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到2004年之间，西方国家的政府和私人机构已经捐赠出超过160亿个安全套，拨款超过6.52亿美元给发展中国家用来购买、生产安全套以及普及性教育。到了21世纪，全世界各地的零售市场中安全套的数量、品种之多是惊人的，具体的数据和细节需要很多个章节来描述，在这里仅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一下这个曾经由“贫穷且被剥夺权利的人们”经营的“门背后”的产业的现状。
2006年上半年，仅仅在英国，“杜蕾斯”的销售额是9千万英镑；美国为4.44亿美元；就连菲律宾这样因为天主教居主流地位而一度没有安全套的小国家，销售量也是直线上升。在欧洲，购买量最大的是西班牙人，他们最喜欢日本制造的安全套，而其他国家每年花费在安全套上的金钱也是惊人的。
但是，在艾滋病的年代，其他一些数值也许可以告诉我们故事的剩余部分。
21世纪最初十年的末期，艾滋病蔓延到全世界，成千上万的人被感染：20世纪90年代，8百万人感染艾滋病；2006年，根据美国国际开发署的报道，患病人数大约为4千万。而其他性病，绝大多数也都重新呈上升势头。和现在的状况相比，以前的瘟疫根本不算什么。到底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呢？
一些在发展中国家工作的人感觉到，“安全套无处不在”，这让其中一个人抱怨说，这么多外国援助资金都集中在艾滋病的防治上，而对于维持生命的必需品，比如清洁的水资源，却没有必要的资金注入：“我们有足够的安全套，但没有清洁的水。”尽管对于一个压力日增的世界来说，确实没有足够的钱去满足所有的需求，但“安全套太多了”这种说法显然不对。我们需要更多……
在发展中国家，尽管通过地方、国家和国际各方的各种努力，无数安全套被发放出去，但是大多数国家人口数量依然在不断增加。这就意味着人口正在年轻化，所以安全套的数量好像永远都不够。根据国际人口行动组织（Population Action International）的统计，仅2002年一年，大约派发了25亿个安全套，7600万美元用于性教育和派发用途。而2000年时，派发的安全套数量为9.5亿个。
很多帮助和努力都投注于这个小小的套子。问题在于，什么才是最需要的？
2002年，发展中国家的需求量是99亿个安全套，需要15亿美元用于性教育以及派发费用。到2015年，预测需要186亿个安全套和超过20亿美元。从事援助工作的人员对于有太多安全套、却没有干净的水的抱怨也有一定的道理——人们太过关注生产和派发过程，而防治艾滋病远远不是一个数字的游戏。比能够生产多少安全套，以及发达国家将要或者能够提供多少资金更重要的问题是，如何预防疾病的发生。这个问题关乎政治、文化以及多年来关于人类性行为“错与对”的争论。所有这些因素才是，也必须是关于当代安全套讨论中的核心话题。
太阳下山以后没有艾滋病……
尽管大量的安全套和金钱被用于派发给穷人，但国家和地方上的贪污行为意味着这些主要援助机构提供的资金与安全套可能无法到达预期的目标人群——这一现状让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会（Bill and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一直坚持要求他们提供帮助的群体作严谨的汇报。此外，对于到达目的地之前就被窃走的安全套或者原就打算“捐给当地政府进行派发的安全套”会被不加区分地征收关税，而这些安全套本来就应是免费的。社会规范的限制和文化束缚让年轻人接受使用安全套变得困难，特别是年轻女性。她们通常都在男性的控制之下，这限制了她们使用安全套。在很多非洲国家，女性的处境极其糟糕，那里的内战和族裔仇恨让女性身处险境——强奸是最普遍的威胁——多少个安全套都无法解决这个过分泛滥的问题。
