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人可以分为两种,一种叫巴黎人,一种叫外省人(prov-ince)。这还是略显客观的分类。换作一个老巴黎人,多半会轻蔑地说:“出了巴黎就是沙漠”。托克维尔在他的著作《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曾经分析过法国这种奇特的割裂现象。他说,像伦敦、纽约这样的大城市,人口和巴黎差不多,但很难想象它们足以决定大不列颠或美利坚的命运。而巴黎呢?以前它是法国最大的城市,到了1789年,它却一跃成为法国本身。实因为巴黎抽走了大部分法国的显贵、商人以及才智之士,帝国的菁华尽被吸取。同时,法国地方上的自由权利不断消失,独立生活的特征也已停止,不同省份的面貌特征渐趋混淆,“旧有的公共生活的最后痕迹正被磨去”,最终导致“巴黎吞噬了外省”。
一位旅行家在攻克巴士底狱之前离开巴黎去各地游历。他发现各个城市都群情激愤,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偶有集会,也是为了听取来自巴黎的消息。旅行家每到一个城市都询问市民打算做什么?得到的回答一模一样:“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外省城市。”
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里写道:“外省就是外省,巴黎就是巴黎”,其态度甚为模糊。不像帕斯卡,他在《致外省人信札》里设计的那个通信对象倒是一个淳朴热情、对世事知之甚少却充满好奇的“外省人”。
有意思的是,这个法国人的专用词所对应的中文竟是乾隆帝尤好使用的。在他斥骂臣子的朱批里面,“外省习气”“外省恶习”“外省模棱之风”等词句几乎成了习惯用语。比如他在一个大臣的奏折上批注道:“平日尚属实心办事之人,不意其亦染外省模棱恶习。”对另一个大臣,他则如此叹息:“汝在刑部,表现出色。然一任外省,即染模棱腐败之陋习,殊堪痛恨。”所谓“外省习气”,在乾隆心目中之不堪,恐怕连巴黎人也难以理解。——我的一个朋友在北京的时候,一个办暂住证的大妈很惋惜地对他说:“多好的青年啊,可惜不是北京人。”那位大妈估计理解。
孙隆基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在整体上显得粗率,他说在甲骨文字形中,“京”与“高”相通,有着高于一切地方的意思,而中国有“重京师而抑郡国”的大传统,这似乎不能完全解释所谓“外省”的内在含义。不过他举的例子很有趣。他发现上世纪80年代的大陆城市在市政规划上基本雷同,可以说是整齐划一。只有一个例外,就是上海。因此长期以来上海就成为一个被压制的对象,以使其俯身于首都之下。将孙隆基看到的情形与托克维尔笔下的法国比照,就会发现一些有趣的事实。巴黎吞噬外省,是因为法国地方独特性的消失。而中国各城市以及城市居民的矮化和自我矮化,可能不乏类似的原因——去任何一个城市都可以看到,建筑、雕塑、广场乃至城市格局,都是对大城市的模仿。而大城市呢?毫无疑问地模仿着北京的格局。
地方独特性的消失,大概是“外省”受到轻视的原因。至于“外省习气”,倒像是一种不易压制的顽强的精神——被乾隆爷深恶痛绝的东西,无论如何,肯定是有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