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农业的出现，人类历史在那些采纳农耕的地区进入到一个新阶段。我们称之为农业时代早期。世界史著作通常会忽视这个时代，这些作品基本上都具有一个不言而喻的假定：农业的采纳直接通向城市、国家和文明。本章这部分内容想提醒大家注意一个事实，即这些大型权力结构直到几千年后才出现。事实上，农业时代早期很漫长，几乎和第一批城市出现到今天的整个时期一样长！那么，早期农民是如何生活的？最早的农业社会是什么样的？在人口密度大致增加到要求大量人口集中到复杂的城市和国家之前，农业是如何不断扩展的？
当我们使用农业时代早期这个表述时，我们所讨论的社会，显然建立在农业之上（即每个人以农业为生）。这些社会的运作不需要城市、国家或通常所谓的“文明”。在今日世界的某些地区，早期农业社会依旧存在（比如，雅诺马马人和巴布亚新几内亚高原地区的人们），不过完全被边缘化了。然而，就最近 1 万年而言，在其中 5000 年时间里，这种社会主导着人类的生活方式，也是所有人类共同体中最庞大和最复杂的社会。
在全球不同地区，这个时代开始的时间很不一样。在世界某些地区，比如西南亚，农业时代早期大致始于 11000 年前（大约公元前 9000 年），一直持续到大约 5200 年前第一批城市和国家的出现。在另一些地区，农业、城市和国家出现的时间更晚，而在其他一些地区，城市和国家从来没有出现过。在本章中，我们准备考察大约 6000 年的人类历史，大致公元前 9000 年到公元前 3000 年这段时期，即从农业的最早迹象到最初的城市和国家的出现。
某些地区对农业的采纳意味着，那些世界区的人类历史开始走上一条完全不同的发展轨迹。自农业在非洲-欧亚大陆首先出现以来，它随之养活了最庞大的人口，也包含了最丰富的被驯化的动植物。美洲——农业在那里出现得较晚——拥有的人口数量位居第二，也具备相当可观的生态多样性，尽管潜在的可驯化植物不如非洲-欧亚大陆野生禾本科植物那么有营养，而且潜在的可驯化动物也很少（早期的人类捕猎者可能已经把它们赶尽杀绝了）。
在澳大拉西亚，农业很早就出现了，但是规模有限。那里的人口很少，部分原因可能在于，农耕者面临着有限的生态多样性，以及缺乏潜在的可驯化动物。真正的农业只存在于巴布亚新几内亚，当地的主要作物是芋头。农耕从未在澳大利亚站住脚跟，直到两个世纪之前欧洲人到来之际，那里的土著居民一直过着成功的采集生活。在太平洋世界区，乘坐独木舟穿越大洋的移民很晚才把农业传播到那里，尽管相似的生态环境限制了潜在的可驯化物种的范围，尽管许多岛屿的脆弱环境限制了人口密度。
农业时代早期的技术和生产力
早期农民在他们所能够生产的食物总量方面，面临着一系列限制。这些限制因素包括：能源短缺、肥料和（或）养分不够以及水资源缺乏。
在农业时代早期，绝大多数能源和劳动来自人类本身，因此，孩童作为潜在的农场劳动力变得越来越重要。显然，直到所谓的次级产品革命之前（我们在下一章将会讨论），人类几千年都没能了解动物粪肥的好处。在这个时代大部分时间，人们很少使用灌溉。任何大规模的灌溉活动，或许需要动用国家的强制性权力，随着气候的持续变化和人口的不断增长，这种强制变得更有必要。
早期农民采取的三种主要耕作技术（或方法），反映了上述局限性。这三种技术是园艺农业（horticulture），火耕或刀耕火种农业，以及奇南帕农业（Chinampa agriculture）。园艺农业类似于一种商品蔬菜栽培，在 20 世纪，许多社区花匠还在使用这种方法。它使用传统的技术和工具，比如用装有木柄的石斧来开辟土地；用脚犁和锄头种植；用带有木柄的骨头或石头镰刀收割；用石头来碾磨谷物。由于所有能源由人力提供，因此，这些工具的效率就显得十分关键（参见图 5.4）。当考古学家尝试了解农业时代早期人类的生活方式并测定其年代时，这些工具提供了重要的证据。