在派发系统运转得很好的地方，依然存在着贫穷或者公共教育匮乏的问题，运行体制也受到文化程度低和培训不足的困扰——受过培训的教育者可以从契合当地文化特点的角度传播相关信息——这令追求更安全性行为的教育工作面临巨大的挑战。其次，还有“安全套错误信息”的问题，其中一些看起来是乡野传说的不断翻炒——利比里亚儿童性教育工作者之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当地人拒绝戴安全套的原因是，艾滋病在晚上6点之后“就离开了”，所以“太阳下山之后”，安全套就没用了。还有一些本应该了解更多的人却站出来发表过分的公开讲话：肯尼亚内罗毕的大主教内泽基（Raphael Ndingi Nzeki）鼓吹反对使用安全套，宣称“艾滋病……蔓延得如此之快，就是因为人们随处可以得到安全套。”同时，另一些非洲教士套用小道传言以警告教民不要使用安全套，告诉他们说，安全套在工厂生产的时候，就故意加入了HIV病毒。
当这些被置于世界各地可怕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动荡中考虑时，数以百万计的人口因为没有保护措施的性行为而导致感染就一点也不奇怪了。但是，西方社会的托词是什么呢？
口水战——道德预防措施又回来了
20世纪90年代晚期，前美国总统候选人之一鲍勃·多尔（Bob Dole）作为“勃起功能性障碍药物治疗”的代言人在一档黄金档电视节目中乐观地表示关于安全性行为的公开的、诚实的公共对话已经展开，对于派发安全套及其广告不再有任何限制的时代终于来临了。事实并非如此。
进入21世纪，尽管没有法规明令禁止在黄金时段播放安全套广告，但是很多社会阻碍依然存在。2005年，“特洛伊人”成为第一个晚间11点以前在电视上做商业广告的安全套品牌。广告本身非常发人深省，它运用数据告诉观众，没有保护措施的性行为的危险性。这种做法，效果触目惊心，一度被安全套企业摒弃。公司市场部副主管对此表示：“我们的数据显示，每年有1500万美国人感染上性病。我们相信，我们用来沟通的方法是有礼有节有品位的。”不过，在很多西方国家，传染率的增高不能简单归咎于安全套广告的缺失。原因很复杂，既有各方努力在协调上的不足——商业利益和公众利益本应加以协调以取代以往碎片式的努力，也有公立学校关于性卫生的教育不充分或者不正确的因素，另外，还有安全套的售价问题，以及一直存在的伴随购买安全套而至的名声问题等等。现在，这个问题也许变得更加复杂了。
和几个世纪前一样，到了21世纪，很多人变得自满，性病的问题不再在他们警惕担忧的事项内，同时，另一些人则感到“信息疲惫”。而在最初铺天盖地的新闻故事和公益广告让人们对性行为产生恐惧之后，一些人又走进了如下场景中——这些人在离婚或者丧偶之前保持了很多年正常的夫妻生活，因此从未想到过自己也会成为潜在的受害者，成为易感人群。其实，他们和十几岁的青少年一样，在习惯获得信息的媒体渠道中，很少得到有关安全性行为的知识。
伟哥安全套
2005年针对一些男性因为戴上安全套后无法维持勃起状态的问题一家英国公司发明了一种带有“能引起勃起的混合物”的安全套。这个新玩意儿被认为可以帮助防止滑落，因此增加了情趣和安全性。如果这款伟哥安全套通过所有检查“杜蕾斯”将准备在全球发售。
尖锐
作为对艾滋病和其他性病日益蔓延状况的回应，美国海军的《性卫生和责任方案》是政府机构在推行安全性行为方面所做的努力：
因为通常来说此一议题受情绪支配，所以有针对性地投放安全套需要全面的考量和领导者的勇气。介入的策略必须对公众关心的问题和公众的理解保有敏感。这里讨论的是特定的例子。
领导者的支持至关重要。
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对此可能要失望了。
欧洲模式
欧洲人远远没有美国人那么拘谨欧盟在21世纪对性病的增长给予了有力的应对。在法国，政府推动一项让安全套变得非常便宜的计划。2005年一盒5支装的安全套只需1欧元就可以买到，超过半数的法国高中售卖这种安全套。同时，政府鼓励在医院、书报亭，夜店、电影院和更加规范化的零售店中售卖安全套。不管卫生部长是否知道他让一种旧模式又回到了人们生活中，他的计划中并不包含下面这样费神的事：公众对这场运动在道德层面展开辩论。
