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丈夫会逗我开心
但怀孕对于我来说就是一项苦行
因为胸部开始下垂，而肚子变得沉重，成为一种负担。
出自一位13世纪的女诗人
关于古老的安全套的故事，隐藏在古代埃及、希腊、罗马时代的艺术、诗歌和编年史中，那时的男人们使用安全套大多是为了预防疾病和避免意外怀孕造成的纠缠。但出于某些原因，中世纪的传统历史学家们坚持说，当罗马衰亡时，对于控制生育的任何理解和尝试都已经遗失在历史长河里了，而中世纪的人们过着短暂的、兽性的、对性充满矛盾心情的生活，从来不曾也不必去考虑控制家庭规模的问题。
事实并非如此。
虽然帝国终结的时候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动，中央集权散落，权力的地方化导致封建主义的出现，但直到11世纪，中世纪的专题著作、日记和文学作品中都充满了各种关于人类性行为的文字（有些隐晦，有些直白），包括指导人们如何预防怀孕或者终止妊娠。并且，很多事实都证明了安全套确实在早期欧洲人的生活中已经占据着一席之地。实际上，从很多方面都能将西方历史中这个独特时期诠释为一个相当性感的时期；公元1000年前后，大众文学便已描绘出一幅幅人们严肃认真地探索各种性行为的图卷，在“雌雄争霸战”（battle of the sexes）的中世纪版本中，男人和女人既是罗曼蒂克的伴侣，又是战士。同时，教会变得非常关注关起门来的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就如同历史中常常见到的，实际做的和嘴上说的往往背道而驰：教会恰好为那些沉溺于性行为的实验与开发的人士——某些修士、某些修女，甚至一两个和处男这个称呼毫无关系的主教——提供了合适的场所。
不合法的手段
英格兰爱德华一世的法典让我们得以窥见如下事实，在中世纪早期，关于控制生育的实践已经传播得十分广泛。他的法令规定，向女人提供任何控制生育的手段或建议都是违法的。但就像一些罗马皇帝试图将控制生育的行为定为非法一样，爱德华一世的法令也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女邻居、朋友和亲戚间相互不张扬地传授着技巧，甚至还有人靠培育避孕药所需成分的草药和鲜花谋生。就像历史反复证明的那样，警惕的君王很少能够成功抓到或起诉犯事的人，因为只要人们迫切地想要“控制怀孕”，他们就会对法律视而不见，而另外一些人发现生产避孕药的利润已经丰厚到足以令他们甘愿以身试法。如此一来，根本没有办法有效地实施法令。也许更有说服力的一点是，爱德华法令中完全没有提到如何惩治那些传授或者售卖避孕手段的男人们。
如果无法做到保持贞洁，至少也要小心行事，并采取避孕措施。
一种关于性的普遍“哲学”，11世纪到13世纪
13世纪意大利内科医生塞利塞托的威廉（William of Saliceto）在他的《预防和治疗药物大全》（Summa conservationis et curationis）一书中有一章讲述了如何用草药混合物防止怀孕的问题；他也解释了如何会导致流产。他的方法更多是借鉴自阿拉伯世界先进的医学知识，当然，阿拉伯世界的医学有相当部分亦是继承自古典时期。但是，中世纪欧洲的学术界和医学界并非世界范围内控制生育问题的鼓吹者，关于中世纪人们对此到底有多少认识，真正有发言权的应该是教会的神职人员。
在整个中世纪，教会越来越多地涉入人们的日常生活，特别是关涉到性关系的问题时。神职人员宣扬这样的教条：性行为只能是属于已婚者，而且要严格限制为以生育繁殖为目的。也就是说，性生活的享受必须被忽略。教会的政策反对并至今依然阻碍着信徒们对“流产和避孕”的实践。
有效的和无效的避孕药