图 5.4 园艺农业。
在 17 世纪的秘鲁，人们用园艺农业的工具（脚犁和锄头）和技术收获马铃薯。人类劳动是能源的基本来源
中国的一个遗址提供了农业时代早期园艺农业社会发生技术革新的一个例证。在黄河流域的磁山遗址中，农业时代早期的土层被发掘出来，年代为公元前 6000 年到公元前 5700 年之间。那里发现了数以百计的地窖，它们显然是用来储存过冬的谷物。用来种植和加工小米的石铲、石臼和杵也被发现，另外还有用来盛食物的圆碗和三脚大浅盘。
火耕农业——也以刀耕火种农业著称——现在依然是亚马孙盆地雅诺马马人采取的活动。从事火耕农业的早期农人面临着广阔的森林，他们要“清除”过多的树木和矮灌木，这样，他们的土地、庄稼和放养的动物才能够获得充足的阳光和养料。他们先选择一块林地，用手斧或焚烧的方式来清理草木，然后在这些土地上耕作 1 年到 5 年不等。一旦某块土地的肥力耗尽之后，他们就迁移到另一块林地，开始新一轮的刀耕火种过程。在北美和欧洲的温带地区，农民基本上抛弃了火耕农业，但是，它在热带雨林地区一直持续到今天，雅诺马马人就是证明。
奇南帕农业——由中美洲的农民创造，是指以木料和泥土于湖中建造漂浮的地皮，然后在上面种植作物（参见图 5.5）。奇南帕农业与阿兹特克人联系密切，因此，我们将在第 9 章做出更详细的讨论。
图 5.5 奇南帕（人造湖田）。
奇南帕农业由中美洲的农民创造，是指在以木料和泥土于湖中建造漂浮的地皮，然后在上面种植作物
与后来的农业技术相比，农业时代早期的这些技术效率很低。不过，它们比旧石器时代的技术更加高效，随着它们逐渐提高效率和生产力，人口开始以更快速度增长。根据人口学家的估计，在旧石器时代末期，人口可能将近 1000 万；据他们估算，在农业时代早期，全球人口大约 5000 万，即在 6000 年时间内增长了 4 倍。
农业的传播
我们不要忘记一点，即农业是在地理上相互隔绝的几个地区独立发展起来的，其基础在于当地存在合适的、潜在的驯化物种。农业一旦在这些“起源中心”确立之后，它必然会向全球传播。这种传播在一些地区非常迅速，在非洲-欧亚大陆尤其如此，因为这个世界区大体上的东西走向，有利于驯化物种在相同气候环境中的传播。在其他地区，由于需要适应不同纬度的气候，这种传播缓慢许多。
农耕的传播，要么因为狩猎－采集民族采纳了农业，要么因为正在扩张的农业社会取代了狩猎－采集民族，尽管考古证据难以辨别在不同地区到底哪种因素更重要。耕作无疑比采集更有利于人口增长，然而，随着人口的逐渐增加，农业社会面临可持续发展问题。当数量有限的动植物物种需要喂养的人口越来越多时，一些家庭被迫迁移和开垦新土地。这不仅意味着原有的共同体变得更庞大，也意味着新的农业共同体的不断出现。研究人员安默曼（Ammerman）和卡瓦利－斯福尔扎（Cavalli-Sforza）通过借鉴群体生物学来论证前进波模式（wave of advance model）。他们认为，农业社会边缘地区的人口增长，再加上地方移民模式，必然导致农业人口范围的扩大（农民稳定地向环境合适的外围迁移）。
