,继续享受这最后几分钟的美梦。

“勉——虎——艳——行——吕——井——英——赛——”

九妹开始呼唤他们名字的最后一个字,并把他们摇起来。

五个女孩,三个男孩,一共八个,来自四个家庭,都姓韦,都是九妹的亲戚。九妹姓王,排行老九,爹就给她取名叫王九妹。八个孩子中有她女儿的小孩,有她叔伯侄子的小孩,所以,有的叫她婆婆,有的叫她奶奶。

小孩子的父母都外出打工了,具体的地方九妹记不住,只知道不是广东就是浙江。火花乡的人只去这两个地方。七八年前,紫云县城就有了发往这两地的直达长途客车。每天都有人背井离乡,每天都有人把自己的孩子托付给亲戚或是邻居,让他们成为山外人所说的“留守儿童”。

英穿衣服很快,不用九妹催。每天早上,英总是第一个离开这不到十平方米,摆了三张床挤了九个人的“卧室”。英会从外屋墙角的柴堆里挑几根细柴,再把小火炉搬到屋外,开始生火给弟弟妹妹做早饭。英14岁,是八个孩子里最大的,在农村,这是可以分担家务的年龄。早饭是粥,很稀的粥,用昨晚的剩饭熬的。每天九妹做晚饭时,都会比中午多加两把米,这样英就能做粥了。

4岁的勉是孩子中最小的,衣服一定要九妹帮她穿。勉是九妹女儿的女儿,给她穿衣服总是最花时间,因为她总是不停地撒娇。勉有些咳嗽,九妹从水缸里舀了一瓢水,再在枕头下摸出一板白色药片,抠出两颗:

“勉,把这药吃了就不咳了。”

勉不说话,只是摇头,她不喜欢那种苦苦的味道。

“勉,不苦的,一喝水就下去,5毛钱一板,贵着呢。”九妹对待勉总是很有耐心,她总是对别人说,勉跟她妈实在太像了。

其他小孩陆陆续续地自己穿好了衣服出来,从斜拉过屋中的绳子上取下自己的洗脸帕,向屋门口的洗脸盆围去。洗脸水是英从水缸里舀好的,天气凉了,水有些冷,但这不算什么。喝口热腾腾的粥当早饭已经不错了。他们早就习惯了即使冬天也洗冷水脸。烧热水是过年才有的事,柴火不好捡。

外屋的墙上有一排钉子,每颗钉子上都挂着九妹自己缝的布口袋,那是孩子们的书包。

洗完脸,喝完粥,孩子们从各自的钉子上取下书包去上学。8岁的吕坐在小板凳上不动。九妹说:

“吕,快走了,大家都走了,迟到老师要骂的。”

“我饿。”吕的大眼睛滴溜溜地转着,手不停地扯着自己的布书包。

九妹知道他又在耍赖。吕嘴巴馋,看到班上其他同学买零食吃,他也要买。每到周四场坝上赶集,九妹都花1元钱买两斤地瓜给小孩们分,吕总是会哭着闹着再多要一个。

九妹掏出两角钱,说:“快走了,别跟同学打架。”

吕抓上钱,飞一般地出了门。九妹想,好在就他一个是这样。

有时候,九妹会觉得自己的运气还算不错。爹妈走了的小孩听不听话,没人知道。派出所时常把那些父母外出打工的小孩抓去,因为他们偷菜、偷鸡、偷鸡蛋。她时常听那些跟自己同样情形的人对警察说:“你们多骂一点喽,我们这么大年纪,哪里管得了?”