将薰衣草、欧芹和马乔莲煎煮后的混合药剂被德国民间医学界认为是药力强大的避孕药。用不结果实的树的种子沏的茶也被认为含有避孕成分，毕竟，如果树是不结果实的，那么按逻辑推理，喝了这种茶的女人应该也不结果实。这些方子中有的奏效，有的无效。柳树树皮沏的茶不仅有避孕的功能，喝了它的女人可能会终身不育。诸如“安妮女皇的蕾丝”（野胡萝卜）这类野生植物的种子也是当时非常受欢迎的一种口服避孕药，而它的功力确实强大。男人也没被遗漏掉：“男人从鼻孔中吸入樟脑的气味就相当于阉割。”这很有趣，但是全拧——樟脑恰恰是一种天然的壮阳药。
教会这种公开限制人类性欲的行为造成了一种极具讽刺意味的现实：教会成为中世纪拥有最多控制生育信息的地方。更让人惊奇的是，正是教士们做了许多研究从而推进了对繁衍生育以及如何控制生育的理解。
从留存至今的希腊和罗马专题著作中，我们也得到了一些信息，这些专著都是生病的修道士们躲在修道院文书房中用拉丁语煞费苦心抄录下来的。不过，修道士们做的不止是抄录那些旧配方，他们还亲身试验了避孕混合药剂和煎煮药剂。培育、收获、混合和煎煮各种各样的花朵和野草，占据了骨干教士们每天的主要时间。教士们怎么知道他们炮制的玩意是否行之有效呢？这事查证起来颇有难度，但近代科学的确证明了当时很多药剂中的成分确实有避孕的功能。
都灵纸莎草纸
至今为止记载有最多关于性内容的纸莎草纸存于都灵，完成于古埃及新王国时代。它描述了每一种性交的快乐。男人取悦男人，阴茎勃起，全身赤裸的年轻女人和比自己年纪大很多的男人，这些都是古代春宫图的经典画面。
相反的，教会中旅行经验丰富和老于世故的男人们，也包括女人们，在他们的日记和信件中都有关于避孕药的描写。这些日记和信件中的一部分日后变成了在整个教区传播的常识小册子。14世纪大多数托钵僧和多明我会（Dominican）的修士们在告解室中学到了很多相关知识。那些因为怀疑自己是否怀孕、是否被传染，是否在错误的地方“播下了种子”而怀有一点负罪感的教民们，他们在向教区的神甫和教士们忏悔罪过时，也忏悔了自己做这些事的过程，因此，神甫们非常了解避孕的知识以及有多少人积极地防范着这些意外的事故。他们也同样知道教区里谁和谁睡觉了。
诸如赫里福德的约翰·布伦亚得（John Bromyard of Hereford）和索尔兹伯里教区的帕古拉的威廉（William of Pagula from the Salisbury diocese）这样的英国神甫，和法国、葡萄牙、意大利的兄弟们一起，在他们的论著中经常表示：“防止她怀孕”（ne impraegnaretar）；“为了不得到更多的孩子”（ne habeat plures filios）；“借以防止怀孕”（propter quodimpediatur concepcio partus）。这些关于怀孕和避孕的书籍其实就是神甫对结婚的教民们具体的建议，并世代相传。
一位14世纪英国加尔默罗修会修女（Carmelite）在就控制生育进行争论的时候走得更远，她宣称控制生育“是男人区别于野兽的所在……但是，男人并不像野兽那样仅仅以孕育下一代延续种族为目的，他真正的目的是和妻子一起过上美好而平静的生活。”她并没有给出如何控制下一代人数的建议，但她让人们看到了教会内部最初为控制生育问题进行的斗争。
反过来说，虽然锡耶纳的圣凯瑟琳（Saint Catherine of Sienna）反对一切控制生育的方法，但她并不避讳在公开场合讨论这个问题。她抱怨说，避孕是“结婚的人”最经常犯下的罪行，但他们对此项罪行的认识远远不及他们犯下的“其他罪”，包括偷窃、咒骂和暴饮暴食。
经常被认为是13世纪“犯下私通罪的神甫”的法国蒙塔尤的皮埃尔·克莱格（Pierre Clergue of Montaillou），在他的日记中记载说当他问他的性伴侣是否使用了“他们的方法”避孕时，他确定她在使用一种听上去像是女性安全套的东西。
石榴归来