就这种扩张的原因和速度而言，考古证据显得模糊不清，因此，两种有助于史学家考察农业传播的新方法出现了：语言分布和遗传研究。语言证据表明，在太平洋世界区，大约公元前 3000 年，说南岛语（Austronesian languages）的民族将稻谷种植从中国大陆传播到台湾岛，1000 年之后，又传播到菲律宾。他们在那里驯化了新的谷物，然后在接下来 2000 年时间，通过令人惊讶的独木舟移民活动（关于这种移民的更多内容，参见第 9 章），他们将这些谷物传播到太平洋遥远的群岛。语言的传播，尤其跟随移居新地区的农民一起传播的“稻米”的同源词，证明了农业移民取代了东南亚原有的狩猎－采集民族。
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班图语民族在公元前一千纪的移民活动，促进了牧牛业、高粱和小米种植在非洲大陆的传播。这些班图语民族的故土，可能位于现代喀麦隆的热带稀树大草原。或许在一段干旱时期，他们可从那里顺着大草原走廊穿越森林，向南迁移。语言证据证明，这些班图语民族促进了农耕在非洲的传播。
遗传研究人员认为，农耕共同体迁徙时，它们可能带有某种显著的遗传印记，现代人身上或许还可以找到这种印记的蛛丝马迹。然而，这项工作的结果模糊不清，对线粒体 DNA（mtDNA）、Y 染色体 DNA（Y-chromosome DNA）和细胞核 DNA 的研究表明，在早期西南亚农民对欧洲基因库的贡献值上，这些研究得出的结论并不一致。一些 mtDNA 研究显示，西亚农民的贡献值大约为 20%，而 Y 染色体 DNA 研究显示的数值高达 65%。我们可以对 mtDNA（由母系遗传）研究数值与 Y 染色体 DNA（由父系遗传）研究数值之间的差异做出如下解释：它证明男性农业移民移居欧洲，并且与当地妇女结婚。最近利用 mtDNA、Y 染色体 DNA 以及常染色体标记的研究表明，农业时代早期对欧洲基因库的贡献值在一些地区超过 20%，由东向西逐渐减少（从希腊的 85% 到法国的 15%），我们从源自西亚的扩张可以预料到这一点。
2010 年的一项研究比较了农业时代早期土耳其和北欧的居民点，它进一步支持了前进波模式。对驯化动物和早期农民骨骼的遗传分析表明，大约公元前 8000 年，大量农民开始从西南亚移居欧洲。这些农耕者带去了他们驯化的牛和猪。由于基因突变的缘故，这些农民可以饮用和消化大量生牛奶（早期智人最初无法做到这一点），这使显著的人口增长成为可能。有迹象表明，在一些地方，当地采集民族和农业移民之间发生了冲突（例如，在德国城市塔尔海姆附近发掘出了 34 具被棍棒打死的骸骨），同时也存在偶尔的物品交换和贸易往来。定居者推进到巴尔干半岛，然后北上抵达今天的奥地利、匈牙利、德国和斯洛伐克，这种不间断的移民潮最终导致采集民族在整个北欧消亡。⑦
2010 年另一项时间更近的研究——从 8000 年前的人体骨骼中抽取 mtDNA 进行研究，而这些骸骨发现于德国德伦堡一处墓地——也支持前进波模式，不过，它证明采集民族和农民之间的杂交，而不是相互冲突和取代。从骸骨抽取的 mtDNA 与生活在现代土耳其和伊拉克的人们的 mtDNA 很匹配，这进一步证明，农耕很可能是由移民传入欧洲，而不是被当地的采集民族采纳。与上面一段提到的考古证据不同，德伦堡的 mtDNA 证据表明，采集民族并没有因为农民移民的进入而“消亡”，而是与后者混居，共同创造了具有混合基因血统的后代。⑧
不管农业传播的主要动力是什么，一个无可争辩的结果就是，农业时代早期，农耕共同体的数量越来越多，大约到 5000 年前，地球上大多数人都以农业为生。大约 1 万年前，农业只出现在西亚，或许还有巴布亚新几内亚。到 7000 年前，农耕已经出现在今日巴基斯坦境内印度河流域的丘陵地带，以及中国的黄河和长江流域。到了早期农业时代末期，即大约 5000 年前，农业已经成为欧洲、巴尔干半岛、撒哈拉以南非洲、或许还有中美洲和南美洲部分地区的主要生活方式。这些地区人口密度的增加，也为集体学习提供了更多机会，因此，农业时代早期为人类历史注入了一股新的社会活力。
