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早上我们照镜子时都会看到其他动物无法看到的形象：我们自己。有些人会给镜子里的自己一个微笑或者一个飞吻；有些人则会匆匆忙忙地化妆或刮胡子，以免使自己看上去蓬头垢面。不管是哪种，从动物的角度来看，人的反应都是很古怪的。我们之所以会有这种举动，是因为在人类进化的道路上我们有了自我认知的能力。更重要的是，我们对于在镜子中看到的自己的形象开始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我们到时候会长皱纹，会在让人尴尬的地方长出毛发，最糟糕的是，我们会不复存在。也就是说，我们开始觉察到死亡隐约的喻示。
大脑是我们思考的硬件，它是人类为了生存所需进化出来的具备形象化思考、质疑和推理能力的器官。一旦拥有了这个硬件，你就可以用它来做很多事情。随着智人想象力的巨大提升，意识到自己会死促使我们的大脑开始思考关于存在的问题，比如“是谁在管理宇宙”。这并不是一个有关科学的问题，然而正是这类问题引导着人类走上探寻诸如“什么是原子”之路，以及更多私人性质的问题，比如“我是谁”以及“我能改变环境让它适应我吗”。当人类脱离动物界并开始追问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作为一个会思考和质疑的物种又向前迈出一步。
人类大脑思维过程的转变促使人类开始思考这些问题，这个过程或许酝酿了成千上万年，它开始的时间——很有可能在4万年之前或者就在那个时候——就是从人类亚种的行为开始表现得像个现代人的时候。直到大约12 000年前，在最后一个冰河世纪的末期，这个过程开始大爆发。科学家把这一时期之前的200万年称为旧石器时代（Poleolithic era），接下来的7 000年或者8 000年称为新石器时代（Neolithic era）。这些名字来源于希腊语，palaio意为“旧”，neo意为“新”，lithos意为“石头”——换句话说，不管是旧石器时代还是新石器时代，它们主要的特征就是石质工具的使用。尽管我们把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的巨大转变称为“新石器革命”，但它并不和石质工具的使用有关。它和我们思考的方式、我们所提出的问题，以及我们认为重要的存在问题有关。
* * *
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常常会迁徙，就像我的青少年时期一样，他们追随食物而迁徙。女人收集植物、种子和鸟蛋，男人狩猎和捡拾动物尸骸。这些流浪者随着季节迁移——甚至天天如此——他们没有多少财产，逐水草而居，忍受着艰苦的自然条件，一切都听天由命。即便如此，一平方英里（2.59平方千米）的土地产出也仅够一人所需，在旧石器时代的绝大多数时间里，人类生活在游荡的小群体当中，通常不满100人。1 “新石器革命”这个说法于20世纪20年代提出，主要用来描述人们从游荡式的生活向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的转变，在这种新的生活方式中，人们开始在小村落中定居下来，一般有十几或二十几户人家，他们开始从搜集食物转向生产食物。
伴随着生活方式转变而来的是积极的改造自然环境的活动，人类不再像过去那样被动地适应环境。人类不再简单地依靠土地产出过活，那些生活在小小的聚居地的人类开始收集那些没有实际价值的原材料，把它们做成有价值的物品。比如，他们使用木材、泥砖和石头建造住所；使用自然形成的铜制造工具；把树枝编成篮子；从亚麻和其他植物以及动物身上取得纤维做成线，然后用这些线做成衣服，与之前人们所穿的兽皮相比，这些衣服更轻，更透气，也易于清洗；通过塑形和烤制，把陶土做成瓶瓶罐罐，用来做饭或者储藏多余的食物。2
像陶罐这类物品的发明，它们表面上的价值看起来也就是人们意识到它足够坚硬，可以装水。事实也的确如此，直到最近，许多考古学家认为新石器革命仅仅是人们为了让生活变得更容易一些而做出的改变而已。在大约10 000年至12 000年前最后一个冰河期的末尾，气候变化导致许多大型动物灭绝，也改变了其他动物迁徙的方式。据推测这种气候变化给当时人类在食物来源上造成了很大的压力。还有人推测说正是在那一时期，人口的数量已经多到单纯的狩猎和采集食物满足不了生存所需的地步。从这个意义上讲，定居的生活、复杂的工具和其他的举动，都是人们对环境变化做出的反应。
