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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说》被念歪的《道德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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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像一个世事练达的中年人,一切得体;

老子却像一个童心未泯的理想主义者,总是被误解。

为什么要谈《道德经》?在中国古代哲学文化中,“道”是一个源起。

先写一个“首”,再写一个“走之”。“首”就是脑袋,代表思想;“走之”就是行动和步伐。有想法,然后付诸行动;有行动,也要伴之以思考。

因此,“道”字的结构已经说明了它的含义。道路、道德、道理、道法自然、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说明了它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也揭示了“知行合一”的规律。

大家可能想不到,《道德经》是全世界除了《圣经》之外,被翻译版本最多的一部典籍。在中国,《论语》被昭告天下,而《道德经》总被边缘化,其实前者的问世晚于后者。

相传孔子曾求教老子,对老子的思想很佩服,回来对他的学生说:“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认为老子像一条龙,深不可测。

有学者这样阐释:“同样的一个道理,《论语》是从正面解读的,《老子》是从背面评判的,因此它会给人非主流的感受。”

有人将《道德经》中的“无为而治”解释成消极的不作为。但如果你仔细研究就会发现,它是一门非常积极的哲学,只不过将“无为”和“道法自然”当作方法论。

《道德经》的起源并不像其他典籍一样,得到后世的实证。到现在,还有人质疑它是不是老子写的,到底诞生在什么时候?流传的过程中,还经过了无数的纠错。比如“绝学无忧”,历朝历代都有学者说,“绝”一定是个错字,跟文意不符。马王堆出土的帛书版《老子》,和既往流传的版本也有很大出入,令海外学者都感到震惊。

总之,《道德经》和老子都被我们严重误读了,也许到了该正本清源的时候。

道可,道非,常道

任继愈老先生认为,《道德经》是写给弱者的哲学慰藉,但也有很多人—包括我—认为,这是老子写给掌权者、君王和政治家的一部经典。有人说“半部论语治天下”,在我看来,四分之一部《道德经》就可以治天下。

大家最熟悉的是第一章第一句:“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按正宗的解释,就是“能说得很明白的‘道’就不是‘大道’”。但换个角度,那时没有句读,所以可以有另外一种句读方式:“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也许或当然是错的,可让人觉得有趣。这就可以有一个全新的解读:“对于同一件事,有人说对(道可),有人说不对(道非),这是常理(常道)……”

尽管不一定正确,像是充满辩证法的文字游戏,但我个人认为这样的句读方式也很符合原著的本意。

很多事情不都如此吗?比如中国的舆论环境,在没有互联网的时候,各个部门都希望“一边倒”地叫好,连5%的反对都不行。进入新媒体时代,国家领导也好,部领导也好,恐怕也都越来越明白,任何政策出台,无论多么正确,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太正常了。除了人民币和大熊猫,没有什么能让全中国人民一致点赞。

我记得1998年朱镕基总理来中央电视台,有一句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总有人谈论正面报道和负面报道的比例,多少合适啊?99%正面报道,负面报道1%?依我看,51%正面报道,‘控股’就行了,要有信心。”

“道可道,非常道”太神秘了,“道可,道非,常道”就接地气得多。

每年各省市搞部门老百姓满意度排行的时候,排名靠前的都是跟老百姓没什么关系的部门,但凡跟老百姓关系紧密的,排名一般都靠后,因为他们天天跟你打交道,摆得平摆不平,眼睛都盯着你。住建部恐怕就是如此。想想“道可,道非,常道”,心态就平衡了。

皆美即不美,无私为大私

《道德经》第二章开篇两句,也挺有趣。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什么意思?按传统的翻译,就是当天下都知道什么是美的时候,也就都知道了什么是丑;都知道什么是善的时候,也就都知道了什么是不善。

