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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说》智商很高,情商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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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太多,方法太少。期待太多,保障太少。口号太多,故事太少。宏观太多,细节太少。

前几天记者节,在录节目的过程中,一个记者问我:“现在很多同行都有一种担心,为什么很多问题都是先被记者发现,其他部门干吗去了?”

这是一种情绪性的判断。我明白他的潜台词,大意是什么问题都由记者先发现,政府部门干吗去了?

我说,我一直信奉普利策的一句话:“记者是社会这艘大船上的瞭望员。”我不认同记者是“无冕之王”这个说法,有点儿自我夸大,容易让人产生幻觉。新闻的力量,并不体现在别人是否把你当“王”,而体现在你是不是真正怀有一种责任感。

记者是啄木鸟,不是喜鹊

记者既然是社会这艘大船上的瞭望员,就要承担很多使命。大家应该都看过《泰坦尼克》这部电影,其中有一个真实的细节:当这艘全世界最豪华的大船离岸之后,两名瞭望员突然发现,忘了带望远镜,于是一直在那儿搓手、聊天。聊着聊着一抬头,冰山就在眼前,船已经来不及转向了。

“泰坦尼克”的沉没一直是个谜,有很多原因导致了这个结果。它遇见了冰山,并且以最不可思议、也是最糟糕的角度撞了上去。但是我想,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瞭望员没有带望远镜。否则提早看到,悲剧就躲过去了。

这个历史的细节提醒我们:作为社会这艘大船的瞭望员,你的职责是什么?当你看到前方海面上的所有信息,好或者不好,都要及时反馈,这样船才可以安全行驶。读书、思考以及责任感的支撑,就是瞭望员的“望远镜”。如果瞭望员自觉不自觉地,或是受命于某种指示地,报喜不报忧,那么他提供的信息就是失真的,这艘船的安全就是没有保障的。

再回到记者节上那名记者提出的问题。当时,我也举了“泰坦尼克号”的例子,然后反问他:“如果什么问题都是记者后发现,还要这支队伍干吗?”

在这个世界上,良性运转的制度极其重要,它可以使人从“想做不好的事情”,变成“不敢做不好的事情”,再到“不能做不好的事情”。时间长了,也就成了“不想做不好的事情”。是这样一个逻辑线条。

但是不管制度多么完善,总有人要去钻空子。所以在推进制度法律建设的过程当中,记者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职责,就是维护制度和法律的正常运行。

好记者应该像啄木鸟,通过叼出一只又一只树上的虫子,既给自己找到食吃,又维护了森林的健康。试想,在我们的生态圈中,如果没有啄木鸟,少了那些烦人的啄木声,暂时是安静了,长此以往呢?

还有一些时候,记者偶尔可以当一下喜鹊。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会有各种新鲜的尝试。这些尝试代表着更开明的方向,符合更多老百姓的期待,媒体应该善于捕捉它。很多人说起媒体的职责就是舆论监督,说起舆论监督就是“揭批负面事件”。我的想法不一样。遇到可喜的进步,媒体能够迅速地意识到,立刻予以支持,让它定型成为发展的大方向。因为一句话说得好:你把对方当朋友,他最终真是朋友;你把对方当敌人,他最终真是敌人。其实,换个角度,时代也如此。

既是啄木鸟又偶尔当一把喜鹊,两项职责加在一起,才是舆论监督的全部含义。在中国,相对而言,前者很容易达成共识,后者反而是更大的挑战。

大家知道,十八届四中全会开四天,头三天没有新闻,第四天发布大会公报。开幕第一天,我做的《新闻1+1》标题就是“让法治成为一种信仰”。大家可以回过头去查,当时,在中国的主流媒体中,这是第一个把“法治”和“信仰”联系在一起的大标题。