但这个理论也存在问题。首先，缺乏营养和疾病应在他们的骨头和牙齿上留下了印记。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人们对一具新石器革命之前的骨骼进行研究时并没有发现这样的印记，这说明那个时期的人类并不缺乏营养。实际上，古生物证据显示，同之前那些四处觅食的人类相比，旧石器时代早期的农民有更多的脊柱问题、更糟糕的牙齿、更多的贫血、更缺乏维生素——他们在很年轻的时候就会死去。3更重要的是，人类是逐步开始从事农业生产的，而并非什么大面积气候灾难的结果。此外，在许多定居点遗址中并没有发现种植植物或者驯养动物的迹象。
我们倾向于认为人类觅食的生活方式是为了生存所需，就像电视真人秀里，把饥饿的参与者扔进热带雨林里，他们不得不靠吃带翅昆虫和蝙蝠粪便为生。如果那些觅食者能够从家得宝和种植芜菁甘蓝得到农具和种子，他们的生活难道不会更好吗？并不尽然，在澳大利亚和非洲生活的捕猎者和采集者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还不曾接触过外部的世界，对这群人的研究发现，数千年之前的游牧社会很有可能过着“充裕的物质生活”。4
典型的游牧生活是这样的，人类在某一地做短暂的停留，直到这一地区能够轻松获取的食物资源消耗殆尽才离开。没有了食物，游牧者就会继续迁徙。因为所有的财产都要随身携带，所以游牧民族更青睐那些体积小的物品，他们对没有多少物质商品的生活很满意，一般说来他们也没有财产权或者所有权的概念。游牧文化的这些特征在19世纪初期研究他们的西方人类学家眼里看起来贫困和缺乏财富。但一般情况下，游牧民族并不需要为了生存费太大气力去获取食物。事实上，对非洲原住民桑人（又称布须曼人 )的研究显示，他们获取食物的效率要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欧洲农民的效率更高。519世纪至20世纪中期针对游牧采集民族的大范围研究显示，一个牧民平均每天只需要工作2~4个小时。即使在非洲干旱的杜比地区，在每年降雨量只有6~10英寸（15~25厘米）的条件下，人们也可以在当地找到种类繁多的丰富食物来源。相较而言，原始的农耕活动需要长时间的辛勤劳作——农民必须搬走农田里的石头，清除灌木，使用最原始的工具去翻开坚硬的地表。
考虑到这些情况，我们会发现解释人类为何定居的旧有理论并不全面。相反，许多人相信新石器革命首先并不是出于什么现实的考虑，而是一种精神和文化上的变革，这种变革由人类精神生活的不断发展引发。支持这一观点的证据或许是现代考古史上最惊人的发现，这一伟大的发现证明人类对待自然的新方式不是定居生活发展的结果，而是先于定居生活。这一考古史上伟大的丰碑被称为哥贝克力石阵，在土耳其语中意思是“长着大肚子的山丘”，因为这就是被发掘之前它看起来的样子。6
* * *
哥贝克力石阵位于现今土耳其东南部乌尔法省的一座小山丘的顶峰。这是一座宏伟的建筑，建于11 500年前——比埃及大金字塔早7 000年——不是由新石器时代的居民建造，而是由采集捕猎民族建造，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完全放弃游牧式的生活。这个建筑最惊人之处在于当初建造它的初衷。哥贝克力石阵看上去就是一个宗教圣殿，这可比《希伯来圣经》的出现早上1 000年。
哥贝克力石阵的柱子以直径65英尺（19.81米）的环形排列。每一个环形的中间有两根T形的柱子，看起来很明显就是长着椭圆形脑袋、修长躯干的类似人一样的形象。它们中最高的有18英尺（5.49米），建造这个建筑需要搬运大量的石料，有的甚至重达16吨。建造它的时候，金属工具还没有出现，轮子还没有被发明出来，人类还没有学会驯养野生动物。更重要的是，与后来人类建造的宗教建筑不同，建造哥贝克力石阵的时候人类还没有居住在城市里，无法提供大量的有组织的劳力。正如《国家地理》所言：“发现哥贝克力石阵竟然是由狩猎采集民族建成时的感觉就像是发现有人用X-Acto牌美工刀在地下室造出一架波音747飞机一样。”
