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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说》做点无用的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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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阻止了无聊,也阻止了无聊所能够带来的好处。就算中国人有那闲工夫,像牛顿一样躺在苹果树下并被苹果砸中,第一反应也肯定是:把它吃了。

普京送的手机与法国人的度假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细节,在2014年11月的APEC会议上,普京送给总书记一部手机。这部手机,我看过细节之后发现,只有俄罗斯能做,中国做不了。是因为高科技吗?不是。这个手机是两面屏幕,一面跟咱们的普通手机一样,另一面跟Kindle一样,电子墨屏幕。

我为什么说中国做不了?俄罗斯的人均阅读量在全世界排名是很靠前的,脑海中才能诞生这样一个手机的创意。而我们如果设计两个屏幕的手机,一定只是为了让它更加便利,更加色彩斑斓。

去年8月,我去法国巴黎,发现巴黎人民非常可爱,他们都去度假了,把整个城市留给了来旅游的中国人民。大家知道,法国人一直像捍卫生命一样捍卫这一个月的度假时间。

关于法国人对度假的态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位中方高级官员说了一番话,给我的触动非常深。他说,中国人往往会觉得法国人太“懒”,一到夏天钱都不挣全跑了,都去度假。但是法国人是怎么去面对、思考、解读这一个月呢?

在全世界,如果论创造力,法国是最好之一。有多少法国作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还有法国的电影—我自己就是法国电影的狂热爱好者,在我最喜欢的三部电影当中,就有一部是法国的,它们很少让我失望。法国人认为,法国之所以有创造力,跟夏天的休假紧密相关。每年,都有这样一个月,去到一个能保证安静的地方,给自己发呆的时间,回到自己的内心,让自己了解生命。一定要休息,宁可少挣点钱,背后是一种对生命更透彻的理解。

生命不只是使用,还需要奖励。而我们对生命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我们的口号是“活到老,学到老”,其实往往是“活到老,挣到老”,赚钱永远没够。中国古人早就告诉了我们什么是“忙”,“忙”就是“心亡”。法国之所以可以成为一个有创造力的国度,跟他们经常要停下来面对自己、成为自己的朋友、与自己对话、与时空对话紧密相关。

于是我总结,创造力需要三个条件:有一定的闲钱,有一定的闲人,还有一定的闲时间。没有这三点,想有创造力,不可能的。

2013年是《东方时空》创办二十周年。它在1993年创办,为什么几年内就能成为中国具有影响力的新闻专题节目?那种创造力是从哪儿来的?我觉得就从这三个“有闲”来的:

首先,由于进行了改革,合适的人可以进来,不合适的人可以走,每一个栏目的人都会有一点富余。这种人力资源上的“有闲”就产生了强大的竞争力,同时每个人也面临着生存的压力,要更有创造力、干得更好。

第二,也是由于搞改革,制片人可以支配经费,干得好的人多给,干得不好的人少给。这是有一点闲钱。

第三,由于不是满员,同时还可以吸纳社会上的“大脑”,优秀的人云集在这里,就会有多余的时间和智慧。那几年,永远是前面有人在播节目,后面有人在研发新节目。所以,很多新节目都不是领导指定的,而是我们自发推动的。像《实话实说》这样的节目,领导没让做,可是大家做出来了,一看还不错。一个新的热点栏目就诞生了。

人们常说,四个苹果创造世界。第一个是亚当夏娃的苹果,与人类有关;第二个是牛顿的苹果,发现了万有引力;第三个是乔布斯的苹果;第四个就是中国的“小苹果”,帮着消耗了大妈们多余的精力,也是对社会的巨大贡献。

关于牛顿的苹果,我相信在此时此刻的中国,这样的传奇不会诞生。在一个“爱拼才会赢”的国度里,有几个人愿意有那个闲工夫躺到苹果树下去?好,即便有人躺到了苹果树下,被苹果砸完之后的反应也一定很“中国”。