农业时代早期不断增长的社会复杂性
居住在永久性住所的农民，在各种村庄汇聚起来。当时还没有城市和国家，村民居住的共同体大小不一，从十几户到几千户家庭不等。对农业时代早期的人来说，村庄就是整个世界！不过，这并不是说农业时代早期是一个整齐划一的时代，因为并不存在一个模版来规定村庄应当是什么样的。由于村庄之间差异巨大，因此，不同村庄村民的生活也千差万别。
永久地居住在同一个定居点的生活方式，对人类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大型的、人口密集的共同体的生活，彻底改变了居民的日常生活。这些村落肯定会存在紧张和冲突，这就需要一些机制来化解冲突，因为现在的家庭基本上不得不与邻居和睦相处。人类学家将这种情况称为各种离心倾向（有利于整个共同体）或向心倾向（有利于单个家庭）之间的张力。农业时代后来出现的政府和法律制度，可以回溯到早期村庄的这种张力。这些关系也导致社会复杂性的增强，因为更大的集群和私人财产的出现，致使人类历史上首次出现了权威、性别差异和身份问题。基本的人类学理论认为，集群规模越大，需要更明确地行使权力和权威；这样，在整个农业时代早期，旧石器时代平等的血亲关系逐渐被财富和权力的垂直等级制所取代，世界各地墓葬中随葬品数量和价值的巨大差异证明了这一点。
农业时代早期的村庄
尽管所有的农耕共同体都显示出社会复杂性的增加，不过，农村的实际日常生活经历却千姿百态，它们取决于村庄的各种条件和地理环境。村庄的出现本身就是一个演化过程，简单地在一个地方居住下来，与创造一个组织良好的村庄并不是一回事。幼发拉底河流域最早的村庄阿布胡赖拉（Abu Hureya）是由一些陷入泥浆的圆形小茅草屋组成，它们显然是富裕的采集民族的住所。大约公元前 9600 年，这个社区被抛弃了，大约在公元前 8800 年，早期的农民在此定居下来。这个定居点很快发展成为一个大型村庄，建造了泥砖结构的矩形房子（与圆形结构不同，这种形状更有利于增加房间）；房子底层是储藏室，上面楼层住人。
20 世纪 70 年代，南亚地区挖掘出了一个重要的早期农耕村庄，即巴基斯坦西部的梅赫尔格尔（Mehrgarh）遗址。从公元前 6500 年到公元前 2800 年，梅赫尔格尔一直有人居住，它是迄今为止在南亚发现的最早的农业时代村落。它离博兰河不远，也毗邻博兰山口——将印度－伊朗高原的高地与印度河流域的平原连接起来的一个主要通道。在最早的居住层，住房主要是矩形的泥砖建筑，分成好些房间和隔间（可能用来存放谷物）。种植的主要作物是大麦和小麦，辅以椰枣树以及瞪羚和瘤牛的猎取。在前陶器阶段，墓葬中有一些实用的和奇异的器物，包括镰刀、涂有沥青的篮子、海贝以及绿松石。在公元前 6000 之后，墓葬中出现了陶器；也有驯化瘤牛的遗传证据，或许还有驯化棉花的最早证据。梅赫尔格尔遗址是一次十分重要的发现，因为它为南亚地区从富裕采集生活向最终的城市化的漫长过渡提供了罕见的证据。
在中国南部，湖南省的八十垱遗址位于长江和洞庭湖之间一处低洼的平原地区。考古学家发掘出的最早地层（年代大约为公元前 7000 年）显示出了一些深达泥炭层的柱坑，它们被用作村庄住房的基座，因为这些住宅需要搭建在洪水泛滥的平原之上。八十垱是中国最古老的、年代得到测定的农耕村庄之一，它证明了一种需求，即住房建造的方式和地点必须有利于农业的成功，就八十垱遗址而言，房屋的建造必须以稻谷的驯化为基础。
