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鸟 看看我又看看暴雨
雨越下越大 闪电湿淋淋地垂下
青鸟 突然飞去 朝着暴风雨消失
一阵寒颤 似乎熄灭的不是那朵火焰
而是我的心灵
——《避雨的鸟》节选
于坚
1954年8月生于昆明，1984年毕业于云南大学中文系。著有诗集《诗六十首》、《对一只乌鸦的命名》、《一枚穿过天空的钉子》、《便条集》，长诗《0档案》，随笔集《棕皮手记》、《人间笔记》、《众神之河》等。现居昆明。
毫无疑问，于坚已成了一面“旗帜”，套用娱乐圈颁奖晚会上的一个流行词，是“实至名归”，像歌坛的刘欢。我不知道于坚本人是否喜欢这个类比，因为据我了解，他更欣赏崔健。1994年，于坚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怀念崔健》，文章中谈到了两人的几次交往，并指出了两人作品内涵的一致性，比如于坚有一句诗“我们一辈子的奋斗/就是想装得像个人”，崔健的一句歌词则是“我脚踏着大地，我头顶着太阳，我装作这世界唯我独在”，内涵何其相似。
因此，在于坚看来，“崔健直到今天都是中国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歌手之一……他的歌不是歌词，而是来自音乐本身”。这句话其实也可以作为于坚的自况，但于坚比崔健更“坚挺”，90年代中期后，崔健的锐气一日不如一日，而于坚的棱角则日益峥嵘，无论是才智还是日常表现，都堪称中国文坛少数几个能够贯穿80年代到新世纪诗坛的重要人物。
一
1954年8月，于坚出生于昆明，父亲是机关中层领导干部，母亲是中学教师。于坚从童年到青年时代一直跟着外祖母，直到她逝世。在于坚心目中，外祖母是他最敬重的亲人，虽然她是个文盲。在回答诗人乌蒙的提问时，于坚这样谈及她的外祖母：“我如果说我父母给我知识分子的教育的话，我外祖母则给我民间草根的自然教育。她给我的是第一的教育，道生一的教育。她的教育具有超越时代的永恒性。如果说，孔子、老子们是有文的教育的话，在我外祖母这里则是无文的。”
上小学的时候，于坚就阅读了包括《三国演义》等古典名著在内的大量书籍，还背诵了整本《新华字典》。“文革”前夕，于坚的父亲悄悄地烧掉了许多藏书，只留下马克思著作和《鲁迅全集》，但于坚却非常善于寻找“漏网之鱼”，通过各种方式找到并阅读了不少古代经典作品，比如《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左传》，甚至还包括《论语》，尽管那个时候他根本看不懂孔夫子的这部巨著。
喂养少年时期的于坚的除了少数能够接触得到的古典文学和鲁迅著作，还有大量非文学的“读物”。这些“读物”包括报纸、反右材料、传单、缝纫机使用说明书、赤脚医生手册、新华字典、小人书、大字报、招牌、启事、标语、通知、小字条、地下流传的禁书、领袖语录、厕所里黄色留言、枪毙犯人的布告等等。
于坚12岁时，“文革”开始。于坚亲眼目睹了红卫兵冲进家里把父亲带走的场景，但当时于坚还没有意识到什么，反而很兴奋，以为可以加入全社会的狂欢。“大街上天天锣鼓喧天。游行，我跟在队伍后面捡传单。后来大字报贴到我家门口，我父亲被挂了黑牌，我还很得意呢，这个意味着他很重要嘛。我意识不到事情的严重性，我觉得那不过是大人的某种游戏。后来，我父亲被流放了，一夜之间头发全白。我去流放地探望他，说他头发白了，他还不高兴，不相信。我一直很奇怪，后来恍然，那里没有镜子。我父亲被流放后，我继续玩，那是一个自由的时光，不上课，没有任何人管我们了。我的自由精神是生活培养的，不是从书本上学习到的‘自由意志’。”（《答乌蒙问》）
很快，于坚就意识到事情不大对头，一天，父亲的两个同事趾高气扬地来到于坚家里，软硬兼施，要于坚揭发父亲在家里的反动行为。这个情景，在2001年6月被于坚记录进了一首诗中：
1966年冬天
两个大人来到我家 他们
不是警察 是父亲单位的
革命同志 要我揭发
爸爸 在日记里写下了些什么
他思想反动 暗藏在我们的
队伍里 昔日的战友说
我一直都叫他们叔叔
在春天的楼梯上 掏出
一大把牛奶糖 给我
像俩头可以信赖的奶牛
那样微笑着 还摸摸孩子
肩膀上 正在天天向上的头
突然间 草原崩溃 露出了
暗藏在草根里面的铁蹄
——《往事二三》节选
在那一瞬间，于坚对这两个以前时常到自己家串门的叔叔感到了陌生，他以沉默作为反抗。父亲朋友对友情的背叛，深深地渗入于坚的思想，多年以后，于坚在另一首诗里专门描述过这种阴险而易碎的“友情”。关于那首诗，稍后会提及。
“文革”期间，于坚没有停止自己的阅读。“在1973年左右，开始大量地阅读西方以及俄罗斯的18世纪、19世纪文学，我说的大量是有一本读一本，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那些书都是前几页已经不知所终，书皮是肮脏的牛皮纸，我记得那时候读书，最头疼的就是要猜开头，后来我发现对经典来说，没有开头也无所谓，中间撕掉几页也不影响。像《红楼梦》，读20页也可以知道它的伟大，像《论语》，瞟一句也可以受用终生。早年，《鲁迅全集》、惠特曼的《草叶集》对我影响很大，在人生观上，我接受的是《约翰·克利斯朵夫》。”（张映光：《于坚：和“他们”在一起的日子》）
1975年的一天，于坚骑着自行车经过昆明市华山西路，遇到一个男子，手里拿着两本小书，表示要卖，又担心被人揭发，显得畏首畏尾，鬼鬼祟祟。于坚把书拿过来一看，是泰戈尔的《飞鸟集》和《园丁集》。此前于坚从未听说过泰戈尔的名字，但只读了几页，就被彻底征服。问那人价钱，对方回答说3元，而那本书的定价是1角5分，整整翻了了20倍。当时于坚在工厂上班，每月工资才15元，但于坚毫不犹豫地将《飞鸟集》买下来。这是于坚有生以来买下的第一本堪称“昂贵”的图书。回家读完后，又转给朋友们读，由于大家都很喜欢，便有朋友将书中内容刻了蜡版，油印了十二份，人手一册。
很多年以后，于坚提起此事，仍然激动而自豪：“我相当幸运，当我21岁的时候，泰戈尔来了，他是最适合这个年纪阅读的诗人。他充满神性地歌颂了自然，万物有灵，那正是云南高原给我的心灵经验。云南是一片原始淳朴的土地，各民族的部落中住着众神，河流高山森林百兽都是神的化身，就是‘文革’时代高音喇叭的喧嚣也不能将它们驱除，它们已经来到在我年轻的心中，直到我读到泰戈尔的诗，它们才在我的心灵中出场显身。泰戈尔是诸神的使者。”（《诸神使者泰戈尔》）
由于阅读的广泛，1980年于坚进入大学读书，老师给学生开列书目，于坚发现，其中的绝大部分已经读过了。
然而，并不是因为广博的阅读才造就了今天的著名诗人于坚，早在考上大学的很多年前，于坚便开始了自己的“涂鸦”。1971年，于坚就开始了古体诗歌的写作，虽然最终没有坚持下去，但这种训练也不是毫无意义，至少它锻炼了于坚的诗歌语感。
