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会呼吸，像青草一样
把轻轻的梦想告诉春天
我希望会唱许多歌曲
让唯一的微笑永不消失
——《我会像青草一样呼吸》节选
顾城
原籍上海，1956年9月24日生于北京。著有诗集《黑眼睛》、《顾城诗集》、《顾城童话寓言诗选》，文集《生命停止的地方，灵魂在前进》、《没有目的的我》、《顾城文选》四卷，长篇小说《英儿》等。1993年10月8日去世。
2000年夏天，我在应“90年代诗歌论坛”（又称“衡山诗会”）主办者之邀列举“90年代最震撼人心的10个诗坛事件”时，列出了“《后朦胧诗全集》出版，顾城袭妻、自编，《诗歌报》停刊、复刊再停刊，《〈他们〉十年诗歌选》出版，盘峰会议，70后诗人浮出水面并引起重视，诗生活、界限等网站的出现”等内容。尽管在行文时将《后朦胧诗全集》出版列于首位，但事实上我首先想到的是顾城。我至今忘不了1993年10月13日。那一天上午，正在四川乐山市造纸厂进行毕业实习的我，从当天出版的《乐山日报》上看到了顾城于10月8日在新西兰上吊自杀的消息。这个消息给我双重震惊：首先，我几近崇拜的诗人英年早逝；其次是他离开人世所采取的方式以及此前的行为——用斧头袭击妻子谢烨并最终致其死亡！
那之后整整两天，我都神志恍惚，百感交集。我知道，受到震撼的绝不止我一个，直到今天，人们仍然不时谈论这一话题。在纷纭的传闻中，每个人都在对事件作出自己的甄别和判断，自然，结果不尽相同。
一
1956年9月24日，顾城出生于北京白塔寺边的人民医院。顾城的父亲顾工是有影响的部队诗人，但从顾城后来发表的作品看来，他并没有受到父亲的影响。
6岁的时候，顾城“写”下了他生命中的第一首诗：“星星在闪耀，/月亮在微笑。/我的姐姐呵！/等得爸爸回来了。”说是写，其实是“口授”，由比他大两岁的姐姐顾乡记录在一张明信片上，因为当时顾城还不懂得写字。
这样的“诗歌”自然不会有什么微言大义，它更接近顺口溜，但明信片寄出后，仍然在顾工的单位引起了轰动。
在顾城看来，自己5岁前是快乐的，后来进了幼儿园就不那么快乐了。为了逃脱幼儿园的拘束生活，顾城没有上大班就直接读小学。而小学同样不幸福，一年级到三年级，反复更换学校。只有在课外时间，顾城才会开心起来，因为他可以在荒地上找小动物玩。
“文革”开始时，顾城正读三年级。“同学们都兴奋起来，老师开始也还高兴，给我们念一段《燕山夜话》，然后怒火万丈地批判；很快好的就都变成了坏的，老师带头造反，把校长围了起来，校长也大声背诵毛主席语录，要把模范老师修正主义地主分子捉起来。”（《责任与思索》）
1968年，军宣队将顾工保存的书籍用麻袋装走，只剩下一本《昆虫记》因为包在旧报纸里没被发现而幸存下来。这本唯一未被军宣队抄走的科普读物使无书可读的顾城成了狂热的昆虫爱好者，在后来很多次演讲中，顾城都会提到书中的一句话：“它来到世界中，没有谁欢迎它，石头是摇篮……”《昆虫记》对顾城后来的诗歌创作也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他的那些融入自然、歌唱自然的童话型诗歌，充满了对微小事物的热爱与亲近。
从1966年开始，顾城再也没有进入过学校学习。但诗心在生长，1968年9月，12岁的顾城第一次用笔写下诗歌《星月的来由》和《烟囱》。
树枝想去撕裂天空，
却只戳了几个微小的窟窿，
它透出天外的光亮，
人们把它们叫做月亮和星星。
——《星月的来由》
烟囱犹如平地耸立起来的巨人，
望着布满灯火的大地，
不断地吸着烟卷，
思索着一件谁也不知道的事情。
——《烟囱》
这两首诗作为顾城的处女作，被置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顾城的诗》篇首，我们从中可以很明显地感受到诗人丰富的想象力，以及对自然万物的倾心。
由于对大自然和小昆虫的热爱，1969年秋天，当顾城听到要全家下放到山东火道村时，竟然欢喜万分。然而，到达目的地后，顾城狂热的心冷了下来，等待他们的不是自由自在的昆虫世界，“而是暗色的茅顶、土墙，和直达天际的荒滩……”
在那以后的3年里，顾城由一个昆虫爱好者变成了“放猪和拾柴的爱好者”，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别有天地》一书里，收录了许多顾城与猪的合影。其中有一幅：小小的顾城一身灰衣，站在猪圈门口，一脸宁静。
虽然每天放猪拾柴，但顾城没有放弃他的写作爱好，1971年，顾城写下了《生命幻想曲》、《我赞美世界》等后来引起广泛反响的诗歌。顾城把这些诗抄在一个小本子上，命名为《无名的小花》。
1973年，顾工被“落实政策”，到济南军区宣传部工作。在济南，顾城看到了《高山下的花环》的作者李存葆。李存葆叫顾城念两句诗歌给他听。顾城背诵了《生命幻想曲》里的几句，其中有“睡吧，合上双眼/世界就与我无关”。李存葆听了，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但最后还是很大方地鼓励了几句。而这些诗在《闪闪的红星》的作者李心田看来，不够进步，“属于三四十年代的货色”，“得批判”。后来，又有人把顾城的诗推荐给当时还未“落实政策”的郭小川，郭小川读后，批了几个大字：“艺术的没落，政治的死亡。”
1974年，顾城重新回到北京。开始在《北京文艺》、《山东文艺》、《少年文艺》等报刊零星地发表作品。1976年4月5日，顾城参加了天安门广场的悼念周恩来的大集会，面对如此壮观的场面，激动万分。被拥挤的人流撞倒在地时，顾城如梦初醒，“突然懂得了毕生的使命”，于是对热衷于培养他的党支部书记说：“我要写，一生都不够。”书记愣了半天后，反问了一句：“那么，工作呢？”
二
习诗以来，我阅读过顾城的大量作品，20世纪80年代末，他的好几首短诗曾令我神往和迷恋，记得有一本书叫《青年诗选1985—1986》，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里面收录了许多当年引领潮流的诗人的作品。于坚的《尚义街六号》、《作品39号》，北岛的《结束与开始》，韩东的《美好的日子》等都是我第一次从这个选本上读到的。还有顾城的《早晨的花》，这首创作于1983年4月的作品，语言丰富，想象奇崛，是典型的天才之作：
1
所有的花都在睡去
风一点点走近篱笆
所有花都在睡去
风一点点走近篱笆
所有花都逐渐在草坡上
睡去，风一点点走近篱笆
所有花都含着蜜水
所有细碎的叶子
都含着蜜水
2
她们用花英鸣叫
她们用花英鸣叫
她用花心鸣叫
细细的舌尖上闪着蜜水
她用花心鸣叫
蜂鸟在我耳边轻轻啄着
她用花心鸣叫
风在篱笆附近响着
远处是孩子，是泡沫的喧嚷
她用花心鸣叫
午后的影子又大又轻
她用花心鸣叫
我同时看见
她和近旁的梦幻
3
午后的影子又大又轻
早晨的花很薄
早晨的花在坡地上睡去
早晨的花很薄
被海水涂过的窗贝
也是这样，很薄
早晨的花很薄
陆地像木盆一样摇着
木盆在海上，木盆是海上的
早晨的花也是海上的
4
我不是海上的
空气中有明亮的波纹
花朵很薄
我不是海上的
早晨的花呵
我不是海上的
她们用花心歌唱
在海上，我被轻轻地揉着
像叶子一样碎了
海有点甜了
我不是海上的
花在睡去，早晨在哪
风正一点点侧过身
穿越篱笆
《早晨的花》作于1983年4月，那时候顾城作为“朦胧诗人”的代表之一，正处在批评与赞扬的“冰火两重天”之中，而对于他的创作而言，却是黄金时代。顾城大部分有影响的诗都创作于1979年至1983年，比如《一代人》、《远和近》、《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感觉》、《风的梦》、《等待黎明》等。
这首诗运用的手法很简单，无非是拟人、排比、反复。将花和风都拟人化，通过一些简单的排比，对这些花朵和清风进行反复描述，使一种单纯、自然的印象深入人心。