这一纪念碑是在20世纪60年代最先由芝加哥大学和伊斯坦布尔大学的人类学家发现，他们当时正在对这一地区进行考察。他们看到一些掩藏在泥土下面的破碎的石灰岩石板，但以为这只是一个废弃的拜占庭时代的公墓遗迹，也就没有在意。人类学研究团体对此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兴趣。转眼30年过去了。1994年，当地一个农民在耕地的时候，他的犁碰到石头上，后来发现这块石头是掩埋在地下的巨大石柱的顶端。一位名叫克劳斯·施密特的考古学家决定过去看看。他在当地工作，之前也读到过芝加哥大学的研究报告。“第一次见到它的短短一分钟时间里，我脑子里出现两个选择，”他说，“要么转身离开，不告诉任何人，要么下半辈子就在这里工作。”他选择了后者，他一直在那个遗址工作，直至2014年去世。7
因为建造哥贝克力石阵的时候人类还没有发明文字，所以在遗址里没有发现散落的圣典，因而也就无法通过破译文字来了解在这个遗址上举行的宗教仪式。然而，通过对比后期出现的宗教遗址和活动，我们可以认定哥贝克力石阵是一个祭神场所。比如，在哥贝克力石阵石柱上雕刻着各种各样的动物，但与旧石器时代洞穴里的绘画不同，它既没有描绘哥贝克力石阵建造者生前维持生存所从事的活动，也没有描绘任何与打猎或者日常生活有关的符号。相反，柱子上雕刻着许多危险的生物，例如狮子、毒蛇、野猪、蝎子，还有一种肋骨明显、貌似豺狼的野兽。这些都被认为是充满象征意义或者神秘感的主题，里面的动物后来都与宗教祭祀有关。
哥贝克力石阵遗址
造访哥贝克力石阵的古人应该是怀着极大的虔诚之心而来的，因为建造它的地方周边什么都没有。实际上，没有人发现过这里曾经有人类生活的迹象——没有水源、房屋，或者炉灶。相反，考古学家只发现数以千计的瞪羚和野牛的骨头，看上去好像有人在远方打完猎，把它们当作食物带到了这里。去哥贝克力石阵仿佛是一次朝圣之旅，有证据显示它吸引的游牧的狩猎采集者最远来自60英里（96.56千米）以外的地区。
哥贝克力石阵“显示社会文化的转变要先于农业活动发生”，斯坦福大学考古学家伊恩·霍德说。换句话说，群体宗教仪式的出现看上去更像是人类选择定居生活的重要原因，宗教中心吸引着游牧民族生活在一个紧密的圈子里，基于共同的信仰和价值体系，最终形成了村落。8哥贝克力石阵建造的时代，剑齿虎[1]依然在亚洲的大地上游荡；弗洛里斯人，我们最后的非智人人类亲属，一种3英尺（0.91米）高，像霍比特人一样的猎手和工匠距离灭绝的时间也只有几个世纪。然而，哥贝克力石阵的古代建造者们似乎不是为了找寻关于生活的实际问题的答案，而是为了寻找精神上的答案。“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霍德说，哥贝克力石阵“是复杂的新石器时代社会真正的起源”。9
某些动物通过解决简单问题获取食物，某些则使用简单的工具。但有一个行为，除了人类之外再没有从其他任何动物身上观察到过，哪怕是最初级的形式，这一行为就是试图去理解自身的存在。所以，生活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初期的人类将他们的注意力从如何存活下去转向了关于他们自身和环境的“不重要的”事情上，这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上可是极具意义的一步。假如哥贝克力石阵是人类的第一座教堂——或者至少是我们目前知道的第一座教堂——它在宗教史上应该占据一个神圣的位置，同时它在科学史上也有一席之地，它反映了在那个时代，人们存在意识的巨大提升，他们开始花费大量的精力去思考一些宏大的关于宇宙的问题。
* * *
大自然耗费数百万年才使人类的大脑有能力提出关于自身存在的问题，而一旦人类具备了这种能力，我们这个物种就能够在很短的时间里产生重塑我们生活和思考方式的文化。新石器时代的人类开始在小村落中定居，他们通过辛勤的劳作最终换来了大量的食物，人口数量也从每平方英里1人猛增到每平方英里100人。10