1975年，于坚坐在工厂里的一堆废钢材上吃午饭的时候，读到了抄在信笺上的食指的诗歌《相信未来》，但并没有引起多大的激动，毕竟在此之前，他已经阅读过了前面提到的不少外国文学作品，他的心目中没有“中国诗坛”这个概念，他的抱负和视野要广阔得多。在于坚看来，《相信未来》还不如自己的朋友曾立的诗歌。
1976年，于坚与朋友在工厂办了个大字报专栏，纪念天安门广场的“四五运动”，并写了一首普希金式的诗歌。随后，于坚开始了自己的比较正式意义的创作，他的手抄本作品集已经在部分朋友和大学生之间传阅。1979年，于坚在昆明的一个地下诗歌沙龙里读到了北岛等人编印的《今天》，激动不已。当时他参加了昆明一个文学刊物《地火》的活动，首次在人群前朗诵自己的诗歌。朗诵完，在场十几个人同时热烈鼓掌，于坚这才发现自己的诗歌竟然有这么多人喜欢，对写作的热情一发不可收拾。
二
于坚考了三次大学。1977年，于坚参加高考，据说语文成绩在昆明排名第二，但体检时因为幼时注射链霉素过多所导致的耳疾，没通过体检而未被录取。1978年，于坚再次参加高考，成绩超过录取分数线，被昆明师专（现在的云南师范大学）录取，但害怕体检而没有去。1980年，于坚第三度参加高考。这次于坚学乖了，请一个朋友顶替自己参加体检，顺利进入云南大学中文系读书。那个时候，于坚已经26岁，是全班年龄最大的几个学生之一，而班上年龄最小的同学只有17岁。
读大学之前，于坚一直是工厂的工人，干过铆工、电焊、搬运、农场工、宣传干事等工作，算起来只读过六年书——五年小学和一年初中。考大学时，外语和数学都只得了几分，能够考上，主要得益于语文和历史的高分。
“拿到录取通知书，我有从地狱奔天堂的感受。”在吴怀尧对于坚的访谈文章《写诗取悦世界》中，于坚这样回忆他那一阶段的心理历程，“大学改变了我的人生方向，我曾经只想当个优秀的工匠，在工厂我一开始最想当的是木匠，我喜欢木头。后来开始写诗，很向往传说中的大学，大学关门多年了，在民间已经成为圣地，在中国，大学其实就是文庙。有时候听父母偶尔谈起他们的大学，很是向往，他们很自豪，仿佛藏传佛教里的出家人一样。……进大学我真的有摆脱地狱的感觉，还经常做噩梦自己又回到了车间”。
尽管在当地年轻人中已小有名气，而于坚第一次在国内的公开刊物发表却是在他考上大学的那一年12月。那个刊物是昆明的《滇池》，发表的诗歌的标题叫《记忆》。在此之前，于坚只在云南大学中文系的油印文学刊物《犁》上发表过一首《滇池月夜》，诗歌的后半部分有这么几句：
绕进那静静的苇丛
惊醒了夜鸟的睡梦
扑腾着打起翅膀
分不清海水天空
现在看不见海岸
我划着孤独的小船
世界在我的心中
生命在我的桨上
一个系领导读了这首诗后，在大会上不点名地批评了于坚，认为一个大学生不应该有如此阴暗的心理。不久后，《犁》被勒令停刊，创办刊物的几个师兄在毕业时被分配到一些没有人愿意去的单位。
真是祸福相依，正是在这次大会上，于坚第一次读到了里尔克的诗歌。班里有人带了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第一册来参加会议，这书在同学中传阅，每人只看几分钟就被别人抢走。传到于坚手上时，于坚马上翻开诗歌部分，当看到陈敬容翻译的“里尔克诗文选”时，被深深吸引，在那一瞬间，于坚神游物外，忘记了那位系领导的批评。这本书传着传着，传到别班，竟然失踪了。此后，于坚开始大面积地接触西方现代派作品。罗伯·格里耶、罗曼·罗兰、杰克·伦敦、爱伦·金斯堡、毕肖普、艾略特的著作都曾伴随过这个如饥似渴的年轻人度过无数个日夜。
大学四年，于坚最喜欢的课程是写作课，从他的第一篇作文到写作课结束，几乎每次都是全班最高分。缘于对文学的喜爱，于坚偏科严重，读起书来不分场合。有一次，于坚在古代汉语课上开小差，偷看斯宾诺莎的《论法的精神》，被老师发现，老师随口甩出一句“粪土之墙不可圬也，朽木不可雕也”，全班同学“幸灾乐祸”地大笑不止。这段往事，至今仍时常被熟知者提起。
1983年，于坚开始在《诗刊》等刊物发表作品。他的组诗《圭山组曲》在当时非常著名的《飞天》杂志发表，后来，这组诗获得了该刊的“大学生诗歌奖”，从而使他在更广阔的范围内为人所知。同年，于坚在云南大学创办“银杏”文学社，编辑油印刊物《银杏》。文学社成立那天，包括当年勒令《犁》停刊的那个系领导在内的许多老师都来祝贺。大家一起讨论、唱歌，好像以往的事情从未发生过。不久后，于坚又与“尚义街六号”的朋友吴文光、李勃、费嘉、朱晓阳（《尚义街六号》中的朱小羊）、陈卡（《尚义街六号》中的老卡）等人一起创办油印刊物《高原诗辑》。
那个时候的于坚，已经在青年诗歌界有了相当广泛的影响，并开始参与在中国各大学兴起的“大学生诗派”的活动。由于创造力出众，于坚被当年非常著名的《大学生诗报》称作“大学生诗派的旗手”，并通过这份刊物与后来被称作“第三代”的诗人建立了联系。1984年，诗人封新城在兰州大学办一个叫《同代》的油印刊物，发表了于坚、韩东、海子等人的作品。于坚与韩东，这两个后来的“第三代”巨头自此相识。
三
1984年，于坚和韩东开始酝酿一份民间杂志，于坚在给韩东的信中为这份即将出现的杂志取了十多个怪异的名字，甚至包括“红皮鞋”和“牛仔裤”，最后，韩东给这个杂志取名为“他们”。第二年三月，《他们》推出创刊号，印数200份，所需经费由全体同仁集资。为了避免麻烦，刊物不设主编，而是取了一个虚拟的名字“付立”作为名存实亡的“主编”。
在我们习见的刊物“卷首语”位置，《他们》第一期目录前的“卷首语”是一首非常奇特的诗，诗歌的每一句都是对“他们”成员的调侃性描述。对子虚乌有的主编“付立”的描述是“有人断言南京付立会让你们大吃一惊”，关于韩东的是“南京韩东有钱上得了赌场往后全凭运气”，关于马原的是“西藏马原想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苏童（当时笔名为阿童）的是“阿童是个理想主义者如此而已”，于坚的则是“昆明于坚一辈子的奋斗就是想装得像个人”，这句话来自于坚的诗歌《作品39号》：
大街拥挤的年代
你一个人去了新疆
到开阔地去走走也好
在人群中你其貌不扬
牛仔裤到底牢不牢
现在可以试一试
穿了三年半 还很新
你可还记得那一回
我们讲得那么老实
人们却沉默不语
你从来也不嘲笑我的耳朵
其实你心里清楚
我们一辈子的奋斗
就是想装得像个人
面对某些美丽的女性
我们永远不知所措
不明白自己——究竟有多憨
有一个女人来找过我
说你可惜了 凭你那嗓门
完全可以当一个男中音
有时想起你借过我的钱
我也会站在大门口
辨认那些乱糟糟的男子
我知道有一天你会回来
抱着三部中篇一瓶白酒
坐在那把四川藤椅上
演讲两个小时
仿佛全世界都在倾听
有时回头照照自己
心头一阵高兴
后来你不出声地望我一阵