我身边很多人都有些担心:这样行吗?我说:放心。

四天后,我很庆幸,十八届四中全会公报中,的确出现了“信仰法治”这四个字。在党的报告里这是第一次。次日《人民日报》《新京报》的社论标题皆是“让法治成为一种信仰”。

前不久我参加高法一个倡导政府信息公开透明的会议,周强院长多次谈到“信仰法治”。我还通过一些专家了解到,总书记也曾在某一个场合讲过“信仰法治”。

作为一个媒体人,要具备相当的敏感度,哪怕很细微的信息都能够捕捉到。很多人将敢言归纳为“勇气”不,表面上是勇气,背后却是学习、思考和对方向的准确判断。

我经常听到一句其实很不愿意听到的话:“白岩松,你胆够大!别人都不敢说,就你敢。”乍一听是表扬,其实是一种误导。说别人“不敢说”,不等于说别人“不能说”,或“不该说”。如果仅仅是敢说,那是练胆大。胆大的人不少,因此出事的也很多。所以开玩笑说:胆,是练出来的。这“练”,是让不断学习成为训练。

二十多年来,新闻已经成为我的信仰的一部分。我依然相信,新闻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一点儿。如果有一天我不再信仰它了,肯定就不做了。

如何区分“骗子”和“理想主义者”

具体到当下,新闻的力量如何体现?在不断演变的形式之下,哪些本质规律是不变的?媒体从业者如何与这个时代沟通、与受众沟通?不妨用一系列对比来完成。

第一,在面向整体社会的沟通上,方向谈得很多,方法显得很少。

第二,智商提高很多,情商欠缺不少。

第三,口号太多,故事太少。

第四,宏观太多,细节太少。

第五,媒体人接受的指令太多,也就是人治色彩太多,调动媒体积极性、用尊重规律的方法去传播太少。

第六,在对外沟通过程中强调“不同”太多,对人类“相同”的基础关注太少。

第七,社会期待传媒公开透明的意识增长很多,相应的保障还太少。

当然,还可以加上,党性谈得够多,可人性谈得有点少,等等。其实,这些“太多”与“太少”,不仅是媒体的问题,更是整个社会在沟通时都面对的问题。

先说第一点。这年头骗子跟理想主义者很难区分,我通常会这样判断:只谈方向不提供方法的,就是骗子;既谈方向又能提供方法的,才是理想主义者和建设者。

“方向”是很多人热衷的话题,但不需要总谈,或者空谈。

经过多年改革,中国整个大方向基本明确,一次又一次写进党的报告里。从十八大到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都在确立方向。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报告中,写进了极具历史意义的两行字,确立了一个新的目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句话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灵魂,对未来中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过去我们只有一个目标: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没有新目标的提出,也不会有十八届四中全会“依法治国”这四个字的明确。现在已经明确强调,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是姊妹篇、上下集。没错,“依法治国”相对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既是手段又是目标,既是方法又是方向。

还有一个反例,中国足球,隔几年就谈一次方向,从来不提供方法,后果呢?

想想看,每届足协主席一上台,就要制定一个“未来十年发展纲要”。这届“世界杯”德国夺冠了,中国足球号召学德国。可是你仔细看那场比赛,德国跟阿根廷踢,阿根廷赢的可能性更大。德国后卫严重失误,阿根廷前锋一看好机会来得太突然,反而晕了。如果那两三个球进了,阿根廷夺冠,中国是不是就要学阿根廷?

一场比赛中的偶然性,将决定中国足球未来的必然方向,这太搞笑了。或者能彻底学德国、一直学德国,也没问题,可是这届“世界杯”之前咱们学的是西班牙。

所以,传媒也好,执政者也好,执行者也好,如果依然热衷于天天在那儿谈方向,从不提供方法,好的方向怎么实现呢?

如果没有特区的建立,中国怎么开放?如果没有土地承包的开始,改革怎么破局?在“聪明”的中国改革中—很多时候“聪明”体现在字词的更迭上,失业改成了下岗—如果没有“下岗”,怎么完成那次历史性的缓冲?

“摸着石头过河”既是一种态度也是一种方法,包括“不争论”“要允许去试”,不都是方法吗?

