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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潦草》畸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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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白】愤世者说如今是“对好人太坏,对坏人太好”,照此说来,争做坏人就成了混社会的要务。那么怪人呢?畸零者不是“畸人”,也称不上是独自往还不与物通的“介”,只是归不进类去的,是“不顺南不顺北”的人,近乎怪人。说他们怪,参照物是仗着人多而自诩的正常,怪人完全有权视世人皆不正常。人群对不可归类的人和事,有天然的敌意:

她是团里最漂亮、最有天赋也最刻苦的一个,和那些如今出名、嫁了有钱人的朋友比,她的缺陷是除了跳舞和上帝什么都不爱。至今仍然租别人的排练厅教课,跟得上的学员不多,收入不高。本地富婆都爱学能配《月亮之上》的舞,“这样的给多少钱我都不教”。年轻已经过去了,她知道。下了课没处去,披着件军大衣胡乱睡在后台,心里还是不肯卸妆的天鹅。

本地不是香港,也不是上海那样的南方,“音响发烧友”是个没精打采的群体,无荣耀可言,只是怪癖。谁管什么石机胆机,手机不一样放歌听么?他买了间房子,没放女人,只有一张沙发,一只马桶,几件他引以为豪的设备,声音顺着金子的电线流淌奔溢,汇成定位明确的形象站在他四周。心里暗叫惭愧,不足为外人道。

都羡慕她行事皂白分明,不要别人为自己,也不为别人。不美,可不缺男人,嫌麻烦,欲望冒上来随手从手机里摇一个。辞了高级主管去海岛上当地陪,每年换个岛,攒够钱就去非洲。经历过域外男人后笑:更不能找中国男人了!途中遇到度GAP★YEAR的白人孩子,见他们拉上风帽睡在路边,边啃白面包边咧嘴大笑,叹息说“其实我也怕,只是忍着,不像这些孩子真不懂害怕”。

路边儿上停着辆在县城里拉脚的塑料棚三轮车。但不是拉脚的,车里堆着锅碗行李,壳子上写着八个大字“潇洒后半生旅游车”。车主是位老汉,正蹲在地摊上集中精力喝浮着红油的豆腐脑,他已经穿过了两个省,每天花费二十块钱。有人听了他的事,请他喝了一碗劣酒,立即高兴起来,唱着从延边学来的黄色小调,飞身跨上车座。

电台里有个午夜节目女主持,声音像温暖沼泽,有许多寂寞的人喜欢她。无故消失了一年多。她的同事说:“这个人有神经病,在办公室和你亲热地说半天,全是撒谎,一句实话没有,认识她这么多年,不知道她家在哪儿,是哪里的人,见一个人换一套话。现在她回来了,过一段还接着主持,有人爱听啊。谁都看出来她生孩子去了,也不承认,真是的。”

他的梦想是一生跑完一百次马拉松。在办公室终日枯坐之余,他为自己购置设备,做业余的训练,他的马拉松没有对手,没有观众,在出差途中或是周末,用别人搞一夜情的兴致来完成。他默默记着数,只有一次因为酒醉,腼腆而自豪地向别人谈论过。

文学青年的旧时代,出版诗集和小说是个梦境,通向炫目的生活。投稿来的内容大多宏大苍白,让编辑烦不胜烦。他那时写的小说只是自己的心事,近似私小说,写好以后,找个打字社,花一笔钱,装订数册,并不寄出,像小偷一样前往县新华书店,在文学类的书架上那些新锐名字中间摸索,分个缝隙出来,趁人不备,从怀里掏出自己的著作塞进去。

“酒正使人人自远”,他常记诵这些没用的话,和身边的人说不着,被人瞧不起。记到书里,是那时人痛苦吧,传到如今,是时时的人都痛苦吧。注入杯子的声音清澈,廉价烈酒的气息泼辣。“顾影独尽,忽然复醉”,刀子滑过咽喉时又想起来一句。