不过,换个角度解释呢?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当天下都知道什么是美,并以之为潮流的时候,它有可能变成一种丑。对于女同胞来说更是如此了,满大街都穿红裙子的时候,你再穿红裙子,会觉得很难堪。别说满大街了,就是单位里有另一个人跟你穿了同样的衣服,撞衫,都让你很难受。同理,当天下都以某种行为作为善的标本,模仿和雷同之下,不善就出现了。

第七章里的一句,“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我给翻译成“无私为大私”。这句话对我个人的影响是巨大的。

我曾用很长的时间去琢磨,人性中的“私”和社会要求的“公”该如何结合?对执政党,对一个社会的运行,对一种哲学文化的意愿,这都是大课题。如果不能面对并准确地回答,政策的制定一定是扭曲的,对吗?

四十岁以上的人可能会有记忆,改革开放之前,“私”是要坚决打倒的。我家缝纫机上的罩布,有我妈自己绣的“大公无私”四个字和一幅风景画。那时讲的是“狠斗私字一闪念”“斗私批修”,只要是私,死路一条。

但问题是,人性中天然有自私的一面,中国有句古话,“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大到一个国家的元首,中到一个部门的部长,小到一个单位的负责人,都希望人们呈现出“公”的那一面,但你如果不能面对人性中“私”的这一面,“公”就要全泡汤了。

在荒唐岁月里,以为人性中的“私”是可以被斗掉的,结果经济几乎走向崩溃的边缘。天天强调“国家都是你的”,最后发现根本不是,我什么都没得到,要吃大锅饭,要去公社食堂。这就是对人性的了解不够。

因此这几年我一直在倡导,所有决策的出台,必须要建立在对人性更透彻的了解上,顺应它,引领它,才能更好。

思考这一切的同时,我在《道德经》里发现了这句话,“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让三十岁的我豁然开朗。原来古人也懂得做思想工作,而且做得这么有说服力。任何圣人,都不鼓励人一心只为自己,而是鼓励你为他人、胸怀天下,但他引导你的方式是“无私为大私”—真正无私的时候,得到反而是最多的。

前文做了铺垫,“天地之所以能够长且久者,是因为不自生,故能长生。”天地所做的一切都不是为了自己,而是滋润万物,让万物一年四季生长轮回,最后成就的是自己的长久,天长地久。从这里自然地推导出结论,无私为大私。

这句话带给我的豁然开朗,不仅仅是个人心理层面的,更是哲学与文化层面的。平时参与一些公益活动,经常有人对我说:“感谢你的无私奉献。”我说:“不,你理解错了,我做公益活动,其实拥有巨大的回报,尽管不是物质的。”

人到了一定的年龄,从事公益事业,往往能感受到自己的价值,获得内心的平静。这种平静对于中年人是奢侈品,所谓“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对我影响很大的一个政治人物是周恩来,很多次,我看关于他的书和电影,都会掉眼泪。周恩来是“无私为大私”的践行者。夫妇俩都离世后,只留下五六千元存款。直到今天,一提“总理”二字,人们首先想到的还是周恩来。

理性地想想看,周总理没有问题吗?没犯过错误吗?太多了。但是人们似乎都可以原谅,甚至都不愿意追究,就是因为他在为人处世、道德修养各方面,是一个符合中国文化传统的典范。无私为大私,成就了自己。

上善若水

第八章,有我们最熟悉的四个字“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夫唯不争,故无尤。”一个人不去争权夺利,争名争财,他不会有任何事。

看来老子也知道将来是要出台“八项规定”和“反四风”的。

当然后面还跟着一句话,只要你不争,就没人能和你争,也没人争得过你。因为你不畏惧,不畏惧就没有弱点,没有缺陷,没有武侠中所说的命门。这是一个大道。

所谓上善若水,水的特质,是利万物而不害他,愿意往人们都不愿意去的地方去,不强攻,顺势而为。

有之誉之,畏之侮之

第十七章把我看乐了。“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

这是对领导的评价和划分。最好的领导什么样?你不过知道有这么一个领导存在,说明他懂得道法自然,工作条理顺畅,不用天天开会也能做到一切井然有序。还有一个版本更极致,叫“太上,不知有之”,最好的领导是感觉不到存在的领导——想想也是,感觉不到存在,一切都井然有序,这是多高明的领导艺术啊!排第二位的领导是被人赞扬的领导。排第三位的领导是被人畏惧的领导。最差的领导是被人天天拿嘴上骂的领导。