邓小平是一个既有方向又有方法的人。他明确了方向,同时用一种宽容的态度,鼓励大家提供方法。尤其在浙江,这种感受应该非常明显。浙江的经济模式就是在“不争论”“允许试”“放手”的环境当中成长起来的。有很多领导对“浙江模式”表示过赞赏,对吧?

有人开玩笑说,改革最初十几年,浙江的特色是一楼在写检讨,二楼在搞接待,三楼在写成绩汇报。这是很多年前,试验走得太超前了,偶尔写写检讨;同时,全国各地来参观学习的源源不断;本地领导又在写取得了什么样的成绩,经济又增长了多少。

其实,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方向和方法的结合也早有定数。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一个字是“道”,在“儒释道”中最该居首。“道”这个字怎么写?先要写一个“首”,接下来写一个“走之”。“首”是什么?脑袋,代表的是思考、方向。“走之”呢?行动。知行合一,缺一不可,顺序也不能错。

那么,对于传媒人来说,什么是方法呢?比如有些选题,乍一听好像不能做,问题是你找到能做的方法了吗?记者是干什么的?是陈述过程和记录事件的。可是现在很多媒体人把它简化了,上来就想直奔结论而去—这是好人还是坏人,好事还是坏事—岂有此理。

要知道,结论是危险的,过程是安全的;结论是方向,让审查你的领导都提心吊胆,但过程是方法,是行走,反而是安全的。媒体人真正应该追求的是细节和过程的阐释,而不是简单地只下结论。

很多年前,丁关根当宣传部长的时候,召集过一次中央台六七个人的小型座谈,我也在场。他问主管新闻的副台长:“《焦点访谈》一周七天是怎么安排的?”副台长说,一般情况下三篇正面的,三篇批评的,还有一篇“游击队”,就是不一定。

丁关根头也没抬说了一句:“在我看来,七天都是正面的。”

我的思维当时就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为什么要纠缠于表象?哪怕连续一周都是看似负面的报道,但它有力地推进了现代化的进程和社会文明的提升,促进了问题的进一步解决,难道那七期节目不是正面的吗?

这句话也让我明白,为什么在丁部长的任期,涌现出《东方时空》《焦点访谈》《新闻调查》《实话实说》等一系列新栏目,以及那一场电视新闻改革。这一切都是奔向好方向的方法,也真的蹚出一条通往正确方向的道路。

联系当下,我觉得又到了可以重新理解这句话的时候。有好方向更需好方法。

智商决定对手,情商决定结果

接下来说第二点,情商与智商。

前天的节目中,我评论习近平主席所说的“APEC蓝”:这是一句既坦诚又高情商的话。我特别加了“情商”二字。因为习主席谈到,那些天他每天早起先看天气,担心有朋自远方来,被坏天气扫了兴。好在人努力,天帮忙,始终不错;想夸上两句,可又怕话说早了。有人给它起名叫“APEC蓝”,很美好也很短暂,那么希望今后通过大家的努力,“APEC蓝”能变成永久的蓝。

我为什么说他情商很高呢?一个互联网上诞生的词,被传统媒体放大,再被总书记说出来,前后不到一周,这样的经验在过去几乎没有。

我可以坦诚地告诉你们,APEC开幕前我去怀柔,怀柔宣传部长非常忧虑地跟我讲,最新的天气预报出来了,11月8日到12日,整个会议期间都有严重雾霾。从那天开始,石家庄车辆限行、济南停课停产,都跟这次天气预报紧密相关。

我也在心里打鼓,这能管用吗?结果证明很管用,因此才有了互联网上“APEC蓝”这个说法—最初不是表扬,而是吐槽,也包含着某些腹诽的成分。但是连发明这个词的人都没想到,总书记不仅直面,而且坦然引用,使得“APEC蓝”突然成为一种社会共识,成为中国梦的一小部分,吐槽的含义没了。