公共汽车上上来了一位女侏儒。不知道从哪里买到的合身衣裙,巧妙地掩饰了鸡胸,她的发型经过精心修饰,神情坦然自信,以不能忽视的笔挺姿势端坐在座位上。

大学医院日常很清淡,我表哥是校医,问诊只三句话:“你觉得是什么病”,“你想吃点儿什么药”,“用不用转院”,医风民主。那也得值夜班。另一位校医无聊时,爱在处方笺背面用钢笔画画,不中不洋,很有格调,诗意呼之欲出,后来才知道,其兄就是画家,这才能确实是血缘里带的。被文化圈发现,出版了画集,成为话题。人在此时病倒,很快作了古。是段人如其画的淡淡命运。

名校教授经常要接待证明出费马大定理或推翻了相对论的来信来访,有的携带着永动机的模型,他们或单纯,或怪诞,生活落魄,神色坚定。日子久了,教授们厌烦了不见,虽然有些东西还挺有趣。有件事令他神伤:“文革”后的几年,来了个五十岁的老乡,没吹大话,拍着包很厚的稿纸说“也不知道这叫什么,就是觉得有点儿道理,你学问大,给看看”。看了几日大惊,是粗具规模的微积分。

脊柱和后背骨节一按就一串噼啪作响的人,有点儿迷信盲人按摩师,觉得他们专注,按摩师五十来岁,在家营业。屋内四白落地,辣眼睛,因为屋顶的灯泡极亮,烤得屋里的人影子都很淡。他不爱说话,有台电脑,总放着轻音乐。好像一个人住,东西都摆放得很整齐,他常用的依次排列在手边。这是个在意别人怎么看他的盲人。

我是生下来就聋。我明白声音一直在我周围。聋哑学校的老师教我震动、口型和手势,但那是替代的声音,还是想不出。要我打比方说,就像色盲看不到颜色,人测不出暗物质。我在梦里猜过声音是什么,我看书时,脑子里闪动的是颜色、手语、图像和气味儿。我也就不知道寂静是什么。我妈说做聋哑人也挺好,简单,好多人倒霉、后悔,还不是因为会说话,世上没什么非听不可的。

大学里的爱情,大半随分,毕业时多在默契中散场。偶尔看到有人像大鱼的溯河洄游,欲执拗地回到某人身边,同学们会诧异地祝福。他为了追赶远走美国的学姐而留在北京,终日闭门背单词。面签时,一面收拾那堆没来得及打开的材料,一面用苦练的口语叨叨:“你连材料都没看,凭什么说我有移民倾向。”

(续)美国学姐结婚的消息传来,人人都不意外,他说,也知道会这样。随便地待在北京,不去上班,用准备出国的钱原地首付了房子,那是十多年前。聚会上,同学问:“不走对了吧,发了吧?”回答说:“都疯了,中介说,八百万。”神色黯淡,像说起一生中后悔的事儿。他的爱情,自此便只被当做房价催熟的财富传奇而已。

我小时候相信画电影海报的才是真正的画家,能画那么大又那么像。他在天气好的时候,把梯子搬出来,醉醺醺地在影院后院爬上爬下。他的技艺神妙,不像别人要举着样稿反复端详,直接从一个角画向另一个角,从任何部位起笔皆能画完复杂的人物动作。总觉得他的心情是愤然的。后来老电影院关门了,待有新电影业时,影院只贴统一印刷的海报。

十五年前,这帮古怪孩子跟着个古怪中年,在租的单元房顶层里办了本讲欧美漫画的杂志,那时这题材比电子游戏和摇滚乐还要冷僻。美术的手绘颇有才气,文编的口语能直接电话采访外国画家,每一期都让同业尊敬。工资则是时断时续的。也不在乎,下班后还要接着把资料架上那几本漫画看完。这本停刊多年的杂志是他们喜欢提及的回忆。