第一个,像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抱怨。此时此刻的中国最大的特质是抱怨,我们可以到任何一家餐馆去听,小三在抱怨正房,领导在抱怨下属,下属在抱怨老板,老板在抱怨体制,体制内在抱怨体制外……反正所有人都在抱怨,因为大家都觉得责任是别人的,与自己无关。每个人都在抱怨中把自己给择出去了。其实,你什么样中国就什么样,你进步了中国就进步了,但是中国人不会用这样的思维去思考问题。因此被苹果砸到的第一反应肯定是:骂骂咧咧的抱怨。

接下来的可能就是立即给吃了,这是非常“中国”的处理方式。人家说假如一个外星人掉入地球—掉到其他国家命运可能相同,掉入中国会有不同的命运—要看掉入哪个省。如果掉到陕西,就会把它埋上,一百年后再挖出来;如果掉到浙江义乌,就制造一批模型;如果掉到东北,训练训练上二人转舞台;如果掉到北京,“赶紧问下是什么级别,要不不好接待”;如果掉到广东,一般都是做汤喝了。这是外星人,换成苹果,掉到哪个省都是给吃了。

要么抱怨,要么吃了,好不容易有个替代牛顿的机会,就这么被现代中国人舍弃了。只有钱才有吸引力,哪有与人类有关的万有引力?所以我们会有我们此时的特征。

无人处的好风景与无聊时的创造力

1999年国庆,我在厦门,带着老婆孩子,孩子还很小。我们喝茶喝到晚上十点半,被临时通知“全走,所有的茶室要改成宾馆让人睡觉”。因为这是全中国第一个“黄金周”,厦门没想到游客如此地“海量”。等我们回到宾馆,也看到大堂里全是人,在等床位。

第二天去鼓浪屿,噩梦一般的旅程,但是,到了鼓浪屿之后没几分钟,我就成了最幸福的人。一艘艘船在鼓浪屿停泊,游客下船,99.5%的人直奔日光岩。还有人问:鼓浪屿哪儿最有名?有人答:日光岩哪!我也带着家人跟着人流到了日光岩,一看人山人海,都快看不到日光岩了。大家排队照相,没人仔细看景。一来这儿最有名,二来接着还得赶下一个景点呢!而我们就势拐到了二百米之外的一条巷子里,却发现几乎一个人都没有。

那天从上午到下午,我们把鼓浪屿都逛了一遍,甚至还钻到一个什么洞里。最美的鼓浪屿在最火爆的黄金周是没人的,几乎只属于我们这一家人。但是,大量的游客仍然不断涌向日光岩。从此我到任何一个景点都不一定照相,因为生命很短,有照相的时间,不如用眼睛把风景留在记忆当中去感受,而不是当时不看,回家后再看照片。

所有传说中鼓浪屿最美的地方,比如钢琴的声音从窗户里传出来,野猫从身边跑过,张三疯的奶茶……我全都听到了,看到了。这个时候要反过来去思考,我们的生活,出现了哪些问题?

我们总认为“闲逛”是没用的,我们讲究“直达”,工作、生活,都是功利地直奔目标,过程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现在又有了智能手机,不要说闲逛,连无聊的机会都消失了。一闲下来,就拿起手机,看个微信,胡乱搜索点儿什么。

我前不久在杂志上看到一句话:“手机阻止了无聊,也阻止了无聊所能够带来的好处。”这句话很绕,但是当我想明白,觉得这句话说得太好了。“无聊”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创造的重要母体。没有了无聊,无聊之中所诞生的某些千奇百怪的、天马行空的创意也就都消失了,甚至“无聊”本身也消失了。

无用的事与看似无用的文字

中国人不做无用的事。然而什么是无用的事?什么是有用的事?

与升官有关的,与发财有关的,与出名有关的,都算“有用”的。比如在高等学府里,现在的学子提的问题跟过去不一样,都有指向性和目的性,功利性极强:“我该怎么办?”“应该怎么选择?”“你直接告诉我一个答案?”