我为什么说,很多时候执政领域在传播沟通方面智商很高,情商很低?大家想想看,当社会不断前行、越来越多的老百姓变成公民、社会越来越需要沟通理解的时候,官员和媒体人的高素质、高智商是必然的结果。但仅仅动用智商是很危险的行为。中国人常说一句话:“你以为谁傻呀?”如果你在那儿斗心眼,一个老百姓也许没觉出来,十个老百姓肯定有好几个觉出来的,就会产生抵触,甚至对立。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不仅包括依法治国,其中必然也包括提升整个社会的情商,尤其是执政者的情商。一个国家的良性运转,一个社会要达成和谐,情商必不可少,甚至高于智商。

我经常跟我儿子说,智商决定你跟谁比赛,情商决定你比赛的结果。

再举一个反例,温州“7·23”动车事故发生时,正值高铁蓬勃向上的发展期。几十个生命的离去,加上陌生的新兴科技,一下子触动了中国老百姓的敏感神经。此刻该如何面对人们的情绪?

回顾汶川地震,当人们刚从新闻中知道这件事,总理已在飞往汶川的飞机上。民心所向,全社会立刻拧成一股绳去应对这场灾难。这体现了中国执政者的高情商。

但是温州动车事故的处理,却是一个极低情商的决定。一个死亡数十人的恶性事故,第一场新闻发布会,居然让铁道部的新闻发言人王勇平出面,他摆得平吗?应该出面的是铁道部部长。出于种种原因,部长们没来,我认为部长们应该反思。由于你的不作为,后来把包袱甩给了总理。

大家可以去研究舆论曲线。那场新闻发布会,不仅没有舒缓民众情绪,反而火上浇油,进一步刺激了舆论对立。我当天晚上在直播中,就抨击了王勇平的很多说法,包括“不管你们信不信,反正我信了”。

其实我个人非常喜欢王勇平,也和他有过多次交往。他是难得的受过中国政府新闻发言人“黄埔一期”培训的一位,也始终在努力做事。事归事,人归人。他那天是在替面对危机时情商不高的铁道部背黑锅。

中国的新闻发布存在一个大问题:很多新闻发言人由于级别不够,无法出席决策会议,却要扮演把决策传递给社会的“二传手”。而在国外,有些总统的新闻发言人级别很低,但他可以越级参加总统的各种会议。这又回到了方法问题。方向有,意识也在进步,但具体的保障没跟上,这是题外话。

动车事故的负面舆论不断发酵,什么时候才出现转折呢?直到温家宝总理赶到温州,在事故现场召开新闻发布会之后,对动车事故的新闻搜索量开始急剧减少,说明民众的情绪开始得到缓和与释放。

我们要研究这个情绪的转化,很奇妙。它说明了什么?面对来势汹汹的舆情和转型期的各种矛盾,情商远远高于智商。情商是媒体人、执政者、决策者对社会情绪的敏锐体察和妥善应对,相当于普通个体对周边环境的感知,以及对人际关系的处理。

新闻行当里最糟糕的事情,不是虚假,而是冒犯。一般情况下,一个单位出现虚假新闻,新闻中心的头或副头要下台;但如果出现了严重的冒犯,这个单位的领导就该被干掉了。

中国社会到了越来越在意情商的时期。我们期待一个协商民主的机制,任何决策的出台,都有一个事先的协商和社会情绪的评估。

我是全国政协委员,新一届的政协,就是在为协商民主拓宽路径。社会转型到了今天,很多事情不是下个红头文件就能解决的,各种复杂情绪,需要掰开了揉碎了,通过沟通协调寻求理解和支持。这是情商的活儿,不是智商的活儿。

而且情商对于中国的执政者、媒体格外重要。中国老百姓最受用的一个词是“态度”,不管受多大委屈,如果你的情商很高,带着爱、带着温暖走到他的身边,人家立即眼泪一抹,“放心,我自力更生。”啥委屈都扔一边了。

就好像公共汽车上你踩了人家一脚,尽管很轻,但如果你没有任何道歉的意思,俩人可能打起来。但也有可能你踩得很重,但态度特别好,道歉很真诚,别人再疼也就忍了。情商高低会导致不同的社会情绪氛围。