最引人注目的新石器时代村落是建于公元前7 500年的恰塔霍裕克，它位于土耳其中部的平原，处在哥贝克力石阵的西部，相距只有数百英里。11对在这里发现的动植物残骸的分析显示，当地的居民猎杀野牛、野猪、野马，采集植物根茎、野草、橡子以及开心果，但很少有人从事农业生产。更让人惊讶的是，在他们的居住地发现的工具显示，这些人可以自己建造和维修房屋，创作自己的艺术作品。看上去他们好像也没有将生产劳动进行分工。如果是规模很小的游牧民族聚集地，这听起来不算那么反常，但当时在恰塔霍裕克生活着8 000多人——大约有2 000户家庭——按照一位考古学家的说法，他们四处走动，“忙自己的事情”。
正因如此，考古学家并不认为恰塔霍裕克以及类似的新石器时代村落是城市，甚至连城镇也算不上。人类的第一座城市还得再过好几千年才会出现。村庄和城市之间的差别并非仅仅在于二者的面积。12城市建立在人口之间的关系之上，而这些关系则基于生产和分配方式。城市里可以找到劳力，这意味着个人和家庭可以依靠他人获取某种商品和服务。城市通过集中人们所必需的各种商品和服务的分配方式，把个人和家庭从凡事都必须亲力亲为的困境中解放出来，这又使得其中一部人可以从事更为专业化的工作。比如，生活在某个城市周边乡村的农民将多余的食物卖给这个城市的居民，使那些原本需要通过采集（或者耕种）才能获取食物的人得到了解放，可以转而从事其他职业。他们变成了手工艺人，或者牧师。但在恰塔霍裕克，尽管这里的居民房子紧密相连，但是发掘出土的工艺品显示这些家庭都或多或少地从事着独立的生产活动。
如果每一个大家族必须自给自足——如果你可以不用从肉贩那里买肉，不需要水管工修水管，也不用把进了水的手机拿到距离最近的苹果专卖店去换还假装你的手机没有掉进马桶里——那为什么大家要住在一起并形成村落呢？使人类聚集到像恰塔霍裕克这样的聚居地的原因似乎与把新石器时代人类吸引到哥贝克力石阵的原因是一样的：共有文化和共享的精神信仰的开端。
对死亡的思索成为这些刚刚萌发的文化的特征。比如，在恰塔霍裕克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新的死亡文化的证据，这与那些游牧民族的文化有很大的不同。在游牧民族漫长的跋山涉水的旅途中，他们无法携带病人或身体虚弱的人。所以在迁徙途中，将那些虚弱得跟不上脚步的老人留在身后就成为游牧民族一种很正常的行为。而恰塔霍裕克和近东其他被遗忘的村落的居民却有着完全相反的习俗。这些大家族经常保持着亲密的关系，不仅在生活上，也在死亡上——在恰塔霍裕克，人们会将死者埋在家里的地下。13夭折的儿童有时候则会被掩埋在进入房间的门槛下面。仅在一栋较大的建筑物下面，发掘队就发现了70具骸骨。在某些情况下，因仪式需要，这些居民会在死者入土一年之后打开坟墓，用刀将死者的头割下来。14
如果恰塔霍裕克的居民担心死亡，他们同样对于人类的优越性有一种全新的感受。在大多数狩猎采集社会，人们给予动物极大尊重，仿佛猎人和猎物是伙伴。猎手们不会试图去控制他们的猎物，反而和这些即将被他们杀死的动物形成了某种友谊。然而在恰塔霍裕克，壁画描绘着人类戏弄和引诱公牛、野猪和熊的画面。人类不再将动物视为伙伴，反而视自己为动物的统治者，可以像使用树枝编篮子一样去使用这些动物。15
这种新的态度最终促使人类开始驯养动物。16在接下来的2 000年里，绵羊和山羊被驯化了，接着是牛和猪。最初，人类打猎是有选择性的——这样可以让动物种群在年龄和性别上保持平衡，人类也会保护它们免受捕食者的袭击。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开始全面接手管理动物生活的方方面面。因为被驯养的动物不再依靠自己觅食，它们逐渐进化出了新的体征——更温顺的习性、更小的大脑以及更低的智商。植物也一样受到人类的控制——小麦、大麦、扁豆、豌豆，以及其他作物——它们不再是采集者的关切，而是种植者的关切。
农业和驯养动物的发明促使人类的智力又有了新的飞跃，人类开始思考如何最大化地提高这些活动的收益。人类现在有了学习和利用自然规律和法则的动力。知道动物何时产仔，如何使植物长势更好，这都是有用的知识。这就是科学的开端，但由于缺乏科学方法或更好的逻辑推理，魔法和宗教观念混合在一起，替代了基于经验的观察和理论，比起今天纯粹的科学研究，它有着更加实用的目的：帮助人类施力于大自然。
