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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女书:百年百人百篇女性散文经典》记我所知道的槟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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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叔华

我一向都认为:“人杰地灵”也好,“地灵人杰”也好,我们人类,也同植物一样,是与土地永结不解缘的。新近我在槟城小住,觉得“山川灵气所钟”,实有至理,虽是移植过来的植物,也一样为灵气所润泽。以下所纪,观察或嫌未足,但是一个诚实的印象,还是值得写下来的。

我知道槟城这个名字,还是因为辜鸿铭曾经告诉我他生在南洋的槟城,这可是多年前的事了。以后听人讲到槟城,我就想起那个二十世纪初期的奇才兼学者,他不但精通六七国语言文字(中、英、德、法、日、梵、马来),能说能写一样的流利,对于东西文字哲学政治研究得渊博透澈,也是前无古人可与颉颃的。远在三十多年前,他住在北京东城一座寒素的四合院房子,每日不知有多少国际名流学者亲造他的“寒舍”(辜说这是炉火不温之谓),听他讽刺讥笑,若不服气,与他辩论,大都逼得面红耳赤,还得赔笑拉手,尽礼而逃。否则那拖着小辫子的老书生绝不肯饶,尤其是对客从西方来的。他的雄辩,势如雨后江河,滔滔流不绝的;若无法截住,它会毫不留情地决堤溃岸,当之者不遭灭顶不得解脱。英国大文豪毛根,日本的芥川龙之介都曾尝过此味。

“这个怪人,谁能跟他比呢!他大概是没出娘胎就读了书的,他开口老庄孔孟,闭口歌德、伏尔泰、阿诺德、罗斯金,没有一件事,他不能引上他们一打的句子来驳你,别瞧那小脑袋,装的书比大英博物院的图书馆还多几册吧?”我曾听一个父执说他听见几个西方学者说过类乎这样的话。难怪那时北京有人说:“庚子赔款以后,若没有一个辜鸿铭支撑国家门面,西方人会把中国人看成连鼻子都不会有的!”

辜鸿铭是我父亲一个老朋友。他那时住在我们家对面一条小街叫椿树胡同的。每隔一两天他就同庆宽伯(即收藏七百丁敬身石印的松月居士),或梁松生伯来我们家聊天吃饭,常到夜深才走。他们谈的话真是广泛,上下古今中外,海阔天空没个完。庆宽伯曾任前清内务府总管三四十年,无论讲到什么,他都可以原原本本,头头是道地讲一大篇。他的收藏也是无所不有,我最喜欢他养的白孔雀及北京小狗,常央求父亲带我去他家。梁松生伯曾经驻节海外多年,他住过的国家,最冷的是俄国,最热的是印度。他口才不若辜伯流利,但是大家争论起来,只须梁伯冷冷地说一句话,辜伯就偃旗息鼓地静下来了。

有一回辜伯不知因为梁伯说了他什么话,他与梁伯同来,未等坐下,即把手中的一本英文书递与我的堂兄,他说,“我要你听听我背地出《失乐园》背不出。梁伯说我吹牛。孔夫子说过‘当仁不让’,讲到学问,我是主张一分一厘都不该让的。”

说完,他就滔滔不绝地背,我挨着堂兄指着的行看(我的英文那时只认得字母),他真的把上千行的弥尔顿的《失乐园》完全背诵出来。一字没有错。这时他的眼像猫儿眼宝石那样闪耀光彩,望看他,使人佩服得要给他磕一个头。后来似乎他还要背别的书,去堵松生伯的嘴,父亲连忙说好说歹,把话题转移他的阵线方罢。

那时我根本搞不清楚什么是亚洲,什么是欧洲,更不知道还有中东远东了。我有一本《天方夜谭》译本,很喜欢那里的故事,就拉着辜伯问他讲些那地方的故事,我想他一定去过的。辜说没有去过,我就说:“辜伯伯,我知道你什么国都去过,你想瞒我可不成。”

“我若生在《天方夜谭》那个世界就好了!”辜伯叹口长气,“我可以给他们讲上三千个中国故事呢。”他转头向父亲说:“我正想刻一个图章,同康长素(即康有为)的周游三十六国比一比,看谁的棒!(了不得之意)我要印上我一生的履历,像: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你看好不好?”他一面说一面拿桌上的笔写下来。(注:康有为曾将他的曾游三十国的图章,常印在他的字幅上。辜之原配是日本人)我问他哪里是南洋,他告诉我,他是生在南洋的槟榔屿,“那是出产槟榔的小岛,可是有高山,有大海,风景好得很呢。”

过了些时,我读了英文,他对父亲说,“学英文最好像英国人教孩子一样地学,他们从小都学会背诵儿歌,稍大一点就教背诗背圣经,像中国人教孩子背四书五经一样。”

他叫我次日到他家,他要找书教我背。我没有书,他就从他尘封的书架中掏出几本诗集来,第一天就教我背两首。我对背书,向来很快,也许是我们家塾先生训练过我,得了一点背书经验,不一会我就会背那两首诗了。辜伯很高兴,叫我把书拿回家,又教我读了三首,要我下次来背。可惜他那里天天有客来访,来的客又常不肯走,我只好耐烦等候。那短短的一年,对我学英文的基础确放了几块扎实的石头;学诗,也多少给我一点健康的启蒙。

也是那时候,梁伯告诉我们辜伯早年曾与世界文豪托尔斯泰通信讨论东西文化,托氏回过他好几封长信,那是很难得的;可惜我那时的英文太浅年纪太幼,信是看见了,一点不懂!