作为政府新闻发言人,一定要把情商当成重中之重。相当多的政策在发布的时候,需要一种“无情政策的有情解读”。会解读的人,更容易得到社会的理解支持;不会解读的人,就容易引发负面情绪甚至对立、不接受。

比如,教育部曾出台一项新规—所有民办教师都要取得上岗证才能从业,无证执教将成为历史—这其实是进步。但是面对几十万名民办教师,新闻发言人措辞很严厉,“坚决清退民办教师、严格执行持证上岗”等。

当天晚上,我在节目中评论这件事,标题就叫“坚硬的政策”。我说,在过去数十年间,中国有过百万人次的民办教师,经年累月,以几十块钱的低收入,支撑着共和国教育所不能到达的深山老林,让一代又一代的孩子得到教育的惠泽。此时此刻,感谢他们都来不及呢,怎能一声“清退”,如此无情?当然,社会在不断进步,共和国越来越有能力,让更多更高水平的教师到偏远山区去,弥补教育上的欠账。但我们仍要感谢民办教师为中国教育做出的贡献和努力,与此同时,也拜托社会各界帮助今天的民办教师,去补课,去进修,争取让他们能够拥有上岗证。如果实在有困难,也希望他们的未来能得到合理安排。

我说得对还是教育部发言人说得对?同样一项政策,他刚解读完,西北就有民办教师上街了;听我说完,人家流着泪,再大的委屈也忍了。这样的事少吗?一点都不少。当然,教育部的新闻发言人听到我的话,也认真思考。我们俩是很好的朋友,我一直尊敬他。

再以北京的APEC假期为例。放假前后,市委市政府都给全体市民写了态度诚恳的公开信。限行让人不高兴,放假就让人很开心。因为天气预报有雾霾,河北、山东也不得不限行,但是河北又不放假,肯定抵触情绪比较大。当地也出台了一项“情商政策”—公交车全部免费。

请注意,这时的公交免费,不是政策行为,是情商行为,是应对负面情绪及时的疏导和抚慰。虽然不能解决全部问题,但能够缓解相当一部分。这和平时的人际交往是同样的道理。

谁会讲故事,谁就拥有世界

接下来,我们说“口号太多,故事太少”。

一个好消息是,“故事”这个词在去年,终于进入了意识形态主管者的视野—被写进了总书记的讲话中。因此今年的记者节晚会不叫晚会,没有歌舞升平,主题是“好记者讲好故事”。

过去在中国人的概念中,讲故事就是虚构,是添油加醋,因此做新闻怎么能讲故事呢?但是大家都忘了,讲故事其实是一种方法,让听众更容易接受的传播方式。陈世美、秦桧、岳飞……千百年来,那些传统的伦理道德、价值信仰,不都藏在一个又一个故事里,一代代地流传下来吗?

人类就是一种喜欢透过感性的方式来获取理性的动物。

柏拉图说:“谁会讲故事,谁就拥有世界。”我们全家都是研究历史的,历朝历代的胜利者,都是会讲故事的人。陈胜吴广在地里埋一个东西,刨出来以后,说起义是上天的旨意—这就是讲故事的模式。

我曾经开玩笑说,毛泽东为什么打败了蒋介石?毛泽东和共产党讲故事的能力高于国民党。人类历史上有过很多奇迹,其中一定要浓墨重彩记录的,是原本有着巨大差距的国共两党,如何在四年之内逆转乾坤。共产党为何能够实现以弱胜强?