夹着空酒瓶一个人回家
《作品39号》作于1983年，是于坚早期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于坚的“作品X号”系列中的翘楚。作为中国新时期较早关注“人”本身的诗歌，它体现了一种有别于“朦胧诗”的平民视角，把诗歌的重心从“朦胧诗”的政治、国家与民族拉回到普通人的喜怒哀乐之中，给读者一种贴近与亲切之感，在当时被称为“生活流”诗歌的代表作品。
从内容看，这是写给一位好友的诗歌，这个朋友要去新疆，诗人在为他欣喜的同时，也有些伤感，于是联想起朋友对自己的种种关心，以及以前的种种交往。
“大街拥挤的年代/你一个人去了新疆”，除了表达现实意义上的人物去向，也有着诗人的清高与自矜，那种不与人同流合污，要和大多数人区别开来的意识，是80年代初期的诗人的写照，哪像今天所谓的知识分子，哪里人多就往哪钻，哪里钱多就往哪凑！
那么，这个独自去新疆的人是谁呢？从于坚的另一首诗《尚义街六号》看，应该是朱小羊。在写《作品39号》的同一年，于坚还写过一首《送朱小羊赴新疆》，该诗的前两句和后面两句与《作品39号》异常相似。《作品39号》前两句是“大街拥挤的年代/你一个人去了新疆”，《送朱小羊赴新疆》的前两句则是“他从人群中挤出来/跳上开往大西北的火车”。《作品39号》后两句是“后来你不出声地望我一阵/夹着空酒瓶一个人回家”，《送朱小羊赴新疆》的后两句是“我们这群有家的人/在人群中悄悄走散”。
可以说，这是一首“当代赋别诗”，讲述得越琐碎，越见友情之深，在种种细节之中，被叙述者的形象逐渐清晰，跃然欲出。也许，只有口语诗歌才能将这些生活化的情节描述得如此生动鲜活。这样的方式是有着强大的生命力的，从80年代初期开始，以于坚、韩东、李亚伟等人为主体的口语诗写作影响了后来的一大批诗人，直到今天，大量青年诗人的写作仍然处于口语的“光环”之下。
关于于、韩二人的相识过程和《他们》最初的情况，2009年6月，于坚在接受《新民周刊》访问时回忆道：
我和韩东认识是因为封新城办的杂志《同代》，当时封新城在兰州大学。最早是甘肃兰州的《飞天》有一个非常好的编辑叫张书绅，他觉得大学生诗歌很有活力，就在《飞天》上辟了一个大学生诗歌专栏：“大学生诗苑”。我们当时的诗歌作品基本上只能在自己印的民间诗歌刊物上发表，很难进入官方刊物，只有他那个地方愿意接纳，所以全国在校大学生基本上都往那里投稿，那里立刻成为高校大学生写作园地，一面旗帜。我的诗歌比较另类，官方杂志很难发表，许多都发在《飞天》上。发的时候会把我们的学校班级写上，比如写“云南大学中文系某某级于坚”，“山东大学哲学系某某级韩东”，这就是通讯地址。我们一看，这家伙诗写得不错，就按照这个地址联系。封新城在《飞天》上看到我的诗，就写信给我，说他要办一份民刊《同代》，那时候我还不认识韩东。《同代》给我寄了几份，是一份印刷非常粗糙的刊物，用蜡纸刻的，上面发了我的诗、海子的诗——他的《亚洲铜》就首发在上面，还有陈东东、韩东和王寅。我看了韩东的诗，很喜欢，觉得他对诗的想法和我有共同之处，就开始通信。然后我们开始自己办《他们》。
……每个人的稿子都是现成的，我们都已经写了很多年了。有一大批手稿放在那里。我记得当时每期每个人出96元钱，在当时可不得了。我当工人一个月的工资才36元。
先是韩东编一期，我编一期，轮流编。结果我们在选稿上就发生分歧。我们当时有分歧就直截了当地写长信表达看法。韩东叫我编第二期，他寄了一批稿子到我这里，我看了以后，不是太喜欢。韩东认为《他们》是一个不断扩大的阵营，要把有才华的年轻诗人都吸引过来，而我更认同做一本同人刊物的想法。韩东寄来的一大摞稿子，我不喜欢，他又很坚持，我就把稿子退回去了，没编。后来基本上都是韩东编的，可能有四五期，然后是朱文编。
第一期出来后在全国就引起了极大反响，我和韩东被邀请参加当时《诗刊》的青春诗会就是因为《他们》的影响力。
《他们》创刊号出版两个月后，同仁们热情高涨，于是趁热打铁，在5月份印行了第二辑，由于第一期大受欢迎，又找到了赞助人，第二期印数由第一期的200份一举增加到3000份。在随后的几年中，《他们》又出版了7期，各期的印数也不固定，有时只印100册，有是更多一些。《他们》前四期除了发表诗歌，还发表小说，马原的《拉萨河女神》、苏童的《桑园留念》等后来产生影响的小说就是《他们》第一期首发的。从第五期起，《他们》不再发表小说，成为纯诗刊。
1995年秋天，韩东到桂林旅游，我还读到刚出笼不久的《他们》第九期，当时韩东还问我要稿子，我因为胆怯而没有投稿。也幸亏没有投稿——第九期以后，《他们》不再出版。
四
1984年8月，于坚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云南省文联下属的《云南文艺评论》担任编辑。在此期间，于坚在昆明青年路一间从别人那里借来的小房子里，写下了他所有诗歌中影响最为广泛的《尚义街六号》。
这是一首关于青年时代的生活与友谊的诗歌，全诗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阅读时不会遇到丝毫理解上的障碍，抄录如下：
尚义街六号
法国式的黄房子
老吴的裤子晾在二楼
喊一声 胯下就钻出戴眼睛的脑袋
隔壁的大厕所
天天清早排着长队
我们往往在黄昏光临
打开烟盒 打开嘴巴
打开灯
墙上钉着于坚的画
许多人不以为然
他们只认识梵高
老卡的衬衣 揉成一团抹布
我们用它拭手上的果汁
他在翻一本黄书
后来他恋爱了
常常双双来临
在这里吵架 在这里调情
有一天他们宣告分手
朋友们一阵轻松 很高兴
次日他又送来结婚的请柬
大家也衣冠楚楚 前去赴宴
桌上总是摊开朱小羊的手稿
那些字乱七八糟
这个杂种警察一样盯牢我们
面对那双红丝丝的眼睛
我们只好说得朦胧
像一首时髦的诗
李勃的拖鞋压着费嘉的皮鞋
他已经成名了 有一本蓝皮会员证
他常常躺在上边
告诉我们应当怎样穿鞋子
怎样小便 怎样洗短裤
怎样炒白菜 怎样睡觉 等等
八二年他从北京回来
外衣比过去深沉
他讲文坛内幕
口气像作协主席
茶水是老吴的 电表是老吴的
地板是老吴的 邻居是老吴的
媳妇是老吴的 胃舒平是老吴的
口痰烟头空气朋友 是老吴的
老吴的笔躲在抽桌里
很少露面
没有妓女的城市
童男子们老练地谈着女人
偶尔有裙子们进来
大家就扣好钮子
那年纪我们都渴望钻进一条裙子
又不肯弯下腰去
于坚还没有成名
每回都被教训
在一张旧报纸上
他写下许多意味深长的笔名
有一人大家都很怕他
他在某某处工作
“他来是别有用心的，
我们什么也不要讲！”
有些日子天气不好
生活中经常倒霉
我们就攻击费嘉的近作
称朱小羊为大师
后来这只羊摸摸钱包
支支吾吾 闪烁其辞
八张嘴马上笑嘻嘻地站起
那是智慧的年代
许多谈话如果录音
可以出一本名著
那是热闹的年代