有VCD无互联网的年代,青年人的视听由路边音像社打理,塑料袋包裹的盗版碟用长条纸盒子盛着,猜着买也猜着卖,反正都是十块钱一部。有个店主能一眼看透顾客喜好,安静委婉地推荐三级片武打片鬼片B级片,都是公认的经典邪典。对沉闷的文艺片也在行,熟知欧洲各大导的创作年表,评语诸如“牛逼”或“有点儿过”,和对三级片的态度一样,反正都是十块钱么。

那时听摇滚乐,要掏尽口袋里的钱买当垃圾进口的打口。打口碟不如打口带,磁带断了能接上。精神饥饿、精力过剩,跑遍全城,结识更多奇怪卑微的少年,在小窝点里推理封套上的外文,像是参与了一场迷茫的斗争,像是预备阴谋颠覆点儿什么。听说我们那代人被称作“打口青年”,算是一种(亚)文化现象。

扰民的东西里,装修、大型狗、摇滚乐手。狗市在某条公交线路的尽头,因为房租便宜,摇滚乐手也来了,只有行军床和啤酒瓶子的排练室后面是苞米地。房东是镇书记,仿照白宫修了个院子,车库的租金近乎白送,我只能认为他喜欢看着头发像拖布一样的小子从墙头翻进翻出,喜欢听收废品的鼓声和母猪临终时的嚎叫。

(续)我们那些人甚至也没幻想过有朝一日出名、发财或者仅仅是获得个进录音棚的合同之类的事儿,只是喜欢这么过日子。演出都在遥远的大学礼堂或球馆,早晨就出发,饿着肚子等到下午,像放风一样蹦到台上去,完全不知道从理论上说,演出是应该卖票的。

(再)这些玩琴的人几乎是同时散去的,有到北京去撞无形的墙的,也有权当谋生手艺的,更多的是彻底改行,把这些年视为比黑社会还低端的羞耻。还有个人执意留在那时候,继续写愤怒含糊的歌词,去外地漫游,在地下通道里弹唱,真的饥饿,生满冻疮,居无定所,还偷闲生了孩子,贫困得使人难过。我在豆瓣上看过许多对他的夸奖,而我们这些认得他的人却吝于赞赏。

(又)纪录片里,美国名乐队巡演,设备数十吨计,坐改装的巨大客车横穿北美大陆,车前车后翻飞着骨肉皮。至于他们那渺小未遇的中国同行,偶尔获得某地某酒吧几乎是只管顿饭的邀请,还要苦恼于如何凑足哥几个的动车票钱。有名的也好不到哪儿去,那谁他们这几年挺红的了,上个月来东北,在台上蹦足了仨钟头,下来发现后台空了,一两万的门票钱全叫人卷跑了。

有个吉他手只身从葡萄牙来,带了把自己装的吉他,随便在本地找了个小酒吧,百十人的场地。一个下午都在捏着啤酒罐玩桌面足球,时间到了,跃上台去,简陋的音箱响彻金石之声,五指间千军万马,是顶尖的技艺。他只要几千块的报酬,懂行的说,这人在欧洲很是有名望。“回去给他们看照片:看,我还去过中国演出呢,多有意思啊。”

大概只有怀旧的人和看卡通片的小男孩才喜欢这种金属乐:乐手们严肃地留着齐腰长发,认真地在歌词里探讨吸血鬼、撒旦和基督的关系,视演奏为一种竞技运动。那支乐队是从德国来的,使用的却是并不相邻的意大利语。四条花臂膀大胡子的阴沉大汉,都爱吃烤鸭。他们是业余玩家,利用假期来中国演出,职业分别是养老院护工、工程师、幼儿园教师。

我常逛的计算机散件市场,西北角靠近厕所那里有个游戏机柜台,顾客都是精打细算的小孩儿,始终也没有扩大规模开设分号。两个合伙的男人,终日肩并肩地在一台当前最大的电视下打新上市的游戏,招呼顾客时眼睛仍盯着屏幕,瞳孔和脸庞反射着彩色的光,手指仿佛不由自己控制一样地痉挛。他俩已经这么过了十几年了,我很羡慕他们。

