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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城》9.1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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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需要点信仰,”孔铭说。“宗教,或者资本主义的民主,或者共产主义——不管那信仰是什么,每个人都需要一点。我的信仰是共产党。我还是一个大学生的时候就想加入了,但在那时,我没被接受。”

孔老师是个党员,一个前农民,现在涪陵师专的中文系教中国古代文学。他三十三岁,在他的黑发中有一些银丝。他常带着温和的微笑,上唇的胡子淡得几乎看不见。他对汉朝的诗歌懂得很多,他三岁的儿子取名叫松涛:风吹过松林时的声音。

“在中国诗里,这是个常见的词,”孔老师解释道。“它也曾经被雪莱用过——我在译文中读到的。他写过一首关于森林的诗,当他描写森林发出的声音时。我想那森林是在意大利,不是很肯定。”

在中国只有五千八百万党员——占人口比例不到5%。有十几年的时间,孔老师一直想加入,但直到去年他才被最后接受,在一次正式的申请,以及三个月时间的面谈与评估后。“在过去,他们往往会很仔细了解你的家庭,”他说。“你的背景是非常重要的。但现在不是那样了——他们转而看你的想法,那样好些了。

我想共产主义的基本目标——去帮助穷人,让事情平等——我想这些目标是好的。党肯定是有问题的,有些人加入,是出于自私的目的。他们想要更多权力,在他们成为党员后,只关心自己。那是不好的——所有我们才会有腐败,因为有些人只关心自己。如果共产党越来越糟了,当然普通人不会相信它。这是现在最大的问题了。但我相信多数人依然支持党,而我肯定同意它的主张。那里总会有些问题,然而基本的目标是好的。”

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基本目标总是稳定人民,传统上,这是通过国营的工作单位来维持的。孔老师的单位是学校,作为其结果,他的生活没有企业主那种的不确定性,也不需要打拼。他的三室的住房为学校所有,由学校维护,租金大约是三十元——那么小的数目,交租只是种形式了。学校还给孔老师提供了健康保险,以及退休金。不到八百块的月工资是不高,然而额外的收益是在安全感上,因为学校炒掉雇员还从来没有听说过。孔老师所有的,在美国会称为“终身任职权”,只是在共产主义的中国,传统上这种终身任职权是从你开始工作那一刻就给你了,而它乃是给任何一个为国有单位工作的人:教师,政府官员,邮政人员,火车乘务员,码头工人,工厂工人。在中国的共产主义下,所有这些人都有工作安全——“铁饭碗。”

但这个用语已经在滑入过去了,涪陵的人们现在对它有两种用法。通常它是带有讽刺性的,当地人强调它是一种浪费的机制,需要深入改革;但也有那些人,带着怀旧的乡愁,描述着过去舒适的生活,而今在逐渐消失。如何用这个词,取决于一个人对单位制度的立场,而逐渐的,政府在采纳对铁饭碗的批评观点。作为其结果,没有饭碗再是纯铁的了,也没有哪个单位没有改革,再也没有不带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它发展成为了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结合的奇怪婚姻,持续不停地变化着,重新定义着孔老师那样的人的生活参数。

第一个重大的变化,将在今年的迟些时候到来,在1998年的六月,当他的住房将要私有化时。他不再享有一个月三十元的形式房租;取而代之,那五十四平方米的公寓将被卖给他,价格为一万块多一点。这是一个好价钱——然而对一个赚八百一月的人来说,还是很多钱,而他的妻子,作为一个自由职业的摄影师,挣得还要少。当然,房子的价钱可能会上涨,在未来给孔老师带来利润——但没有任何过去的经验教他把房子视为投资。在涪陵,没人讨论按揭,以及再融资,从来没听说过一个普通市民向银行借款的。要买大件商品的话,你就从自己的储蓄里掏钱,或者你得向朋友与家庭成员那儿借——或者,如果弄不到钱的话,你就干脆别买了。