许多脸都在这里出现
今天你去城里问问
他们都大名鼎鼎
外面下着小雨
我们来到街上
空荡荡的大厕所
他第一回独自使用
一些人结婚了
一些人成名了
一些人要到西部
老吴也要去西部
大家骂他硬充汉子
心中惶惶不安
吴文光 你走了
今晚我去哪里混饭
恩恩怨怨 吵吵嚷嚷
大家终于走散
剩下一片空地板
像一张空唱片 再也不响
在别的地方
我们常常提到尚义街六号
说是很多年后的一天
孩子们要来参观
和几乎所有同龄人一样，我最初接触到于坚的作品是他创作于80年代的《作品39号》、《作品52号》、《尚义街六号》等被人们广为传诵的篇章，它们与《有关大雁塔》（韩东）、《你见过大海》（韩东）、《中文系》（李亚伟）、《卡尔·马克思》（尚仲敏）、《瞄准》（京不特）等一道，把诗歌从“朦胧”艰涩造作中解放了出来，显出率性、自然，有原汁原味的生活质感。尚义街六号，这座“法国式的老房子”无疑是中国诗坛最为著名的建筑物，出入其间者表现出来的贫穷中的乐趣令人向往不已。
《尚义街六号》这样的口语诗也是于坚最为擅长、影响最深入人心的风格，它语言浅近，内容生活化，并呈现了许多极富幽默感的细节，人们从中既可以感受到文学的魅力，也能察觉日常生活诗意的一面。
这首诗语言虽然平实浅近，它的创作时间却扑朔迷离，在一些版本中，写的是1983年，一些版本写的是1985年3月，更多的版本标注着“1984年6月”。2009年6月3日，我从刚刚收到的河北《凤凰》杂志上读到于坚的随笔《这是一封信》，文中提到了这首诗，写作时间又变成了1985年6月。有时候，甚至同一本书所标记的时间都互不相同，比如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于坚的诗》，在《尚义街六号》一诗后面注明的创作时间是1984年6月，而书后附录的“于坚文学年表”中，这首诗的创作时间则为1983年。好在不管是哪一年完成的，都不影响这首诗的品质。——需要指出的是，当前文坛，有一些诗人作家故意做假，将自己的代表作写作时间推前，以期为自己在文学史中争取一个比较靠前的位置。而以于坚的影响，不需要搞这些小动作。
为此，2009年6月9日，我专门去信向于坚求证，很快得到于坚的回复：“《尚义街6号》1985年3月是对的，我还有原稿，时间出入主要是一般发表不注明时间，所以编诗集时只是凭记忆。其他诗歌也有这种情况。”
《尚义街六号》完成后，似乎曾经在《他们》和《高原诗辑》上发表过，但反响只限于小圈子内。获得更大的影响是在1986年11月《诗刊》头条位置发表之后，口语诗在全国范围内掀起风潮，于坚从此当仁不让地成为“第三代诗人”的元老级人物。这首诗没有人们习见的象征和隐喻，凭着洋溢其间的出众自如的语感，使得这首内容“普通”的诗歌具有了深刻的诗性光芒；加上字里行间屡屡可见的机智与幽默，恰好印证了于坚1984年的短诗《我的歌》中的一句：“像上帝一样思考，像市民一样生活”。讨论于坚作品的文论，鲜有不提及此诗的。这首诗也证明了：真正的口语诗写作，不是泛泛而谈，不是蜻蜓点水，不是“口水”，而是从生活的土壤里沉淀、淘洗出金子的写作。
从诗歌平实的表述方式，我们可以猜想到这首诗的写实程度。诗歌里提起过不少人，吴文光、老卡、李勃、朱小羊、费嘉等，都是于坚当年的朋友，在诗歌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些人“聚啸山林、诗酒风流”的洒脱。而诗中所写，也都是发生在当年的真实故事，包括这些人的去向都是真实的，比如朱小羊和吴文光先后去了新疆，李勃家在北京，是个见过大世面的人，费嘉则是一个颇有才华的诗人……
于坚是如何看待《尚义街六号》和自己的写作呢？在给我的邮件中，于坚这样写道：“这个诗最重要的东西是幽默感。在那个时代，这个国家已经完全没有幽默感，铁板一块。不仅仅是日常生活、小人物，同时也有其他诗人写这些，但以调侃的口气写的并不多见，也就是我吧。王朔们是在我这么写以后很多年才出现的，但已经玩世不恭了。另外，我强调日常生活，就是将日常生活神圣化。“文革”使中国生活声名狼藉，生活世界被理直气壮地摧毁着。重建常识、重建日常生活的尊严就是在今天也非常重要。我并非所谓世俗的诗人，我其实比那些故意追求的神圣的神圣得多。这种神圣来自对汉语本身的信任，语言本身就是神圣的。尤其是汉语。……我的神圣不是被某些诗人故意赋予的所谓神圣，神圣在许多诗人那里，只是从西方学来的观念。我的神圣是汉语本身的神圣，起源性的神圣。拒绝隐喻，就是要回到语言被意义的陈词滥调遮蔽了的神圣性、纯洁性。我其实是把我那些朋友当作仙人来写，他们在我心目中决不是小人物，而是我生活世界中的天才朋友。我调侃的恰恰是那时代把天才视为庸人。这种神化日常生活，李白在酒中八仙歌中就做过了，只是时代风气不同，他的时代殷实，所以他喜欢夸张。而我是在二十世纪为了掩盖真相而夸张成性的时代中回到事实。世俗化可以用于我之后的那些诗人，我并不世俗，我其实是升华了日常生活，将日常生活神圣化了。”
我相信，于坚上面这番话，对很多诗人和诗歌批评家，会有醒醐灌顶的作用。我们只知道诗人写世俗生活，却不知道他为何而写；只知道有很多诗人用口语写作，却不知他们之间的区别；甚至是于坚提出的那句著名的“拒绝隐喻”，很多人的理解也仅仅限于修辞方式，却不知诗人强调的是回到语言被意义的陈词滥调遮蔽了的神圣性和纯洁性之中。看来，要理解一个诗人，仅仅阅读他的作品是不够的，还需要善于倾听他的心声。
尽管正如诗歌所说，“大家终于走散”，但“尚义街六号”这座“法国式的老房子”已成为中国诗坛最为著名的建筑物之一，常常被人提到，“很多年后的一天/孩子们要来参观”。我就是诗中写到的“孩子”之一。2001年10月，我去西双版纳旅游经过昆明时专门去找了一趟，遗憾的是在原址我只看到一排卖窗帘的低矮店铺。这个时代不需要诗意，它更相信钞票。
记得当时在昆明和雷平阳喝酒时，雷平阳要邀约于坚，不料后者恰好不在家，于是见面的机会延后了5年。2006年6月，在长沙举办的当代诗歌名家岳麓山诗会上，我们才得以见面。记得于坚问我的第一句话是：你办的扬子鳄诗歌网站不错，纸版还出吗？我回答说，这几年诗坛有个趋势，就是民刊与官刊似乎无甚区别了，扬子鳄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定位，又不想接受赞助，出了5期之后就不再出版了。
在那次诗会上，于坚的光头是最受与会诗人青睐的背景，许多诗人拉着他要合影，我自然也不会免俗，但事实上，最终我们都没有收到相机持有者寄来的照片，等于是白“秀”了一回。
五
2003年10月30日，《南方周末》第1029期发表了该报记者黄端采写的《寻找尚义街六号》一文，文中提供了许多当年和当前的情况，堪称《尚义街六号》诗里诗外最为详尽的注解。从中既可以看到该诗的创作背景，也可以感知诗歌在经济社会的命运变迁。下面是该文的第三节的部分段落，写的是诗中人物的生活和去向：