13世纪意大利的托罗图拉女士（Dame Torotula）虽然不是教会的一员，但她被称为历史上第一位女性妇科医生。她也经常委婉地给女人们一些关于“女性烦恼”的建议。她推荐女性使用古老的方法：将石榴当作子宫帽。就好像在古埃及，女人们被告知将石榴的果实一剖为二，掏空里面，然后戴起来。她并没有说明女人应该什么时候戴石榴以及为什么要戴，但考虑到古代社会和刚现雏形的现代社会的平行关系，她当时在往牛皮纸上写关于避孕问题的时候，肯定是特别谨慎的（或者是扭捏的），争取既传达了知识，又不会被过分热心的权力机构起诉。
波斯人的保护方法
再一次感谢教会的资料，因为它们证明了当时男人们确实尝试着各种控制生育的方法。但是，这些文件中没有关于为了预防性病而采用的保护措施，这一项却恰恰是古代世界的男人们使用安全套的首要原因。直到中世纪，对于性交和传染病之间关系的认识还只限于私下里的交流。诺曼人的英文中有一个词是la chaude pisse（热小便，一种很普遍的小毛病），被认为是和不干净的妓女性交后造成的。到了12世纪，一项法令规定，伦敦南部妓院的老板们，不能允许“被危险疾病折磨的女人”继续工作；而14世纪英国也提到了相近的问题：淋病。直到文艺复兴时期后期，这些传染病（之前一些医学家认为是轻微淋病的表现形式）和与性无关的疾病，主要是指麻风病，被归在了一起考虑。但是，在中世纪，男人使用的保护套并不是为了御防疾病。它们的目的是避孕。
关于性交的书籍
著有《论性行为》（OnSexual Intercorse）一书的11世纪阿非利加的康斯坦丁（Constantine the African）在卡西诺山（Monte Cassino）的本笃会修道院中过着隐士生活。他一边将以前的阿拉伯文翻译成拉丁文，一边撰写着一些有趣也可以说让人迷惑的避孕方法。康斯坦丁建议使用甜瓜或者葫芦的外皮来制作安全套，并告诉读者这些材料会减弱男人的性欲。不过他指的“使用”似乎是将之当做一种容器，因为他也说了，如果能够“正确”使用这些中空的壳，他们就能很好地“将精子变干”。虽然他的所指非常含糊，但似乎他说的东西和古代日本人制作安全套使用的乌龟壳很相近。
在《阿维森纳》（Avicenna）[1]一书中，拉丁文译者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没有将关于如何制作安全套的部分翻译过来。阿拉伯文版本推荐了一种“液体安全套”，由铅白制成，但没有介绍如何佩戴这种安全套。
就像塞利塞托的威廉在他的著作中说明的那样，最早和伊斯兰世界重新取得联系的开拓者们带回了避孕的方法，其中包括安全套。举个例子来说，波斯人就曾提到过在性交时使用皮质材料制成的安全套。这也再次证明了在欧洲人们使用安全套的尝试。
经常被称为“伊斯兰世界的希波克拉底”的阿尔-拉兹（Abu BakrMuhammed ibn Zakariya al-Razi，公元900年）是一位撰写了关于避孕问题的波斯医生。他的作品就好像避孕这个问题一样，是在道德上就“做与不做”的一次探寻。阿尔-拉兹列举了为什么有时候精子不被允许“进入”的原因，而这些都深深埋藏在他的哲学理论中。和罗马以及欧洲的同行一样，阿尔-拉兹的文字也很含糊，但是他关于如何在性交同时防止“进入”的解释听起来应该就是建议使用安全套。其他伊斯兰世界里的人建议使用由焦油制成类似安全套的覆盖物，这听起来并不比12世纪一位犹太医生推荐的“将阴茎整个浸在洋葱汁里”更糟。
谦和尊严的还是肉体的？
走来了美丽而谦和的女士，身边有两三个朋友， 走在他们结了婚的上帝身边。
12世纪的诗
中世纪文学赞美谦和而有尊严的爱情，也就是传统中定义的欧洲宫廷中勇敢的骑士和可爱女士之间那种纯洁、忠贞的关系。男人在千里之外爱慕着他们的恋人，他的爱情可能永远得不到回应。但是中世纪诗歌和不那么罗曼蒂克的故事依然记述着那些让人满意的性关系。
年轻人和他们的情妇 在铺满树叶的小树林里漫步 这里的青草浓密厚重 柔软得如同天鹅绒 男人将女人放倒 将草地当成羽毛床垫来嬉戏。
乔叟，《公爵夫人之书》