这种划分非常耐人寻味。我记得“文革”后期,即使呼伦贝尔这样的边远地区,教学秩序也基本恢复了。我妈在学校工作,说了这么一句话:“其实咱们学校现在挺好的,哪怕校长不在,只要打铃的人在,就可以正常运行。”可是这句话让她挨了一通批,说她不讲党的原则,缺乏组织纪律性。很多年后,他们老同学聚会,还总是提起我妈这句话,因为那其实是一种挺理想的境界。一个学校,如果只靠铃声,就可以各司其职,说明校长领导有方。用不着天天训话、表决心、摁手印,但方方面面都很好。

我也发明过一个“白氏理论”:任何一个单位,只要到了开始强调考勤、打卡、纪律的时候,一定是它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因为一个走上坡路的单位,人人无需扬鞭自奋蹄。或许员工10点才来上班,并没有赶在8点打卡,但却自觉干到第二天凌晨3点,不需要监督和催促。

《东方时空》刚创办的时候,从来不打卡,没有纪律方面的要求,我们却几乎住在单位。到了后来,非要强调打卡的时候,影响力就很弱了。

当然,这四句话不仅仅是评价领导或官员,也揭示了生活中的某种秩序和境界。

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

我现在自办“私塾”,叫“东西联大”,收了十一个研究生,每月给他们上一天课,外加课后作业。所谓东西联大,就是北京东边的传媒大学和西边的清华、北大、人大四所学校,学生们都是这几所学校出来的。从学新闻的研究生一年级带起,两年毕业。

有一项课后作业,是手抄《道德经》,并且选出印象最深的十句话。我发现学生们选得最多的一句话,出自第二十三章,“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不管多大的风都不可能一直刮下去,不管多猛的雨也终有停止的时候。

随后接着一句反问:“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刮风下雨是谁做的呢?天地。天地都不能长久,何况人呢?

现在很多人喜欢长跑,长跑的过程也印证着这个道理。长跑最重要的是节奏和呼吸,当你跑出节奏和呼吸,就会感到非常舒服。要有一个时间和距离的限定,控制好速度,慢条斯理、顺其自然才是最好的。否则你像短跑一样玩猛的,玩得动吗?

其他事情也是如此。发誓要锻炼身体,先把专业服装和装备一口气买齐,可是没过两天,就扔床底下落灰了。希望自己在短时间内发生很大的变化,猛读十本书就会进步?不会。

此外,这句话还给了我们另一个角度的启示:当你遭遇人生中的不顺利、不如意,甚至惨重的打击时,你要相信时间能够稀释这一切,对吗?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挫败和低谷也终将过去。

尤其对于成长中的年轻人,有两个最大的敌人:一是突如其来的赞赏和表扬,一是时常会有的打击和不顺。这两道关都要过,过不去就很难前行。表扬来得太早,毁人也毁得够狠,我周围有一些人就是如此倒下的,根基不稳,空中楼阁,他Hold不住。

国外有一个关于幸福指数的调查,结论是达到衣食无忧的境地越早,之后幸福指数下降速度也越快。比如说刚刚二十来岁你就什么都不愁了,剩下的五六十年怎么混呢?我觉得最幸福的生活状态,应该是总有一个踮起脚能够着的目标,吸引你踏踏实实始终向前走。

将欲取之,必固与之

第三十六章,“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抄到这儿的时候我也乐得够戗,又回到“八项规定”了。要从你这儿拿走什么,一定先给你什么。

《道德经》对物质和人性有很深的探索。往小处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得到越多,失去越多。往大处说,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位置,历朝历代的兴衰,总有特定的规律,日不落帝国也会日落。

个体命运也会经历周而复始的起伏。对于我来说往往是这样:真正失意的时候,是我睡得最踏实的时候,因为我知道不可能再失去什么;但是赶上特别得意的阶段,反而会很恐慌,因为可能要下山了。

记得2000年,我似乎挺火,又是“全国十佳青年”,又是悉尼奥运会直播,回来以后中央领导接见,还没跟教练握手,先来握我的手,这还了得?