于坚写《尚义街六号》的时间是1985年3月，而不是一些版本标识的1984年6月。那时候他已经大学毕业，正在一单位做编辑。他写这首诗并不是想表达什么时代，写着纯粹是为了好玩。那时候诗中提到的人们，像老卡、朱小羊、李勃还有费嘉，都已经先后毕业工作，大家在尚义街6号的聚会也已经基本停止。
尚义街6号的主人吴文光被分配到一所中学教书。老卡原名叫陈坚，因为喜欢卡夫卡，后来就跑到派出所，把名字改成了陈卡。
写小说的朱小羊被分配到物价局上班。但是上了不到一年班，朱小羊难以忍受那些按部就班的生活，沉闷无比的时候，他经常掀开办公室的窗帘看外面的世界。
有一天朱小羊翻开《光明日报》，看到上面有一则新疆某兵团招收教师的广告，他就马上去了。当时于坚还专门写了一首《送朱小羊赴新疆》的诗，其中就有对远方的向往：“听说新疆人烟稀少/冬天还要发烤火费/在那边倒可以干些破天荒的事情/好好干吧，朱小羊/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列车载着你跑向天外边/我们这群有家的人/在人海中悄悄走散”。
于坚说，那时候他们非常向往凯鲁亚克《在路上》中描述的那种生活，他们都向往着生活在别处，都想到外边的世界去走走，谁都不想把生活固定在一个地方然后终老。
后来吴文光也跟着朱小羊去了新疆。于坚说吴文光这人脾气很好，平时他那间房子都不锁门。
于坚说，那时候吴文光非常喜欢写诗，光诗歌笔记本就写了十几个，而比他大两岁的于坚写了很多年的诗，也只有两三本。而当时，吴文光最引以为自豪的就是和舒婷有过十几封通信。
在干部大院长大的李勃是北京人，当时小说写得非常漂亮，小说《阿慧》当年还在《光明日报》上引发了讨论。他还有作品在安徽的《清明》获得了文学奖。有一年中秋，他在家觉得烦闷，就跑到了吴文光那，吴赶忙搬出月饼，李勃吃完后转身便走。
大学毕业后，李勃被分到了离昆明20多公里外的射击学校教语文，两年后，李勃跑到深圳去炒股。
朱小羊后来离开了新疆，跑到北京读书流浪，干了很多事情。后来担任《中国人》大型系列专题片的总策划和编导，这时候他又把已经回到昆明，在电视台拍新闻的吴文光拉到了北京，开始拍摄《流浪北京》——于坚说，这部纪录片创意和文字脚本是朱小羊的，前期也是他们一起拍摄的，但是在前期拍完后，朱小羊就跑到了澳大利亚去读人类学博士去了。
现在，吴文光还在拍纪录片，并且被人们称为“中国纪录片第一人”。朱小羊回国后，在北京大学的人类学研究所担任副教授。折腾了几番后，李勃重新回到昆明，现在是昆明乡村高尔夫俱乐部的总经理，这两年经常开车到西藏去探险。至于老卡，毕业后在工厂搞宣传，后来也跑到深圳去了。而当年名震云南的青年诗人费嘉，现在昆明的一家报社供职。
至于于坚自己，曾经在1987、1988年的时候到过边境线上的德宏教过电大。也曾经跑到北京和牟森一起搞“残酷戏剧”，甚至亲自上台表演《与艾滋有关》，他的被国外评论誉为中国的《荒原》、《等待戈多》的长诗《0档案》发表后，被牟森改编成诗剧在欧洲十多个国家演出，该剧演员包括吴文光、蒋樾和诗人吕德安。曾经在波兰获得格罗托夫斯基主持的“接触”戏剧奖。于坚说，1985年到1995年这十年，是中国先锋派文化最有力量的年代，也是最纯粹、最纯洁、最有创造精神的年代，所有的人都面临压力，特别是九十年代初期，许多都跑掉了，出国的，下海了，生活在别处去了，但中国依然有一批人在坚持，无论民间诗人、独立导演都是异常地勇敢，毫不妥协，埋头工作。那是个充满激情和创造力的年代，蕴藏着中国先锋派文化的未来一切可能性，比如今天的已经泛滥的行为艺术、装置，流浪派的那一套，十年前牟森的戏剧车间就在搞。今天，先锋派文化大多数时候只是挂羊头卖狗肉，成为如何先用美元富起来的捷径和小资文化的调味品了。
至于诗中提到的那一个“大家都很怕他”的“有一人”，于坚说那是虚拟的，象征着大家对于当时某种压力的恐惧。
六
2008年4月，我和于坚又在北京见面，这一回大家都学乖了，基本上不合影。有一次午餐，我们端着酒杯走到一旁聊了十多分钟，除了一些礼貌用语，留给我印象深刻的是于坚一再感叹当前诗坛无正义，一些诗人在网上随意骂人，更多的人们则躲在旁边看热闹，毫无正义感。也许，获得鲁迅文学奖引发的争论让这位诗人感受到了不小的压力。
有人说，于坚骂过鲁迅，所以不配获得这个以鲁迅命名的文学奖。这个理由似乎不够充分，因为鲁迅文学奖评奖原则中没有“骂过鲁迅的人就不能获奖”的条款。我一直认为于坚不是骂，而是调侃，毕竟他没有骂鲁迅的动机。再说，于坚即使“骂”过鲁迅，那也是十多年前的事了，我们不是提倡“浪子回头金不换”吗？一个人早年无心说出的一句话，不至于在十年后受到如此隆重的“追究”吧。“问什么荆棘塞途的老路，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是鲁迅先生自己的一句话，据说这“鸟导师”是指胡适。胡适被骂为“鸟导师”，他真的成了“鸟导师”吗？没有。那么，于坚“骂”一句鲁迅，鲁迅也不见得就会真的成为所说的那个样子。须知真正的学者是骂不倒的，今天，胡适和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思想和文学的两座高峰，已没几个人怀疑。既然鲁迅先生是骂不倒的，我们何妨宽容一些，对这个“没大没小”、喜欢调侃的诗人的言语付诸一笑？
我一直认为，“问什么荆棘塞途的老路，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这句话，体现了鲁迅先生难得的反思精神，以及一贯的尖锐。于坚借用了后一句，应该是有其具体所指的，因为一个稍有思考能力的人，不可能不分青红皂白地去“骂”另一个人。在回答吴怀尧的提问中，于坚专门谈到了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
批评鲁迅是十年前的事情了，韩东、朱文当时私下给一些朋友寄问卷，在当时的心境下我随便在问卷上写了几句，没想到他们拿去公开发表了，成了著名的“断裂”事件。后来鄢烈山将我这几句——“我年轻时，读过他的书，在为人上受他影响。但后来，我一想到这位导师说什么‘只读外国书，不读中国书’、‘五千年只看见吃人’，我就觉得他正是‘乌烟瘴气鸟导师’，误人子弟啊！”——在《南方周末》上发表文章批评。