九妹的八个娃娃崽从来不做进派出所的事。

派出所有时候也会过来跟她聊聊天,帮她把粗大一点的柴劈了。九妹不喜欢麻烦别人。但年纪大了,已经没力气举斧子劈开大柴了。派出所的人一边劈柴一边说:年轻人出去打工好啊,剩下的人都没力气打架,我们也就清闲了。

小孩子们上学的时候,九妹就在窗下织布。织布机是借来的,里屋的三张床也是借来的,它们的主人都外出打工了。

实际上,这两间房子也不是九妹的,是跟公家租来的。乡政府场坝周围的一圈房子都是公家的。邮政所、工商所、税务所一应俱全,可后来全都搬走了,说是业务收入不够负担人员编制。于是,公家把房子租给了私人。九妹租了两间工商所的屋子,一年600元钱。

九妹的家在两座山后面的达帮村。那是个更为偏僻的布依族寨子,沿着羊肠小道翻山越岭,要走三个小时。八个韦家小孩的家都在达帮村,五年前,当他们的父母决定出去打工时,对已经64岁的九妹商量说:

留守儿童看护者/卢现艺摄

“九婆,娃儿们可怜,您能帮忙带一下不?等我们赚了钱回来,一定会孝敬您老的。”

九妹只有一个独女,无儿防老是多年来令她伤心的事,带带这些后辈亲戚的小孩,将来他们该是会知恩图报给她养老送终的……九妹犹豫了一下就答应了。

外出打工的人是一拨拨走的。九妹记得最早的时候,县城念中专的后生们回来说,学校以后不包分配,要自主择业了,于是就去了很远的外地。过年回家时中专生们发达了。初中文化的人跟着去了外地,回来过年时荷包也鼓鼓的了。再后来,小学文化程度的人也大着胆子走了,他们回来时说,外面的钱不好挣,但比山里还是要好些。最后,目不识丁的人也要去山外了,但这些不识字的人打来的电话让人难过,他们说,卖苦力挣不到钱啊,饭都吃不饱,今年过年没路费回家了。

向九妹托付儿女的亲戚们就是最后这种情况。

梭子在九妹的左右手之间有节奏地扔来扔去。线是别人给的,九妹负责把它织成布,一匹布要织一个多月,九妹能挣50元钱。

腿脚已经不像两年前那么好了。前两年九妹还可以去帮别人种种玉米,插插秧,一天下来,能挣10元钱。可现在,腰弯一会儿就开始疼,只能织织布,或是在周围逛逛,看看能不能捡些纸壳或是塑料瓶什么的回来卖钱。小孩们家里的地也都租给别人种了,每年分粮食收成的三分之一。小孩的米倒也够吃了,但每个周末都得回去背,于是,每到星期五下午,九妹就会带着她的八个小孩翻山越岭地回家背米,三个小时的山路是重要的,因为他们要在中途的林子里捡“青杠子”,这是一种中药。男孩爬到树上,用力摇树枝,“青杠子”就掉下来,女孩再把它们捡起来放进九妹的布口袋里,攒着卖给那些来收药的人。

周日的下午,九妹又会带着孩子们再走三小时回乡上,途中他们会再捡一遍“青杠子”,但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得一路捡些柴火回来。乡里的人做饭都用煤和电,可九妹不能用,因为她买不起,她只能捡柴火,没有柴火,饭就吃不成。但碰上下雨,柴火也是捡不成,捡不到柴火的时候,孩子们就只能去各自的老师或是同学家蹭一两顿。这时候,九妹心里总是特别难受,去多了是害羞的。

所以,九妹最怕下雨。

中午的时候,小孩们喊着饿回来了。每天的饭菜都是一样的,一锅米饭,一锅素白菜,偶尔里面会有洋芋,布织好了的时候也许能发现豆腐。一年365天,天天如此。孩子们从不挑食,一会儿就能把一大锅饭菜吃得干干净净,只有勉需要九妹喂。

下午,九妹会到旁边乡政府门口挑水。乡上的水是政府从山上引下来蓄在一个池子里,再引到各家去的,所以用水得交钱。九妹的情况乡政府知道,所以从不向她收水钱。

接水的时候,九妹会和场坝上的人聊天,九妹性格好,从不跟谁闹别扭,大家都喜欢跟她聊天。大家觉得她一个带八个不容易,也时常关心她。谁家打了粑粑会送来一些,谁家请客吃饭菜剩多了也会送过来。所以,九妹喜欢住在乡上,她觉得乡上的生活比村里好多了。

乡上唯一让九妹觉得不好的是狗太多。场坝周围每天都有四处闲逛的狗,没人知道哪只是疯的,哪只是不疯的。狗实在太多了。不过,村里面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谁家的狗在外面咬了人,谁家就得带去打狂犬疫苗,得花190元钱。

虎被狗咬过。九妹记得那天她在屋里准备洗衣服,就听到了虎的哭声,她放下洗衣粉走出来时,虎站在门口,一只手抬着自己的另一只手,哭个不停。

“奶奶,狗咬我了。”

“咬哪儿了,怎么咬的?”