之后我把手机关了,闭门研发新节目,整整一年。回头看,要是没有那一年的沉寂,就不会有后续的动力。

那时,作家刘恒大哥提醒我:“小白,如日中天,可要小心太阳落山啊。”我说:“大哥您放心,我换个地平线再升一回。”

2003年,在我生日的头一天,我把自己担任的三个制片人职务全辞了。我一走,身边十多个人受益:三个副制片人升正制片人,N个主编升副制片人,又有N个人升主编。

《道德经》里有这么一层含义,杯满则溢,怎么办?把里面的水泼掉。要是不泼掉这杯水,我恐怕也不会继续走这么长的路。因此“将欲取之,必固与之”。

有人说,那干脆彻底无为,给的时候就什么都不要。这不对。应该是种什么心态呢?要归要,但知足,懂得分寸。“知足者富,死而不亡者寿。”

我相信如果把《道德经》翻译成白话文,给“反腐”中进去的官员一人送一本,全得号啕大哭,后悔死了。但是得意的时候看这些文字,又怎能悟出其中的意义呢?很难。

不笑不足以为道

接下来就更逗了,第四十一章,“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这就又把人分成好几类。

最优秀的人,知道一个大道理后,二话不说就去执行。中等人听到一个大道理后,一边执行一边怀疑,这事行吗?下等人则是哈哈大笑,估计还得爆两句粗口,什么玩意儿这是?根本不理会。结果老子总结了一句:“不笑不足以为道。”不被嘲笑的一定不是好道理。

就拿中国足球说事儿。改革开放至今几十年,你会发现一个怪现象:领导人一直挺重视,但并没改变什么。

邓小平提出“足球从娃娃抓起”,后来没从娃娃抓起,倒是从足协主席抓起。不按规律办事,有了规律也不坚决执行,每个人都在怀疑,这事行吗?出台过若干个“未来十年发展纲要”,没执行两天就被扔进垃圾筒,又出台一个新的。

国外也有一句谚语:“不要尝试去发明轮子。”潜台词是老祖宗已经试验过无数回,圆形的轮子最省劲,但总有一些人隔三差五就琢磨,如果是方的呢?菱形呢?八角呢?最后全折里头,一事无成。

一个国家所选择的路线,能不能彻底执行?如果没有小平在1992年时彻底打破“姓社”还是“姓资”的困局,我们可能仍然纠缠其中,原地踏步。资本主义也可以有计划,社会主义也应该有市场。好道理干吗不拿过来坚决执行呢?

大成若缺

第四十五章,有四个字值得一提,“大成若缺”。这跟我多年前发明的一句话—缺陷是完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异曲同工的。

我为什么发明这句话呢?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上,中国运动员蒋丞稷实现了短道游泳的两个重大突破,全是第四名,算是“铁牌”吧。但那已经是亚洲男子离游泳领奖台最近的一次。记者采访他,问他有没有遗憾,蒋丞稷的回答太棒了,他说“缺陷也是一种美”,让我印象深刻。

从那之后,我突然悟出来,缺陷是完美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怎么看待完美?凡事都要追求到极致,这个极致存在吗?