离开西柏坡向北平去的路上,毛主席跟中央其他领导说,这是进京赶考的日子,别忘了,是老百姓用独轮车把我们推到北平的。这跟讲故事有关系吗?当然。

从1945年开始,共产党就不断对老百姓强调,一旦我们胜利了,所有人都将享受胜利的果实。土改,就是一个讲得最漂亮的“故事”,让贫苦农民心甘情愿地有钱出钱,有人出人,家里有俩鸡蛋,恨不得给你仨。根据地逐渐扩充,力量逐渐强大,在最后的关键时刻翻盘。

相比之下,国民党就没有好故事。蒋介石的故事讲给了既得利益者,没有讲给老百姓,但既得利益者各自心怀鬼胎。后来他的民众支持越来越少,身边的队伍也开始钩心斗角、分崩离析。

一个有趣的对比:1949年蒋公到了台湾,闭关数月,1950年3月重新出山,推出一个重大举措就是台湾土改。大家去研究一下这段历史。他开始明白,要回归土地—这个土地不是实际的土地,而是指根基。你的存在不能脱离根基。国民党到了中后期,难道不是飘浮之物吗?所以会讲故事的人拥有世界。

说到我们搞传播的,讲故事是本来就该拥有的能力。如果天天都是标语口号,谁会听呢?讲故事最重要的就是将心比心,用感性的方式去传达理性。平时开各种大会小会,经常有人强调“遵守会议纪律”,我不这样看。会议纪律问题都出在主席台上,你念两个小时的稿子,还不许人家犯困,没道理啊。应该是睡觉很正常,不睡觉有奖励。

另外,会议越短越好,文风应该活跃,街头的标语口号最好能减少一点。很多东西真正能够落地、深入人心,靠的不是这些表象。问问我们自己,有几个行为举动是出于大街上标语口号的感染?一定是被身边的细节或故事感动啊。

媒体还存在一种问题:做“负面报道”时精神百倍,一遇到所谓“正能量”“主旋律”,就胡乱对付,于是产生了恶性循环。

“正能量”也需要好故事。在座各位,谁能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字不落地背下来?很难。但是《感动中国》这档节目做到了。它就是一档传播核心价值观的节目,但创办十几年来,没有空洞的“大词”,只有故事、情感、人。这一切形成了品牌的力量。无论你站在哪一立场,面对一个具体的人,都很难说不,都会被他打动。

我也经常接触“90后”,也给他们讲钱伟长、郑小瑛的故事,都是“正能量”。今天的年轻人都强调个性,每个人的爱好都应该得到施展的空间,但在过去那个国破家亡的时代,年轻人的个人爱好要为国民的责任让路,自己扳了自己的道岔,改变了一生的命运。这样的故事,“90后”照样听得热泪盈眶,入耳,入脑,入心。问题是我们用心去找这样的故事了吗?

意义没有意义,好细节才有意义

下一个问题,“宏观太多,细节太少”。

现在社会上最缺什么?公信力。尤其对于政府和传媒。传统媒体总是习惯批评互联网“谣言满天飞”,但传统媒体自身的很多态度,难道不是失实的吗?通篇宏观意义,跟老百姓的生活脱节,又让党的大政方针落不了地,所以会产生“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这样的言辞,所以总是被人拒绝。为什么?没细节。

传播有一个重要规律:没有细节就没有公信力。细节是一切文化产品的立命之本。

我们对意义和主题强调太多,毁掉无数趣味。其实最有意义的意义藏在故事的细节里。美国没有宣传部吗?没有。真没有吗?那好莱坞是干吗的?好莱坞比宣传部更狠,向你传播美国的主流价值观,不但不给钱,还收你钱,让你热泪盈眶地接受。市场手段比行政手段厉害。

为什么总说中国没有好编剧?我们传统的文化教育教的不是讲故事,而是中心思想和主题汇报。我是一个古典音乐爱好者,古典音乐当中,翻来覆去不就那些主题吗?悲伤、爱情、苦痛、挣扎、绝望……但是为什么要听不同的作曲家和不同的作品呢?甚至同一个作品,为什么要听不同的版本呢?因为细节是不重复的。同一个主题下,总能诞生新的节奏和音符。

中国的教育往往会忽略细节。当你问一个孩子,《约翰·克里斯朵夫》这本书为什么好?他会告诉你,因为这是名著,因为它表现了“人要战胜自己”这样一个伟大的主题。那《简·爱》为什么好呢?回答《简·爱》也是名著,被称为“女性的第二本《圣经》”,在文学史上占据重要的地位……如果读书只为读它的意义,就没必要读书了,直接百度一下就OK了。

