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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说》都在短跑,你试试长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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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导演昆汀·塔伦蒂诺说:世界上80%的故事都已经拍过了。所以,我们要用新方法去拍老故事。

各位来自海内外的同仁,下午好!非常荣幸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跟大家交流。一个感觉是,这是一场为了明天的聚会。

如果我们二十年前聚在一起,会认为彼此很不相同,但是今天,只要从事新闻这个行当,大部分的经验和基础是达成共识的,只有一小部分,由于文化或意识形态的因素,有所不同。正是在这个趋同的过程中,我们才有一个平等分享的前提。明天,彼此的差距或许更小。

来的路上,我在看迈克·华莱士的回忆录,序言给我的印象非常深。他说,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没有像我这样幸运的人,从入行起一直非常幸运,遇到了对的人,做了对的事。我想他的这番话是出自时间流逝之后的再回首,一种感恩的心情。我们自己在行走每一步的时候,也曾遇到过很多不快、艰难、挣扎,但是走着走着习惯了,就有很多经验可以分享。真的也希望多年以后,我们也有机会说,我们都是最幸运的人,赶上了一个幸运的时代,遇上了一群很好的合作伙伴。

拒绝媒体“暴力”

作为一个中国国内的华语主持人,在做节目的过程中,我有几个很深的感触。首先是中国传媒面对的受众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一个“英雄的时代”,变成了“平民的时代”。

三十年前,我们似乎还停留在一种“英雄主义时代”当中,那时我们只需要关注少数几个人,只要把该弘扬的人弘扬得很好,把该批评的人批评得很糟,就算完成任务。

但是现在的时代不同了,反过来要求所有新闻人,用一种平民的心态去做传播。你不能再去仰视谁,也不能再去俯视谁,必须平视所有的人。一个职位很高的官员,和一个监狱里的犯人,一个知名度很高的人,和一个根本叫不上名字的普通人,在你面前都是一样的。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就是被采访者。

因此,外界的因素不应该打扰到我们的内心。不能因为遇到高官,声调就变得非常柔和,也不能遇到普通人甚至罪犯,声音就提高八度。

当然,电视在中国的地位也发生着很大的变化。首先家家户户都有,摆放在客厅里最明显的位置。同时,又正像我的一位老领导孙玉胜所说,电视是一个“家庭媒体”,是大家下班回家之后,穿着很随意的衣服,摆出很悠闲的姿势,只要不睡觉就一直开着的生活的一部分。

那么这时候,如果传媒人没有平民的心态,依然带着说教的想法,你的形象将是很怪异的。因为你在人家的家里说话。

今年是《东方时空》创办十二周年。十二年前,我在做《东方之子》的时候,受到一个非常简单的训练,但直到现在也不是所有媒体都已经做得很好。我对自己只有两个要求:第一,不许叫被采访者“老师”,第二,去掉解说词当中的“形容词”。

我们曾经有一个主持人,在采访中称呼对方“老师”而被扣了钱,甚至让制片人勃然大怒。我们当时不理解,后来理解了。他告诉我们,你是替观众去采访,如果你把每一个被采访者都称为老师,就等于把这种称谓强加给了千千万万的受众,这是不公平的。而不称老师也并不代表不礼貌,真正的尊重是平等。

至于在解说词中去掉形容词,对于在中国的教育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人,也是一件很难的事。我们习惯于形容一个身高一米八三的“正面人物”拥有“伟岸的身躯”。如果新闻里说,“今天的上海祥云朵朵”,大家就会知道接下来一定要报道一个好消息。

但是对于新闻,形容词是非常忌讳的,因为它在修饰、强调,并且很主观。你不能将经过主观修饰的东西,利用媒体的“暴力”强加给受众。

独家表达,是最终赢家

美国有一位电影导演叫昆汀·塔伦蒂诺,他曾经来过北京,并且说过这样一句话:“世界上80%的故事都已经拍过了。”

他说得非常对。到现在为止,《泰坦尼克》是全世界票房最高的电影,你说它的故事很新颖吗?非常老套。这个故事内核在中国古代就已经有了,不就是落难公子跟富家小姐在后花园相会吗?只不过在电影里“后花园”演变成了“头等舱”。而且这是《泰坦尼克》第五次被拍成电影。

针对这个问题,昆汀说:“我们这代人要用新方法去拍老故事。”对于新闻行当,也是同样的道理。

三十年前,什么叫独家新闻?天安门广场放了一袋面,哪家媒体跑得快,把这袋面抢回家,就是独家新闻。但现在的局面是,天安门广场放了一百袋面,跑得快跑得慢都有份,那么大家还拼什么呢?拼你把这袋面扛回家后,用它做什么。

如果其中九十六家都选择蒸馒头,剩下两家擀面条,还有两家烙饼,可能最后获利的就是擀面条和烙饼的人,被记住,被赞扬。在蒸馒头的人当中,有绝对大户挣到钱,但更多的因为同质化程度太高,导致利润很低,甚至亏本卖不出去。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使新闻传播不再受地域的限制。我的侄子生活在海拉尔,他了解的资讯、追求的时尚,都和北京、上海的孩子没什么不同。

那么新闻行当就面临一个非常严峻的挑战。每天上午8点到10点,当你开各种策划会和编委会的时候,必然要想到此时此刻,全中国所有媒体人面对的是同样的选题,你没有新东西。但是,你还是要做,怎么做?

