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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说》说话不是件好玩的事儿(代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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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岩松/文

我姓白,所以这本书叫《白说》。其实,不管我姓什么,这本书都该叫《白说》。

我没开过微博,也至今未上微信,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互联网上署名“白岩松”的言论越来越多。曾经有好玩的媒体拿出一些让我验真伪,竟有一半以上与我完全无关。

有人问:如此多的“不真”,为何不打假?我总是马上想起梁文道在一次饭局上,讲他亲身经历过的故事

内地图书腰封上多有“梁文道推荐”的字眼,终有一天,一本完全不知晓的书也如此,文道兄忍不下去,拿起电话打向该书出版社:

“我是香港的梁文道……”

“啊,梁先生您好,我们很喜欢您,您有什么事儿吗?”

“你们出的书上有我的推荐,可我连这本书都不知道,如何推荐?”

“梁先生,不好意思,您可能不知道,内地叫梁文道的人很多……”

一个完全出乎意料的回答,让梁文道像自己做了错事一样,只记得喃喃说了声“对不起”后就挂了电话,以后再也不敢这样打假。

我怎能确定内地没有很多人叫“白岩松”?更何况,完全不是我说的还好办,可有些“语录”头两句是我说的,后几句才彻底不是,让我自己都看着犹豫。

越完全不是我说的,越可能生猛刺激。于是,前些年,本台台长突然给我打电话:

“小白,那个微博是你发的吗?”

“台长,对不起,不是,而且我从没开过微博……”

“啊,那好那好。”

电话挂了,留下我在那里琢磨:如果这话是我说的,接下来的对话如何进行呢?

又一日,监察室来电话:“××那条微博是你说的吗?××部门来向台里问……”毫无疑问,正是在该微博中被讽刺的那个部门。

我回话:“不是,我没开过微博。”

又过一些日子,监察室又来电话,内容近似,我终于急了:“不是!麻烦让他们直接报警!”

可警察会接这样的报警吗?

二十年前,采访启功先生。

当时,琉璃厂多有署名“启功”的书法作品在卖,二三十块钱一幅。

我逗老爷子:“您常去琉璃厂吗?感觉怎样?”

老爷子门儿清,知道我卖的什么药:“真有写得好的,可惜,怎么不署自己的名儿啊?”

“怎么判断哪些真是您写的,哪些不是啊?”我问。

启功先生回答:“写得好的不是我的;写得不好的,可能还真是我的!”

老爷子走了有些年了,还真是时常想他,这样智慧又幽默的老先生,不多了。

书画造假,古已有之,老先生回应得漂亮。可言论“不真”,过去虽也有,但大张旗鼓公开传播,却还真是近些年的事儿。如启功先生活着,不知又会怎样乐呵呵地回应。

很多话不是我说的,可我总是要说很多话,因为这是我的职业。

不是我说的话,安到我头上,有麻烦也得替人担着;而真是我说的,常常麻烦也不少。

2008年,不能不与时俱进,台里终于开设新闻评论栏目《新闻1+1》,我成了被拿出来做实验的“小白鼠”,所谓“CCTV第一个新闻评论员”。当时,我预感到前路的坎坷,因此对媒体坦白:得罪人的时代正式开始了!

的确,做主持人风险小,各方点赞的多;而当了评论员,就不是喜鹊而是啄木鸟,今天说东明天说西,你动的都是别人的利益,说的都是让好多人不高兴的话,不得罪人不可能。但当时我豪迈:一个不得罪人的新闻人合格吗?

话说大了,路途有多艰难,自己和身边的人知道。连一位老领导都劝我:别当评论员了,回来做主持人吧!

我知道,这是对我好。但这条路不是我选择的,总有人要蹚着水向前走,所谓摸着石头过河……可问题是,这水怎么越来越深?常常连石头都摸不着,而岸,又在哪儿?

在屏幕上,这一说就是七年。不过我也真没想到,我还在说,《新闻1+1》,还在,活着。

《新闻1+1》刚开播不久,新闻中心内部刊物采访我,问:“做一个新闻评论员,最重要的素质是不是要有思想?”

我回答:“不是。做一个称职的新闻评论员,最重要的是勇气、敏锐和方向感。”我至今信奉它们,并用来约束自己。

说话,不是每天都有用,但每天都要用你在那儿说。直播,没有什么成型的稿子,只有框架,很多语言和提问总是要随时改变。这就是我的工作。某一年新闻中心内部颁奖,问到我的感受,我答:“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听到这句不太“高大上”甚至显得有些灰色的答谢词,年轻的同事有些不解。我解释:身在这里,还没走,守土有责;到点儿就撞钟,守时,可谓敬业;更重要的是,还得把日常的工作撞成自己与别人的信仰。这话不灰色,应当重新评估价值了!