好的媒体人不是无冕之王,而是细节之王。

报道香港回归时,我的任务是驻港部队的全程直播。我想了很多说法,“驻港部队一小步,中华民族一大步”等等,但这些都是空的。

6月29日,我在现场溜达,突然看到桥中间有一个很宽的铁板。我问执勤武警这是什么,他说是“管理线”,相当于香港和内地的界标。

当时我豁然开朗,这就是我要找的细节。历史空说无凭,恢复行使主权需要一个标志,这就是标志。我立刻协调相关人员,把直播地点改到“管理线”这里。第二天直播时,我见证了第一辆车的前车轮越过管理线的瞬间。这才是驻港部队的一小步,中华民族的一大步。在整个香港回归的纪录中,以及历史的潮流里,永远都会留下这个镜头。

报道需要细节,语言也需要。APEC会议上,总书记谈到21个经济体应该像雁阵一样,这种形象的比喻一下子就能抓住人,比空谈团结的效果好得多。

前些年给主持人大赛当评委,我经常忍无可忍地点评:“又听到一段流畅的废话。”声音完美,一级甲等,字正腔圆,毫无瑕疵,但是说完了我一句没记住。

都是些什么样的语言呢?“在和煦秋色中,舟山的媒体人和政府新闻发言人,与来自央视的白岩松共聚一堂,在中国梦的大环境下,畅想新闻的美好未来。”

这种“流畅的废话”不少见吧?我称其为“散文联播”。

微信时代的心跳也是一样的

最后,我们讲“人治指令太多,自发调动太少”。

习总今年对新闻宣传部门的讲话中,再次强调要按照新闻规律办事。规律是什么?规律就是在变化的时代中维持不变的东西。

中国人对新生事物的接受度全球领先,对变化也格外敏感。我们的电子设备更新率甩开欧美好几条街,还发明了微信,有最牛的电商。但是别忘了,在这种对变化的渴望和探求中,要设一个不变的底线,否则社会就失控了。

我一直在谈敬畏。改革开放的中国是一条奔流的大河,敬畏就是河两岸的堤坝。与之相似,规律也是一重堤坝。有规律在,就不惊慌。

进入互联网时代,人人都在聊转型,聊新媒体取代旧媒体。但是我说,内容为王就是一个不变的规律。无论你用微信写情书,还是用鹅毛笔写情书,你的心跳是一样的。唯一不同的是,微信时代的你,可能被回绝得更快。

有数据统计,移动互联网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取代PC终端,这是毫无疑问的。于是很多传统媒体也慌了,蒙了,纷纷转型做新媒体,丧失了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可是我反过来问你,你见过几个传统媒体把新媒体做好的?

两个不投入:不投入金钱,不投入时间。传统媒体的优势在于报道的宽度、深度、耐嚼度,现在都耐不住性子了,跟新媒体学,玩“短平快”,那你一定死,到死的时候都没人同情。

在内容上不愿意投入金钱,在新媒体上却玩命砸钱,没用。机制不改革,你投多少钱都是打水漂。比方说,我给腾讯写一篇稿子,夜里十二点发过去,对方三分钟后回短信:“收到了,谢谢白老师。”我给传统媒体办的网站写一篇稿子,晚上七点多发过去,第二天早晨八点半收到了回信:“白老师,上班收到您的稿子,谢谢。”你觉得这两者之间能竞争吗?

过去有人说,中国媒体什么时候实现了民营化,在美国上了市,有N多个“中央台”互相竞争,就牛了。这种状况在互联网领域早已成为事实,新浪、网易、搜狐、腾讯……在美国、香港上市,以同等体量在竞争。但是机制不同—新媒体真正的“新”不是技术,而在机制—传统媒体学得来吗?

开个玩笑,比如《宁波日报》办了一个网站,新媒体。假如老媒体员工一个月拿一万二,新媒体员工一个月拿四万八,可能吗?宣传部长会同意吗?好,不可能,那就新媒体也一万二,老媒体也一万二。能做出差异吗?