在其他作品中，当说到宫廷男女之间关系的时候，乔叟的文字并非都如此纯洁细腻。他证实中世纪人们很享受性生活，并尝试着避孕（但就他个人而言，他对这两件事并不赞成）。在他的小说《女尼的教士的故事》（Nun's Priest's Tale）中，谦和而有尊严的恋人们除了心灵的交流之外也会想到其他。他们做爱是“为了快乐而非繁殖后代”。他明确反对任何男人“在私密处放上某些东西”以及“不把种子留在女人体内以繁殖下一代”。学者们认为，这就意味着乔叟是反对流产的，但是实际上他真正反对的也许是使用安全套。
乔叟和中世纪乃至文艺复兴时期其他作家无意识中说明了，虽然贵族们很喜欢夸耀他们通奸的事情和婚前的那些性行为，但怀孕对于那些只知道精神恋爱的无知的情人们来说，根本就是未知的世界。然而，骑士们在各种锁子甲之外，是否还使用其他的盔甲作为保护措施呢？
虽然没有很多证据说明中世纪的时候安全套广为使用或者被大多数人理解，但同时也有很多证据证明当时的男人想尽各种办法来确保性交，特别是进行违法性交的时候，不会留下任何肮脏的后果。显得彬彬有礼、英勇无比又老于世故的骑士们十分关注那些能让他们在“快乐”之后不留下令人尴尬或者不舒服后果的方法。衷心希望他们中没有人听从了权威避孕专家的建议。
一位教皇的推荐
一种关于男性套子的有趣叙述来自于一位教会人士，但此人并没有藏匿于修道院的文书房里。他是一位教皇。
教皇约翰二十一世（Pope John ⅩⅪ），也就是西班牙的彼得（Peter of Spain），出生于13世纪。他是一位医生的儿子，在巴黎大学读书，之后成为锡耶纳大学的医学讲师。这位“医学教皇”写了很多关于避孕的书籍。他记载了女人可以用来控制生育的草药，他也号召男人要有所节制，他还推荐了一种由铁杉树皮和从树叶中提取的黏稠物制成的安全套。但是，约翰教皇对于性交的理解肯定有限：他粘糊状的安全套遮住的是睾丸，而非阴茎！
被俘的阴茎
在中世纪时期，女人拥有更多的自由和选择，但当说到教会和世俗法律如何对待她们时，事情就并非如此了。没有什么比14世纪出版的《女巫的锤子》（Malleus Maleficarum Witches' Hammer）说得更直白的。这本书警告男人们，女巫潜藏于各处，和她们交往可能会要了性命，至少也是让人很不舒服，因为女巫可以“夺走男人的生殖能力”。另一本反对女人的专著警告说，性交可能导致麻风病。还有一本书暗示了某种独特的女性安全套：“一些女人是如此善变和狡猾，她们把铁放在阴道里。这……会弄伤阴茎……”这种做法或许对于阴道本身也没有任何好处吧。
然后出现了“被俘的阴茎”，这是一个中世纪的概念，意思是一旦男人的家伙被“吸住”，他就不能从和他有性关系的女人那里逃脱了，并且得永远保持在传教士式体位上（性交时的男上女下式体位）。狡猾的女人可以使用的另一个“陷阱”是“箍带”，一种皮质的带子绑住阴茎，好像安全套一样。设计这个东西最初的意图是防止男人在长途旅行或者进行某些运动的时候阴茎瞎扑腾，不过它同样可以被坏人利用。与其说箍带的作用是把一个男人永远捆绑在身边，还不如说是为了让男人根本无法进行任何性交——一种类似于阉割的安全套。当然，这是出于女巫之手。
另一位13世纪的性学专家叫安东尼乌斯（Antoninus），他在一部凸显其罪恶感的名为《安东尼乌斯的忏悔》（Confessional of Antoninus）的伪医学专著中谈到了避孕问题。这个诚心忏悔的作家戏剧性地讲述了他使用过“不孕的毒药”——此乃教会指称所有避孕用品的说法。但这是安东尼乌斯对于男人为避免意外事故而采用防范措施的间接表达。他指出，男人有两种办法进行性交，一种是在柔软兽皮制成的容器之外性交，一种是在容器内性交。安东尼乌斯的语言同样是很含糊的，但是他留下了足够的语言空间：安全套VS“容器”。这足以证明安东尼乌斯既不是反避孕者，也并没有罪恶感。
莱昂纳多做了什么？ 对于安全套来说是否也有一个文艺复兴时期？