《士兵突击》里有一句话说得蛮好,“生活就是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

会有一天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达到完美的境界吗?没有。人生就是遵循着一条曲折、循环、不断向前的路径。现今的社会,人们格外需要学会在不完美的过程中,让内心得到舒缓和解压,回归到正常的日子当中。

善建者不拔

第五十四章有十个字,“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意思是善于建设的人是不会被拔除的,善于抱住一个东西就不会脱落。

十几年前我采访贝聿铭老先生,问他:“贝老,您觉得北京现在的建筑怎么样?”没想到老爷子是这么回答的:“北京的规划非常非常好,将来拆起来会很方便。”

我们在生活中常说“长江后浪推前浪”,后人总在超越前人。但也有可能,后人很久都超越不了前人,不进反退。

先不说建筑,说家具。今天的家具超越过明代家具吗?明代家具无论从艺术、实用、设计哪方面看,都是达到极致的。虽然我一件也没有,但不妨碍我喜欢它,既简洁又完美。

我喜欢运动,所以总受伤,一受伤就得去看正骨医生。很多正骨医生都告诉我,当下中国人的很多病,都是因为家具太舒适了。沙发和床太软,催生了颈椎腰椎问题早早发作。您坐到明代椅子上试试,想瘫成一堆都瘫不下去,一定让你有个挺拔的身姿。

再回到贝老爷子的话,十几年前我笑了,现在却觉得是个道理,这个进程已经开始了。然而,善建者不拔,您把故宫拔掉试试?它不仅仅是一个文化古迹,建设布局也都极棒。

去年,我去延安给党校讲课,从曾经认为很高大的宝塔山上往下看,特别沮丧。因为山下的各种建筑,把原来的延安遮得一塌糊涂,显得又小又局促。延安人自己也很沮丧。

所以现在,延安拥有一项堪称中国之最的壮举工程—削平整个山头,重建一个延安,然后把那些建得不咋地的建筑全拆掉,让古朴的延安再次绽放。

回头想想老子的话,“善建者不拔”,给我们的启示有多大?我觉得,中国经过了急风暴雨般的建设年代、急风暴雨般的争取温饱的时代,接下来要做的事情,都该留得长一点儿,传承得久一点儿。

做人要正,做事要奇

第五十七章有八个字,“以正治国,以奇用兵”,对我和我的同事影响都极大。这八个字的意思是,治理国家要正,打仗用兵要奇。如果您治理国家很奇,天天琢磨着怎么算计老百姓;打仗用兵很正,提前把攻略部署都告诉敌人,恐怕早就被灭了。

至于在当下,我给它翻译成另外八个字,“做人要正,做事要奇”。“奇”不是走极端,而是出奇制胜。二者也别弄反,如刘再复先生所说:学者最好是思想深邃、做人简单,可事实刚好相反,很多学者是做人深邃、思想简单。

现今中国,有一个相当大的目标,是要从“中国制造”转向“中国创造”。请问“创造”背后需要多少解放?另外我们常说“自主创新”,大家都把关注点落在“创新”上,我关注的却是“自主”,不自主怎么创新呢?如果每个科学家都听处长、听局长的,还能创新吗?

有人开玩笑说,为什么有些建筑从空中俯瞰特好,建在地面就不好看?因为领导审查的时候是做成模型搁在地上的,领导背着手走过,说不错,其实是空中视角。我就不说具体是哪座建筑了,但事实如此。

《道德经》里接着还有一句,“以此,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可以让我们联想到世界上的某些国家。如果治理国家总有各种各样的忌讳,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一切都只能按照一个标准,老百姓一定是贫瘠的。顺嘴带过。

治大国如烹小鲜

第六十章,终于到了咱们特熟的一句,“治大国如烹小鲜。”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可能存在很大比例的误读。

大多数人的解读是,治理大国和做一道小菜一样有共通之处,甚至有人解读为,治理大国像做小鱼小虾一样简单。然而,大家想象一下,大鱼怎么做?少不了开膛破肚去鳞,怕它不容易熟,还得在锅里来回翻腾。那么做小鱼小虾呢?是不是不要开膛破肚,少折腾为妙?

