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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说》今天的新闻是明天怎样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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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以简单二元对立来评判事物时,内心里的秩序常常会失衡。

建立在“一样”基础上的“不一样”,才有价值。

明天是“9.11”十周年纪念日。十年前的这一天,我度过了一个非常非常焦虑的夜晚。焦虑的不只是我,还有中国相当多的媒体同行。美国的新闻博物馆里也留下了一笔记录。所以在十年前,起码在这件事情上,中国和世界还真不是一个概念。

但是今天,当我们纪念“9.11”十周年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国内媒体的报道铺天盖地,随处可见,比纪念自己的事儿还热闹—比如中国足球进世界杯这件事已经不怎么有人提了。

或许这也是一种缓慢的进步。站在历史的高度和跨度上,你会看到这样一个国家的足迹:缓步前行,时有后退。我近年来越发担忧一件事,就是人们对事物的判断,依循的是一种简单对立的标准,比如:“世界对中国开放,还是中国对世界开放?”

我们不是每时每刻都在参加辩论比赛,很多A或B的答案也无法进行选择。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和我们的血液里,的确有一种“二元对立”的基因,使我们“和谐”起来很难。要么对要么错,凡事都得划分个阵营。

当我们以简单二元对立来评判事物时,内心里的秩序常常会失衡。比如新闻,就总被分成“正面报道”和“负面报道”。全世界搞新闻的好像都没有正面、负面一说,统称“报道”。而且在我看来,正负还可以转化。

如果都是正面报道,很多年后,一代又一代的人都认为一切OK,危机是不存在的,最后国家衰落了,今天的正面报道就成了明天的负面报道。如果今天的负面报道是建设性的,能够推动国家前进,所谓的“负面”其实又是正面。因此没有对立的道理,一定要认清社会和个人的复杂性。

我的另一个观点是:建立在“一样”基础上的“不一样”才有价值。还是以新闻行业举例,过去我们常常跟美国比,都有哪些不同。这些年我越来越觉得不对,即便如新闻这样存在巨大差异的领域,我们跟美国乃至全世界的同行,仍有70%-80%是相同的,对吗?要客观,要有细节,要人性化,要有社会责任感等等。此外才是“不同”,与各国的意识形态、历史文化、宗教、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有关。

首先具备“一样”的基础,才有了彼此沟通交流的可能,然后各自的“不一样”才能展现出独特的魅力。

最近看了一部非常老的电影《查令十字街84号》,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战后开始写起:一个很穷的美国作家喜欢看书,但是很多书找不到,就写信给英国的一家书店询问。书店老板收到信后非常开心,难得知音嘛,就把能找到的书寄给她。战后的英国物资极度匮乏,这位美国作家收到书后,又会寄一些食物和日用品给书店老板作为回馈。两个人通信通了一辈子,但一辈子都没有见过面。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故事。

后来我发现,正因为他们交换的是不同的东西,彼此的馈赠才格外珍贵,但前提是,他们拥有太多相同的东西。物质层面,有共通的英语、可兑换的货币;精神层面,都有与人为善的温暖品行、对事业的专注、对信仰的追求。没有这些“相同”作为底子,就无法显现那些“不同”的价值。

除了基于“不同”的价值,新闻人自身的价值是什么呢?

我小时候,家里是四口人,爸爸、妈妈、哥哥和我。我妈是教中国历史的,我爸是教世界历史的,我哥哥是搞考古的,我是搞新闻的。

世界历史先死,中国历史还在—我爸很早以前就去世了,妈妈带着我们哥儿俩长大。我哥选择学考古的时候,有人说是传承了父母的学养。很多年后我才明白,没有比我哥更狠的了:考古是个什么行当呢?就是通过自己挖出来的东西证明爸妈讲的全是错的。

而且这事儿还没完。等我自己做新闻做了很多年后,突然又明白一个道理:我比我哥还狠,因为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所谓新闻人,就是往历史洞穴里不断放进资料和佐证,让后人在考古的时候去发现和研究。

可问题是,如果我们这个行当今天放进去的东西并不真实,很多年后被我哥那个行当挖出来却信以为真,历史将会怎样?考古将会怎样?而那个留下来的新闻背景又将是怎样呢?

所以对于新闻人,真正的考验就是你在往历史的洞穴里放些什么。

2011年“理想国”文化论坛

自己的读后感

几年前,有媒体记者采访我,最后一个问题是:你会让你的孩子子承父业,也干新闻吗?

我的回答斩钉截铁:我有多恨他才这么干啊?不会的。

这个回答当然有些开玩笑的性质,可也是我真实的想法。而且我也的确承认,在中国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好多父母,都不希望子女再干自己的行当。医生不让孩子学医,法律工作者不让孩子学法律……农民当然更千方百计不让孩子再当农民!

为什么会这样?我不太清楚。可能是太多父母干了大半辈子,真明白了自己这个行当的苦与涩加上扭曲。

我的孩子自己决定,想学历史,又回到爷爷奶奶的行当中。我不反对,历史是最好的镜子,多照照更会准确地了解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的现在与未来不会有太多新鲜的东西,大多在历史中都有。我们总是在重复,尤其是错误。

不过,我不后悔并庆幸自己的职业选择。当然,回头看,就像我在序中说过的:我和同行只是偶尔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大多数时间,都是想办法不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坏。

而这何尝不是一种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