全诗四节，每一节的词句间都有反复，比如第一节，短短九行，“所有花”就出现四次，“风一点点走近篱笆”出现三次，“睡去”出现三次，“蜜水”出现两次。第二节，“她们用花英鸣叫”出现两次，“她用花心鸣叫”出现五次。第三节，“早晨的花很薄”出现四次，“木盆”出现三次，“海”出现三次。最后一节，“我不是海上的”和“花”分别出现四次。而节与节之间，则是诗句与诗意的回环，花，叶子，风，草坡，篱笆等交叉出现。这种反复，就像音乐中的回旋，有一种暗示和强调的作用，一次又一次，把读者带回到既熟悉又陌生的境地。整首诗像一首温婉的催眠曲，营造了一个童话般的氛围，露水般晶莹，梦幻般轻灵，单纯而美好。
1983年，中国诗歌正“朦胧”得一塌糊涂，像这样的清新之作十分少见。从这首诗可以很明确地感受到顾城与北岛、杨炼等人的区别：北岛的诗歌气势昂扬，有殉道者的悲壮；杨炼的诗歌浑厚磅礴，文化感浓郁；顾城的诗歌所专注都是自然界中纤弱而明媚的事物，再辅以丰富奇崛的想象，创造了一个令人神往的艺术空间。
类似的诗歌，在顾城的作品数量不少，比如《风的梦》和《等待黎明》，这两首诗无论长度还是内在的气质，都完全可以和《早晨的花》媲美。
由这些诗歌可以看出，顾城是一个天生的诗人，一个连小学都没读完的少年，如果没有超人的天赋，不可能在中国当代诗歌稳居一席。顾城作诗，依靠的不是社会经验，而是对万物的敏感和与生俱来的才华。无论是从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顾城早年诗选《走了一万一千里路》，还是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顾城的诗》中，想象新奇、语言独特的诗篇，难以计数。
与顾城的诗歌意境一样新奇的是关于顾城的不谙世事。
诗人杨克在《诗歌·1985前后的几个片断》中形象地描述了顾城当年参加漓江诗会的情景：“那时开笔会，二十来岁的，没有一个人能够带夫人，但是顾城每次都带谢烨，因为他连买个火车票也弄不太明白。顾城跟日常生活有隔膜，会议晚上有卡拉OK什么的，他觉得受不了，只想钻到桌子底下去，他似乎只能跑去森林里面，听那种诸如鸟的叫声、树叶掉下的声音、蚂蚁从地上爬过的声音。顾城发言时眼睛会翻到上面去看屋顶，不看会场。说‘街上走过的女孩像水草，男人都像矿石’，他用这种语言来谈诗。我跟他一起在桂林上街，街边有人卖古钱币，我过去问，这个多少钱？人家会说二十或三十块。顾城一问，人家会说，你们买不起的，走吧，就把我们赶走。”
舒婷在《不堪回首，一辈子为了钱犯愁》中，也提及了不少顾城的趣事。
有一次，顾城收到了一百五十元稿费，非常开心，便跟谢烨一起手拉手，穿过一个大广场和两条街，把钱存到银行里。可是几个小时后他们才发现没钱买菜了，于是两人又手拉手，穿过广场和街道，去银行领了十元钱。事情还没完。第二天早上，他们又发现自行车胎破了，便再次去银行取了十元钱。银行营业员有些不耐烦，半生气半开玩笑地问：“你能不能把下午的十块钱一起领了？”
还有一次在国外，舒婷和顾城、谢烨一起去逛商店，谢烨看到了一个中国制造的小玩具，思乡之情顿生，再加上这个玩具售价不足两美元，很便宜，便想买回去给儿子木耳。顾城不同意，就跟小孩子撒娇一样坐地上，气得谢烨当场流下眼泪。舒婷忙说由她买来送给木耳，顾城才很不好意思地从地上站了起来。
舒婷把顾城的这些表现归结为因为穷惯了，“为钱犯愁”，但从另外的角度看，何尝不表现了顾城对世俗生活没经验的“单纯”？
顾城肯定也意识到自己与世俗格格不入的毛病，因此偶尔也会自嘲一下。1992年6月15日，顾城在伦敦大学举办的“中国现代诗歌讨论会”上发言时，就讲述了他的一次有趣经历：1988年，顾城应邀赴美国讲学三个月。顾城和谢烨去办去美国的签证，办事处的职员问顾城是什么肤色的人种。顾城说：你可以在这一栏里写上“美丽的”。
世俗生活的“弱智”到了艺术世界中，却成为罕见的天才，被万人追捧、仰慕，造物主就是那么神奇。
三
关于顾城、北岛等诗人当年的受欢迎程度，可以举出无数例子作为证明。这里仅举一例。
1986年12月上旬，《星星》诗刊在成都举办“中国·星星诗歌节”，诗歌节还没开始，两千张门票就被一抢而光。为了防止出现意外，开幕那天，主办方专门安排了工人纠察队维持秩序。诗人在场上演讲时，不时被台下的“诗人万岁”的呼喊声打断。诗人们演讲结束，大量读者在通道旁等着索要诗人签名，需要警察或纠察队保护才能顺利走出会场。有一次，舒婷甚至被“围困”得根本无法离开会场，最后只好由几个警察架着她，另几个警察在前边开路。
尽管主办方对场面的火爆情况早有心理和人力准备，但后来还是出现了“事故”，一些没弄到票的读者爬窗子进入会场，致使会场秩序大乱。大量听众冲上舞台，要求诗人签名，有的人还把钢笔直接戳在诗人身上。诗人们招架不住，赶忙逃进更衣室，把灯关掉，小偷般地缩在桌子底下。有人推门进来问：“顾城、北岛他们呢？”一个尚未来得及躲藏的诗人急中生智，战战兢兢地用手一指后门口：“从那边溜了。”于是，观众顺着诗人手指的方向潮水般往后门涌去。
活动的主办者之一、时任《星星》副主编的叶延滨2008年7月在接受《中国财经报》记者的采访中，对当时的盛况进行了更详细的描述：
1986年在成都举办的《星星》诗歌节，是中国诗歌热度最高的一个标志了。当时我任副主编，诗刊发起“我最喜爱的10位当代中青年诗人”活动。读者参加投票的信件如雪花般纷至沓来，最后舒婷、北岛、傅天琳、杨牧、顾城、李钢、杨炼、江河、叶文福，还有我10人当选。
当时，对于诗人们的动向，成都3家电视台每天的新闻联播前先报告15分钟，诗人受关注程度真不亚于奥运传火炬。举办讲座的票由2块钱一张炒到20块钱，是当年人们40元钱工资的一半。记得叶文福讲演那天，我主持会场。结果讲演厅6道大门挤坏了5道，椅子被踩坏了几十把。所有的听众都挤到了讲台的跟前，前胸抵后背，没有一个人肯坐下来。为了防止踩踏事故的发生，我站在讲台上向听众鞠了三十几个躬。
朗诵晚会那一天，观众把现场挤得水泄不通，人群中甚至有人不断高呼“诗歌万岁！”“诗人万岁！”场面热到无法控制，听完后人们一齐往上涌。叶文福的脸上又是口红又是鼻涕、眼泪，我说的一点也不夸张。现在的明星没有一个能享受到这样的待遇。
上面的这些说法在一个严谨的学者那里得到了证实。2006年9月，北大教授、著名学者洪子诚到广西师范大学讲学时也谈到了这次活动的盛况：当主办方为“十佳青年诗人”颁奖时，获奖诗人叶文福被冲上台来的“粉丝”们抬着一个劲地往天上抛。另一些人围着顾城，如众星拱月，顾城躺在地上高呼“反对个人崇拜”。有一个为了诗歌而辞掉工作的大连青年，在那几天里一直跟着诗人们，要向诗人倾诉内心的痛苦。在被诗人拒绝之后，这个小伙子二话没说，掏出一把匕首戳进自己的手背，说：“我要用我的血，让你们看到我对你们、对诗的热爱！”
这个小伙子绝对不会想到，仅仅7年之后，他的偶像也像他一样操起了刀斧，但他的偶像砍的不是自己，而是相濡以沫十余年的妻子。
上面所说的事情发生在1986年。对于中国新时期诗歌来说，这是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年份。一方面，在这一年，新世纪出版社出版了《北岛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顾城的诗集《黑眼睛》，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北岛、舒婷、顾城、江河、杨炼的诗合集《五人诗选》，“朦胧诗人”的地位终于获得官方肯定，并达到了他们诗歌生涯的顶峰，享受了今天只有影视明星才可能得到的最高礼遇。另一方面，更年轻、更具破坏力的一大拨诗人正蠢蠢欲动，揭竿而起，喊出了“Pass北岛”、“打倒舒婷”的口号。从1984年开始，这些后来被称为“第三代”的诗人们就在全国各地暗暗集结，蓄积力量，1986年10月，徐敬亚等人在深圳操持“现代诗群体大展”，100多个“流派”迅速聚集起来，在当时中国所有报纸都只有4个版的情况下，《深圳青年报》和《诗歌报》连续三期，破天荒地给出了7个大版面来刊登他们的作品，轰动全国。
也是从这次大展开始，“第三代诗人”“起义”成功，取代“朦胧诗人”走上了前台，至今，他们中的优秀者如于坚、韩东、西川、欧阳江河等人仍然是中国诗歌界乃至于中国文学界的中坚。虽然顾城等人也以“朦胧诗人”的名义参加了86大展，但读者的目光已经更多地停留在那些更新锐而有破坏力的诗人身上了。因此，也可以说，1986年，是“朦胧诗人”的最后辉煌。