由此可见，于坚“骂”鲁迅，是有前提的，其实也说不上骂，只不过是对鲁迅先生“只读外国书，不读中国书”、“五千年只看见吃人”的说法表示不同意见而已。也许在当时，鲁迅提倡“只读外国书，不读中国书”，并看见“五千年只看见吃人”自有他的理由，那么在今天，我们应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如果仍把鲁迅先生那两句话奉为圭臬，就大可不必了。现在，社会环境相对宽松，中国的各种有益的经典书籍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要是只读外国书，不重视我们的传统文化，其结果只能是一味地崇洋媚外。再说，谁要是认为中国发展到今天，仍然是“五千年只看见吃人”，这到底表明了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
事实上，即使是鲁迅先生，在当年也并非“只读外国书，不读中国书”，否则哪来那本开天辟地的《中国小说史略》？
从下面这些文字我们可以看到，于坚是非常尊敬鲁迅的：
“乌烟瘴气鸟导师”其实是鲁迅骂别人的话。我青年时代一直迷信他对中国传统的激烈批判，但后来我开始重新思考。他的作品值得从许多方面来思考，正说明他的丰富。我当然不会否定他，他是我文学上的启蒙老师之一。我少年时代有许多时间，是在阅读鲁迅作品中度过的。
鲁迅为中国文学带来了人，对人的批判是他开创的一个伟大主题，文学因此成为中国生活的一面镜子。他是为人生的作家。中国文学已经有五千年以上的写作经验。文学并非横空出世。鲁迅不仅变革了文学，也重建了文学的常识。他的写作激活了汉语，激活了汉语身体的繁殖力，并且重建了汉语的青春气息、批判力、幽默感、讽刺力量、愤怒、悲剧精神以及对未来的信心，极大地丰富了汉语的表现空间。
作为1966年开始的读者，我的幸运是，通过对鲁迅的阅读，我意识到何谓中国新文学的经典。我意识到，写作必须有直面人生的勇气。
鲁迅是我写作的指南之一。我从1970年的冬天开始写作诗歌，我一直试图继承的是“为人生而艺术”……
我想，看到于坚的这番表白，那些批评者的心情应该会缓和一些了。对伟人的尊敬有很多种方式，有的人喜欢无条件地服从和认可，容不得别人对自己的偶像说半句不满意的话，而另一些人，则继承了鲁迅的怀疑精神，他们对社会上的言论、包括伟人的言论也会很清醒地有选择地继承，因为他们知道，伟人如此说话肯定有一定的历史背景而不见得放之千年而皆准。现在事过境迁，政治环境和生活环境已大不相同，后人对伟人思想的继承也需要发展的眼光。窃以为于坚的做法是符合这一原则的。
还有一些诗人认为于坚不配获得鲁迅文学奖的理由不是他“骂”了鲁迅，而是他的诗歌“很黄”、“很低级下流”，并且列举了于坚的获奖诗集《只有大海苍茫如幕》中的《狼狗》、《性欲》和《黄与白》等作品进行论证。的确，于坚这几首诗有不雅的成分，可是，这仅仅是风格问题，再说，这三首诗在全书中所占的比例又有多大呢？于坚以及一大批口语诗人的作品，其值得注意的取向之一就是对个人生活的重视以及身体的介入，这种方式在以前的诗歌中是极少出现的，其中成败都可以讨论，但需要在学术范围内进行严肃地讨论，而不应跟政治搅和在一起。记得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刚出版时，也备受指责，说它“肮脏”，现在，它已经成为经典。
因此，这场争论没有必要，鲁迅文学奖要是颁发给一个非常缺乏性格，或者作品平庸的作家，文坛上波澜不惊，颁发给一个“有争议”的诗人时，却批评丛生，这里面也反映了一些读者和诗人的微妙心理。我猜想，要是鲁迅先生在世，并且由他来选取“鲁迅文学奖”的获得者，他的气量不会小到永远敌视一个批评过自己的诗人，何况这个诗人创作过优秀的作品。
其实，不需要讲那么多大道理，只要想一想：“文革”已经过去那么多年，我们能否学会以宽容的心态来面对一个文学上的“异己分子”，不要十年之后来“秋后算账”？那些跟着起哄的年轻诗人们，难道完全不担心他们父辈经历过的那些噩梦重新来过？相煎何太急啊！
在那天，我对于坚说，网络就是这样一个场所，既充分提供自由又无法阻止另一些人胡乱挥霍自由，不必在乎少数网友的看法，你是一个写出过好诗的诗人，无论如何，这一点是大部分人无法比拟的。
于坚憨厚地笑着，偶尔点点头。我注意到他耳朵中的助听器，怀疑他没有听清楚。
七
1986年对于坚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年份，这一年，于坚与韩东、翟永明等人一起参加了诗刊社组织的“青春诗会”，同年11月在《诗刊》发表的《尚义街六号》引起轰动，成为中国口语诗歌的巅峰之作。于坚还作为青年诗人的代表，赴北京出席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并在此期间与“朦胧诗”巨头北岛、江河结识。
这一年，于坚文思泉涌，创作或发表了一批十分优秀的作品，如《黄河》、《春天纪事》、《在漫长的旅途中》等。尤其是创作于这年10月的《在漫长的旅途中》，是于坚的短诗中我极为喜欢的一首：
在漫长的旅途中
我常常看见灯光
在山冈或荒野出现
有时它们一闪而过
有时老跟着我们
像一双含情脉脉的眼睛
穿过树林跳过水塘
蓦然间 又出现在山冈那边
这些黄的小星
使黑夜的大地
显得温暖而亲切
我真想叫车子停下
朝着它们奔去
我相信任何一盏灯光
都会改变我的命运
此后我的人生
就是另外一种风景
但我只是望着这些灯光
望着它们在黑暗的大地上
一闪而过 一闪而过
沉默不语 我们的汽车飞驰
黑洞洞的车厢中
有人在我身旁熟睡
这首诗平静而朴实，没有惊人之语，但读后却余味绵绵。
前三句干净利落，直接把读者带进诗歌的情境之中：“在漫长的旅途中/我常常看见灯光/在山冈或荒野出现”。这里的灯光，可以实指灯光，也可以指人与人之间的爱、关怀与帮助。
“有时它们一闪而过/有时老跟着我们/像一双含情脉脉的眼睛/穿过树林跳过水塘/蓦然间 又出现在山冈那边”，这几句是对人与灯光的关系的描述。灯光的动态性和多变性，它们不仅出现在不同的位置，而且形式多样，但无论以何种方式，都牢牢地牵扯着“我”的注意力。
于是，“这些黄的小星/使黑夜的大地/显得温暖而亲切”紧接而来。在黑夜的山冈或荒野之中，灯光如同我们的亲人，“温暖而亲切”，让夜行者不再孤独。在这种亲近感的召唤之下，“我”产生了冲动，想叫车子停下，“朝着它们奔去”，甚至，“我”对灯光产生了依赖感，希望它能带给自己好运：“我相信任何一盏灯光/都会改变我的命运/此后我的人生/就是另外一种风景”。
这是一种多么美好的前景，然而它只能止于想象，无法成为现实。“我”也是清醒的，没有亦步亦趋，“但我只是望着这些灯光/望着它们在黑暗的大地上/一闪而过 一闪而过/沉默不语 我们的汽车飞驰”。这是对现实状况的把握，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灯光”虽然温暖而明亮，毕竟离自己太远，无法给予更多的帮助。从“我”的角度而言，作为一个有自己的方向的赶路人，只能前行而不能停止，因此，“我们的汽车飞驰”，让灯光在身旁或远方“一闪而过”。