在中国北部地区，农业时代早期的证据是仰韶文化，黄河流域已经出土了许多仰韶文化遗址。仰韶文化是一种精致复杂的农业定居文化，从大约公元前 5200 年到公元前 3000 年，持续了 2000 多年。仰韶文化最重要的遗址是半坡遗址，一个由很深的壕沟保护起来的令人印象深刻的村庄。住宅区位于壕沟保护范围之内，而村庄的墓地则位于壕沟之外（参见图 5.6）。通过中国的几个遗址，我们粗略窥见了东亚农业时代早期的演化过程中日益复杂的乡村生活的变迁，以及特定的环境所扮演的角色。
图 5.6 半坡。
仰韶遗址的发掘，位于中国北方的半坡。这一早期农业村庄中的房屋被一条很深的防卫沟环绕
在辽阔的美洲世界区，那里的考古学家也发掘出了农业时代早期村庄生活的证据。北美的科斯特（Koster）遗址位于伊利诺伊河下游涝原边缘的绝壁处，最初是采集民族的临时营地，后来发展成为复杂的、适合长期居住的定居点，尽管居民可能是富裕采集民族而不是农民。住房呈矩形，建造在 4.8×4.25 平方米的平台上，室内有火塘。食物储藏在地窖中，还有用来蒸蛤贝和烤肉的盆子。死者似乎埋葬在特定坟场，五具被埋葬的狗的残骸（年代为公元前 6500 年）也被发现。
南美的一个主要村庄遗址拉帕洛马（La Paloma）建造在秘鲁海岸，大约公元前 6800 年到公元前 3700 年之间，那里一直有人类居住。在其最繁盛时期，村庄有 50 座圆形拱顶住房，它们都建在平底坑上面。墙面上部由藤条编制，屋顶盖以茅草。发掘出来的物件证明，居民的食物包括收集的海洋资源以及早在公元前 6000 年以来就驯化的葫芦、南瓜和豆类作物。死者的尸体保存在海盐中并被芦苇席卷起来，墓穴上方架起的火帮助尸体变干以便于保存。人工制品——包括颜料、鱼钩、黑曜石以及奇异的贝壳的分布表明，这个遗址当时还是一个平等社会，不存在农业时代早期其他遗址中发现的权力和财富的垂直等级制。
我们现在准备考察来自英伦三岛北部的一个村落，以此结束对农业时代早期村庄的概览。这个村落叫斯卡拉布雷（Skara Brae），位于苏格兰北部奥克尼岛西海岸。在 1850 年一场风暴吹出少数几座石砌房子的大致轮廓之前，该村落一直为泥沙掩埋。1928 年，考古学家戈登·柴尔德（Gordon Childe）开始发掘这个遗址，发现了七座房子；后来又发现了三座。放射性测年表明，在公元前 3100 年到公元前 2500 年之间，该村落一直有人居住，这个遗址是迄今为止在欧洲发现的最完整的农业时代早期村落。
该村落最初可能离海岸有一定距离，居民是一些农民，不过，这些人也狩猎和捕鱼。奥克尼群岛缺少木材，早期居民只能使用其他的建造材料，比如石头。当地居民需要建造坚实的石砌房子来防御严寒，因此，他们的房子地基都打在由此前的生活垃圾构成的土丘（考古学家称之为垃圾堆）之中。墙体所使用的，是海水自然冲刷塑造过的大块石板，墙面和屋顶铺设木料、泥煤、土和草料来防风雨。不但房子由石头建造，里面的家具也是如此。遗址中发现了石床、梳妆台、储物柜以及罐子、骨针、珠子项链、神秘的刻有图案的石球、盛有红赭石的容器（参见图 5.7）。其中一所房子可能是作坊，它被分成小间，里面发现了骨头、石头和鹿角碎片，这些可能是制造工具留下的副产品。我们对这个村子的社会结构知之甚少，不过，我们很清楚，大约公元前 2500 年，由于气候恶化，这所农业时代早期环境最恶劣的村子不再适合人类居住，因为它看上去好像被居民完全抛弃了。
图 5.7 斯卡拉布雷。