我的初中同桌毕业以后突然辍学了,听说他得了一种精神病,见不得生人,怕和人说话,终日在家拉着窗帘玩电子游戏。到了我们大学毕业以后,他还在过着那时候的日子,病好了一些,可以给游戏机商店打一点儿工。我总是赞叹,怎么会有这么好的病呢。

精神分裂患者自述:世界不是扭曲,而是单纯,所以感知被越放越大,任何小事,放大了都很怕人,就像盯着一个字、一个人,使劲看进去,是不是就不认得了?我就是觉得有人监视我的一举一动,我知道我没道理被监控,但又实在有太多不能忽视的证据。你觉得可笑,但科学上来讲,所有的人类都拥有一个可以隐藏现实并引导适应性行为的界面。

油画家为了自己的作品有好结局,都会推荐去个难找的地址配画框,嘱咐过了中午去,上午不开门。门上也没标志,闻到气味才知道找对了。里头是两个干净的瘦老头,一个在量画框,一个在同样认真地煮面条。像是进来熟人一样不招呼客人,等你开口。既不推荐,也不讲价,端详一会儿画,边走动边说,“这画就应该用这种框”。墙上有几幅很精彩的画,不是待取物品,是他俩的收藏。

学画的大学生有地方画画就高兴,何况还给点儿报酬。市政出钱,画在河沿的墙上,要求宽泛,本地风景即可。可以随意实践热爱的线条,高更的红和梵高的黄,画名胜、建筑和校园,骑自行车来去,过了一个艺术家似的寒假。早晚散步的人时常停下来看。春天再去,有人故意在贴发票办证广告,用记号笔写“某某到此一游”和“新年顺气发财”。

从圆明园到树村,新来的画家连宋庄也住不起了,去更偏远的村庄落脚。他们的眼神固执清澈,对艺术各有成见,身后跟着洁白沉默的妻子或女友。很快,聚合成新的艺术家村落。村民们把屋子租给那帮画画的之后兼做他们的生意,比如入秋以后挨家挨户地给他们生炉子。他们整天哆嗦着转来转去,像陷入绝望的蜘蛛,既没一个会生炉子的,也没一个想到可以学学的。

美术系毕业,应聘教小学生补习班,因为不加班。工资虽然低,也够房租和一个人的吃用了。别处都要求照着样子努力画成一模一样,到她这里,发几支笔,随便,怎么画都好,她改得很慎重。有时给孩子看毕加索和草间弥生,见他们也在黑纸上点红点,就说那是别人,你要画自己相信的。她看到有几个孩子的线条变得肯定和动人了,觉得做成了一件小事。

我有个格格不入的小学班主任,好像因家庭出身而加入了民主党派,穿成套的裙装,举止确实是出身另一阶级且一直没改造过来的样子。校长经常要她代拟报告和文稿,之后又恨她,因为她拿此事笑话校长,然而下次仍不得不求。她是唯一喜欢过我的老师,说小孩儿和作文就不该有样板。听说她多年后去郊区当校长,实践她的教育主张,不留作业,兴趣课,随意写作,因为家长们不在乎。

“觉得精神快要出问题,就离职,到城边的山里租个院子住。溪水像条小蛇,从院子中间流过,随身带包书,自己做饭浆洗,多睡觉。有一天没关窗户,被风翻书页的声音吵醒了,知道可以再坚持一段,就下山去。这些年一直这么来来往往。”

某县某镇某村,有位农夫,利用好几个冬季农闲写了部半尺厚的长篇小说,很多描写都是感人的。这种事儿以前常有,娱乐多了以后,逐渐少了,有幸被县文联发现上报,请市区作协名家来开研讨会,借了会议室,每个人前面都摆个打印名字的粉红色小牌牌。作者第一次见这玩意,悄悄拿起来看了又看。

