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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世》我的父亲(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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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在部队,母亲在地方工作。他们两个人长期吃“供给制”——每人每月,父亲是六元,母亲是四元吧?这个数,今天看是有点天方夜谭,但其实在共产党革命队伍中长时间全面执行过这个制度。我是后来“有了学问”才晓得,供给制还有一个名字,叫“战时共产主义”——贫困的平衡按需分配。其实很舒服的,有点像初入伍时的义务兵——我们现在去当兵,也大致还是这个待遇,吃、穿、住、用的都是公家管,穿的,除了裤衩,连袜子都是“发的”,父亲那时连牙膏肥皂都是“供给”。好处是什么都不用操心,到时候就会有人给你发;不好处是没有积蓄,攒不住钱。就那几个零用票,想打打牙祭,改善改善伙食都有点窘困。我们兄妹——部队子弟都一个样——不享受“供给”,但每人每月是另有二十元的生活津贴。

所以当时在部队有口谚,一个孩子是贫农,两个孩子是中农,三个孩子是富农,四个孩子?则是地主。父亲出身成分是富农,很不体面,但在部队,他又是堂堂正正的“地主”——他有四个孩子,每月全家可以拿到八九十元。这个数字,在建国初期,可以说是笔巨款了。

曾经有一段时间,地方上已经实行工资制,但部队仍在供给。母亲的收入一下子涨到八十多元,而父亲还只是供“六元”。这样,父亲就必须吃我们兄妹的津贴,吃母亲的工资。但是很快的,在军队的父亲实行了工资制。他还另有军龄补贴。每个月工资袋里能拿到二百一十六元,加上母亲的钱每个月就是三百元了。

老子讲“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直到人类消灭,爝火熄尽,这句话也是真理。当时一个县委书记工资不过八九十元,一个地委书记一百三四十元,那是“普遍现象”,即使军分区的司令老红军,工资也就三百元吧——而我们家处洛阳,应该说是个不小的名城。父亲“进步”虽慢,然而资历较老,收入不菲,加上母亲的,在洛阳这样的城市里,也是很扎眼的。

已故作家乔典运的生花妙笔写过,人要想活得平安,就得活得不如人,你不如人,可怜而无害,一般来说,如杨白劳那样,只要不欠黄世仁的债,黄世仁不大会主动拾掇他。杨白劳也有强项,他的女儿太好看——这一条比人强,所以招来无妄之灾。

父亲母亲都很安分,都不是惹是生非的人。他们入伍早,进步慢,在革命队伍里,本来是个弱者:处处不如人。在供给制下,大家区别不很大,一下子跳进工资制,人们一个早晨就明白过来,这个吃中灶的老凌,原来比首长还有钱!军衔定得低,该晋升军衔时送他到不能晋升军衔的干校去“学习”,母亲在陕县如鱼得水,到了“工资制”,在洛阳就受排斥。我看有两条原因,一成分高,好比软柿子,好捏;二“工资”冒尖,收入丰厚。可怜的父母,我认为他们第一条原因记牢了,第二条原因是忽略了——他们认为是洛阳风气不好,换一换地方就成。到了县城,他们才知道这里的日子更难过。因为好人坏人、正常人偏执人,只要是社会人,都有点正常劣性,妒忌——很平常的一个思维方式:“他们收入三百,凭什么?”——人们这时不大会想我的父母都是“老抗日”,父亲打游击在古墓中住过多少年。“他妈的!”人们如此想,二月河也这般想。

唉……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我的感觉,父亲母亲一辈子都在矮檐下,我就没见他们抬过头,也不曾听到过他们真正欢快的笑声。真的,一次也没有听到过!他们的忧郁沉闷伴随了他们的生命进程。父亲有一次叹息:做一个共产党员真难,母亲更正说,做一个人就真难!还有一次,是反右斗争之后,父亲问母亲:“假如我划成右派,你会和我离婚吗?”母亲连想都没想,说:“必须离——解放他们一辈子重要!”这个话是父亲快要走到尽头时,垂老风烛中传告给二月河的。他还告诉我,尽管知道母亲的话理智,尽管他也知道她爱他,尽管事情并没有发生……

这是多么凄冷的情韵!