斯卡拉布雷位于苏格兰北部奥克尼岛上，年代大约为公元前 3100 年到公元前 2500 年。这些住房和里面的家具都是石头建造，石头是该岛最容易获得的建筑材料
农业时代早期的性别关系
考古学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农业时代早期共同体的性别关系，但是，这种证据是模糊的，至多只是部分地回答了如下问题：农业和定居的村落生活对妇女地位造成了什么影响。这种变迁显然改变了男人和女人的相对地位，不过，并不存在一个标准模式来规定这种变化应当如何发生。部分难题在于，我们通常很难从考古记录中将男性遗留物与女性遗留物区分开，被发现的许多器物并没有明确地表明它们专属于某个性别。人类学家和性别史学家经常将当时社会与现代的农业时代早期社会进行比较，希望由此重建那种变迁过程中可能发生的事情。其中一个假定认为，由于 20 世纪园艺农业社会所使用的石器工具通常由男性制造，因此，农业时代早期的情况可能也是如此，但是，这种观点很难成为定论。
通过研究非洲南部山族采集民族，一些研究者指出，定居生活降低了妇女的地位。迁徙部落往往更加平等，男人和女人扮演的角色对部落的生存同样重要。这种观点认为，定居生活改变了这一切，因为妇女被局限在相对封闭的家庭之中，男人得到解放，他们担任更多的公共角色，包括牧牛和参与“政治”。这种变迁最终意味着，妇女的一些工作，包括打水和其他家庭琐事，被认为是地位低下的。
另一种对农业时代早期性别角色的解释认为，在促使共同体放弃流动生活、转向定居生活（通过积极地、有意识地致力于植物的培育）方面，妇女或许起到了领头的作用，因为流动采集的生活方式对妇女而言尤其艰辛。通过考察苏丹的富裕采集民族，人类学家找到了支撑这种观点的证据。⑨ 另一方面，对叙利亚阿布胡赖拉遗址的骨骼残骸进行的分析表明，相对于食物采集，农耕对妇女提出了更多体力要求。许多女性骨骼也得到分析，她们的脚趾骨发生了变形，上臂粗壮，可能是成天碾磨谷物导致的，而男性骨骼则没有这种变形。
有证据显示，与食物采集民族相比，农业时代早期生活水平最初都下降了（对男性和女性都一样），这就使得上述模糊的解释更加复杂。生活水平之所以下降，原因或许在于，农民依赖的食物种类不如采集民族那么丰富，他们的饮食更单调、也更没有营养，这也解释了一些早期农民的骨架不如相邻地区采集共同体成员的骨架那么高。如果主食歉收，那么饥荒很可能随之而来，而且成为常在的威胁；与食物采集者相比，农民的工作更辛苦、花费的时间更长、身体承受的压力更大（骨骼研究可以证明这一点），他们想尽办法摆脱农业时代早期共同体所面临的各种威胁。可以肯定地说，在这些共同体中，男人和女人的角色以及随之而来的地位都逐渐得到明确的界定。
为何一些村落变成城镇？
并非所有村落都会发展成城镇和城市。我们现在关注的，乃是一些村落规模增大、最终成为城镇的具体原因。在第 6 章，我们会进一步分析这些早期城镇如何发展成为城市和国家。
考古证据提供了一些引人注目的例子，即某些特定的村落发展壮大，最终达到城镇规模。然而，我们并不清楚这些特定中心增长的原因。其中一些可能是重要的仪式中心，对周围村落具有精神上的重要性。另外一些显然拥有很有价值的资源，比如稳定可靠的水资源。另外一些成为重要的商业中心，或许由于它们控制着有价值的货物的贸易，或者位于重要的贸易或移民路线的交通要道上。在本节最后部分，我们考察农业时代早期两个不同的遗址，即杰里科（Jericho）和恰塔霍裕克（Catalhoyuk）。第 9 章将考察第 3 个遗址，即北美的查科峡谷（Chaco Canyon）。
杰里科：世界上最古老的城镇？
