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3月21日，我的好友、北京朝阳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唐子人教授在圣地亚哥海洋公园游玩时，遇到一个美国游客突发心跳骤停，倒在离他约10米的地方。随后，他一个人坚持胸外心脏按压10多分钟，等到AED到位后成功将其复苏！海洋公园管理人员非常感激，送了他一顿可以单独观看鲸鱼演出的自助大餐，弥补了他没看成表演的遗憾！
事后，唐子人教授坦言：“如果当时没有AED，我也不一定能把她救活。”这不是谦虚或客套，而是大实话。
2016年6月29日19时30分许，天涯社区副主编金波先生在下班回家途中，于北京地铁6号线呼家楼站突然晕倒，现场多名群众自愿对其进行了心肺复苏，地铁工作人员也呼叫了急救车，但34岁的金波最终还是未能生还。
金波先生的猝死引起了全社会前所未有的关注，也引发了大家对于AED的大讨论。在我国绝大多数地铁站、火车站、机场、飞机上、火车上、体育场馆、酒店、大型商场等人群密集的公共场合，以及警车、消防车上，都没有AED的配备，这已经成为备受关注的公共卫生问题。
要想搞清楚AED是怎么回事，得先说一说什么是室颤。
室颤，是室性纤维颤动的简称，指心室肌快速而微弱的收缩或不协调的快速乱颤，使得心脏丧失了排血功能，心音、脉搏和血压消失，心、脑等器官和周围组织的血流灌注完全中断了，室颤是导致猝死的致命性心律失常。
心脏骤停后，80%以上在3～5分钟内最常见的心电图节律表现是室颤，而抢救室颤唯一且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心脏电击除颤。
除颤越早，成功率越高，如能在1分钟内完成除颤，成功率可达到90%，每延误1分钟，成功率则下降10%。可见，能及时完成除颤是救命的关键。
那么，究竟什么是AED？它跟除颤有什么关系呢？
AED，即Automated External Defibrillator的缩写，就是自动体外除颤器，是一种专门为非医务人员研制的急救设备，体积小、重量轻，便于携带、易于操作、使用安全。
简单地说，使用AED可以及时消除室颤，让心脏的窦房结重新开始工作，继而使得心跳恢复。AED的使用，只需简单培训，即可掌握。其实，学习AED，比学习心肺复苏的徒手操作更为简单、容易。
那么，AED如何使用呢？
AED自带电池，首先按下电源开关键，就会听到语音提示，施救者按照语音提示进行简单操作即可。
第一，按开关键，接通电源，以下均按语音提示操作。
第二，“请按照图示，给患者贴好电极片”。
第三，“请把插头插入插座”。
第四，“请不要接触患者，开始自动分析患者心律”。
第五，“请不要靠近患者，开始自动充电”。
第六，“现在除颤，请按橘黄色放电键”。
需要施救者操作的只有第一、第二、第三、第六这四个步骤。有的AED只需要施救者操作第一、第二、第六这三个步骤。如果是全自动AED，只需两步操作，第一步是按开关键，第二步是按语音提示贴好电极片，随即AED自动分析、自动充电、自动放电，患者就有可能起死回生了。太神奇了！
AED操作很简单，第一步要先接通电源，心脏按压要同时进行，不能停。
使用时，AED会自动分析，如果是正常人的心律或心电图已经呈一直线，也就是说，AED通过自动分析后“发现”患者不是“室颤”，就不会充电，当然也就无法放电，这对于患者和施救者都是十分安全的。
我最近得到的资料，目前一些国家和地区每10万人口安装 AED的数量：日本393.7台，美国198.9台，台湾地区44.5台，澳洲44.5台，英国25.6台，德国17.6台。
在我的印象中，北京最早拥有AED的单位是中美合资的宝洁公司（北京）。我记不清是哪年了，好像是2000年前后，他们医务室一位年轻的女医生曾多次请我为他们公司的员工进行AED使用的培训。我当时问道：“是谁提议配备AED的？”她回答：“公司老板。”我又问：“老板是哪国人？”她说：“美国人。”
故宫也曾发生过一位法国老人猝死的事。当时，故宫的工作人员都不会急救，十分尴尬。后来，我应东城区红十字会邀请，到故宫进行急救培训，并建议他们配备AED。后来，听说故宫也配备了AED，不知真假。
我还多次为一个航空公司进行急救培训，他们准备给所有的飞机和他们所属的所有机场配备AED，还曾问我：“一个机场配几台合适？”我回答：“3分钟能把AED取到病人身边最好。如果钱不是问题，1分钟能取到AED更好。”后来，也再没有消息了，不知他们是否配备了AED。无论如何，他们起码有了这个意识，这也算是进步吧。
对于国人来说，AED不仅是急救设备，更是一种新的急救理念！只有在全民普及心肺复苏徒手操作的基础上，大力推广AED的安装、使用，才能大幅度提高我国心肺复苏成功率。
为此，《凤凰周刊》的编委、记者部主任邓飞先生联合天涯社区、新浪微博微公益、腾讯志愿者协会等机构，和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共同发起和成立了一只叫“心唤醒”的基金。它将以金波的名义，在全国各大城市的地铁、车站、机场、商场等公共场所添置包括AED在内的心脏骤停紧急救援设备，建立一个专门服务心脏骤停患者的快速应急体系。同时，倡导和推动对这些场所的工作人员进行定期的专业培训，最终让公共场所配置心脏骤停救援设备和紧急救助体系成为强制性的标准配置。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我不遗余力地向全社会传播急救意识和急救理念，普及急救知识和急救技能。在20世纪90年代末，我又开始大力宣传AED，推广AED安装、使用的工作，但成效甚微。
现在，我有幸成为邓飞先生“心唤醒”基金的联合发起人之一，邓飞先生完成了我多年来一直想去完成而未能完成的事业。希望通过“心唤醒”基金，让更多的人能学会急救和自我急救，在遇到危急状况时，能自助或助人，让更多的人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