当人类开始提出关于自然的新问题时，新石器时代聚居地的大扩张提供了回答这些问题的新途径。因为对于答案的寻求不再属于个人或者小群体的行为，人们可以从许多伟大的头脑中吸取经验。所以，尽管这些人早已放弃了打猎和采集，但他们现在加入了采集和捕猎观点和知识的大军中来。
* * *
当我还是研究生的时候，我为自己的论文选择的研究课题是，发明一种方法来为无法解答的描述在中子星外部强磁场中氢原子行为的量子等式找到一个近似的解答办法。中子星是目前所知宇宙中一种密度最大、体积最小的星星。我也不清楚自己为何要选择那个研究课题，我的论文导师也深有同感，他很快就对这个课题失去了兴趣。接下来我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来寻找各种新的近似方法，但都被证明并不比现有的方法能更好地解决我的问题，因此我想借此获得学位的努力也就毫无价值了。某一天我从办公室出来，在穿过大厅时和一位博士后研究人员聊了起来。当时他正在研究一种理解夸克行为的新方法，夸克是一种初级物质，有三种“颜色”。(研究夸克时使用的颜色定义和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说的“颜色”没有丝毫关系。）这种观点是想象出（按照数学理论）一个拥有无限种颜色，而不是只有三种颜色的世界。当我们在聊夸克这个和我做的工作没有任何关系的话题时，一个想法在我的脑子里冒了出来：我可不可以通过假设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三维世界，而是生活在一个有无限维度的世界里来解答我的问题呢？
如果这个奇怪的想法听上去有些不着边际，那是因为它本来就不着边际。但翻遍数学理论，我们奇怪地发现，由于这个问题是基于现实世界的，所以我无法找到解决方法；但如果我用无限维度来重新表述，我就能够找到解决方法。一旦找到了解决办法，为了顺利毕业，我“所有”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想出一个方法来修正这个答案，以描述这个我们实际生活的三维空间。
这个方法被证明非常管用——现在我在一个信封背面进行计算得出的结果比其他人使用复杂的电脑运算得出来的还要精确。一年的努力却毫无成果，我只得用几星期的时间来完成我关于“1/N展开”的博士论文。在接下来的一年，我和那位博士后写出了一系列论文，将这种概念应用到其他情形和原子中。17最终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杜德利·赫斯奇巴奇在一份期刊上看到了我们的方法，期刊有一个让人兴奋的名字：《今日物理》。他将我们这种方法重新命名为“维度排列”，并将其应用到他所研究的领域。18不到10年，甚至有一个学术研讨会专门来讨论这个方法。我讲述这个故事的目的不是为了告诉大家有人选择了一个棘手的研究课题，耗费一年一无所获，最终还能收获一个有趣的发现，我想向读者展示的是人类求知和创新的奋斗并不是一系列孤立的个人行为，而是一种饱含冒险精神的合作，是一种需要已经定居下来的人贡献他们的脑力去互动才能取得成功的社会活动。
在过去和现在都可以找到这种例子。在数学研究领域有太多孤独的天才，他们要么提出了改变我们理解世界方式的理论，要么在技术领域展现了让人惊叹的创造力，但他们毫无例外都属于科幻小说中的人物。比如，提出了马力这个概念的詹姆斯·瓦特，他的名字被用来命名电的单位：瓦特。据说他是在观察到不断从茶壶中喷出的蒸汽时突然产生了制造蒸汽机的点子。可实际上，他是在修理一个在他之前已经使用了差不多50年的早期的类似发明时才产生了制造蒸汽机的想法。19同样，牛顿也不是一个人坐在苹果树下看到苹果掉在地上就创立了物理学，他花费了数年收集别人编绘的关于行星运动轨道的信息。某天，一位名叫埃德蒙·哈雷（以他命名了一颗彗星）的天文学家拜访牛顿，向他请教一个数学问题，这次偶然的造访给了牛顿灵感。没有这次造访，牛顿很有可能不会写出《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这本著作包含着使他到今天依然被人膜拜的牛顿运动定律。