对于顾城而言，1986年的另一件重要的大事是在这一年6月北京市作协举行的“新诗潮研讨会”上与时任《诗刊》编辑的李英（英儿）的相识，从此，命运之神在他与英儿、谢烨之间纠葛不清，直到家破人亡。
四
参加天安门广场的“四五”集会后，顾城对诗歌有了新的认识，不再一味地书写小花小草，而是开始了对生活和命运的思考。在那一个月，顾城写下了一首与以往任何时候都不同的短诗《巨星》：
在宇宙的心脏，燃烧过一颗巨星，
从灼亮的光焰中，播出万粒火种。
它们飞驰，它们迸射，点燃了无数星云。
它燃尽了最后一簇，像礼花飘散太空，
但光明并没有消逝，黑暗并没有得逞，
一千条燃烧的银河都继承了它的生命。
很明显，诗人在这个时候豪情万丈，信心十足。特别是最后两句，颇有北岛的悲壮慷慨之风。
与此同时，顾城开始了“疯狂”的投稿行动——把自己知道的所有报刊的地址都用一个小本子记下来，把一大摞信封堆在桌子上，按照本子上的地址填好，每个信封塞一两首诗，也不管这些杂志是国家级的《诗刊》、《人民文学》，还是省市级刊物，以及县区级的内部小报，只要有稿费，都一视同仁。给编辑的信也是复印好的，上面写着“编辑同志，寄上拙作，多多批评”等字样。
多年以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顾城回忆起了当年的“投稿生涯”，不无幽默地说，“我觉得这就跟玩儿电子游戏机似的，你这边儿诗往信筒里一扔，扔着扔着扔着，那边儿‘哗啦’来一张汇款单。这是实际的，就跟那个‘老虎角子’机似的，比较省心。”（《人可生如蚁而美如神》）
尽管也在一些刊物上发表了作品，但对于有“野心”的诗歌写作来说，光有信心和热情远远不够，还需要对现实生活有足够深入的认识，以及开阔的艺术视野。在随后的两年中，顾城开始有目的地锻炼自己，终于在1979年4月，写下了他被流传最为广泛的诗歌《一代人》：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这首诗，以对“文革”的残酷性的委婉揭露和对个人愿望的无畏袒露并置其中，既是诗歌，又是哲理名句，易于背诵，至今仍然是各种新时期诗歌选本的必选作品。
也是在1979年，顾城读到了北岛、芒克等人创办于1978年12月底的《今天》杂志，惊讶万分，在此之前，他以为这个世界上除了自己，没有人会写这样的诗。在姐姐顾乡的带领下，顾城在《今天》编辑部认识了北岛、芒克等“今天派”诗人，并以“古城”为笔名在1979年秋天出版的《今天》第三期诗专号上发表作品。后来，他们一起被命名为“朦胧诗人”。
现在，有人认为，顾城是在《今天》发表作品后才受到关注的，这与事实不符。在写出《一代人》的前几个月，顾城已经具有了一定的影响。1979年3月，北京西城区文化馆创办的《蒲公英》报第三期，在头版以半个版的篇幅发表顾城的油印诗集《无名的小花》中的诗作，首印5万份很快销售一空。那一天，顾城特地买了一百份报纸，兴奋地沿街狂奔。
由于反响热烈，《蒲公英》开始分期选载《无名的小花》中的其他诗作。被称为“国刊”的《诗刊》也向顾城伸出橄榄枝，于当年10月发表他的《歌乐山诗组》。
1979年3月中旬，右派平反之后安排在安徽省文联工作的著名诗人公刘读到顾城发表于《蒲公英》上的诗歌后，马上写成《新的课题——从顾城同志的几首诗谈起》一文，认为这样的诗歌是新生事物，值得重视。文章完成后，在“地下”广为流传，几经波折，这篇文章才发表在当年10月出版的《星星》复刊号上，随后被1980年《文艺报》一月号转载，并加了编者按。4个月后，谢冕在《光明日报》发表《在新的崛起面前》，由此掀起了全国范围内的“朦胧诗大讨论”。
此时的顾城已声名鹊起，受到了更大范围的关注。1980年10月，《诗刊》在北戴河组织了首届“青年诗作者创作学习会”，顾城、梁小斌、张学梦、叶延滨、舒婷、江河、杨牧、徐敬亚、王小妮等17个青年诗人参加。“学习会”结束后，《诗刊》十二月号以“青春诗会”为名推出专号，此后，一年一度的“青春诗会”成为中国诗坛最具影响力的活动品牌，被誉为“诗坛黄埔”。
这一届“青春诗会”历时一个多月，其时间长度和隆重程度堪称空前绝后，艾青、臧克家、田间、贺敬之、蔡其矫、李瑛、冯牧、黄永玉、高莽、袁可嘉等当时在诗歌界最有名望的诗人和理论家都给青年诗人授课。由于当时比较兴奋，也没见过什么大场面，顾城在发言时有些口无遮拦，他说，中国人见面，老问“吃饭了吗”，怎么没人问“你快乐不快乐”啊？第二天早上，有人一见到顾城，就问他：“你忧郁吗？”把顾城弄得哭笑不得。
那次诗会，顾城对诗歌的热爱和对朋友的真诚令与会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据梁小斌回忆，当时的顾城个子不高，笑吟吟的，十分和善。第一次见面时，顾城背着书包，里面全是诗稿，风一吹，稿子满院子乱飞。而徐敬亚至今仍清楚地记得，诗会结束前，顾城专门装了一书包的梨送给在场的每个人，以示分离。
这只能算小插曲。在那次诗会上，顾城的另一段发言差一点闯了大祸。顾城谈起了现实与大自然之于诗歌创作的关系，认为政治口号只是一阵风，大自然要长久得多。随后，顾城举了一个例子：以云朵的角度看大地，国徽跟瓢虫身上的花纹没什么两样，甚至还没瓢虫好看。这些话一出口，好几个老诗人当场拂袖而去，唯一留下来的柯岩很严肃地说：你要是我儿子，我现在就给你两嘴巴，你知道那国徽上有多少先烈的鲜血吗！
据第一届“青春诗会”的“班主任”王燕生透露，《诗刊》“青春诗会”专号发表了顾城的《小诗六首》后，很多人不理解，他的一位在大学中文系任主任的朋友指着顾城的《弧线》说，这也是诗吗？什么“鸟儿在疾风中迅速转向”，小孩撒尿难道不是弧线？在随后几年，这首诗引起了更广泛的争论。在张映光撰写的人物印象文章《孙绍振：命运浮沉因诗歌》中，孙绍振回忆道：
1980年，我参加了南宁的诗会。会议即将结束时，会议组织者张炯觉得不够热闹，说叫我“放一炮”。当时顾城刚刚在四川的《星星》上发表了《一代人》、《弧线》，被很多人称为“古怪诗”。我为之做了辩护。没想到，诗会一下变得四分五裂，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有人说，现在的问题不在古怪诗而在于古怪理论。我回击说，你们说你们读不懂那些诗，还说要对年轻人加强指导。你们既然读不懂凭什么指导人家，凭你们比别人干饭吃得多？凭你们胡子比别人长？这番讲话激怒了很多人。他们说，这家伙说我们是吃干饭的，不行，不能让他溜了。会议因此延期，继续讨论。
《刘三姐》的作者黄永刹就反击我说，1958年，困难时期，很多人吃不上饭，《人民日报》登了篇文章说，从树叶中可以提炼出一种小球藻，比猪肉还有营养，这个东西其实是骗人的，现在这么长时间过去了，在诗歌界又出现了一些小球藻理论家。
南宁会议是一次没有官方色彩的会议，讨论的都是学术问题。但是，一些人将这次会议的内容向上级做了汇报。我的名字也传到很多人的耳朵里。据说，一位老诗人听了后特意给谢冕写了封信，告诉他要与我划清界限。当然遭到谢冕的断然拒绝。
1982年，舒婷、顾城的诗合集《舒婷、顾城抒情诗选》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因为此前舒婷刚刚出版了诗集《双桅船》，不愿意重复发表，因此这本诗合集只收录了她近20首诗歌，顾城的作品占了70％以上。在排版前，顾城主动提出在目录中把署名去掉，并模仿了舒婷的诗风写了几首，使整本诗集看起来更为平衡。由此可见，顾城与舒婷友情之深厚。
《舒婷、顾城抒情诗选》出版后，大受欢迎，连连加印，一时洛阳纸贵。与此相应，一些老诗人和评论家对“朦胧诗”的声讨也逐渐升级，到了1983年，顾城、北岛等人承受的压力几近极限，用顾城的话说，是“几乎失去了发表作品的资格”。在这一年3月举办的“中国作家协会第一届全国优秀新诗（诗集）奖”颁奖仪式上，以《双桅船》获奖的舒婷只说了一句话：“在中国，写诗为什么这样难？”就泪水横流。曾与顾城一同参加过“青春诗会”的徐敬亚，更是因为在1983年第一期《当代文艺思潮》发表了著名的《崛起的诗群——评我国诗歌的现代倾向》而一再被作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流毒，在全国范围内被反复批判。