一方面，随着中世纪的演进，天主教会越来越关注性问题以及性与罪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最多产的关于避孕问题的作家和实验者仍是修道院文书房里的修士们以及教区的神甫们。在梵蒂冈奔跑玩耍的孩子大多有个主教爸爸，结了婚的神甫们把家庭置于幕后，对于教士们违规的性行为普遍的态度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些都表明教会内部对于结婚和为了生育而性交都不太当回事，更不用说人民大众了。同时，根据神职人员有如此多的私生子便可以推断，他们貌似并不阅读在修道院文书房忙碌着的同僚们的著作。
文艺复兴时期的魔法
一种魔法是佩戴火蜥蜴心。这是一种流行的外用避孕药——当它被钉在女人膝盖旁边时，就能产生奇迹。另一种符咒以咒语为短音节而闻名，以折纸的方式隐藏着魔力，不过也许它并没有什么用处。如果修士给了和他有性关系的修女一个符咒，他会在性交的时候指导她用一根丝线穿起符咒并戴在脖子上，保证说这样就可以防止怀孕。等到修女发现这个符咒根本没用时，修士早已逃之夭夭。她会因为好奇心而打开符咒，上面用结结巴巴的拉丁语写着：“别让你自己被推倒，否则苦酒满杯。”
虽然在文艺复兴时期科学和技术都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但是直到15世纪以前，关于避孕问题的研究并没有取得多少进展。这个责任主要还是在妇女身上，她们继续沿用着先辈们使用的有效或无效的草药煎剂，同时也会使用类似子宫帽的东西。浸满具有杀精功能的液体的卫生棉条在绝迹了至少500年后又再次出现。
在文艺复兴时期，油膏和含焦油成分的睾丸及阴茎涂抹物仍然被推荐用于避孕措施上。当然，奇妙的护身符是永远不可缺少的。不过，在欧洲一些日益兴盛的城镇，特别是在英格兰和法国，那些用动物的内脏和皮毛生产副产品的商人们知道如何生产安全套——他们把这当作商业机密加以严守，并且知道如何把它推向市场。
“你少年时候进的是哪个书房？”
“我在烧猪毛的坑里受过拳骨教育。”
“你在健身场上学的是哪一种摔跤姿势？”
“学的是偷了东西赌假咒，眼睛直盯着对方。”
“你成年后干的哪一行？”
“卖腊肠。”
出自雅典的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 的戏剧《骑士》（The Knights）[2]
生产香肠的人和手套贩卖商
香肠（sausage）这个词来自于拉丁语的salcicia，意思是咸的，也许这是为了表达归因于盐，因为香肠是人类最早腌制的食物。早期的盐和调料，就像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Nebuchadnezzar）喜欢的一样，令香肠在长时间内保持新鲜。罗马人在宗教庆典上用他们心爱的奈尼亚香肠（nenia，一种加了香料的小香肠串）作供品；从公元前5世纪开始便深受希腊人喜爱的一出戏剧干脆冠名为《香肠》（The Sausage）；一种黏稠状置于羊的胃袋中的羊杂碎香肠以“哈吉斯”（Haggis，一个古老的英语词汇，而非苏格兰盖尔语）之名闻名世界；荷马在他的史诗《奥德赛》（The Odyssey）中也提到了香肠。到了中世纪，意大利人拥有世界上最多的香肠品种，至今如此。香肠的历史是如此悠久，它对另一个小东西有着深远的影响。
香肠和安全套相同的形状使他们的生产者联想到两者可以选用同样的材料。动物的肠子，包括膀胱、胆囊和表皮几千年来都被用来生产安全套。21世纪质量最好、也最流行的套套还是由动物肠子生产的。对近代商业的起源特别是零售业在微观层面的重现感兴趣的历史学家表示，近代欧洲早期，屠宰场工人是最早发明或者发现动物肠子有其他用途的人。这种说法尽管一直遭人质疑，但始终不绝于耳。也许这说法没错，不过下面的描述的确是事实：香肠生产商私下里还经营着一种小生意——把加工干净的材料卖给个人，而到了16世纪，他们就把材料卖给以生产安全套为生的零售业主了。
当然，肠子的这种另外的用途并非欧洲人所发明，但是他们似乎认为是自己发明的。考虑到当时只有少于3％的欧洲人能够读写自己的语言或者拉丁语，这一事实就很好地说明了为什么关于谁卖了什么、卖多少价钱、卖给了谁这类数据都缺乏清晰的记载。再考虑到21世纪的时候，当提到“安全套”这个字眼，人们的脸上会泛起怎样的红晕，就不难想象香肠生产商、屠夫们确实不会公开宣扬他们关于安全套的认识。他们大概也害怕教士和税吏。