爱因斯坦也是如此。他是在他的数学家朋友马塞尔·格罗斯曼的协助下思考一个描述曲面空间性质的古老数学理论时才完成了他的相对论。所有这些伟大思想家的辉煌成就并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基于前人积累的知识，在别人的协助之下完成的，他们的成就来自文化的塑造和滋养。并不是只有科学和技术是建立在前人劳动成果基础之上的，艺术也是如此。T. S. 艾略特甚至说过：“不成熟的诗人去模仿；成熟的诗人去剽窃……优秀的诗人让它变得更好，或者至少看起来会不同。”20
“文化”是按照你从生活在你周围的人那里学到的行为、知识、观点和价值来定义的，在不同的地区对文化的定义也会不同。现代人类的行为依据的是我们生活环境的文化，我们也会从其他文化里汲取大部分知识，这些知识对于我们来说比其他物种更为真实。实际上，一项近期的研究显示，人类经过进化选择更善于教育他人。21
这并不是说其他物种不会展示文化，它们会。比如，研究人员在对不同种群的黑猩猩进行研究时发现，他们只需通过观察一群黑猩猩不同的行为举止就能够识别出这群黑猩猩来自哪里。22就像全世界的人都能够很有把握地判断出一个人是不是美国人：只要看这个人在国外旅行时是否会去找供应奶昔和芝士汉堡的餐馆。科学家在这些黑猩猩种群中观察到了38种习俗。在乌干达的基巴莱、尼日利亚的贡贝和坦桑尼亚的马哈雷地区生活的黑猩猩，在遇到下雨天的时候会兴奋地奔腾跳跃，拖着树枝敲打地面。而生活在科特迪瓦的塔伊雨林、几内亚的波叟地区的黑猩猩把蔻拉树的坚果放在木头上，用石片砸碎坚果吃里面的果肉。据报道，某些种群的黑猩猩甚至学会了使用草药来治疗疾病。在以上这些案例中，文化活动并不是本能或者每一代的新发现，而是幼崽从它们母亲那里学到的东西。
目前记录的最详尽的动物知识和文化传承的案例来自日本群岛中一个叫儿岛（Kojima）的小岛。23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当地饲养员每天把甘薯扔到沙滩上供猕猴食用。这些猴子在吃甘薯前需要费很大的力气才能把上面沾的沙子甩干净。到1953年的某一天，一个名叫Imo的18个月大的雌性猕猴突然想到把甘薯拿到水里去洗干净。这样不但可以去除沙子，还可以使甘薯带有咸味儿，吃起来味道更好。很快Imo的同伴们都学会了它的技巧。它们的母亲也慢慢地开始这么做，接着是雄性，除了一对老猕猴——猴子并没有相互教授这项技巧，它们是在观察和模仿。几年的时间，整个猴群都养成了清洗食物的习惯。更重要的是，在这之前猴子是怕水的，但现在它们开始在水里嬉戏了。这种行为在猴群中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了下去。就像生活在海边的人类一样，这些猴群也发展出了它们特有的文化。经过多年的研究，科学家在许多种类的动物身上找到了文化的证据——这些动物千差万别，有虎鲸、乌鸦，当然也包括其他灵长类动物。24
使人类有别于其他动物的地方在于，人类是唯一一种能够利用过去的知识和创新去创造的动物。某一天有人注意到圆的东西可以滚动，于是就发明了车轮。最终，我们有了手推车、水车、滑轮，当然，也包括轮盘赌。从另一方面讲，Imo用水洗食物的行为并不是基于之前猴子们的知识，也不是其他猴子依据它的经验发明的。人类交流、学习、改进旧观念、交换灵感和洞察力，黑猩猩和其他动物可不会这么做。考古学家克里斯托弗·亨希尔伍德（Christopher Henshilwood）说：“黑猩猩能够给它的同类展示捕捉白蚁的技巧，但它们不会去提升这种技巧，它们不会说，‘让我们用另一种工具试试’——它们只会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相同的动作。”25
人类学家将这种文化累积的过程（会有相对较少的丢失）称为“文化棘轮效应”。26文化棘轮效应标志着人类文化与其他动物文化之间本质上的差别。这是从定居社会孕育而出的一个工具，在这个定居社会里，人们想要成为思想家，想和思想家一样去思考相同问题的渴望变成了知识进步的养料。