“咬胳膊了,我到后面山坡上的厕所尿尿,狗就跑过来咬我了。”

“谁家的狗?”九妹心里怦怦直跳,被狗咬就得去打狂犬疫苗,就得花190元钱,可她知道自己的兜里只有11元5角钱,多一分都没有。

“刘二宝家的。”虎嘟噜着说。

九妹扭着小脚拉着虎去后面山坡上的刘家。

“我家狗在院子里拴得好好的,怎么会跑去厕所那边咬人?”刘二宝他爸问道。

虎突然低头一声不吭了。

“二宝,到底怎么回事?”九妹感觉有些不对,转过头去问二宝。

“韦虎跑来我家看电视,进院子时没注意才被咬的。”

九妹脑袋嗡的一下。190元钱!虎是自找的,刘家人不会出这钱。

钱是九妹回达帮弄来的。山里的人家不挨家挨户,从一家走到另一家得翻山爬坡。好在消息传得快,人们看到九妹走过来,就把准备好的米往她的口袋里一倒说:

“九婆,就这么多了,你拿回去换钱吧。”

“谢谢了,等娃儿们的爹妈打工回来就还。”

谁家10斤,谁家5斤,九妹都记在心里。整整借了200斤,卖了184元钱。

九妹爱干净,晚饭煮上后,九妹会搬脏衣服到门口洗。小孩子衣服脏得快,九妹省吃俭用买来洗衣粉,她常对小孩们说:“娃儿崽呀,爸妈不在身边,就更得干干净净的,别让人家把你们看成野孩子。山里人笑脏不笑补啊……”

农村学校的作业不多,孩子们放学后,都能在场坝上玩到吃饭,虎和吕都喜欢弹玻璃珠,他们有一塑料瓶的玻璃珠,那是让很多男生羡慕的东西。井和行不喜欢玻璃珠,他们喜欢乒乓球,九妹给他们买过一副拍子,花了4元5角钱,那是他们唯一的玩具。他们有空就玩,没多久就打坏了,后来就再没好意思要。场坝边上有一个水泥球台,现在,他们只是在旁边看别人打,别人打累了,也会让他俩玩一会儿。女孩子则帮九妹洗白菜,今天她们没洗到土豆,有些失望。英有家庭作业,她把一块不大的三合板放在膝盖上,开始专心地写作业。板子是九妹捡回来的,那是所有小孩的桌子。“桌子”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字,英发现有人在板子上写话骂她,怀疑是吕,就去说给九妹听。九妹说:你是姐姐,就让着弟弟吧。

吃过晚饭,孩子们就不跟九妹在一起了。他们三三两两去各自的同学家看电视。九妹没电视,也不爱看。达帮村直到2005年才通上电,也就是说,在九妹的大半辈子里,电视跟她是没关系的,她汉语不好,听不懂电视里的人在说些什么,也不想听懂。小孩们都跑去找电视的时候,老姐妹就来了。大家喜欢在九妹家聊天。她们跟她一样,也帮那些外出打工的后辈带小孩,也不喜欢看电视。她们记得小时候,最喜欢的就是搬张板凳坐在大人身边,听大人聊天或是听那些熟悉的布依族的传说。为什么现在这些小孩一到晚上就抱着电视看,她们也不知道。

别人家的家长催自己小孩上床睡觉的时候,九妹的那些娃娃就陆续回来了,除了赛。赛看电视的那个同学家,父母都外出打工了,只剩一个管不了孙子的爷爷。

“赛,回来洗脚睡觉喽……”老姐妹离开的时候,九妹就出来站在场坝上喊。

赛是哼着歌回来的。九妹问:“赛啊,你唱的是什么呀?”