欧洲和英格兰的香肠生产商都是同业工会中忙碌的男男女女（威尼斯香肠工会和金匠工会在给圣萨尔瓦托莱教堂的捐款数目上竞争激烈）。中世纪的法律对他们的限制比一般的屠夫要少，因为在13世纪和14世纪的伦敦，屠夫经常会因为屠宰动物后的内脏、头、尾、血弄脏了街道以及泰晤士河而被罚款。而香肠生产商就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他们买加工好的肉、调料、盐和动物的膀胱。
在伦敦，有一条街叫做Blow Bladder（直译：吹尿泡），是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一位屠夫的儿子——在他的著作《瘟疫年纪事》（Journal of the Plague Year）中起的名字，而在这条街上的一些专业屠夫那里当然能够找到膀胱。至少从1284年开始，Blow Bladder（或者简称为Bladder）街上的香肠生产商开始购买干净的、加工好的肠子来生产各种各样口味的肉制品。同时，他们应该也在效仿古代套子的生产方法，使用剁肉刀来切肠子，将一端打结以防止渗漏，并在另一端用丝带或者绳子固定在穿戴者身上。不过，他们可没有留下什么关于生产安全套的“票据”。
好吧，快点！香肠，往里走， 美妙的、紧绷的，进去的道路如此狭窄…… 不要祈祷：难道你不热爱 血肠，光彩照人又醇厚 如果它不忠，就会被刺痛！ 肯定是调味料加了个够。
西班牙作家巴尔塔萨尔·德尔·阿尔卡萨尔 （Baltasar del Alcazar），16世纪
“手套里的手……”
莎士比亚（他的父亲是一位卖手套的）让克瑞西达（Cressida）将自己的手套送给特洛伊罗斯（Troilus），这是一种性行为的象征。而在此之前很久，手套就已经在文学作品中拥有了双重含义：一种同时代表阴茎和阴道的象征，同时代表男人和女人在性交中的角色。
在中世纪的时候，手套是深受女性欢迎的一项商品，女性手套生产商同样拥有他们自己的工会。他们和屠宰场的工人以及屠夫都有直接的联系，因为从那里可以得到生产手套的原材料，和其他某个行业一样。手套生产商们也掌握了制造膀胱安全套的技能，因此也会做一些私下的生意。还有少部分手套生产商，被行会法律规定只能生产亚麻或者羊毛手套，一般不被认为是专业商人，也不属于手套同业工会组织。这一类手套生产商摇身一变就成了用亚麻制作安全套的生产商——两者都使用布料，而且两者都以布带甚至丝带作为完成产品的最后一步。
当历史经由中世纪和文艺复兴进入16世纪时，欧洲经济发生了巨变，几乎不再容忍女性从事商业贸易。和犹太男性手套生产商一样，越来越多的女性手套生产商转向了安全套生产。女人与男人肩并肩工作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女性同业工会捍卫手套生产行业的日子也一去不复返了。女人被挤出商业领域，那些依然从商的女人们只能找些边缘产业为生。对于一些人来说，手套向安全套的转变是合乎逻辑的，而女性香肠生产商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到了17世纪，安全套生产已经变得相当公开，大多数安全套生产商都是女人。在西班牙和意大利，在整个反闪米特人的中世纪里，一些犹太男人被逼得只能从事极少数几样行当，主要就是为客户制作“皮囊”。
那么，有没有人对于“尿泡”、“皮囊”和“手套”这三个安全套最不朽的委婉说法有什么疑惑呢？
[1]原指人名，是阿拉伯医学集大成者，著有《医典》一书。翻译成拉丁文后，直接用作者名命名该书。——译者注
[2]此段剧本译文节选自《罗念生全集》第4卷13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