批判到底隆重到什么程度？在张映光《徐敬亚：因诗歌“掘墓”而“殉道”》一文中，徐敬亚回忆道：“1983年新年刚过，发表我文章的刊物还没有印出来，1月10日，按照指示，大型‘讨论’会就在北京召开。不久，长春、兰州、重庆等地也召开了很多会议。随后，对‘三个崛起’乃至朦胧诗的批判开始了。据《朦胧诗论争集》的不完全统计，当年，批评《崛起的诗群》的文章达数百篇之多，总字数应该有几百万字吧。后来，由于当时一位领导将我的文章定性为‘背离了社会主义文艺方向’，并亲笔删掉了我名字后面的‘同志’两个字，事情变得异常可怕，在基层，吉林省的‘讨论’力度尤其重大。之后，已经不是‘同志’的我所在的单位领导让我写一篇检讨，我以为这不过是一个单位内部的检讨书，但修改多次通过后，我奇怪地发现它突然被正式发表在1984年3月5日的《人民日报》上！很快，《文艺报》、《诗刊》、《文学研究》等报刊全部进行转载。当我拿到《人民日报》寄来的稿费时，心里感觉非常怪诞。”在那篇题为《时刻牢记社会主义的文艺方向》的检讨文章中，徐敬亚承认自己“受当时泛滥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影响很深，使这种探索和评价偏离了正确的方向，在一系列原则问题上出现了重大的失误和错误”。据说，直到现在，徐敬亚仍把此事作为他毕生的一大耻辱。
五
1979年7月，23岁的顾城在上海至北京的火车上遇到谢烨，两个人正好坐在一排，于是很自然地攀谈起来。分别时，顾城给谢烨留下了地址。几天后，两人在北京又见了面。谢烨离开北京时，顾城专门去车站相送。
顾城和谢烨最早的两封情书，详细地描写了当年两人相识的过程。
晚上，所有的人都睡了，你在我旁边没有睡，我们是怎么开始谈话的，我已经记不得了，只记得你用清楚的北京话回答，眼睛又大又美，深深的像是梦幻的鱼群，鼻线和嘴角有一种金属的光辉，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就给你念起诗来，又说起电影又说起遥远的小时候的事。你看着我，回答我，每走一步都有回声。我完全忘记了刚刚几个小时之前我们还很陌生，甚至连一个礼貌的招呼都不能打。现在却能听着你的声音，穿过薄薄的世界走进你的声音，你的目光，走着却又不断回到此刻，我还在看你颈后的最淡的头发。
火车走着，进入早晨，太阳在海河上明晃晃升起来，我好像惊醒了，我站着，我知道此刻正在失去，再过一会儿你将成为永生的幻觉。你还在笑，我对你愤怒起来，我知道世界上有一个你活着，生长着比我更真实。我掏出纸片写下我的住址，车到站了你慢慢收拾行李，人向两边走去，我把地址给你就下了火车。
顾城 1979年7月
你是个怪人，照我爸爸的说法也许是个骗子，你把地址塞在我手里，样子礼貌又满含怒气。为了能去找你，我想了好多理由，我沿着长长的长着白杨树的道路走，轻轻敲了你的门，开门的是你母亲，她好像已经知道了我，就那么注意地看我。你走出来，好像还没睡醒，黑钢笔直接放在口袋里。你不该同我谈哲学，因为衣服上的墨迹惹人发笑，我想提醒你，又发现别的口袋同样有许多墨水的颜色，才知道这是你的习惯。我给你留下地址，还挺傻地告诉你我走的日子，离开那天你去送我，我们什么都没说，我们知道这是开始而不是告别。
你会给我写信么？你说会的。写多少呢？你用手比了比，那厚度至少等于两部长篇小说。
小烨 1979年7月
在顾城看来，谢烨就是他梦中天使的化身，为这一次相遇，他已经等待多年。1986年10月，顾城到桂林参加漓江诗会，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了与谢烨相遇前对爱情的憧憬：“在这以前我就感到了她——她在南方细细编结的薄瓦下安睡，手里拿着玩具，像百合一样光明；她是真实的我，长大，生活，使周围灰暗的世界变得洁净；她是真实的我，正向我走来，我们将在时间的某一点相遇，我灰色的翅膀为此变成眼泪。我知道，我有两次生命，一次还没有结束，另一次刚刚开始。后来在开往北方的火车上我就遇见了她。我们坐在一起，我一看见她就知道是她。”（《我曾像鸟一样飞翔》）
从1979年7月到1983年8月，顾城和谢烨开始了长达4年的异地恋爱，两人写下了大量情书，顾城还多次赴上海找谢烨，但谢烨的父母一直在犹豫着。据说，顾城为了显示诚意，曾搬了一只大木箱子睡在谢家门前，最终将谢烨的父母打动。
1983年8月8日，顾城和谢烨在上海登记结婚。
对上海，顾城感觉非常糟。于是他跟谢烨说，我实在太烦了，我得把自己丢掉，你给我二十块钱，我买个船票，然后随便某一站下船。见谢烨不理睬，顾城开始耍小孩子脾气，坐着不动，一天不吃饭。谢烨把他带去码头，但没有买票，而是让顾城到马路对面的橘子摊讨一个橘子，如果他能够讨得到，就给他买船票。顾城愣了老半天，仍然没有勇气去问别人要橘子，只好乖乖地跟着谢烨回家。回到家不久，顾城抑郁成疾。
半年后，顾城如愿以偿，带着谢烨移居北京。
1987年5月27日，顾城夫妇应邀赴德国参加明斯特国际诗歌节，开始了周游世界的旅程。因为不通外语，又是第一次出国，顾城专门学习了两个最常用的词：Sorry和Thank you。一下飞机，看到干干净净的机场大厅，顾城马上恍惚起来。迷糊中，行李车撞上了一个女士的脚后跟，顾城忙中出错，说：“Thank you！”对方听了，拂袖而去。
随后，顾城和谢烨先后到奥地利、丹麦、荷兰、芬兰、瑞典、法国、英国等国家和地区讲学和访问。1988年3月，谢烨在新西兰奥克兰的妇女医院生下一个男婴，顾城给儿子取名“小木耳”。三个月后，夫妻俩以符合技术移民条件被准许在新西兰永久居留。两人在奥克兰海湾的瓦西基岛（激流岛）买下一座房子。次年1月，顾城辞去了奥克兰大学职务，开始了隐居生活。
在新西兰，顾城并没有和国内的李英失去联系，而是想方设法让李英出国。经过努力，1990年7月，李英来到激流岛。在后来的三年中，三个人的生活与情感问题丛生，关于爱、孤独、占有、背叛与出走……
六
新西兰媒体报道了顾城和谢烨去世的消息后，天津《今晚报》在1993年10月11日进行了转载。文章援引新西兰奥克兰警方侦缉督察乔治·伍德的话说，“顾城的一名亲戚，上星期五在奥克兰附近的怀希基岛发现37岁的顾城吊死在一棵树上。他的妻子，35岁的谢烨，头部被一柄斧头击中。她被发现躺在一条通往附近一间偏僻房屋的小道上，当时她已奄奄一息，警方用直升飞机急送她到医院抢救；但终因伤势过重，失血太多，在一小时半之后死亡。……警方掌握的线索显示，他俩存在着‘婚姻不和’问题。……顾城用一把相信是斧头的武器袭击妻子”。
在事件发生前，顾城与谢烨一直被人们认为是天作之合，彼此无法离开。如此恩爱的夫妻，突然发生命案，让所有人都始料未及。这一点从案件发生后，顾城的父亲顾工的回忆中可见一斑：“我们简直不能相信，至今我都不相信。这孩子性格特别温和，待人彬彬有礼，那么谦恭，怎么会……他们两人又一直那么好，和一个人似的，在北京时就是出去打电话、上街买菜都手拉手一块儿去，别说让他们分开一年，就是分开一时都不行。……我至今认为他俩是天生的一对，十年来形影不离，十年，实在太短了，如果没有意外，他俩美好的人生会很长很长……”
作为顾城夫妇最直接的亲人，顾乡可以说是顾城和谢烨的恩爱情感的最权威的见证人。在事情发生11年后，顾乡回想起往事，对弟弟袭击妻子一事仍表示难以置信。2005年，顾乡在整理顾城的文集《别有天地》时，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至今都无法相信这件事情，一直到10月8日中午，弟在我这里向烨要了车钥匙去学车等她一起去搬东西看孩子的时候，从他那里看不到任何日子将中断的迹象，他正在安排打算下边一步步的生活。事情突发在下午近四点的时候。弟来告诉我他把谢烨打了。他离世后，医生对我说谢烨会好的。烨经由直升飞机送至医院后晚七时略过竟亦离世。后‘斧子’传言极广。经警方检验，数月后排除了斧与事件有关，并在我自北京返回前往时向我证实；警方不以为有确认其他器物的必要，因为两人均已去世。同时仍结论烨伤自顾城，因为我说顾城说他将谢烨‘打了’。”