诗歌的结尾意味深长，当“我”浮想联翩时，一个陌生人在身边熟睡。在这里，诗人至少提供了两层含义给人们揣摩。其一，“我”身旁的人的确在熟睡，他的安静符合全诗营造的氛围，衬映了世界的美好；其二，“我”身旁躺着的是一个陌生人，他很可能是表面在熟睡，实际上是醒着的，那么，人们就不得不怀疑此人的身份，并对他的这一行为做出提防。也就是说，第一种状况是和谐的，令人放心的，第二种状况则让人担心，甚至恐慌。仅仅是一个人“熟睡”的描写，就勾起了我们无尽的联想，诗歌的魅力可见一斑。
我相信这是一首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人遗忘的诗篇，如果这样的作品蒙尘，将是时代的悲哀——人们过于追求物质享受而对优美的精神产品视若无睹。当然，这只是部分的于坚，或者说是短暂的于坚。90年代后，于坚一度改变了风格。
《在漫长的旅途中》让我想起十多年前读到的某个诗人的作品，也是朴素的口语，也是写灯光，那首诗震住了初入诗坛的我，我喜欢上了它，并且模仿它写了一首《灯光》。现在我才知道，我曾经喜欢过的那首诗不过对《在漫长的旅途中》的模仿而已。在多年的阅读经历中，类似的状况并不少见，我手头上存积了一批“模仿者名单”，个别模仿者还是“著名诗人”。我想，如果这些人不是有意的，那么只能说明一个事实——优秀的文学作品对人心的浸润是潜移默化的，你身陷其中而不自知。作为一个诗人而言，这是一种悲哀，因为他永远被别人的光环笼罩着无法自拔。
有意思的是，于坚的这首《在漫长的旅途中》也曾被人指责为模仿了美国诗人弗洛斯特的名作《未选择的路》。《未选择的路》写的是“我”经过树林时，在两条分岔的路口犹疑不定，最后选择了其中人迹较少的一条。当年的选择不同，导致了后来整个人生格局的差异。试看该诗结尾几句：“一片树林里分出两条路——/而我选择了人迹更少的一条，/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而《在漫长的旅途中》也出现了“选择”：“我真想叫车子停下/朝着它们奔去/我相信任何一盏灯光/都会改变我的命运/此后我的人生/就是另外一种风景”。立意上的确有相似之处，至于是不是模仿，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看法。在我看来，要说于坚模仿了弗洛斯特，恐怕牵强了些。文学作品的最大区别在于细节，不同细节的出现，意味着作者的不同经验，古往今来，许多文学作品从作者各不相同的生活经验出发，最终抵达同一目的地，因此，于坚的《在漫长的旅途中》一诗只是领悟到与弗洛斯特相似的感受而已。否则我们完全可以认为杜秋娘的“花堪折时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是模仿了李白的“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或者艾略特的“四月是最残忍的月份，在死地里培育出丁香”是模仿白居易的“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
不过，于坚极为心仪弗洛斯特，倒是毫无疑问的。1990年，于坚专门写过一首《读弗洛斯特》：
在离大街只有一墙之隔的住所
读他的诗是件不容易的事情
起先我还听到来访者叩门
犹豫着开还是不开
后来我已独自深入他的果园
我遇见那些久已疏远的声音
它们跳跃在树上 流动在水中
我看见弗洛斯特嚼着一根红草
我看见这个老家伙得意洋洋地踱过去
一脚踩在锄头口上 鼻子被锄把击中
他的方式真让人着迷
伟大的智慧 似乎并不遥远
我决定明天离开这座城市 远足荒原
把他的小书挟在腋下
我出门察看天色
通往后院的小路
已被白雪覆盖
诗歌的第一句，点出了自己所处的环境：“在离大街只有一墙之隔的住所”。这样的环境，躁动而喧嚣，大街上的各种声音不经过预约就会钻进耳膜。在这样的环境下，读一个外国诗人的诗，“是件不容易的事情”，更何况那是一个倾心于自然的外国诗人。
“起先我还听到来访者叩门/犹豫着开还是不开”。朋友的来访，使阅读者陷入了两难，开门，还是不开？如果开门，可以见到生活中的友人，不开，则可与一个远方的伟大灵魂相遇。经过一番思想斗争，诗人选择了阅读，装作不在家，没有开门，于是“独自深入他的果园”。
在果园中，“我遇见那些久已疏远的声音”，这些“声音”，无疑是指弗洛斯特的诗句，“它们跳跃在树上 流动在水中”，与自然融为一体。“我”还从诗句中看见了诗人的形象，他“嚼着一根红草”，“得意洋洋地踱过去”，“一脚踩在锄头口上 鼻子被锄把击中”，这种形象平实、自然，与大地紧密相连，因而“让人着迷”，并且从中得到启发，感到“伟大的智慧似乎并不遥远”。
被诗人营造的氛围所吸引，我开始向往大自然，并且产生了“离开这座城市远足荒原”的冲动。可想而知，这个时候，“我”已经完全沉浸于弗洛斯特的气场之中，思想被他所征服和左右。于是，“我”显得有些迫不及待地“把他的小书挟在腋下/我出门察看天色”。这两句，把关注点从无边的联想中抽回现实，预示着对书本的阅读的结束，也预示了行动的开始。从画面来说，也比先前鲜活了许多，如果说前面是一幅宁静的雪夜读诗图，那么后面有了动感，成为雪夜寻人图，从静到动，只是一句话间的事。
然而天不作美，“通往后院的小路/已被白雪覆盖”，白雪掩盖了道路，“我”无法成行。诗歌表达了一种无法实现的期待，也托出了一份对先贤的向往。短短十余行，从现实世界进入幻想世界，最后又抽身而出，无论诗意与技巧都拿捏得恰到好处，堪称大手笔。
八
我买过于坚的两本诗集：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出版的《对一只乌鸦的命名》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于坚的诗》。前者是自费出版，用作者的话说：“乌鸦”通过邮局一只只地飞往全国各地。后者是于坚第一本公费出版的诗集，印数5000册，大中城市的新华书店基本有售。于坚的“处女诗集”《诗六十首》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于1989年，也是自费，据说单靠邮购，就卖出4000多册，算是一个小小的奇迹。但当时我“熟悉”的诗人只有徐志摩、余光中和席慕容，对“第三代诗人”闻所未闻，自然无从邮购了。当我“熟悉”于坚而起邮购之心时，《诗六十首》早已售罄。一个成就卓著的诗人，从自费到公费，竟然经历了十一年的历程，诗歌在“诗之国”的地位如何，这一过程可供参考。