我每次都回答,我不是卖大力丸的,治不了“急”病,只能说一些“慢道理”。但是现在的人觉得慢道理不叫道理,你必须给我开一剂药,吞下去立马要见效的。我估计只有一种药能达到这个效果,那就是剧毒的毒药。你只要吃下去,保证两分钟后啥事儿都没有了,你吃吗?所以,有用的药恐怕都需要时间。

现在中国人很有意思,见面递名片、收名片。回到家一看,这哥们儿没用,撕了;这哥们儿有用,留着。就在你把“没用”的名片一张张撕掉的过程中,你可能也就错过了一个又一个有趣的人,留下的全是“有用”的。

我们该怎么重新去理解无用之大用?

今天下午有个小伙子跟我聊,说他自己特倒霉,本来报了某学院某专业,后来被调剂到了汉语言文学专业,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中文系,学它有啥用啊?我给他四条出路:第一,复读,但现在已经12月了,时间上可能有点来不及,自己考虑清楚;第二,学校内部可以转系,试试;第三,大学本科更多是思维方式的培养,先学着,将来考研时再选择一个自己感兴趣的专业;第四,有时候“先结婚后恋爱”也未尝不可,而且非常重要,试着让自己爱上它……

我自己随着年龄的增长,对汉字的喜爱是在增长的。好多人说,这年头谁还读诗啊,我就要告诉他们,诗歌里浓缩了最精华的中文。要知道,中文是可以一再被重新“发明”的。怎么讲?常用汉字只有几千个,但是每当你要落笔成文时,总会承载着或主动或被动的重新发明汉字的可能。

厦门的诗人舒婷,很多年前路过神女峰,写下“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这两行诗,有哪个字你不认识吗?没有。但是她把我们都很熟悉的汉字重新组合在一起,就诞生了“人人心中有,个个笔下无”的意境,而且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志。诗歌里就存在着这些看似无用、但每天都在重新生长的中文的无限可能。

海子写过“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这是海子最伟大的一句情诗,依然是大白话,但是它有我们最凝练的情感。当一个民族持续二十多年都不读诗,甚至厌恶诗,把诗歌边缘化,你就知道我们生活中发生了什么样的问题。

这个世界上昂贵的东西,往往是“无用”的,比如戒指。戒指有什么用?没用,但它非常贵。顶针有用,跟戒指长得差不多,却廉价得多。又比如服装,服装有什么用?保暖和遮羞。如果仅仅为了保暖和遮羞,随便去个小商品市场,一百元一身拿下。但是很多女士的一身服饰,一万元都拿不下,另外那九千九百元花在哪儿了?花在没有任何实际功能的用途上:牌子、感觉、样式。

所以,你去研究生活中大部分的事情,看看是有用的贵还是无用的贵?

曾经有一次讲起这个事情,陈丹青很认同我的看法。陈丹青他们干的这活儿有什么用?画家有什么用?诗人有什么用?没用啊。前些年我去了浙江富阳,也就是著名的《富春山居图》的富春,在那儿详细了解了黄公望的故事。老爷子在迟暮之年,用了六七年的时间画完这幅画,送给一位名叫“无用”的僧人。一个寂寞文人感叹自己无用,恰恰遇到一个叫“无用”的僧人,俩人还挺投缘。几百年过去了,当年那些“有用”的达官贵人不知哪里去了,而这幅无用之人画的无用之画可是真有用,成了这个城市招商引资的最大名片,甚至总理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都谈到了这幅《富春山居图》。它有用吗?没用。可是它真没用吗?

有很多人问我,哪本书对你影响最大?每个人都想得到一个功利性的结果,“影响最大”的一定最有用。但我觉得,除了新华字典,所有读过的书都像是不断汇入江河的涓涓细流,帮助你慢慢地成长,变得壮阔、深远。你怎么知道是哪条汇入的溪流让黄河成为黄河,让长江成为长江?同样,我这一路上从书中汲取了这么多营养,无法界定到底是哪本书塑造了我。

也有学生跟我沟通关于读书的想法,提出很多类似“我喜欢读书,但我的很多同学都爱看美剧,我是不是需要坚持”这样的问题。其实炫耀读过多少书和炫富没什么区别,都挺招人讨厌的。另外,当你开始用“坚持”这样的字眼去描述读书时,已经坏了。

