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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有趣的事太多》从翡冷翠到莫三鼻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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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港台翻译外文名,用字跟大陆不大一样。迈克尔·乔丹(Michael Jordan)叫米高佐敦,贝克汉姆(Beckham)叫碧咸,乔布斯(Jobs)叫贾布斯,观其用字,颇为佶屈聱牙。但香港人一向认为港译名读音最准,非大陆译名可比。

旧的港文,有些还会保留旧译。比如Moçambique,现在新华社译作莫桑比克,旧译却是莫三鼻给。我一个朋友说:不知者乍看莫三鼻给这四字,还真以为一人姓莫,排行第三,被行了割鼻子的劓刑呢——好好一个国名,都给译出故事来了。

因为各国语言不同,读音就难定。比如巴黎(Paris),按法语读音,说是“巴黑”也无妨,按英语读音,就是“帕里斯”;又比如伦敦(London),按英语读音叫朗登也行,按法语写法Londres,那就是老实不客气:“聋的呵!”何况许多词写法还不同,法国人写希腊词爱把末尾的“斯”字去掉,比如阿喀琉斯在法语里正经就读“阿泻”,这可怎么好?

如是,就两种语言读音译名,都能打起架来了。把西班牙语、希伯来语、希腊语、葡萄牙语之类掺进来,就没法子争了。单说这中文译名定字,早年间,中国人定译名,疑似有个奇妙的原则:

不管你来自地球哪里,叫啥姓氏,务必要入乡随俗,把名字译得合我中华上邦的意思。比如吧,利玛窦先生(Matteo Ricci),一个意大利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起个汉名。若按当今新华社译法,该叫马特奥·里奇;又比如被成吉思汗干掉的花剌子模王阿拉乌丁·摩诃末(Alāal-Dīn Muhammad),若按现在译法,该是阿拉丁·穆罕默德。但因为这俩译得太早,没法从坟里爬出来改户口本,只得罢了。

中华上国是礼仪之邦,逼着外国人的姓名变成了中国字,当然也要礼敬以加,给点好字眼听。比如19世纪中期,英国首相全名Henry John Temple Lord Palmerston,按现在新华社译法,该叫亨利·约翰·坦布尔·帕尔默斯顿子爵。清朝就管人家叫巴麦尊,还特意称个“尊”呢。大国译名,也好听之极。英国叫英吉利,法国叫法兰西,意大利、美利坚、德意志、瑞典、荷兰,这些清朝就定下来的译名,字眼都挑得堂皇典雅。其实按读音较真儿的话,法国按英语读音是弗朗斯、法语读音更接近弗航斯;意大利也大可以叫伊塔利,但意思就不那么吉利了;美利坚这名,最初不过是阿美利加·韦斯普奇先生远航到彼,马马虎虎,拿自己姓氏定的名,哪里承想就意思丰富,“美”而且“利”,还“坚”起来了!瑞士、瑞典如果搁到今日,如果按英语音译成斯维策兰、斯维登,那么早先的祥瑞典雅意境,那就荡然无存。又比如,华盛顿这名字华贵繁盛,如果按音翻成沃辛顿,立刻就像个塑料制品厂;前头说,英国首都,英语读音更接近朗登,法语读音干脆是“聋的”,但一被译成伦敦,立刻就伦理敦厚、从容温雅了呢。

早年间的译名既不统一,所以读音古怪者相当多,莫三鼻给就不提了:料来那时节大家忙着给美利坚、意大利、英吉利定这些大吉大利的称号,来不及考虑非洲小国人民的感受。其他如雨果(Hugo)在鲁迅笔下,被呼做“嚣俄”。20世纪30年代有报刊为显得风流雅驯,热心地把托尔斯泰译成陶思道,把果戈理译成郭歌里——不知道的,真以为前者是饱学宿儒,后者是风流诗人,两个地道出身书香门第的中国人呢。傅雷先生总把提香译成铁相。晚清时,把拿破仑译做拿破轮,还出过考试题:《项羽拿破轮论》。有士子不通外务,真以为让项羽去拿个破轮子,上来就想当然发感慨:

“以项羽拿破轮,是大材小用,其力难施,其效不著,非知人善用之举也!”