在美国和英国，少数人的意见没有被适当地表达出来，这让反艾滋病活动家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当说到性教育的时候，这些“少数人”并没有被考虑在内。不过，也许不止这两个国家正在经历着性病人数暴增的状况，对于每个人来说，承认人类是非常喜欢性行为的动物的同时，让人们——代又一代的人——负责任地行动起来，这样的挑战，正逐渐消失在无休止的辩论中。人们将太多的精力花在了老生常谈的争辩中，而不是去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军医告诉军人们的话，那句话其实就是底线：“天使只生活在天堂中。”
口水战的一些实例
尽管性方面的禁欲是一个让人崇敬的目标，但相关的措施必须包括更安全的性行为的指示和如何使用安全套。这些措施的有效性很大程度上依靠科学证据。
全国卫生研究院，1997年
认为派发安全套是减少青少年怀孕率的最佳途径的人，显然没有根据数据说话。
总统候选人乔治·W.布什，1999年11月
目前的研究发现并不能证明，教育上一味强调禁欲的方法对于推迟性交开始的时间有所帮助。
美国医疗协会，1999年
了解禁欲教育的力量和所能达到的效果是非常重要的。
总统候选人乔治·W.布什，2000年9月
所有青少年都应该接受正确并持续使用安全套的咨询，以此来减少受感染的风险。
美国儿科学会，2001年1月
我支持很多专家的意见，并只是希望提醒公众，当安全套被当做避孕用品使用时，它不一定是靠得住的，使用了安全套依然怀孕的例子并不少见。说到艾滋病这种病毒，它比精子细胞要小450倍，因此，安全套所使用的乳胶材料显然不够安全。这些不确定因素……应该代表了卫生部门和所有相关运动的一种义务，那就是必须齐心协力地斗争，就像他们对待被认为是危险品的香烟的态度。
梵蒂冈枢机主教特鲁西略（Alfonso Lopez Trujillo），2003年
当我们面对着一个已经杀死了超过2000万人、目前至少4200万人受感染的全球性流行病时，这些关于安全套和艾滋病的不正确的声明是非常危险的。
世界健康组织对特鲁西略的回应，2003年
一个安全套，当它被用来保护生命的时候，就不仅仅限于性的范围之内了。
比利时枢机主教丹内尔斯（Godfried Danneels of Belgium），2003年
婚前禁欲行为和对稳固婚姻中的另一方的忠诚，显然是避免感染上性病的关键。但是，教会的牧师们生活在一个真实的世界中。不是每个人都遵从教会发出的以价值为根本的指令的。在这种情况下，教会应该给予人们各种选择，其中之一就是使用安全套。不是将安全套作为避孕用品，而是用来防止一种致死的病毒的传播。
南非主教凯文·唐林（Kevin Dowling），2004年
最让人难过的事情是，这些正统派教徒的信仰中没有一条扎根于、或者说代表了他们自称为之服务的主流宗教。正统派基督徒的基督教被广泛认为和现代神学没有关联，就好像它和现代科学的关系一样。极端正统派伊斯兰教主义者的观点和行为很难在《可兰经》中找到认同……反对使用安全套的运动是受原教旨主义的信条驱动的，因为在原教旨主义中，忠诚和信仰不仅取代了证据，还引导人们蓄意曲解那些在服务更高层次事物时假定的事实。从这个角度讲，这场运动，它拒绝承认人们思想已发生变化这一现实，拒绝承认物种多样性日渐削弱的严峻事实，它的实质和它的具体实施手段是相辅相成的。
罗伯特·梅勋爵（Lord Robert May），皇家学会会长，2005年
危险在于，我们有一种来自于宗教等级制度的绝对的禁令，这条禁令告诉我们这么做是错的，然后，当人们需要保护自己的生命的时候，你又这么做了，这会让人们丧失信念。我们在未来几年中将花费150亿英镑来和艾滋病做斗争。同时，做好预防的工作也很重要，我们也计划增加安全套的派发数量。
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