读书是一种乐趣。最重要的是,能够带来乐趣的,是读书本身,而不是读书以后的结果。

现在国内的书店,最显著的位置一定是这样几类书:与考试有关的,与养生有关的,以及所谓的“畅销书”。这反映出当下人们最关心的内容,要过关,要长寿,要有谈资,怕被时代抛弃,其实全都具有某种功利性。

当然,这些都无可厚非。但也有很多好书与功利无关,选择去读它,只因为阅读的过程会带给你不同寻常的体验。

我来这里的路上,在看张曼菱写的《西南联大行思录》,一次又一次地让我热泪盈眶。这种热泪盈眶我觉得很好,让我知道自己是谁,知道自己还会被什么所感动。

这本书中写到,邓稼先的爸爸是清华大学哲学系的著名教授,在抗战爆发之际,他的儿子即将去昆明读西南联大的时候,他说了这么一句话:“儿子,学科学吧,科学有用。”这句“有用”的确反映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某种心声,但是如果没有哲学,没有情怀与境界,他怎么会让自己的儿子在国难当头的时刻抛离这一家子?最后,邓稼先成为了我们的两弹元勋啊!

书中还有一处细节。南开大学在1937年7月底被炸成一片废墟,当时的校长张伯苓发表讲话:“本人对于此次南开物质上所遭受之损失,绝不挂怀,更当本创校一贯精神,而重为南开树立一新生命。”蒋介石就是在南开被炸之后的第二天,做出全面抗日的决定,他讲了一句话:“中国在,南开在。”而张伯苓的儿子从军学习飞行,最后驾驶那种简陋的飞机,在与日本人的战争中阵亡了。

这就是那个时代的校长,这就是那个时代的校长公子。我读到这些的时候,眼泪就下来了。都是一些“无用”的叙事,但又深藏着乐趣与回味。你的人格就是在这种无用的事情的熏陶中,慢慢地健全独立起来。

现在应该提倡人们都去做些看似无用的事。

我每周必须跑五天步,非常无用的事儿,但是跑的过程慢慢成为一种享受,自己跟自己对话,把自己放空。累得一塌糊涂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是跑步,跑完以后,累的是腿和脚,但心和脑子都缓过来了。这也是一种辩证法。

厦门大学的校训是“自强不息,止于至善”,我认为一所好的大学最重要的因素,正是引领永无止境地探索。创新需要具备的素质:独特的思维方式,独立的人格,人心的自由。通常对“自由”的理解是狭隘的,真正的自由在内心。可以探究而且能得出一定结论的就不算辽阔,比如宇宙;无法掌握的才是最辽阔的,比如人心。创造就是对固有牢笼的挣破。所谓自主创新,没有自主就不会有创新,一所好的大学是将“有用”和“无用”相结合,创造一种真正的辽阔。

所以未来中国的创造力,一定是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发呆、开始思想、开始与众不同、开始另辟蹊径、开始被鼓励并乐于做无用的事情开始的。

我期待那一天更早地到来!

2014年 厦门大学

自己的读后感

其实,我很想给这篇文章起另外一个标题:让生命中总有一点儿闲。

有更多的闲,是一个人与一个社会进步与健康的标志。

二十多年前,我们一周只休息一天,后来一周休息两天,再到现在,全社会探讨一周休两天半的可能。毫无疑问,人类正奔着一周休息三天的目标大踏步前进。我能感受到,将来最大的产业当然不再是房地产,而是健康医疗产业与休闲文化产业。

可惦记这个美好目标的同时,我们得思考另外一个问题:有闲的时候,我们都在干什么?

打麻将、看电视、跳广场舞、喝酒吃饭、看手机……估计没落下什么吧?

我们很难指望这些休闲活动演变为创造力,也很难让心灵腾飞。因为我们既不习惯与自己对话,也不习惯仰望星空。我们想闲却又怕闲也不会闲。

没钱,是穷人;有钱没闲,也只是打工者,不管你有多少钱都是。有一些钱又有一些闲,才有可能让生命多些有质量的色彩。但有闲不会闲,只是为了打发时间,也依然离成为生命的贵族太远。

把有闲,当成对生命的奖励与激励,我们还需要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