考古学家有时会将文化创新同病毒做比较。27人们的想法和知识就像病毒一样需要特定的外在条件——在这里，这个条件指社会条件——才能茁壮成长。当具备这些条件时，比如数量庞大、联系紧密的人口，社会中的个人会相互传染，文化就得到了传播和发展。那些有用的观点，即使只能提供简单的慰藉，也可以在下一代的观念中生存和兴盛。
许多凭借创新获得成功的现代公司深谙此道。实际上，谷歌公司就很好地利用了这一点。它在公司的咖啡室里放着又长又窄的桌子，员工就只能坐在一起，它还将公司餐厅的点餐路线进行了设计，只需等待三四分钟的时间——这个时间既不会长到让员工失去耐心转而去吃一碗泡面充饥，又足够他们和偶然遇上的人闲聊一会了。我们再看看贝尔实验室，在20世纪30~70年代，它是世界上最具创新力的组织，数字时代的许多关键创新都是在这里诞生的——包括晶体管和激光。在贝尔实验室，人们极其重视协作研究，甚至这栋建筑物的设计就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增加研究人员碰面的机会，雇员的工作职责包括每年夏天去欧洲出差，担任美国和欧洲科学新观念的交流使者。28贝尔实验室意识到那些和一群不同领域知识分子出差的人更容易构想出新的创新。在谈到新观念的产生时，正如进化遗传学家马克·托马斯所言：“并不是需要你有多聪明，而是要看你的交际范围有多广。”29互联性是文化棘轮效应中一个关键的运行机制，它也是新石器革命的礼物之一。
* * *
某天晚上，我父亲76岁生日聚会结束不久，我们吃完晚餐一起出门散步。第二天他被送进医院做手术。他已经病了很多年，他患有临界性糖尿病、中风、心脏病，还有更糟糕的——按照他的观点——慢性胃灼热和没有食欲。那天晚上我们慢慢地走着，他拄着拐杖，站在街上抬头望着天空，他感叹说这有可能是他这辈子最后一次看星星了，这个想法让他非常难过。于是他开始给我讲述当他意识到死亡将近时他脑子里在想些什么。
他告诉我，我们生活的地球麻烦不断，混乱无序。他小时候经历了大屠杀，老了的时候，戴任何眼镜镜架都会压迫动脉，让它鼓起来，看上去十分危险。他说，天空对他而言一直都是一个完全依据不同规律运行的宇宙，在那个王国里，行星和太阳按照它们古老的轨道安静地运转，看上去是那么完美和无懈可击。这是这些年来我们经常谈到的话题。每次当我和他谈起我最新的物理研究时，这个话题总会出现。他问我是否真的相信构成人类的原子也同样遵循那些宇宙中的原子的定律——了无生气和死寂。无论我和他说过多少次，是的，我真的相信，他还是心存疑虑。
考虑到他即将不久于人世，我以为他不再会像以前那样纠结于自然界那些没有人情味儿的法则，而是像其他那些即将离开人世的人一样，把注意力转向慈爱的上帝。我父亲极少谈到上帝，尽管他出生在一个信奉上帝的家庭，也愿意信仰上帝，但他年少时所目睹的恐怖行径让我很难把这个建议说出口。可是，在他面对星空沉思的那个夜晚，我原本以为他有可能会从上帝那里获取慰藉，然而他说出的话让我大吃一惊。他告诉我说，他希望我所说的关于物理法则的东西是真的，因为不管人类的条件有多糟糕，他和天上那些完美、浪漫的星星都有可能是由同样的物质构成的，这种可能性让他深感安慰。
至少从新石器革命开始，人类就已经开始思索这样的问题，我们依然没有找到答案，但当这些关于存在的问题将我们唤醒后，人类在获取知识的道路上将遇到的下一个里程碑，就是工具的发展——思想工具，它用来帮助我们解答这些问题。
最初的工具听上去可不怎么宏伟。它们比不上微积分，或者科技手段。它们是交流思想最基本的工具，伴随人类多年，我们差不多快要忘记它也是我们思维构成的一部分。但为了取得进展，我们需要等待一个职业的出现，这个职业不是为了获取食物，而是为了追求观点；我们需要等待文字的发明，有了它知识才能够得以保存和交流；我们需要等待数学的出现，它将成为科学的语言；最后，我们还要等待规则概念的产生。正如同17世纪所谓的科技革命一样，这些发展具有史诗般的变革性。它们并不是那些英雄个体伟大头脑苦思冥想的结果，而是人类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城市里市民生活慢慢产生的副产品。
[1] 专业术语是剑齿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