几年前,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讲话当中,胡锦涛总书记第一次用到了“不折腾”三个字。当时我觉得,这三个字对于中国挺有价值,尤其是回望过去几十年历史的时候。那既然“不折腾”,今后我们怎么走,才是更好地道法自然?

急风暴雨般的改革,急风暴雨般的新政,急风暴雨般的三把火,在治理国家、管理社会当中,能起多大作用?一个国家向前走,一定会在遇到问题的时候,经历一个阶段急风暴雨的调整,但随后,就要走上规范制度化的新阶段。

不久前,我接受中纪委官方报纸采访的时候也说到,现在必须经历一个刮骨疗伤的“非常态”阶段,但是请记住,我们的目标不是“非常态”,而是要回归按法律和党内规章制度办事的“新常态”。一周之内落马十几个官员,如果周周如此,谁受得了?反之,如果一直不这么弄,又谁受得了?

所以,一年、两年、三年反腐,在整个历史的进程上,都只是很短的一段时间。长久地看,治大国归根结底要像烹小鲜,尽可能地减少动荡,减少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黑白颠倒、随后又不断反省纠错。不折腾,不要开膛破肚。

人生也是如此,我总对我的孩子和学生说,三十岁之前要玩命地尝试和折腾,哪怕不考虑物质回报,经历很重要,因为你不知道你的优势是什么。但是三十岁之后,就要开始选定目标做减法,打深井。三十岁是一个重要的转折,你要做一次抉择。

我采访过数百名甚至近千名人物,说句实话,绝大多数的成功者都是靠做减法成功的。治理人生也如烹小鲜,不能来回折腾,到四五十岁还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还在开膛破肚,还在拉链式修路,肯定不行。

天下难事,必作于易

第六十三章,“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天下所有难事一定从简单开始,大事都是从细节开始,所以圣人从来不认为自己在做什么大事,但是他最后成为圣人。

有一篇很棒的文章叫《我们不要假装有远见,微小前进胜过完美规划》,它写到,白蚁巢是世界上的建筑奇迹,地面上有十几米,地下还深达二十米,有产卵室、育婴室、通风道等各种功能处所,井然有序。

科学家一直在研究蚁巢,白蚁是没有建筑图纸的。一开始它们也会杂乱无章,忙得千头万绪,从最基层开始不断试错。试着试着,就越来越规范了。它们不依靠远见来完成规划,而是如邓小平老先生所言,“摸着石头过河”“不争论”“去试”。

坦白说,如果现在有谁评价邓小平有超级远见,看清了几十年后的中国,我认为他是撒谎。邓小平真正的远见,是知道不能做什么,应该解放什么,同时顺应人性,这是他最伟大的地方。

改革初始时,强调“摸着石头过河”。谁都喜欢有远见,谁都喜欢有长期的规划,实际上可能吗?社会主义最初实行计划经济,著名经济学者哈耶克认为,这是人类最糟糕的自负。真正的稳定是动态中的稳定,不规划长期目标,不断在动态中调整。原来老子早就总结过,天下大事,必作于细。

后面还有,“夫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是以圣人犹难之,故终无难矣。”喜欢轻易许诺的,一定常常失信于人;凡事都以为简单的,最后一定会遇到很多挑战过不去。所以圣人以敬畏之心面对每件小事,结果对他而言,没有真正的难事,都能过去。

老话说“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认为这个“心”指的是敬畏心。即便最熟练的事,也当作第一次去面对。

足球场上,教练的远见是什么?他并不知道换了谁就一定能进球,但他知道此时要换人去打破僵局了。同时足球教练的远见是动态的,要根据对方谁受伤了,突然出现什么意外了,及时改变规划,让对方来不及调整。

我到了现在这个岁数,也越来越明白,十年规划、五年规划都太远,但眼前有什么事,我会极认真地把它做好,而且不管多大的事都先从小处做起。

生也柔弱,死也坚强

第六十六章很有意思,涉及我们做人。“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江海是最辽阔的水域,海纳百川,它为什么能成为百谷之王呢?因为它比别人低。