我们家收入高,不讲究穿,但吃的绝对是军区头一份,每天我和妹妹到分区食堂打菜,红烧肉、木须肉、红烧鱼、烧肚片……用塑胶大盘——直径有一尺,打得冒高——河南话说叫“岗尖”一大盘,招招摇摇穿过大院端回家,所有的人都看见了,走过去都嗅见了,我认为是嗅到了心里头——这种“味道”也是会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

但即使是这样吃,以那年头的物价水准,他们的钱也是远远花不尽的。然而母亲逝后,父亲有一天向我们兄妹交代“账目”:我家仅余一千余元。他把情况详细介绍说:“我就要给你们续娶母亲,有句俗话说——有了后娘就会有后爹。但现在我还不是后爹。把经济情况告诉你们,把余钱也大家分了……”他生恐自己“变心”,在“变心”之前把不变的原则交代清楚。

这样我才知道邯郸大姑家的祖母,大舅舅家的聚财大表哥,现在写着《二月河源》的大哥,是他的常年资助户。另有二姨家表姐吴爱明,大姑家大表哥是他临时困难资助户。这几个受资助的亲人,在1957年前我除了表姐吴爱明之外,都是影影绰绰的印象。知道有这个人,没有见过面。见过大哥(凌振祥)一面,但已没有了形容记忆。“爱明姐”的印象比较深,因为1953年我回昔阳,大人们忙他们的,多半时间是她带我玩,到垴垴上去看场院,走路拉着我的手“看崴了脚”,告诉我“你是城里人,不要欺负人家乡下人”。爱和我一块玩,这就行,印象深。对这位大哥,我的印象是他会拉胡琴,用玉茭秆做的“琴”也能弹出很好听的“叮咚”声,我当然没想到他有音乐天赋,十二年后,湖北艺术学院在河南招生,仅录取三名学生,他便忝居榜上,我更猜想不到他们日后会结为夫妻完全加入我的河南家庭,但我们从小就非常友善。

他们之间的邂逅也是颇有意思的。我的姑表大哥吕贵成是小学老师,振祥哥和爱明姐到他卧室玩,看到了墙上挂的父亲的照片,爱明姐说“哈!那是俺姨夫”,振祥哥说“那是俺屋屋(叔叔)”!大表哥哈哈一笑说“那是俺舅舅”——这样,他们才彻底“弄清关系”。

大表哥的父亲吕倜在河北,领导着他那个“系统”红色家族。振祥哥和爱明姐却是属于父亲统率的“河南系列”。

姑表兄吕贵成是小学教师,舅表兄马聚财务农,只是生活有点困难,父母对他们只是有些关照。吴爱明是孤女,但她有二姨夫照顾,继父对她也颇怜惜爱护,父母对她的照拂比表兄们多一点。我的印象,他们最关心的还是我的大哥凌振祥。振祥哥说“叔叔对我的爱比对解放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他的感受,比较实际的情况是:父母的心公道,能设身处地为这些弱者想事情就是了。我常听父母在灯下议论。

父亲问:“振祥的钱寄了没?”

“寄了。”

“这个不能短。”

“知道。也给聚财寄了点。”

“爱明还有贵成,要想着点,写信问问。”

“信已经寄出了,还没有回信。”

这种场合很多了,但我不知道它的意义,认为和我没有关系,但事实上,这和我家的经济情况有关。

我始终有个感觉,父亲对伯父有一种负债的情结:没有伯父就没有凌尔文的今天。伯父是他的老师,引路人,亲爱无间的长兄。把他带进了人生新境界,而他自己却离开了人间……留下的这两个孩子,当然应该由自己全力照拂,按照当地政府,我大哥是烈士遗孤,上学、生活应是国家全供,但父亲没有让哥哥接受这个待遇,而是完全由他自己负起了责任。

这是父亲百密一疏,或者说,由于他本心的过于善良,造成了错误。孔子讲“过犹不及”,人生本就如走钢丝,从右边掉下去和从左边摔下去结果是一样的。过于善良毛病就出在这个“过”字上,他忘记了社会学上一个重要的原则:形式有时比内容还重要——部队是打仗的,勇敢、能厮杀就可以,为什么还要走队列,甩正步,无端地夜里紧急集合?——非如此,任何一个部队都会被带垮!