但是在一片杂怪里,优美典雅的汉译名,颇多神译。比如枫丹白露——读音其实更接近“封太纳布勒”,法语原意是蓝泉——如此译出,虽然意思大变,但从文藻上看,实是神来之笔。比如徐志摩将佛罗伦萨译做翡冷翠,逸清沁碧,绝妙好词。所以说,想给自己找好听雅驯的汉译名,真得趁早。斯嘉丽·奥哈拉被译作郝思嘉,瑞德·巴特勒被译作白瑞德,就是老译本的功劳。跟洪秀全探讨过基督教的伊萨卡·罗伯茨(Issachar Jacox Roberts)先生,汉名罗孝全,真是十全孝子的大好名字。看清朝与民国时,法国驻华公使的名字吧:

Julien de Rochechouart,译名叫作罗淑亚——体现淑德,亚字还表谦逊呢,真谦谦君子风。

Marie Joseph Claude Edouard Robert de Semallé,译名叫作谢满梁——王谢堂前,燕子满梁,这名字如果住南京朱雀桥乌衣巷,尤有旧风。

Aime Joseph de Fleuriau,译名叫作傅乐猷——乐于以道而谋大事,真是好名字。

作为对比,20世纪60年代往后,法国公使们的名字已被定成:

Lucien Paye叫吕西安·贝耶;étienne Manac/'h叫艾蒂安·马纳克;Claude Arnaud叫克劳德·阿诺——很贴切很精确,美中不足的是,一望就知是外国人……

也有些译名,一望而知不是汉人,但又不伦不类,至于搞笑的。比如,《茶花女》男主角Armand Duval,现在流行的译法叫阿尔芒·杜瓦尔,听着洋气。然而林琴南先生当年写《茶花女遗事》,给人定译名就格外霸道:男主角叫啥?哼哼,亚猛著彭!而且之后叙述台词,一口一个“亚猛道如何如何”。本来清秀痴心一男生,被叫了个亚猛,忽然就蓬头粗服、猛汉一条了。

后来,翻译界有了规矩。一是名从主人,二是便于反推。像利玛窦既然已经叫了这汉名,而且约定俗成,就不要改叫他马特奥·里奇了。同理,澳大利亚总理凯文·路德既然自称陆克文,咱也就跟着叫吧。像伟大哲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按照现在的译法,该叫伯特兰·拉塞尔——真要改了,一下子就从素雅哲人变成豪迈大汉了。幸而名从主人,罗先生也可以瞑目了。当然有些译名甚好,因为定死,就此可惜了。

乾隆爷写诗的臭德行天下皆知,但他有首赞美外夷乖乖来上寿的诗,头两句倒有趣:

博都雅昔修职贡,英吉利今效其诚。

博都雅是什么呢?嗯,就是我们现在知道的葡萄牙(Portugal)。这译名其实雅而好听,可惜没沿承下来。

译名多了能打架,有这个例子:英语里有Elliot这个姓氏,比如鸦片战争时英国驻华商务总监就姓这个,旧史译作义律,乍听以为是个中国老爹给孩子起名,劝儿子要讲义气兼自律。英国诗人艾略特其实也姓这个,但名从主人,就不特意改了。钱锺书开他玩笑,在《围城》里扔给他个译名,叫爱利恶德,字眼大不好听;新华社如今译这名作埃利奥特,倒也罢了。妙在香港大学有个Elliot Hall,按新华社译法,就该叫埃利奥特礼堂。可是香港读书人聪明劲一犯,就有创意了:仪礼堂。即切音,又有意思,这才是老派翻译雍容高华、书卷满腹的玩法。

以前玩文字游戏,说拿美国总统的名讳——亚伯拉罕·林肯、乔治·华盛顿、赫尔利·杜鲁门、罗纳德·里根、比尔·克林顿、托马斯·杰弗森、詹姆斯·麦迪逊、理查德·尼克松——按照中国古典译法改个译名,可以串一首诗:

轧布寒林垦,桥直花陉屯。

鹤唳渡鹿门,骡讷得力耕。

碧洱客拎豚,驮马懈浮生。

枕牡麦地熏,沥茶泥蔻生。

《鹿鼎记》里,清朝翻译想礼敬俄罗斯苏菲亚公主,于是给她定译名做苏飞霞,好听。韦小宝懂点俄语,给俩俄罗斯兵士起译名:齐格诺夫叫猪猡懦夫,华伯斯基叫王八死鸡。可见金庸先生早谙熟中国人民智慧:给人家起好名字不难,想玩谐音骂别人,更是翻脸间事。比如要往粗了翻,《南方公园》里的Stan,台湾人译作屎蛋;要往雅了翻,《六人行》里的Rachel,香港就管你叫丽珍。中国汉字五彩缤纷,赞骂真只在一念之间。所以有些地方就能被叫翡冷翠,有些地方就只能叫莫三鼻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