辜伯因我的请求也给我看那个俄国沙皇因他做通译员做得好,格外把一个自用的镶宝石的金表赏赐他。这两件事都是不世的遭遇,都聚集在辜伯一人,在中国那时,只有他一人,有此光荣吧。我是多么后悔当初懂不得读那些信,似乎他的家人也不会珍视这些名贵的遗产,听说他归道山后,家中书物也随子女妻妾四散了!

我到槟城前后,曾打听过一些朋友辜鸿铭出生的地方,想去吊望一下,只是没有人能告诉我。这时我方知道他在槟城的声望,远不如北京,在中国人方面,远不如在西方人方面的隆重。(槟城散记记载辜的文,也微嫌不详)想到这绝代的学者,(虽留下几本著作)竟尔无声无臭与草木同腐了,心下未免怆然,但想起他说的“槟城,有高山,有大海,风景好得很呢”清清楚楚的一如昨日,我忽然渴望一游槟城。真的,“槟城风景好得很呢”,一点不错。我起先以为只是一二处有山有海的地方值得留连赏玩,既是岛屿,就不会有多少处不同的风景了吧?哪知住上十天八天,每日出外写生,每日有新的风景可画。后来我忽然悟过他说的话:原来处无景,那正才是真好得很的风景呢。

我乘火车到达槟城车站时,已是下午五时半,当即换了轮渡过槟城去。

呵,山是那么高,水是那么阔,在落霞艳浥的海上,远远近近的还有那三三五五轻如一叶的扁舟——舟上的人,是渔夫呢?是游客呢?他们都是那么洽逸自然。这些风光却又似曾相识的引动旅人情思。这不是青岛的海上吗?那青黛的山峰不是南高峰吗?这绿醅一样的水不是西子湖的一样醉人吗?

另一面望去是远远一抹斜阳笼罩着万顷烟波,水天之间,空明漾荡,紫色、灰色、金色,揉成一片片。海上错落地点缀着大大小小几个岛屿,浮着两三只三板渡船,却又令人认作岷江夕照的风光了。

我如梦如醉地恋着眼底风光,忽然想起我是一个离开故国已经十多年的游子了。浮云总在蔽白日,我几时可以归去呢?

想到这里,益加珍惜眼底风光了。眼中不觉湿起来,船正在此时已停泊了。在人群中遥见大地先生带了两位南大同学在等候。他们带我去先看清泉先生,他是槟城艺术协会的会长(本人是接骨名医),因他曾约我到槟城开一画展,此时却因老病复犯,好几日未下楼了。因我早已来信托他们代定一可以看到山海而远离城市喧哗的住处,所以代我定了郊外的怡园。我们见过清泉先生即开车到丹绒武雅去。

槟城不愧为东方花园,除两三条繁盛市街外,余者均广植树木,大路旁的人家,差不多俱有个小花园,还有不少人家都有花木之盛。有几条公路,两旁均植有一二人抱的古木,上面绿荫如帐幕那样遮着行人,车在下面驶过,令我想到巴黎市外的名胜区枫丹白露一样洽逸。路上汽车不多,车悠然地开着,脚踏车不少,大都是年轻学生骑着,这里中学生多着制服,他们的样式与颜色多用幽静色调,衬着健康的面色与体格,又令我想到伦敦的郊外所见。

红毛路上,有不少具有草地花木之美的西式住宅,那样式就有很多维多利亚式或爱德华登式的,不是吗?那些有宽宽的走廊的白石夏屋,高踞在碧茸茸的草地上,岂不也像牛津或剑桥两个大学城的住宅区一样?此外花木的修整宜人,门窗帘幕的幽静,处处引人遐思。路过普提中学及槟华女校,校舍规模俱甚宏伟,听说为华人所办。战后华人因树胶市情好转,金融有起色,他们就集中捐资兴学,这种慷慨解囊,其实是最明智之举,“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他们从此可以望见槟城光明的未来了。世上还有什么比希望更可宝贵吗?槟城的学校,除了若干处为英人所办外,余皆为华人创办,城中巫印人皆少,路上行人多半为华人。华人为了自己的下一代,实在也做了很聪明的工作。他们自己知道是因学识不够,所以“吃尽苦中苦”,但他们都愿望他们的子孙“为人上人”的。光凭这一点说,这打算也是真合理化的。