守土有责,就是偶尔有机会,用新闻的力量让世界变得更好。而更多的时候,得像守夜人一样,努力让世界不变得更坏。后者,常被人忽略。

我用嘴活着,也自然活在别人嘴里。互联网时代更强化了这种概念,说话的风险明显加大。今天为你点赞,明天对你点杀,落差大到可以发电,你无处可躲。

话说错了,自然在劫难逃;话没错,也有相关的群体带着不满冲你过来。没办法,这个时代,误解传遍天下,理解寂静无声。即便你的整体节目本是为他们说话,但其中的一两句话没按他们期待的说,责难照样送上。后面跟过来责骂的人,大多连节目都没看过,看一两个网上的标题或一两条情绪化的微博就开始攻击。

想想也正常,谣言常常传遍天下,而辟谣也时常寂静无声。见多了也就想通了。有时误解扑面而来,是一小部分人要解气,而又有相当大一部分人在围观解闷。可不管前者还是后者,当你认真解释时,没人细听,所以,解决就总是遥遥无期。

我还是选择理解。目前的中国,人群中的对立与撕裂愈演愈烈,作为一个新闻人,不能加重它,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所以,面对误解甚至有时是曲解,也总得努力去理解。我很少辩解,原因是:你以为是理性沟通,可常常被当成娱乐新闻,又让大家解一回闷。而这,还真不是我的职能。

可不管怎样,还是要有底线,新闻有自身的规律,我必须去遵守捍卫它。另外,几年前我就说过,为说对的话认错、写检讨或停播节目,就是我辞职的时候。只不过,到现在,还没遇到这样荒唐的事情。

面对现实说话,你的困扰是:树欲静而风不止。而你唯一能做出的选择是:无论风怎样动,树静。

理性,是目前中国舆论场上最缺乏的东西,有理性,常识就不会缺席,但现在,理性还是奢侈品。也因此,中国舆论场上总是在争斗、抢夺、站队并解气解闷不解决。邓小平说过的“不争论”与胡锦涛讲话中首次提出的“不折腾”,我极为认同。可想不争论与不折腾,都需要理性到位。

谁也跨越不了阶段,非理性是当下中国的现状,不是谁振臂一呼就可以一夜改变。可总要有人率先理性,我认为三部分人必须带头,那就是政府、媒体与知识分子。

政府与公众如果都非理性,很多群体性事件就无法避免,政府必须用公开、透明、民主、协商来率先理性。

知识分子在目前的中国,大多只是“公知”,很公共,却常常不够“知识分子”。其中很多人,与“理性”无法靠边,而这些人,又怎能列入到知识分子的群落中呢?真正的知识分子,不仅要有当下,更要有责任与远方。

当期待中的理性还不是现实的时候,媒体的理性就十分重要。但做一个理性的媒体人,也许就更有不过瘾的感觉。这边的人觉得你保守,那边的人觉得你激进,连你自己都时常感到克制得不易。可我们该清楚:如果追求的是过把瘾,之后呢?

人到中年,已有权保持沉默。不得罪人,少引发根本躲不开的争议,静静地说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话语,做一个守法的既得利益者,不挺好?

可总觉得哪块儿不太对劲儿。

面对青年学子或公众讲堂,又或者是机关单位,长篇大论的风险当然不小。更何况,这样的沟通,一来我从无稿子,总是信马由缰,自由多了,再加上水平不高,又习惯说说现实,就容易留下把柄;二来大多带公益性质,没什么回报还风险不小,图什么?

然而沉默,是件更有风险的事儿吧?这个开放的时代,谁的话也不能一言兴邦或一言丧邦,自己的声音不过是万千声音中的一种,希望能汇入推动与建设的力量中,为别的人生和我们的社会,起一点哪怕小小的作用。想想自己的成长,很多顿悟,常常来自坐在台下的聆听,今天有机会走到台上,也该是对当年台上人说“谢谢”的一种方式。

当年胡适在喧哗的时代,把范仲淹的八个字拿来给自己也给青年人:“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很多年后读到它,认同。今天,我们依然不知道未来,可如果不多说说期待中的未来,就更不会知道。思考可能无用,话语也许无知,就当为依然热血有梦的人敲一两下鼓,拨三两声弦。更何况,说了也白说,但不说,白不说。

2015年8月 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