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顾城的诗》附录的遗书后，有一段“附注”：“此四封遗书是1993年10月8日下午在出事现场被警察拾取，字迹缭乱，说明遗书是当时仓促写的。结合他遗书中所言，他是被逼上绝路的，他写遗书时还想着等会儿最后去看儿子木耳（三木Sam），并为之流泪。从遗书中还可看出，谢烨是将继续在世上的。否则顾城不会要求把照片手稿等由姐姐保管，更不用点明房子等归木耳。因为如果没有了谢烨，房子等必然是木耳的，手稿等当然由姐保管。看来事发突然，不知谢烨最后又带给他什么打击。顾城自尽前向姐姐顾乡说：‘我把谢烨打了’，是有叫姐姐去救谢烨之意的。顾城离世后，谢烨被顾乡叫来的救护车又转直升飞机，越过海峡送入医院后，抢救数小时失败。顾城四封遗书于当年12月22日由新西兰警出示并当场复印送交各方，后经中国驻新使馆认证及国内公证。遗书上有陈××及另一男子原名及身份。”
由此可见，顾城的举动很可能是受了刺激一时情急而伤人，而且所用的凶器不是斧头，因为警方最终也没认定凶器的类别。本文为了叙述方便，仍沿袭世人已经习惯的“斧头之说”。
是什么让顾城举起手中的斧头？坊间传闻很多，但说法千差万别。窃以为可以从顾城与谢烨合著的长篇小说《英儿》找到蛛丝马迹。华艺出版社出版的《英儿》一书中有这么一段简介：“这是一部真实的情爱忏悔录，作品描写了主人公顾城和他的两个妻子在太平洋一个小岛上的生活、情爱、冲突和阴差阳错。他不想建功立业，只想做一个桃花源中人，甚至不想为夫为父，疏远子裔，仇视自己的欲望，以实现他意念中的净土——女儿国的幻想。他渴望爱慕他的两个女子互相爱慕，这异样的幻影最终驱使他走向毁灭。”
小说的内容透露出了主人公在生活上面临的困境：“一夫两妻”同居一段时间后，一方面，英儿跟着一个传授气功的洋老头私奔，另一方面顾城与谢烨的关系也出现了问题。顾城去世前，留下了四封遗书，其中一封遗书写道：“我现在无奈了，英走了也罢，烨也私下与别人好，在岛上和一个小××，在德国和一个叫陈××的人，现在正在分家，离婚。她说要和陈×生个娃娃。烨许多事一直瞒我。她好心、合理，亦有计划地毁灭我的生活。后来我爱木耳要好好过，她也不许了。她的隐情被发现，我才大悟，为什么他们一直用英文写信通电话，当面骗我。英出事后，他们就一直等我自杀，或去杀英。他们安排得好呢，等我死他们好过日子，直到被发现后亦如此，奈何。烨也好心救过我几次，但到她隐情处，她和陈就盼我死。……如此，我只有走了。”
据《三联生活周刊》2003年10月总第259期刊登的《顾城十周年祭》一文介绍，一个与“住得离激流岛不算远，跟顾城、谢烨还算熟悉”的女诗人说，“那个下午，谢烨已经收拾好了东西要离开，那个德国男人马克，已经在附近等她了”。如果这个女诗人所言属实，那么，顾城在遗书中所写的“烨许多事一直瞒我”有一定道理。情急之下举起凶器，也就顺理成章了。
在《英儿》中，顾城还写了这样的话：“在爱的时候，死是平常的事。但有两件事你不应该，一是你把我你的事弄给了别人。你让我死不干净。二是你光想你父母。我也有妈妈，已患心脏病。这是两个我不喜欢的事。我知道，我是你，你等我死，我就死。但你太脆弱，最后也不说一句话，看一看。你太爱自己的心。其实说过，你一个电话就能叫我回来。孤寂为什么不打呢？我也昏了，想挣个白房子之类的送给你，我拼命干。不说了，我还会努力活几天，最后等一下你的电话。在死之前我的生命是白天，不睡觉了，也许以后可以补上……”
如果说《英儿》一书的原型是顾城的真实生活，那么从这些文字可以很明显地看出，顾城放不下英儿，更离不开谢烨。顾城对自己的爱人有一种强烈得近乎狭隘的占有欲，这一点，在顾城的生活中已经不算什么秘密。前面提到过的舒婷《不堪回首，一辈子为了钱犯愁》一文，就谈到了一个非常典型的事例：谢烨嫁给顾城之初，心情并不顺畅。顾城不准谢烨打扮，不让她戴耳环戴项链，甚至外出交往前穿什么衣服都要顾城同意。更不喜欢谢烨穿游泳衣在公众场所出现，哪怕是跟舒婷她们游泳。顾城在外面的生活大多是谢烨出面操持，因此很多外国人和汉学家都认为，连顾城的诗都是谢烨写的。
连自己的妻子穿泳衣和同性好友去游泳都不乐意，由此可以想象，谢烨和英儿的“背叛”，会让顾城绝望到什么程度。《英儿》创作于1993年3月英儿离开激流岛两个月后，由于小说简介与作者的现实生活高度重合，很多读者把这部小说当做极具参考价值的纪实文字。不管书中所写的是否属于生活中已经存在的事实，总之，完成《英儿》一书后，1993年9月18日，顾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了这么一句意味深长的话：“知道该怎么办了。”
20天后，1993年10月8日下午近四点，顾城重伤谢烨，上吊自杀。
七
人们对于“顾城袭妻”事件性质的残酷性虽然没什么疑问，但出于各种因素，不同的人还是发表了不同的看法。
事件发生后，顾工这样回忆顾城幼时的情况：“他妈妈记起在顾城很小的时候，有一次喂饭他坐在窗台上，摔到地下会不会对脑神经有影响？在家里时，他偶尔会激动起来，只是偶尔。为他妈妈一两句话把杯子推翻，可那只是刹那间，很短，他又像孩子似的请他妈妈原谅。顾城他就像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这样看来，似乎顾城的脑子太简单，他最终做出恶行也是一时冲动，因此不能过于苛责。
在互联网上，一个自称顾城的“粉丝”的诗歌爱好者则用另一种方式为顾城开脱：“谢烨的死并非顾城的本意，也并非很多人说的，这是必然的，一切只是一场意外。他们发生了争吵，冲突，激动的顾城用斧头误伤了谢烨，吓坏了，跑了，然后自杀了，一切就是这样。我甚至能想象出当时的情景，他们冲突发生的起因，想象出谢烨说的刺激他的话……”
与顾城同为“朦胧诗旗手”的舒婷言语中更是充满了爱护与惦念：“顾城对生活很尊重，很热爱，对一朵花或一只鸟都曾经给予很大的热情和关注。现在我还认为他是一个善良的人，我一直很喜欢他和谢烨，从前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希望每一个人不要过多惊扰他，愿他安息。”
著名老诗人牛汉这样回忆道：“顾城和谢烨的悲剧发生后，舒婷到我办公室来过。她和我有共同的认识——他俩不愿回国，在国外又活不下去，于是，他们商量好了一块儿死。他们的死，并非缘于人们传说中的‘感情纠葛’。”
读了老先生这段文字，我开始怀疑自己曾经的判断，一桩血腥四射的惨案被模糊了，一段缠绵悱恻的情史却清晰了起来。我虽然不认为这是牛汉和舒婷对死者的“偏袒”和维护，他们一个是顾城的师长，一个是顾城的好友，且都是我十分尊敬的诗人，但我仍然隐约感觉到这里面有一些微妙而奇怪的逻辑——一个人死了，活着的人忙着怀念行凶者，这是为什么？
著名作家李锐则要犀利得多，他认为顾城是“典型的自恋型精神撒娇者”，顾城生前的许多行为包括袭妻自尽都说明诗人的精神撒娇症状十分明显，而且有自恋倾向。过于自恋的人往往也自私，甚至极端自私。在现实残酷地打碎诗人的梦境时，他已别无选择，由此引起了生活和价值体系的混乱。最后，李锐给出结论：顾城发生悲剧不为别的，就因为他是个极有天赋却脆弱得不堪一击的诗人。
几乎所有发表意见的人都围绕着顾城转圈，要么痛恨，要么惋惜，要么感慨，要么回忆起顾城在世时的点滴，事件的另一主角谢烨从未摆脱从属和被动的地位。
我反复用“百度”搜索，终于找到了谢烨父母的短短几句话——谢烨的父亲得知女儿出事的消息时，痛哭失声：“事情怎么这么残忍？”而谢烨的母亲谢文华凄惨地呼喊：“人间，还我一个公道吧！”
八
每次想起顾城的死，我都会想起他的那首《墓床》，这是我读到的顾城最令人动容的作品，无论从艺术角度还是社会角度都值得细细琢磨。它冥冥中折射出了顾城的生活以及他内心所面临的困境，甚至暗示了诗人的最终结局：
我知道永逝降临，并不悲伤
松林中安放着我的愿望
下边有海，远看像水池
一点点跟我的是下午的阳光
人时已尽，人世很长
我在中间应当休息
走过的人说树枝低了
走过的人说树枝在长
第一句定下了全诗的情感基调。“我知道永逝降临，并不悲伤”，有一种洞悉命运的坦然，所以，尽管知道自己将永远逝去，内心却仍然很平静，“并不悲伤”。
“松林中安放着我的愿望”和“一点点跟我的是下午的阳光”，点明了“我”对大自然的亲近。在人群的喧嚣与大自然的宁静之间，“我”选择了后者。这符合顾城一贯的性情。