独家新闻已经由过去的独家占有,变成了独家角度、快速完成的独家深度,和独家表达。

在资讯爆炸的时代,新闻源人人共享。2003年,全国都做“非典”,但王志和钟南山的面对面,使他和新闻事件紧紧联系在一起。而钟南山接受的采访并非仅此一家,我非常清楚,光是《东方时空》就做了至少两次。奥运会、欧洲杯,也都一样,每家媒体都在做,但最后你发现,市场上的赢家并不多。

这也是一个在传媒领域最容易做无用功的时代。凡是找到了独家表达的,就被记住了。如果你的表达毫无新意,就被淹没了。从我自身来说,这是每天面临的最大压力。

我不认为电视机前的观众会对海量资讯感兴趣,因此也从不以提供海量资讯为荣。普通观众每天关注的新闻不会超过十条,更普遍些,甚至不会超过三条。你能否将这三条有可能被关注的新闻做到极致,是能否赢得战役的关键因素。

长跑,你准备好了吗?

这不是一个短跑的时代,而是一个长跑的时代。

并非是说所有的人都已经在用长跑的姿态投入这场比赛了,恰恰相反,相当多的人正以短跑者的姿态和心态参与其中。这就有了一个麻烦:在这样的局面当中,你刚按照长跑的目标调整好节奏和步态,却随时有人以短跑的速度冲进跑道,飞快跑完一段赛程,然后可能就离开跑道了。

你的节奏和心跳会不会被他干扰?这是很多媒体人面临的困境。

现在我们问中国的很多年轻孩子,将来要干什么呢?回答:歌星、影星、主持人。这透露了一个秘密,在年轻孩子心目中,歌星、影星、主持人,都是能赚钱的职业。

不可否认,在世界上任何国家,主持人似乎都是名利场中的一分子,但名利场也是一个绞肉机。当你身处这样一台绞肉机里,如果不能保持良好的长跑姿态,留下的痕迹也不会太多。

选择长跑还是短跑,这是一个问题。长跑可能要寂寞,可能要坚守,短跑反而经常在局部的时间里,显得很成功。这时,长跑者的心会不会乱?

于是局面就成了这样:总有一些长跑的人由于不断被短跑干扰,也加入了短跑的队伍;也有一些原本只打算短跑的人,一段时间以后决定改为长跑。

主持人要被观众接受,有这么几个过程,跟身体器官有关系。

首先人们用眼睛接受他,你的形象是否让他们喜欢,所谓“看得入眼”,这很关键。

接下来是耳朵,有了良好的第一印象,他要听听你在说什么。说得入耳,他继续听;说得不入耳,他的耳朵会否定眼睛的判断。请注意,有一种“流畅的废话”虽然动听,但也不会被人记住。

再往后就是用嘴接受你。如果观众真正信赖你,认可你所传递的内容的价值,他会帮你进行第二次传播。可能他会在某一次聊天时提到,白岩松昨天说了什么,或者跟别人争论时,引用一下白岩松的观点。

最后一步,是用心接受。如果你做到了这一点,可以说,长跑的道路上最根本的障碍就已经扫除了。

2005年 上海国际电视节目主持人论坛

自己的读后感

看过这篇不长的发言稿,最感慨的人是我。

这是整整十年前,在上海一次主持人的大聚会当中与同行交流的话。

那还是一个电视主持人星光灿烂的时代,CCTV里也还群雄逐鹿,大家自信满满地谈论着十年后,谈论着未来。

现在正是当初的十年后,热闹已开始变得冷清,有人退了,有人辞了,有人创业了,有人遇到事故了。一转眼,人群散了,原来担心后继无人,现在更多的是后继者走人。长跑的路上人不多了。

我不伤感,一切正常,该感谢我们曾经同行。而且这也是进步吧。垄断打破了,没谁一股独大。人走动得多了,水活了。

不过,还是常有人对我说:“你们台能干的都走了!”我听了立即自嘲:“我算不能干的。”接下来人们往往补上一句:“你咋还不走?”

我一般不知该怎么回答。

其实,走,正常;不走,也正常。每个人有自己的选择,不用为离去或留下说一些太大的词汇。于我,原因很简单:新闻还在这儿。

当然,变化还会持续,我也不知道明天。就像十年前我们还不太清楚今天一样。

我相信两点。第一:我所在的屏幕,既包括五十英寸,也包括五英寸,没区别—五英寸上看得不太清楚,我的颜值可能还高一些;第二,不管时代、技术如何变化进步,一定有些东西是不变的。我是一个内容提供者,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还是。

对了,我不过是一个新闻工人而已。我有我的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