今天的杰里科位于现代巴勒斯坦境内约旦河谷地，南距死海约 16 千米。杰里科低于海平面 263 米，是世界上最低的永久性定居点。对这一遗址的考古勘查开始于 1868 年，这项工作也在 20 世纪前半期断断续续进行。1952 年到 1958 年间，凯瑟琳·凯尼恩（本章前面已经提到过她）利用现代考古技术对遗址进行了广泛勘测。凯尼恩尤其感兴趣的，是发掘出希伯来《圣经》上记载的“棕树城”，在犹太教－基督教传统中，这座古城被尊奉为以色列人摆脱埃及奴役之后的回归之地。随着挖掘工作的展开，她很快发现了一些早于《圣经》记载好几千年的证据。最终，她挖掘的壕沟抵达一处农业时代早期定居点的遗存，这处遗址占地大约 2.4 公顷，年代大概在公元前 9600 年。后来还发现了更早的土层，它表明，纳图夫文化的富裕采集民族早在约公元前 12000 年就居住在杰里科，这样，杰里科成为人类历史上一直有人类居住的最古老的定居点。
有助于解释杰里科的起源和长久存在的关键性资源，就是水，在那种严酷的沙漠环境居住，水绝对是必不可少的。这座城市位于切尔干河（Wadi Qelt）一块绿洲上，令人惊讶的是，它有可靠的地下水供应，即著名的埃内斯－苏丹泉（the Eines-Sultan spring），在人类连续居住的 14000 年时间里，泉水显然从来没有干涸过。在圣经中，这处自然水资源被称为以利沙泉（Elisha’s Spring），根据《列王纪下》（2:19－22）的一则故事，先知以利沙让杰里科（圣经中为耶利哥）的水变得有益于人的健康。每分钟从这口泉中涌出的淡水超过 3800 公升，一套精妙复杂的灌溉系统将这些水分配给大约 1011 公顷的农田。土壤本身是冲积而成，非常肥沃，自采集生活向农业过渡开始以来，土壤、阳光和水的结合就使得这块土地深深吸引着富裕的采集民族和农民（参见图 5.8）。
图 5.8 杰里科。
杰里科位于现代巴勒斯坦境内约旦河谷，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人类在此连续居住了大约 14000 年
杰里科的最早居民为纳图夫人，农业居民随后取而代之，他们驯化了二粒小麦和大麦，在村落周围建造了石头围墙，墙外是一条石砌壕沟，由此体现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合作。在大约公元前 8350 年到公元前 7350 年期间，村落发展成一个城镇，很可能有 3000 多农民居住在圆形的泥砖房子中，从这些房子的排列来看，当时不存在任何明显的城市规划。后来的居民学会了驯养绵羊，也发展出一种保存人类头盖骨的崇拜仪式，其中包括将贝壳放在眼眶位置。
更晚的居住层不太明显地展现了日益增强的社会复杂性，这意味着杰里科已经从一个大型村落发展成一座城镇。通过对这些前青铜时代地层的勘探，考古学家发现了狩猎和耕作工具，比如箭头、镰状刀片、斧头和磨石；食器包括石灰石制作的碟和碗；锭盘和织坠；以及必定与某种宗教或礼仪活动联系在一起的真人大小的灰泥像。在经过几千年的连续定居之后，公元前 1700 年到公元前 1550 年间，杰里科的规模给人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当时，这个地区出现了快速的城市化，城市之间充满冲突，一个驾驭战车的精英阶级为杰里科组织了强大的防御力量。
恰塔霍裕克、黑曜石与伟大的母神