“人时已尽，人世很长”，这句话值得注意，“人时”指的应该是肉体存在的时间，而人世，则是指生活。也就是说生命消失了，但生活仍在继续。而“我”感到累了，想“休息”。注意这句话的“中间”二字，在生命与生活中间休息，无疑是烘托出一种深刻的失落，也就是说，无论是生命还是生活，“我”都不再身处其中，因此“我”也不再关心。从这句诗，可以看出顾城的绝望与执拗。
“走过的人说树枝低了/走过的人说树枝在长”这两句初读有些费解，仿佛作者在梦呓，但细细琢磨之后，就会发现其中的深意。两句话里“走过的人”，不是指同一个人，而是指不同的人；甚至不是指两个，而是指川流不息的人群。对于同一种事物“树枝”，有的人只看到它的方位——“低了”，而另一些人却看到了它内在的生命力——“在长”。对艺术品的欣赏也如此，不同的角度和心情，得到的结果就大相径庭。我们也可以说，最后两句与前面两句相互呼应，树枝的“低”是对前面所描述的“永逝”的一种哀悼，树枝的“长”则是对“愿望”的期待。
结合顾城的诗歌追求与他的生活态度，我们不难理解这首诗的内涵。从表面看，整首诗安详、平静，仿佛一个看透世事的老人在喃喃低语，然而实际上却充斥着“永逝”、“悲伤”、“人时已尽”、“休息”等谶语，这些词句无声地揭示出了诗人内心的厌倦以及因厌倦而招致的结果。从诗歌传达出的信息看来，顾城走到自杀这条路，早已预定。
多年以来，我向大量朋友介绍过这首作品，2003年1月，我在一篇关于张枣诗歌印象的文章中，再一次提起了《墓床》：“读张枣的诗歌我总是情不自禁地想起顾城，那个绝代天才，他对文字有着天生的敏感，他的诗就像用手指轻拂丝绸，总能让你产生一种难以言说的舒适，即使他的本意是要表现并不‘舒适’的诗意，最典型的代表是八行短诗《墓床》……”把最不舒适的诗意用最舒适的语言表达出来，当代诗坛，除了顾城，还有几人能够做到？
而作于1980年的《悟》，也将因其精练的语言和巨大的张力而不朽：
树胶般
缓缓流下的泪
粘和了心的碎片
使我们相恋的
是共同的痛苦
而不是狂欢
前三句，写的是形象：浑浊的泪水如同树胶，使两颗心相逢；后三句，写的是结果：是痛苦而不是欢乐使人相互信任和相互依恋。的确，结缘于欢乐中的人们，情感往往难以持久，而受到苦难磨练的情感，则更为牢固。从技艺上来说，第二节的“相恋”接纳了第一节的“粘和”，第二节的“痛苦”对应了第一节的“泪”和“心的碎片”。有情有理有形象，诗歌上升到了哲学的高度。这首诗，远比那些干瘪枯燥的格言来得生动有力。
当我翻开一部过往的文学作品集时，我习惯给那些优秀或不优秀、著名或不著名的作品进行如下分类：哪些是有文学意义的，哪些是有文学史意义的，哪些两者兼具，哪些两者皆无。用这一套方法，不同的读者可以较为便捷地从一本书里挑选出各自感兴趣的篇章。《墓床》和《悟》无疑首先是以其文学价值而存在的，但因为字里行间若隐若现的心路历程，它足以成为研究者的重点关注对象，即它兼具了文学和文学史的价值。当然，这仅仅是我个人的想法。我知道，更多的顾城诗歌爱好者的目光不会在这首诗上过多停留，他们喜欢《一代人》：“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简短、响亮，所蕴涵的“道理”得来全不费工夫；或者喜欢《弧线》：“鸟儿在疾风中/迅速转向//少年去捡拾/一枚分币//葡萄藤因幻想/而延伸的触丝//海浪因退缩/而耸起的背脊”。晦涩、迷离，能让人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或者喜欢《简历》，清新、直接，从中可以窥视诗人的性情：
我是一个悲哀的孩子
始终没有长大
我从北方的草滩上
走出，沿着一条
发白的路，走进
布满齿轮的城市
走进狭小的街巷
板棚。每颗低低的心
在一片淡漠的烟中
继续讲绿色的故事
我相信我的听众
——天空，还有
海上迸溅的水滴
它们将覆盖我的一切
覆盖那无法寻找的
坟墓。我知道
那时，所有的草和小花
都会围拢
在灯光暗淡的一瞬
轻轻地亲吻我的悲哀
不能说那些文字不漂亮，也不能说没有价值，它和其他很多作品一样，对读者了解顾城的诗风不无帮助，可是在“命运”本身面前，风格只能退居其次，所以顾城那些“风格清新、想象奇崛”的作品，除了《早晨的花》等有限几首外，其他大部分作品，我不像某些论者所评价的那么高。我不大喜欢那种风格与命运剥离的作品，比如北岛的《回答》。后者社会学上的意义更为突出而文学性稀薄，或者说，它具有文学史的意义而不具有文学的意义，它“震撼人心”依靠的是历史的外因帮助而不是艺术本身的魅力。历史是“人造”的，而艺术永恒。
九
很自然地联想到黑龙江的诗人阿橹（鲁荣福），这个据说也曾经是天才诗人的杀人犯。
我对阿橹作品的最初印象是他发表在1992年冬天某一期《诗歌报》上的随笔，内容是喜欢清净的生活，安于贫穷，只有如此灵魂才会干净，才能写出优秀的诗篇之类。这篇大约2000字的短文于次年被评为《诗歌报》的两篇年度随笔奖之一，另一个获奖者好像是甘肃诗人林染。对阿橹的诗歌，我却没有多少印象，90年代初期，我太年轻，对诗歌的理解能力有限，更不要说“先锋诗”了，而阿橹却是“先锋诗”的代表人物之一，获得过某权威刊物评选的“中国十大先锋诗人”的称号。也许他的确优秀——当他东窗事发之后，太多诗人露出了遗憾的表情。
我在网络上搜索阿橹的诗歌，只看到《阿橹之死》、《雪的草原》、《船歌》、《秋鸿》、《源自深秋的宁静歌声》等几首。《阿橹之死》发表于1989年的《诗歌报》上，据说曾引起很大的反响，但今天读起来，除了看得出诗人不错的语言组织能力，我没有感受到作为一件艺术品所应有的深刻。《雪的草原》等四首发表于《星星诗刊》1991年第6期，很遗憾，我同样没感觉好在哪里。
此外，诗人张静波在一篇短文里引用了阿橹的诗句：“我的歌声，把我的马送上冰山”，“在冬天里巡视，那片绿过的草原”，“我和我幼小的孩子，在午夜的岸上等船”。张静波对这些句子给予盛赞，可这样的诗句也能算好诗吗？在我看来，即使将它们放回80年代的语境中，仍然堪称平庸。倒是同为黑龙江诗人的马永波提及的一段往事有助于人们更清楚地认识阿橹这个“著名诗人”的本质。马永波的作品已通过《人民文学》终审待发，阿橹为了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作品，便悄悄以马永波的名义给《人民文学》编辑写信，称那些诗歌已在《飞天》上发表，不能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希望换上阿橹的诗歌。
我对阿橹最深刻的印象是他成了谋财害命的杀人犯。他与顾城不同，顾城是一时情急之下误伤谢烨，阿橹杀人完全是经过周密安排和谋划，而且所杀不止一人。从一个崇尚安静贫穷的人沦为杀人犯于1997年被枪决，不过三四年时间，我看到了贫穷对一个诗人人格的伤害，也看到了一个灵魂走向疯狂时的狰狞。
饶有深意的是，在阿橹的那篇随笔获奖的那一年，顾城对相伴十年的妻子举起了利斧。
十
翻阅顾城的诗集，我们会发现，顾城似乎很早就为自己后来的举动发出了预言。事发前几个月，顾城写了一首题为《新街口》的短诗，诗歌中充满了血腥之气：
杀人是一朵荷花
杀了 就拿在手上
手是不能换的
一开头就是“杀人”！短短三行，出现了两个“杀”字和两个“手”字。如果把这两个字连起来，就成为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专有名词：杀手。可想而知，很少读者会乐意去面对这个不祥的词语，但它是这首诗的诗眼，若要解读诗歌，就不能绕过。
将“杀人”这一残酷的动作比喻为优美的名词“荷花”，除了技艺上的考虑，更强化一个曾经单纯率真的诗人即将发展成一个夺人性命的恶魔的人格反差，而用“荷花”这一美好事物为意象，也多少还能令人联想到当年“童话诗人”的身影。简而言之，“杀人是一朵荷花”表明的是当事者的变态心理，他把“杀人”这么惨烈的事情也视如荷花一样美好；后面的“杀了就拿在手上/手是不能换的”两句，则强调了杀人行为的独特性。杀人的方式有千万种，每一种都各不相同，《新街口》展现的就是这种残酷的美学。
姑且撇开顾城夫妇之间的爱怨，单从技术上说，杀人也是一种独特的美学。在古代，刽子手执法时，同样是刀，同样是人的脖子，刀的锋利程度与刽子手的力度稍有不同，其结果就有天壤之别。事前打点过执法者的，可以死得很爽快；让刽子手不高兴的，可能就会死得很难受、很难看。我猜测，诗歌标题“新街口”也许就是古代执行死刑的地方。