怡园在丹绒武雅一个山坡上,距离华人或西人游泳池均不甚远。这原是一座旧的西式大洋房改做为酒店的。它的花园其实不大,但因依山筑屋,竟分出三四层山地,每层加上花木棚架相隔成为雅座,入夜华灯放明,由播音机送音乐,客人杂坐在灯影花香中,望着如梦的暮海。是多么理想!白衣侍者捧着一盘盘热腾腾的菜肴送上来,客人要香槟要白兰地也应有尽有,真是洽逸了。在饭前,考究酒的人,还坐到酒吧前,喝一轮开胃酒,马天尼也好,老花样的雉尾酒也好,酒吧有一位师傅特别学过做酒的。不喝酒的客人就静静地坐下来谈天等汤喝。汤的种类也多,这据说是海南菜的优越点。

我入室冲凉后,下楼来享受花园夜景风味,同时也会见酒店的几位主人,其中一位就是黎博文先生,他是怡园经理之一,年轻时曾在上海暨大读过书,回槟已卅年了。在三十年里,他没有离开过教育岗位,他的桃李今日已散布星马各城市,很多都开花结果了,但他还是精神饱满,毫无衰老现象,对什么事都感到兴趣。与大地先生讲笑话时,竟还像初中学生一样“当仁不让,旗鼓相当”地认真。据说他也是被槟城的年轻教员及学生爱戴,三十年有如一日。我永远相信健康与愉快的精神是一切有成就人所同有,黎先生是一个好例子。

大地先生早就是星马闻名的书法家,据说他在战时只带了几枝毛笔到南洋来。但他居然前后捐了不少钱给华人学校,他把各体书法义卖多少次,得款捐资兴学,同时也为中华文化做了宣传工作。槟城市上有不少文质彬彬的招牌比之新加坡高尚雅观多了,就是很小一间文具店,他们也巴巴的求大地先生写个正经招牌,刻在木版上,涂了金漆或朱漆。既富丽又堂皇,其实所费不多云云。

记得在七八年前大地先生又带了他的笔,提着大皮箱到了英国Southampton登陆,海关检查员以为很重的一大箱子必定可以抽不少关税,立刻聚集了关员检查,谁知打开箱后发现一轴轴的墨笔字,他们横着看,竖着瞧也看不出所以然来。大地先生的英文那时也还不会说上几字,先是相视而笑。后来找一个码头上唐人来作通译,那个唐人也对答不出什么,只说是挂在墙上看的字,他们又问为什么要看呢?那唐人也答不出,末了还是个大学生样的青年参加解了围。他说:“我懂得这是抽象派的画,中国很古的艺术。”这批关员才觉满意,盖上箱子,苦笑着走了。

大地先生纸笔之外无长物,居然也在伦敦住下来近三个年头,开了三次展览会,后来又到巴黎住了两三个月,开了一次书法展览,他的大字对联卖掉一些,一个法国艺术家竟肯出到一百美金买他一个四五尺见方的大寿字,后来因为画廊主人太过固执,非照原价不售,所以还留下来了,否则这一个大寿字,也许被那个艺术家挟着环游世界为中国书法留一佳话了。那次书展,为巴黎有史以来第一次,开幕之日,参观的人挤满画廊,挂的画倒没有人要看,我们都叹息说可惜不能请英国的查关员来看看这个盛况,他没有看见法国人欣赏新艺术的情形,他们永远不会明白为什么要挂字条在墙上呢!(英国人是一向迷信法国艺术见解的。)

在伦敦展览书法那天,伦敦一家大报News Chronicle照了大地先生蹲在地上作书的相片,上写:“这位可佩服的小个儿的学者,是远渡重洋地来宣传中国古文化的。”一些曾经到过中国的英国人,都往中国协会来欣赏书法,他们当然也不懂得书法,有些连书法名字都没听过,可是他们都在展览会中恋恋不舍地走,一位在中国做过三十年护士长的女士望着字条向我说,“这好像真的回到中国了啊!我真舍不得离开南京的医院。”

会场中还有不少脉脉含情不舍得走开、曾经到过中国的英国老绅士,这镜头也着实感动人。大地先生在英时差不多每日到大英博物院去看珍奇的中国古物:一半原因是研究,另一半原因直到南洋后方始明白,他原来也同那位在中国医院服务三十年的护士一样,南洋就没有大英博物院那么些中国珍宝。

我想大地先生第二故乡也已决定了是槟城吧?在槟城街上,假如认识他的字的人留心看,在五步或十步之内,必定会发现他写的横匾招牌或对联。大的四五尺一字,小的蝇头小楷亦有。他是有请必写,墨宝随人方便,故大的如树胶公会请他写的四尺见方的,小的一寸他也不拒绝,他是一个“以字会友”的人,他的朋友就特别多。只几年间,在槟城他已成了“无人不识君”的城中人物了。

凌叔华(1900—1990),原名凌瑞棠,笔名素心、叔华、瑞唐等,英文名SuHua。原籍广东省番禺县,1922年入燕京大学外语系,主修英、法文,副修日文,并加入燕京大学文学会,开始创作。1947年,凌叔华与丈夫陈源(陈西滢)赴法国,后在英国定居。出版《Ancient Melodies》(《古韵》)《凌叔华短篇小说选》《爱山庐梦影》《酒后》《花之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