赛说:“是潘玮柏的歌。奶奶,好听不好听?”

九妹嗯了一声。她不知道潘玮柏是谁。年轻时九妹也是喜欢唱歌,唱那种悠扬的布依山歌。那时候,不会唱山歌的人找不到对象。每逢赶集天,未婚的男男女女总是爬到场坝附近的山坡上,东一堆,西一堆,谁看上谁,就唱两句过去,对方若有兴趣,就唱两句回来。你两句,我两句,旁人起点哄,不用多久,小伙子就可以找媒人去姑娘家提亲了。九妹那时候也算火花乡的漂亮妹子,歌声远近闻名。无数小伙子都用歌声赞美过她,可她心高气傲,唱回去的总是讽刺歌。

九妹的婚姻也是在歌声中找到的。

李冬星的歌声飘过来时,九妹的脸就红了。当时唱了些什么,九妹不记得了,她只记得没过多久,冬星家提亲的人就来了。冬星当时是达帮村聪明能干的村支书,九妹自然也没拒绝。婚后一年,九妹生了个女儿。当她准备给冬星生儿子时,冬星说:“咱们就要一个吧?”

“为什么?我们又不是城里人,你不想要儿子?”九妹觉得冬星的提议有些奇怪。

“我是党员干部,如果我们家能生两个生一个,也不坚持生男孩,我们村的计划生育的工作就好开展了。”

“那以后老了,女儿嫁了,我靠谁去?”

“靠我呀!”冬星说。

九妹每当想起冬星笑嘻嘻地说“靠我呀”,心里都有着说不出的难过,因为冬星没靠多久就病了,身上的皮肤开始像旱灾的土地,变得一块块的,疼得要命,还丧失了劳动能力。脸上也是。九妹既害怕又难过。乡里的医生不知道是什么病,县里的医生说最好去贵阳看,贵阳的医生说,这种病叫“硬皮病”,南京有家医院能治,但要花十几万元。

冬星没去南京。十几万元对山区的农民来说,是个天文数字。

冬星的脸看着让人害怕,大家都躲着他。一开始,他躲在家里,没过多久,就跑了出去,到处乱窜,一会儿有人说在葫芦口看到他,一会儿有人说在半坡树看到他,大家都认得他,因为他曾经是达帮村的村支书。而他现在,已经精神失常了。有一年冬天,冬星曾跑到了乡上,那是周末,九妹带着孩子们回去了,乡上的人就把他安排在九妹租的屋子里住,半夜也许是太冷了,他就把胶桶点燃了取暖,刺鼻的气味熏醒了邻居,破门进去才救了他一条命。而现在,已经几年了,没人知道他把自己藏在哪里。

每当有不知情的人问:“九婆,你在这儿带小孩,老伴怎么办?”

九妹的眼泪就会吧嗒吧嗒地往下掉。

每当有不认识的人问:“九婆,你的儿子呢?”

九妹的眼泪也会吧嗒吧嗒地往下掉。

天气越来越冷的时候,九妹的心也会冷起来。已经有几年了,她听到对面供销社老板喊,九婆,你家的电话。她就兴高采烈地跑过去。一阵嘘寒问暖之后,电话那边的后辈会对她说:“九婆啊,不识字的苦力真挣不到钱啊,就算过年能回来,也买不起东西,再出来还得借钱当路费。孩子们今年跟您过年了,等挣到钱我们再回来孝敬你老人家……”

“明年的房租呢?”九妹问。

“我们会想办法凑钱回来的……”

每当这时候,九妹总不知道再说些什么。春种时没雨愁,秋收时有雨也愁;不出去打工愁,出去打工也愁。小孩又要跟着她过年了,冬星又不知道要在哪里过年了。命这个东西不能想,一想就想哭,没人打你,你都想哭。好在娃娃们是好打发的,只要许他们个来年的愿望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