一句话：这首诗是诗人内心思想的反映，在写作的时候，诗人的心理已经产生变化，人格在扭曲，不复有以前人们熟知的“童话诗人”的单纯。
在顾城后期的诗歌中，“杀人”这一意象并非罕见，《我把刀给你们》一诗把死亡写得更绚烂，也更阴森：
我把刀子给你们
你们这些杀害我的人
像花藏好它的刺
……
再刻一些花纹，再刻一些花纹
一直等
凶手
爱
把鲜艳的死亡带来
在这里，“凶手”的残酷行径被比喻为“爱”。的确，“杀人”这一行为也是一种艺术，其中就包含了“爱”。更重要的是，“爱”却带来了“鲜艳的死亡”。联想到顾城的人生经历和最终结局，我们无法不服膺于诗人的预感。顾城的一生，不就是在“爱”中纠缠，顾城向自己的妻子举起斧头，不就是因为曾经的爱已无法挽回吗？
在顾城的诗歌里，还有不少这样的死亡想象：“假如钟声响了/就请用羽毛/把我安葬/我将在冥夜中/编织一对/巨大的翅膀……”（《假如……》）“别问，我累了/明天还在黑夜那边/还很遥远……我累了，真累/我想在你的凝视中/休息片刻”（《归来》）；“在秋天/有一个国度是蓝色的/路上，落满蓝荧荧的鸟/和叶片/所有枯萎的纸币/都在空中飘飞”（《净土》）……
有一次，和桂林作家王布衣聊起顾城，王布衣说起了这么一件事：在1986年举行的漓江诗会上，顾城悄悄地告诉王布衣，他最喜欢的诗人是洛尔迦和安徒生，数年后，顾城袭妻案发生。王布衣如此总结道，洛尔迦和安徒生都是木工，顾城也是木工，而木工的工具就是斧头……王布衣的话，不一定完全准确，比如关于顾城最喜欢的两个诗人，应该是惠特曼和洛尔迦，尽管顾城写过两首诗向安徒生致敬。但王布衣的话仍令人内心凛然，一个貌似手无缚鸡之力的诗人，一个多次向童话大师安徒生致敬的诗人，他怎么能够与那么凶残的事物联系在一起呢？他的灵魂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我不禁想起了顾城的短诗《摄》：“阳光/在天上一闪/又被乌云埋掩//暴雨冲洗着/我灵魂的底片”。
顾城和阿橹的行为以及结果，不知道是不是如同某些学者所说的，昭示了诗人乌托邦的破灭。的确，十余年来，优秀的诗人一个接一个地离去，或者出国，或者早逝。除了顾城和阿橹，因故离世的还有海子、戈麦、方向、昌耀、徐迟、宇龙、杨春光、余地、周建岐、吾同树……死因各不相同，却各有方式和理由。而无论崇高还是卑贱，这些身影会渐渐消失在我们的记忆中，留下来的是干净的诗篇。
或许，相对于永恒的艺术，肉身是微不足道的，艺术之神是一盏明灯，需要人们忘我地寻求。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追寻者采用了不同的方式，有梭罗式的隐居者，有史蒂文斯式的公司总裁，也有艾略特式的银行家。套用顾城的诗歌来说，是“我唱自己的歌”。但是无论是诗人还是其他类别的艺术家，他们与普通人的区别也只是在他们进行创作之时，创作之外，所做出的一切行为都不应当被“特殊对待”。就像其他行业的人也会做坏事一样，诗人干了坏事，结果只能由他自己负责。然而文学界内外，都有一种“不把诗人当人看”的观点，于是我们看到了太多对诗人的指责，而且这些出自个人的行为往往在无形中被别有用心地“推广”——海子想用朗诵的方式与酒吧老板换酒喝，人们就认定所有写诗的人都是疯子；食指脑子出现障碍，人们就便认为所有诗人应当住进福利院；顾城伤害了妻子，所有的诗人便成了六亲不认的潜在杀人犯。
1997年的某一天，阿橹从一个诗人变成“死人”之后，我看到了下面这些想象力丰富的文字：“当阿橹在骗取他的一个又一个的东北老乡信任，然后又残忍地杀掉，仅仅是为了谋财害命，由一个追求理想的诗人变成一个十恶不赦的杀人魔王的时候，我们更深地思考着：真正堕落的不仅仅是阿橹个人，而是中国走在变革时期的诗歌。”（荒城之月：《海子、顾城、阿橹》）
再没有比这更混账的逻辑了，一个诗人犯罪，整个诗坛都要承担后果！
十一
对于顾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即使是对同一件事，也常常会被弄得真假难辨。这种形象，犹如顾城的诗歌《山影》所言——
他变成了浮雕
变成纷纭的故事
今天像恶魔
明天又是天使
可以把这几句话当作顾城对自己身后形象的总结。作为诗人的顾城，将像天使那样长久地立足于人们的记忆中；作为一个杀人凶手，顾城与恶魔无异。因此，他既是永恒的浮雕，也是纷纷纭纭没有定论的故事。一千个人的眼中有一千个哈姆莱特，一千个人的眼中有一千个顾城。飘忽不定扑朔迷离之处，又不得不让人想起他早期写下的《远和近》：“你/一会看我/一会看云//我觉得/你看我时很远/你看云时很近”。
芒克曾写过《顾城》一文，文章里提到了他和顾城第一次见面以及其他情况，这篇文章后来遭到了顾乡的反驳，从芒克和顾乡的笔下，我们也可以明显地看到同一件事情中的“两个顾城”。
下面是芒克文章的有关段落：
他已死于异国他乡。听从那里来的人讲，他的孤坟在一座岛上无人光顾，永远孤零零的，可悲而又荒凉。
我和顾城头一次见面是在1979年初。那一天他姐姐顾乡把他带到了《今天》编辑部……那天我和北岛等人正在埋头印刷杂志。顾城进屋后像个胆小的孩子躲在他姐姐的身后，他一句话不说，两眼怯生生地盯着我。我心说这里又没人打你，你这是干什么呀？……后来我们在《今天》杂志诗歌专号那一期，选了顾城的两首诗发表，并给他换了个名字叫古城。
顾城再一次发表诗作是在当时由西城区文化馆办的一份小报上，他曾拿给我看过，是哪几首诗我忘了。从此他开始渐渐小有名气，直到20世纪80年代他成为“朦胧诗”的主要一员。
……顾城总是头戴一顶用牛仔裤裤腿制作的帽子出现在各种场合。我多次说过让他把这破帽子扔了，我觉得晦气，可他却说这帽子是他的烟筒，他有气就能从那里冒跑了。一天会后我们走在街上，他头上的那顶帽子引来了几个好奇的醉醺醺的黑人酒鬼。那几个酒鬼年轻力壮人高马大，他们一把抢下顾城的帽子，互相扔着，开心地戏耍。而顾城则被吓得抱头鼠窜，扎进了人堆里。我真觉得他太丢人了，上前帮他要回帽子……
这段文字中的顾城，纯真、可爱、耽于幻想而不谙世事，一个典型的“童话诗人”。
在同一篇文章里，芒克还写下了这样的句子：“我当初认为他这人生性怯懦，并且烟酒不沾。只是后来听杨炼讲，才知他也够狠，他在新西兰时曾一口气杀掉上百只鸡，血流成河，绝不是闹着玩的。”
这段文字，又让人看到了“童话诗人”的另一面。
读了芒克的文章后，顾乡于2006年6月19日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认为芒克的文章基本上属于想象与编造，并对芒克的文章进行了全面的反驳。
顾乡说，她和顾城第一次去《今天》编辑部时，只有北岛等人在，去了很多次以后，才见到芒克。当时芒克也不是在油印，而是从外边进来，抽着烟，就进里间了。而且顾城的诗稿交给《今天》时署名就是“古城”，因此“古城”并非芒克等人帮取的。
关于“古城”这个笔名是顾城自己取的还是芒克等人代取的，我比较倾向于顾乡的意见，因为我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5月出版的《持灯的使者》一书中，看到了芒克的一句话：“顾城是他姐姐顾乡带着找去的，夹着他的一大卷诗。我对他的诗不大满意，直到第二次诗专号才发了他署名‘古城’的两首诗。”另外，据一个保存有全套《今天》杂志的读者在“顾城之城”网站上透露，顾城在那一期《今天》发表的诗歌也不是两首，而是四首。由此可见，就连芒克自己对同一事情也是模糊不清的。
针对芒克文章中所说的“顾城在《今天》诗专号上登了两首诗后，才在其他地方发表作品并为人所知”这一说法，顾乡说，《今天》“诗专号”是1979年8月左右出版的，而顾城的《无名的小花》诗集从1979年3月1日起就已在《蒲公英》报上连载，连载完后，影响较大，连《诗刊》等著名刊物都向顾城约稿。
关于芒克所谓顾城“在新西兰时曾一口气杀掉上百只鸡，血流成河”一说，顾乡认为十分滑稽，整个过程中其实是谢烨辛苦杀鸡，顾城负责抓鸡和拔鸡毛。
对于芒克说“顾城的帽子是裤腿做的”，顾乡也提出了反驳，说帽子是用与裤子同样的布料做的。而对于“抱头鼠窜”一说，顾乡也表示不可能，因为顾城是常遇到事的人，从不可能“抱头鼠窜”。