大学城没有搬到江北的时候,常去一家居民区里的小书店,店里的旧书不多却精,古书版本好,译作译本好,小说口味一般,但历史书的排列很专业。老板是个寿眉斑白的老者,和颜悦色地和叽叽喳喳的小学生为了块橡皮讨价还价。一次听他和来客谈论墙里面的大学,叹息如今这学科没有明白人了,才知道他过去是那里的教授。

天翻地覆慨而慷,有翻过来的,就有覆过去的。比如曾在宿舍楼独居的老太太,女工们只觉得同事多年,她对任何人的礼貌都周到,对事则很冷淡。向来不争抢名利,有说不出的傲气。改革了,无所谓了,才知道是前代贵人家的大小姐,名牌大学毕业,会说流利的外语。纷纷回忆轶事,想不起什么来,只记得她工作服里的内衣是很贵的真丝,上海货。

北京之大,大于世界,藏有许多有趣的人。他父亲有名气,留了笔遗产,便拿着去了美国,玩腻了,长在拉斯维加斯,爱一切赌法,越玩越壮,被揖让进小厅,那笔原本花不完的钱不知不觉间透光了。那天,他认出挨着自己坐的是自幼崇拜的香港电影明星,总演赌神的。恍然觉悟,于是搭飞机回去,和个刚成年的女孩儿住在地坛附近的单元房,像退休的人一样生活。

二十多年前,他曾是江浙一地首富,如果沿着这条路,弄地产、耍财技,本该出没于各种排行榜和大会堂。但他一心要造汽车,中国人凭什么造不了汽车?直至今日,国内也是发乎山寨止于外观,连像样的发动机还没造出来。他那时却总觉得就要成了,只差最后一点儿资金,直弄到彻底破产。有记者去采访,还领着去看那堆生锈废铁,“再给我三千万,我就能造出成熟的车来”。

四十岁以前,他是城里崭露头角的富翁。中间隔了场车祸,胸椎以下毫无知觉。如今他更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专事资本运营,号称能调动百亿,在京城里有座大厦,过去他要低三下四去请托周旋的家乡领导如今在前台候见。来客看到他轮椅里莫测高深的微笑,觉得置身于一部香港电影。对他而言,活着该有的东西还都坚硬地存在着。

他年轻浪荡的那几年,去易于结识女人的地方结识易于结识的女人,午夜时分带回家,彼此利用一番。他还不纯熟,总要再厮混几天,像约会一样吃饭、看电影,拖泥带水。有个不大的女孩儿说自己做过小姐,现在跟个大十几岁的男人住一起,真想要换个活法。醉后说喜欢萧红,特别特别喜欢,一边读一边哭。他说“嗯嗯萧红是谁啊”,心里一惊。

她对性有巨大的好奇,什么都愿意试试,也许是病吧,听说过,随便了,对她来说,这是触手可及的冒险和收藏。不在单位里面扯,以免陷入办公室政治。她喜欢陌生人的随机惊喜,喜欢车友会、驴友会、户外那些心照不宣的活动,也喜欢手机上的新奇软件。“就这样漂着就很好啊”,她想。

“那我就和你说一次我妈吧。她不是她那个年代的人,她和我爸都在大学教书。后来和人私奔了,事先也没迹象,那时候正忙着给右派平反呢,从此我就没见过她。她和那男人到了天津,在高中教课,几年后,被班上一个男学生用刀捅死了,情杀。”

【馀文】青史是个人主义的悲哀。坚定的自我和独特的心思,都要被收进“仁义忠孝”之类范畴,像生猪打上个蓝戳子才得上市。独特的言行情绪,似乎没有价值,只有失意的人才会留心——我没有力量做怪人,只能说句怪话。我早就是久经考验的小人了,对痴迷于制定正常标准的人物,心里有多怕,嘴上就有多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