“海拔高度”是以海平面来计算的,海平面的海拔高度是0,它的低,成就了它的辽阔。这跟“上善若水”的含义是接续的。

那我们做人呢?一定要以逞强来证明自己高人一等吗?恰恰相反,真正的高人是柔弱的,谦卑的。

到了第七十六章,老子的观念越发明确了,“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人刚一出生的时候,软软的,我们当过父母的都知道,孩子交到你手里的时候,抱得格外小心。而人死了是什么标志呢?全身都僵硬了。草木只要活着,你轻轻一捏,都能渗出水来,而死亡时花也枯了,枝叶也干了。所以老子得出结论,强硬是死亡的信号,柔软是生的气息。

国家、单位、个体莫不如此。

那天一个朋友对我讲,他当初总是接待唐山的一位企业家,到北京只住王府饭店,而且必须总统套间。那时他生产一种新的中药,火透了,大把挣钱,然后四处投资……现在呢,他再到北京,得指着过去的老朋友请他吃饭,给他安排住处。他本人早已破产,而且欠债无数。那时总逞强啊,觉得自己什么都能成,“故坚强者死之徒”。

生活中为人处世,要甘愿低人一头。

利而不害,为而不争

《道德经》将要结束之处,我的汇报也该结束了。第八十一章,“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前十六个字送给朋友们,后八个字给我自己。

有真知的人是不会假装博学、四处炫耀的,只有像白岩松这样的人,还敢给人开讲,好像懂得很多,其实知之甚少。所以坦白说,这是我第二次颤颤巍巍地讲《道德经》,不敢说真懂了。如果大家觉得有些地方还挺有趣,我满足了;觉得无趣,那是我讲得不好,不是《道德经》不好。

最后,老子以十四个字作为结束:“天之道,利而不害。人之道,为而不争。”自然的规律,唯有利而无害。人生的大道理,认认真真去做就好了,没必要争。

这就回到最初,我所谓的人们对《道德经》的误读。不争意味着消极吗?当然不,它只是一种方法论。让每个人都积极面对该做的事,放下不必要的争端,并且接受一切结果。

2014年 住建部

自己的读后感

在《道德经》各种注释及评介中,陈鼓应教授的版本最得我心。

2015年,陈先生八十,见到他是在春天。眼前的陈先生已无青壮年时在台湾、美国为民主自由呐喊的锋芒与锐气,笑容满面,是一位和善的老人。

只有思考从未停止。他对我说:今人虽有百度、谷歌,获取资讯与知识极容易,但有识无智,只有知识却少有智慧。古人获取知识不易,但多智少识!

一句话点醒梦中人。在这个知识泛滥并易得的时代,智慧常常要向回找。可能是现代人都盯着屏幕,古人只能仰望星空吧!

说起来有趣,陈鼓应教授年轻时,在台湾是研究尼采哲学的,在六十年代,由于屡屡为民主自由发声,终被大学解职,丢了饭碗。困顿时,好友让他参与古籍整理,并能预支稿费,这等于雪中送炭,解了他生活方面的燃眉之急。本是帮忙,却也让他走进老庄世界,并与深藏其中的自由之气一见钟情,终成《老子今注今译》与《庄子今注今译》,引领众人走进老庄世界。

七十年代,他去了美国,自然少不了参与“保钓”运动;八十年代,他又出乎意料地回到大陆,在北大任教多年,并被邓小平接见。一路上,身后的掌声与嘘声不断,他似乎都不管不顾。

“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先生不止一次提到老庄的精神核心。

的确,千百年过去,在老子庄子的哲学中,常常让你读出更现代的气息来。老庄之学,是中国少有的充满着自由与民主精神的哲学。可惜,历史长河中,它被习惯性地误读并长久边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