于坚的散文要走运得多，好像没有自费的记录。《棕皮手记》、《人间笔记》等散文随笔集为他在散文界找到了一张“虎皮交椅”。近几年于坚更是频频出书，俨然“诗文双栖”。2004年云南人民出版社一次性推出5大卷《于坚集》，每一卷都像砖头般厚重，也许是因为过于昂贵，也许是因为其他原因，我在书店斟酌良久，还是没有掏出钱包。
作为诗坛所谓的“民间立场”领军人物，90年代中期以后，于坚大有搬出“尚义街”的苗头，国内国际诗歌界的重大活动时常闪烁着他矮壮的身影，作品发表后也不难听到喝彩声。神秘人士百晓生在《诗坛英雄座次排行榜》中说于坚“时时有并吞中原之心，其手下豪杰遍布华夏，一日起事，当能一统河山”，绝非捕风捉影。
事实上，很多年前就有人称呼于坚为诗歌界的“云南王”了，虽然那位命名者有嘲讽的成分，但现在我们完全可以从正面理解它。既是“王”，那么体现在诗歌中，自然有王者风范，除了《尚义街六号》的平和与幽默，于坚80年代的《怒江》、《南高原》等诗歌就暗含着一种大气与霸气。
大怒江在帝国的月光边遁去
披着豹皮 黑暗之步避开了道路
它在高原上张望之后
选择了边地 外省 小国 和毒蝇
它从那些大河的旁边擦身而过
隔着高山 它听见它们在那儿被称为父亲
它远离那些隐喻 远离它们的深厚与辽阔
这条陌生的河流 在我们的诗歌之外
在水中 干着把石块打磨成沙粒的活计
在遥远的西部高原
它进入了土层或者树根
——《怒江》
这首短诗，简单、直接而意韵悠长，还有象形之美，与后来《0档案》、《飞行》的身架庞大而内容琐碎大异其趣，也与以海子等人为代表的另一种写作截然有别。只不过80年代中期只流行“pass北岛”而不大注重诗坛位置的高低，因而“第三代诗人”各种风格相安无事。1999年的“盘峰论争”使得中国诗歌出现了“分水岭”，一边是“知识分子写作”，一边是“民间立场”，两派诗人在这一浩浩荡荡的“运动”中各取所需，一改当年的“只破不立”为“既破（别人）且立（自己）”，直逼得另一批不甘寂寞的诗人冥思苦想出了个毫无创意的“第三条道路”以证明自己的存在。可见两种写作观念影响之深，两派人马隔阂之大。其实这又何必呢？诗歌不是小事，任何人都不可能包办一切，否则人类只需一个荷马或一个莎士比亚就已足够。我不大习惯于坚在这场论争中的表现，不是说他的发言和后来的文章没有道理，而是说以他的才能和在民间的影响，没有必要掺入此类有争议的活动，他的作品就是最好的发言。一个真正的诗人不会在乎流派和世俗地位，诗人小海在一封信里这样对我解释“领袖”：衣服的领子和袖子是最脏的。
我曾经在一篇题为《散漫者的“扎堆”情结》的文章中表达过这样的观点：那些热衷于命名的诗人具有浓重的“文学史情结”，不管他是否承认，不管他是否意识到。而在散文集《人间笔记》的后记里，于坚这样说：“我的写作是交代。……交代的结果，将是使我从某种文学史中退出。”似乎有不把文学史当回事的意思。而在我看来，于坚只是不在乎现存的、腐朽的文学史，他“从某种文学史中退出”，只是为了进入另一种文学史，仍然没有脱离“史”的情结。诚然，能在自己所满意的文学史里占有一席之地没什么不好，只是，诗人在写作时能否少想一些“文学史”什么的？
当然，对于这一点，于坚是开阔而大气的，在接受吴怀尧的采访时，于坚表明了自己对文学炒作的态度：“怎么写是作者个人的自由，怎么写都可以，自我肯定、吹嘘也很可爱。为名声而写虽然次，但总比杀人放火强。只要别党同伐异就好。”
九
我喜欢《作品39号》、《作品52号》、《罗家生》、《尚义街六号》等简洁平实的于坚，也喜欢《避雨之树》、《避雨的鸟》、《对一只乌鸦的命名》中严肃自省的于坚，以及《灰鼠》、《啤酒瓶盖》里开朗幽默的于坚。特别是《对一只乌鸦的命名》，让人们看到了他与史蒂文斯《观察乌鸫的十三种方式》之间的抗衡，一个结构，一个解构，异曲同工，都是佳篇。诗歌的结尾几句，给人无尽思索：
当那日我听见一串串不祥的叫喊
挂在看不见的某处
我就想说点什么
以向世界表白我并不害怕
那些看不见的声音
但我不大喜欢《0档案》和《飞行》，这两首诗都是下了好大工夫才勉强读完，也许是性情所限，我不大容易接受那种“庞然的琐碎”。
事实上，1994年以后，我对于坚诗歌的兴趣就逐渐淡薄了，几年前，朵渔曾寄过一本《大家》，说上面于坚的诗《苍山之光一秒钟前在群峰之上退去》十分优秀。短短数十行，我读了好几遍都读不下去，费劲，跟不上那种“豪气干云”的节奏。我还站在一家书店里读过《便条集》，大64开本的“口袋读物”或“袖珍图书”。此书各篇张贴在网上时捧场者甚众，我仍不能很乐观地面对它。这是一部半成半败之作，成功的一半发人深省，不成功的那一半过于随意、缺乏深度，的确像“便条”。如果作者不是于坚，我怀疑这些句子结集成书的可能。想起于坚在《1998中国新诗年鉴》的序言中说杨克和非亚70年代末就办《自行车》这一随意性的误会（实际上《自行车》创办于1990年），我就理解了他写“便条”时的自在。我一度想给于坚打电话谈谈阅读感受，但终于没有。
而那一年最震撼我的诗歌也出自《便条集》。有一节写的是两个人彼此把对方当作朋友，相互告诉对方自己的一切，如电话号码、初恋情人、当过小偷，写过匿名信等等，甚至连自己老婆都不知道的隐私也全盘托出。最后三句，诗人笔锋陡转，看似漫不经心地说：有朝一日，这一切都会成为“坦白从宽的资本”。真是“一诗读罢头飞雪”：
他们彼此视为朋友
他告诉他 他家的电话
供出他的初恋情人
（对老婆也是保密的）
他到他家来 抽烟
看电视 使用
卫生间和剃须膏 经过卧室
偶然看见他的床头柜上
扔着短裤 是花布做的
他们促膝交谈 大骂某某
互相交代昔日的罪过
他当过小偷 他写过匿名信
离开时 他顺便带走一包牛肉
他们肝胆相照 心心相印
死党 铁哥们 兄弟
为的是有朝一日
这一切 都成为
坦白从宽的资本
顺便啰嗦几句，关于友情的文学作品，给我印象深刻的除了这一则“便条”，还有苏童的小说《星期六》。写的是同在一个城市上班的男人小孟和老漆在火车上相遇，在下车时小孟得到老漆的主动帮助而致使两人相识。成为朋友后，老漆对小孟一家的热情一如既往。每逢周六喜欢到小孟家里闲聊，并常主动义务帮忙，从修钟表、通下水道的小事到调动工作的人生大事，令小孟夫妻感激不已。老漆的来访逐渐引起小孟的妻子宁竹的反感，终于有一天，老漆来敲门，宁竹与小孟装作不在家而故意不开门。在老漆失望地离去时，突然看到了正从窗口探头出来查看他是否已走远的宁竹。后来老漆再也没到小孟家里串门。
小说的结尾是这样的：“他们后来在火车站的月台上有过一次重逢，只不过小孟是上车去外地出差，老漆是来送客，送一群来自东北的客人，小孟猜想那是老漆新交的朋友。小孟断定老漆看见了自己，老漆的目光好几次从他脸上扫过。但他还是故意把他遗漏了。小孟羞于跟老漆打招呼，他一直埋着头，一边偷偷观看老漆，一边焦急地等待火车启动。火车启动了，他看见老漆在月台上挥手，小孟知道他不是在向自己挥手，他是在向他的东北朋友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