恰塔霍裕克是农业时代早期的一个定居点，位于现代土耳其境内科尼亚平原上，大约建于公元前 7300 年。20 世纪 60 年代早期，英国考古学家詹姆斯·梅拉特（James Mellaart）发现这个遗址并展开挖掘工作，该遗址占地 13 公顷，分成 12“层”。尽管科尼亚平原是土耳其降雨最少的地区之一，不过，在农业时代早期，这里河流纵横交错，河水、冲积土壤以及芦苇沼泽使得这块土地非常有利于农耕。考古学家认为，当地一些小型的、先前存在的村落发展成为一个人口密集的共同体，比如恰塔霍裕克，大约到公元前 6200 年，居民可能多达 8000 人。
该城镇的住宅很紧凑。每一所房子基本上呈矩形，四边与其他房子相连，房子之间没有巷子或道路。屋顶是平的，木梯可达屋顶，由上面的活板门可以进入屋内。据考古学家估计，每一所房子的寿命大概为 70 年，当屋顶塌陷之后，就可以在原址上重新修建房子（参见图 5.9）。居民以驯化谷物和蔬菜以及放牧绵羊维持生计。恰塔霍裕克的居民也交易火山玻璃，即著名的黑曜石，这种石材产自大约 128 千米之外的卡帕多西亚。通过敲打这种有用的石材，就可以得到一些边缘坚硬、锋利的石片，然后把它们制成非常有效的狩猎和耕作工具。在恰塔霍裕克发现的工具，几乎都用黑曜石制造。
图 5.9 恰塔霍裕克。
一位艺术家对恰塔霍裕克（位于现代土耳其境内）的印象。恰塔霍裕克大约建于公元前 7300 年，这座城市人口很密集，居民以耕作和交易重要的自然资源——黑曜石（一种很有价值的火山玻璃）维持生活
在恰塔霍裕克遗址，房子的白墙和地板上绘制了一些醒目的红色艺术形象。已经挖掘出了现实的人物形象和抽象的几何图案。其中一个主题，就是描述人类与一系列围绕一头巨大野公牛展开的活动。最近的发现（2008 年）进一步强化了野公牛的重要性：几组野公牛角设为柱子，从排列方式看，它们似乎在保护葬在地下的死者。另一幅图画所展示的，乃是秃鹰环绕的无头人。最让人迷惑不解的是，这些图案对人物的描绘都以程式化的女性形象和一系列女性雕像来表现。梅拉特最初认为，恰塔霍裕克是一个重要的祭祀中心，用来祭拜一位伟大的母神，不过，不管崇拜的对象是什么，非凡的绘画、墓葬活动以及女性肖像，证明存在一种丰富的、富于象征意义的宗教信仰，或许也解释了这个农业村落为何会发展到如此庞大的规模。正如这些例子所表明的，我们需要认识到一点，即从村落向城镇的演进，是一系列变量结合在一起的结果，其中包括可靠的水资源、肥沃的土壤、很有价值的自然资源以及神圣或象征的意义。
尽管存在密集的人口、令人印象深刻的建筑以及日益复杂的神圣信仰体系，不过，就上述定居点以及农业时代早期大多数社会的居民而言，他们依然生活在一个相对平等的社会世界。恰塔霍裕克和杰里科的住宅在大小和占有方面基本没什么区别，这表明，当时还不存在社会等级制。尽管男性和女性的墓地有时候有一些性别专属的物件，不过，这些东西本身没什么价值，妇女似乎得到相同份额的食物，这意味着，虽然农业时代早期男女之间的文化差异得以确立，但并没有导致妇女在经济上的从属地位。最后，即使在农业时代早期这些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城镇，也没有真正的证据表明一个宗教或领袖精英阶级出现了。因此，本章要提出来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共识性权力（指领导人在共同体的一致同意下进行统治）的早期形式如何出现于早期农业时代的晚期。第 6 章将讨论这个问题，并且考察这种权力在后来如何转变为强制性权力（领袖以武力威胁进行统治），最终导致富人和穷人、精英和农民以及国王和皇帝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