最后，顾乡还对顾城“杀人”的工具、证据以及芒克所说的顾城的“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们最后的结局我不愿为顾城辩解，痛心是全部。但不是斧子就不要说是斧子吧！是人们都偏爱斧子吗？顾城先死的，他要是真有心，又何必？有这样杀人的人吗？警方最后也没有任何物证，唯一的证据是我提供的，就是我说顾城对我说的‘我把谢烨打了’。你要是愿意知道更多的细节，就上网看一下我写在九四年的《我面对的顾城最后十四天》吧。你还说到坟，你这都是哪听来的呀！”
这封公开信澄清了人们对一些事情的误解，也向我们指出了解“顾城袭妻事件”的一条线索——顾乡写于1994年的《我面对的顾城最后十四天》，该文公开出版过，在互联网上能够找到，感兴趣者不妨按图索骥，这里就不再赘言了。
芒克和顾乡的说法，孰真孰假、孰对孰错，就不是我这个局外人所能了解的了。值得一提的是，顾城去世后，他的书桌上留下了这样一首短诗：“一个人弄错了爱/就像投错了胎/你的样子就十分奇怪/一辈子也改不过来//你的心问你的脑袋/怎么总不明白/要是你心里明白/怕已没了脑袋”。这首诗简单而直接，像顺口溜，没什么艺术性，内容却颇值得思索。
十二
表面看来，虽然同为80年代中国诗歌界的代表人物，但顾城与北岛的形象、气质、作品风格等方面截然不同。无论从人生经历还是诗歌取向，北岛身上都具有一种勇于怀疑和担当的英雄气质，这种形象高大而倔强，令人尊敬和仰望。而顾城则像一个纯真的孩子，用天真的目光打量世界。北岛坚决、刚硬，毫不妥协；顾城稚气、单纯，充满童心。
顾城曾经用“爬墙”作比喻说明他与北岛的区别：“我经常爬一个墙，不是北岛说的那个北京火车站的墙，一爬过去可以走遍全国，或者跑出国境，走遍世界；不是这样儿的墙。我爬的是一个动物园的墙，一爬进去呢，自然有很多动物；但是我要去拜见的不是那些伟大的动物，不是老虎和狮子，而是我喜欢的那些小虫子。”（《等待这个声音》）
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尽管顾城的大部分作品像童话一般纯净优美，但也有少数作品具有相当强烈的怀疑精神，比如《两个情场》：“在那边/权力爱慕金币/在这边/金币追求权力/可人民呢？/人民，却总是他们定情的赠礼”；尖锐、凛冽，以“情场”为桥梁，将金钱、权力与民众的关系揭露得一针见血。又如《石壁》：“两块高大的石壁/在倾斜中步步紧逼/是多么灼热的仇恨/烧弯了铁黑的躯体/树根的韧带紧紧绷住/岩石的肌肉高高耸起/可怕的角力就要爆发/只要露水再落下一滴/这一滴却在压缩中突然凝结/时间变成了固体/于是这古老的仇恨便得以保存/引起了我今天一点惊异”。诗意紧张而干脆，极具象征意味，厚重的历史感凸显无遗。
最令人惊讶的是《不要说了，我不会屈服》一诗，它的意韵、内涵与北岛的《雨夜》及《结局或开始》简直异曲同工，甚至有些句式都极为相似。这首诗创作于1980年10月，即使不比北岛的《雨夜》和《结局或开始》更早，至少也是同一时期。
顾城后来逐渐淡出这一不甚擅长的主题，回归到“花草”与自然之中，用一大批佳作进一步确立了“童话诗人”不容动摇的地位。也正因为他与北岛形成的强烈反差，使得诗歌的田野更为丰富、葱茏。
令人遗憾的是，80年代中期顾城出国以后，其作品的“童话”虽然仍在，但已不再明媚，而是遍布梦呓般的“超现实”，远不如80年代初期受人瞩目了。看看下面这首《虎坊桥》：
老虎在过道里走来走去
你看 事不太好
窗子下的猫 脸朝上
看向日葵
你一下拿出了那个钉钩
掉了的枰盘在麦穗上
麦穗掉了 麦杆站着
依莲娜是瑞典画家
他们一下砍掉了他的脑袋
三分之一 你能和老鼠说些什么
他们拉他过去
又拿着毛乎乎的椰子回来
在路灯下一刀
你劝他 告诉他 这一回
要把腿掰了
小椰子里边也长头发
〈大地上有这么多金黄的日子〉
他们在后边走在后边
〈金黄的花在微风中摇曳〉
你靠前边一下子笑了
在《关于〈城〉的两封信》中，顾城专门提及《虎坊桥》中括号的用法，他认为，“大地上有这么多金黄的日子”和“金黄的花在微风中摇曳”两句中的括号之所以用单书名号“〈〉”，而不是圆括弧“（）”，是因为“〈〉”有字幕、书名的暗示。可是，这丝毫无助于改变这首诗的实质。这些结构凌乱，思路拥堵，上句不搭下句，整个儿不知所云的诗句，很难相信是出于有“天才诗人”之誉的顾城之手。
类似的诗歌顾城写了不少，比如《琉璃厂》、《鬼进城》、《白塔寺》、《建国门》、《象来街》等。也许顾城这样写自有他的想法，但对于大部分读者而言，这不是诗歌，挺多是徒有诗歌的形式而已。如果这样的文字也能算是诗歌，如果诗歌真的如此容易完成，那么，也难怪90年代以后世人会发出“一块石头砸下来，砸到十个人中有九个是诗人”的感叹。
不独顾城，北岛在出国之后，也走向了同样的循环，他在90年代以后的作品，无论是诗歌还是散文随笔，都缺乏早期深入骨髓的批判性，精进的不过是写作的技艺，“知识分子”的光芒逐渐减退。特别是他的散文随笔，要么讲述与世界名家的交往，要么游走于休闲美景之间，要么在这里朗诵在那里开会，虽然文笔日益精湛，但总让人觉得缺少了某种激人反思的精神。当前的北岛，与七八十年代时给人们的印象，已经偏离很远了。
十三
在我看来，出国之后的顾城必定是苦痛缠身，这苦痛来自于日常生活的逼压，更来自于精神的煎熬。他在国外过着十分窘迫的生活，为了过日子而不得不做一些不符合自己心性的事情；他想同时拥有两个女人，把自己当作至高无上的帝王。而最后当他发现这一切都不如自己所想象的那么完美时，结局只有无可阻拒地疯狂……在这里面，没有谁是幸运者，温柔善良的谢烨死了；顾城也在惶恐和悔恨中结束自己的性命；英儿没有死，但她的一生都不会好受。
而我最关注的是顾城和谢烨的儿子小木耳，一个无辜的，在幼年便失去父母的孤单孩子。
顾城去世前一个月，写下了一生中的最后一首诗《回家》。每一次读到里面的片段，我都禁不住眼角酸涩：“我离开你/是因为害怕看你/我的爱/像玻璃/是因为害怕/在台阶上你把手给我/说：胖/你要我带你回家”。
顾城的最后一封遗书也是写给小木耳的：“木耳：你将来会读这些话，是你爸爸最后写给你的。我本来想写一本书，告诉你我为什么怕你、离开你、爱你。你妈妈要和别人走，她拆了这个家，在你爸爸悔过回头的时候，她跟了别人。木耳，我今天最后去看你，当马给你骑，我们都开心。可是我哭了，因为我知道这是最后一次见你，别怪你爸爸，他爱你、你妈妈，他不能没有这个家再活下去。木耳，好孩子，你的日子长呢，留给你的屋子里有你爸爸画的画，124号。你爸爸想和你妈妈和你住在那，但你妈妈拒绝。三木，我只有死了。愿你别太像我。”通篇温言软语，慈父之爱，跃然纸上。
谢烨也给小木耳写过一段话，同样温馨无比：“有一天我要带你回家，给你尝一百岁的外婆作的白酒瓜丁，带你看灯影湿润的江南水乡，看捉蟹的小灯在湖面闪烁，划一只小船。在那，北方古老的院落里停立着春天。”现在读来，这种温馨让人忍不住想哭。
这篇文章从2002年开始动笔，至今已7年有余，7年中，我反复修改，斟酌词句、甄别材料，已记不起几易其稿。在我终于修改完这篇文字的时候，我却没有任何欣慰的感觉，只有无尽的感伤。现在距1993年已过了16年，小木耳也已长大成21岁的男子汉了，我和大部分关注顾城诗歌的读者一样，对他的情况一无所知。我想，还是不去打搅他为好，让他安静地生活吧，心中留着美好，把忧郁的往事当作一场梦，在该出现的时候，他自然会出现在我们面前。正如27年前，顾城写下的词句：
不要问我的过去……
我回来了
这就是全部故事
——《归来》节选
昔人已去，留下我们这些碌碌之辈，为谋取每日的口粮而低首敛眉，过着平常而自得其乐的日子，没有得到顾城般的才华，但也没有感染上那份血腥；没有谢烨般的宽怀，但也没有经历她那样的苦痛。这样的日子已经值得庆幸，那么，就让我们先学习做一个寻常人吧，少张扬，不骄奢，为小小的幸福而感恩……
记得顾城在桂林漓江诗会上说过这样一句话：“伟大的诗人都不是现存功利的获取者，他们在生活中一败涂地，而他们的声音，他们展示的生命世界，则与人类共存。”今天，当我重读顾城那些清新明快的诗作，感慨万分，在这一瞬间，我忘记了前面所说的关于“文学的价值和文学史的价值”的分类，我想，即使仅仅是出于对一个“始终没有长大”的诗人的缅怀，我们也有理由记住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