倘使大哥享受烈士子弟生活费、学费以及诸类的政策,他就是全挂子标准的“烈士子弟”,连同政治待遇也是与之同步的。人们不记得他叔叔,就会更多的忆到他的父亲“曾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现在完全是另一回事,他家中还有一个富农老太婆(奶奶)和他同住,供养呢,又全由他远在河南的一个叔叔!当然,哥哥受欺侮,还因他敢于直言,耿直率真等等原因。但我谈的“理念”是事物的本质。大哥在学校受尽践踏,最终还是给了他一碗饭,到深山区丁峪去初中教书,还是理念在起作用:一个本质的事实是他的父亲是抗日烈士,是在河北武安县被日本人包围,机关枪打死了的。

大哥在学校糟透了,爱明姐却很好,是学校团支部书记,她的政治梳理很自然也很和谐——烈士子弟,继父姓翟,她姓吴,吴可纠的女儿,用贾谊一句话“陈利兵而谁何”。这个地方是老抗日根据地,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就没有打进过,人们受的都是抗战熏陶,烈士应享受的待遇也是很优厚的。父亲的仁爱抚孤,反而让人忽略了“抗日子弟”这个政治理念。“思想右倾”也好,“反动”也罢,都是冲“富农”这条而来的。

我在读《邹阳狱中上梁孝王书》里头有这样的话:“明月之璧,夜光之珠,暗以投人,莫不按剑相眄者,何则?无因而至前也。”我敢肯定,父亲没有读到这篇文章:是明月之璧,是夜光之珠呀!那是多好的物件?你在夜里投出去,接受的人非但不感激,还会按着宝剑向你瞪眼——为甚的呢?他不能知道你,他不知道你的意思!你凭什么那么大量,自己养活侄儿呀?

父亲一生都念念不忘伯父的恩情。这种感觉:他愈是进入老年,愈是使人强烈认知。他的追念是很真挚的:“我哥哥说,小家庭好,他是勇敢呐,首先提出分家就分出去了。你爷爷问我:‘孩呀!你是不是也要分家?’我实际上也想分,但我不敢说,我回答你爷‘我不分家’……”“我哥哥说‘大丈夫患立业之不就,不患家室之不立’……”“我哥哥说‘要学樊哙、张飞能在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

“我哥哥说……”他不停地反复地念叨,他希望他的大儿子凌解放能像“我哥哥”一样善待弟弟。有时他沉吟,闭目躺在那里谁也不知他想什么,我认为他是在回忆他曾经有过的壮丽,问他,他却说:“哪里能用壮丽?不堪回首呀,有些事连想都不能的……”我劝他:“没有人能够再伤害你,不要心有余悸,爸。”他怅然一声叹:“要是心有余悸就好了,我浑身上下全是悸,连一点余不悸都没有。”我也打心里叹息:“这是心病,母亲如在,也许能医,子侄辈不是过来人,没这个能力……”

1962年三年困难缓解,但母亲的病却日渐沉重,当时,我独自留邓州,举家已迁南阳。组织上找父亲谈:如果他愿意,可以到洛阳军分区干休所去休养,父亲拒绝了,他告诉我:“已经在南阳何必到洛阳?那个干休所大,熟人也太多,恩怨也多,不如在南阳……”我知道,南阳军分区的首长待他亲和,他离休到分区大院住,为了不影响他休息,分区司令曾下令,停止早晚广播吹号,改吹哨子行动。政委是他在栾川剿匪时的战友,政治部主任也在长沙军校同过学,有情谊,无恩怨,当然在南阳要心情畅适些。

就这样决定了下来。为了照顾母亲的病,他们首先考虑的是让我辍学,他们知道我学没上好“有个工作,有碗饭就行”,但母亲不同意,说,解放不是个伺候人的人。他根本就不会,也下不来身子。不如让他和爱明早点结婚,让爱明过来……但爱明姐比我大两岁,两个人又商量,把振祥哥和爱明姐撮合起来,两个人都调到南阳。

就这样,这个南阳凌家有了一个新的整合,大哥和表姐都是烈士子弟,一个和我同祖父母,一个和我同外祖父母,他们之间没有血缘关系,从小在一处,也从小都在我父母卵翼之下生活。他们之间素来感情很好,确实是天作之合的美满,这样就构成了现在这样一个大格局。这件事做到了这样的程度:即使是南阳几十年旧交,也长期以为大哥和我是亲兄弟,听我叫嫂子为“姐”,很多人惊讶“你们家奇怪”。

1963年,母亲工资因久不上班减少百分之二十,1966年部队取消军龄补贴,我不但没看到父母沮丧,反而见到他们有点高兴,“少一点好”“钱够用就好”“早就该这样做了”——他们作如是说。也许他们曾经过时间的沉淀,看到了“比人强”的危害性,或者是下意识地认为:可以让别人稍微消消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