很多年前,全国各电视台都去参观湖南台,因为湖南台娱乐节目很领先。我当时就说,参观有什么用?湖南台背后的很多东西你学不来。湖南卫视是上市公司里的,湖南广电是上市集团,这一来他们的思维马上改变,因为要向股东负责,要有年报,要做业绩。

近三十年前,我在湖南台实习的时候,我当时的一位领导后来去了湖南广电。我开他的玩笑,“当年很保守的”,可是接管湖南广电以后,一下子变得思维前卫,举措新锐,所谓屁股决定脑袋。

新媒体之“新”,可不是体现在互联网的形式本身,而是互联网背后的机制:进人、奖励、速度、自发工作、没有上下班的概念等。关键是激励机制,对人的活力与能力的调动,并自觉按规律办事。

领导干部也要遵守传媒的规律。有时候,主管领导熟悉报纸,不熟悉电视,他用报纸那一套标准去衡量电视,那怎么行?

规律就是规律。报纸跟电视最大的区别,在于报纸可以重复阅读。一篇文章可以掰开揉碎了读,一小时看八遍,直到看懂为止。报纸还可以错位阅读,先看第四版,再看第二版,你有你的编排,我有我的选择。

电视则如同人生,单行线,直奔终点而去,不可逆。因此,电视面临的第一个考验,就是必须用感性的方式传播理性。以一个细节为例,电视语言不适合一段话说很多数字,人们记不住,记不住就不跟了,一摁遥控器换台了。而报纸语言无论是文学的、理论的、抒情的,都可以。

第二个区别,报纸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公众属性的媒体,供人在公共空间阅读;电视却是纯粹的家庭媒体。我经常告诉我的同行,不管你背负多大的责任,要传递多大的政策,得先整明白一件事:你在人家里怎么跟人家说话?

人们一回家,摘掉社会面具,即便在单位天天讲八股文,回家也一定不喜欢听八股文。你在电视里说的话只要不招他喜欢,咔,换台,很残酷。中国人没耐性,换台频率就是快,四到七秒,有上百个免费频道可选呢,世界第一。所以,领导面对报纸与电视,不能用一个方式来管,各有各的规律,你也得懂。

记得2002年的元宵节,在人民大会堂,我跟李长春同志和管纪检的常委在一桌聊天。李长春同志说,舆论导向正确是最重要的,但在宣传中一定要入耳、入脑、入心。如果做不到,导向再正确也在空中飘,落不了地。

别忘了,我们每天是在跟谁竞争?《非诚勿扰》《我是歌手》《中国好声音》。您整天念报告能竞争得来吗?不管多大的新闻单位,越是承担着大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传播任务,越要遵循规律,用入耳、入脑、入心的方式去吸引观众。

2014年 浙江舟山千岛传媒论坛

自己的读后感

尊重规律是必须的,可在现实中,你很容易发现,身边有很多的规定是违反规律的。这个时候就不好办了,是按规定办?还是按规律办?

按规定办,时间一定会修理你,让你付出代价;可按规律办,你的领导可能立即修理你,让你马上付出代价。

我们很多的浪费与弯路,常常与此有关。

好多单位出台规定:报销差旅费,必须是来回机票、火车票与目的地住宿费一起报。可问题来了:出差目的地如果是父母家,想回家住还为组织省钱,但规定不允许,没有住宿票,来回路费也报不了。于是,要么开一间房不住,要么买个发票占组织便宜……这样做倒是符合规定,但这里存在的问题呢?而你知道,这只是我可以拿出来举的例子,现实中,违反规律的规定多着呢!

我们要理顺的东西还有很多,如何让规定与规律不矛盾?如何在透明公开的意识提高了很多之后,也能让制度保障跟得上?还有要思考党性与人性的配套而不是割裂等问题。

课题都不小,可不是我能说明白的。但时代前行,这些问题我们恐怕都躲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