其他的裂缝也在饭碗上蔓延。政府已经决定,单位的保险体系,将被改革。这个改变的细节还没有决定,但可能涪陵的教师将来得去买自己的保险了,从中国新兴的保险公司那儿。很快,孔老师与他的妻子,徐丽嘉,将要应付孩子上学的问题了。江东区的小学收取的是标准费用——一个学期一百多点,包括学杂费。这样的开销是不难应付的,但公立学校的教育质量开始在涪陵分化了,因为声誉好的学校可以收较高的费用,来保住顶尖的老师。江东区的学校滑入了这种竞争环境中,师专的多数老师都选择把孩子送去下城区的学校。但这种转移越来越贵——几年前,转区的价钱是八千块,现在,这种一次性的费用跳到了一万二。而三年后的费用将是多少呢,当孔松涛准备入学的时候?这钱值得花吗?还有别的中国特色要降落到曾经稳定的社会主义单位中,给这家人带来更多的困难吗?这些改变,会不会触及到临界点,让孔老师不再把共产主义说成是他的信仰?

但即便在这些变化当中,孔老师也不是特别焦虑。在必要的时候,自然会做决定;在此期间,他教着古代文学,看着他的儿子成长。这种泰然自若跟他的党员身份,对政府的服从,并没有关系。他平静的原因跟许多其他中国人一样,虽然在外人看来,这些变化看上去叫人受不了。理由很简单,他曾经见过比这更糟的日子。

“当我小的时候,我们没有足够吃的,”孔老师说。“尤其是在1972和1973年——那是特别糟糕的年份。部分原因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偏远地区,土地不是很好,但也因为文革的问题——生产和农业方式的问题。在1970年代后期,情况有了点好转,但还不是很好。我们从来吃不上肉;我总是饿着。每天我们都喝米粥,而且我们只有一点点粥。我们很少会吃到盐。我们吃野草,野花,松籽——那些我都吃过。”

“在我五岁的时候,我母亲死了,在她生完我妹妹的时候。当然,我们没有牛奶或者什么别的给那婴儿,她也死了。我不记得当时那情形了。但在我十岁的时候,我父亲也死了,那个我记得。他突然生了病,非常严重的感冒,三天内,他就死了。”

“在那之后,情况更糟了。我的祖父没有力气去干活,而我太小了,干不了什么,所以我的叔叔不得不负担我们所有人。在那个时候,村里的生产队很坏,他们一点也不帮忙。后来,情况改善了,他们开始来协助了,但有许多年,情况都很坏。”

孔铭的早年生活,全都发生在丰都城外的山上,那小城,现在大约有三万居民。从他童年的家里,要走一个小时才能到最近的公路上,而从那条路到丰都,坐车大约要三个小时,是以孔铭直到十四岁才第一次看见丰都城。他帮他的叔叔种田,他们在山坡上种小麦,玉米,在稻田里中稻米,在任何可能的地方种蔬菜。“当时不觉得那工作辛苦,”他说,“但现在就会了,因为我已不再习惯了。”他看着他的手,笑了笑,现在它们是教师的手了——染了墨水,柔柔软软,尘土与茧子早已不见。

“我现在到乡下去,”他说,“我不能相信那里的工作看起来那么辛苦,即便在涪陵的郊区,那里的农民相对要好点了。我不能相信我过去在那样的对方生活过。而我看到这里的学生时,他们多数是农民的孩子,我想要跟他们说不要浪费父母的钱。那么多的学生都来自跟我一样的背景,而他们已经忘了田里干活多少辛苦。在周末他们出去玩,浪费那么多钱。”

他的初中同学只有少数几个上到高中,而除了他,没一个考上大学。他被四川师范学院录取了,一个四年制的学校,在成都,那是省里顶尖的师范学院了。1988年毕业后,他在丰都一家贸易学校里教了六年,然后涪陵这边给了他一份工作。

在美国,几乎所有像孔老师这样靠自己爬升的人,都会充满了白手起家的自信——也许是傲慢,但中国特色就是,这种自豪感完全不存在。他很少提及他的背景,而他从不去强调过去的困难,因为他知道,情况也许会更糟。

“我的家庭在文革期间没有任何的麻烦,”他说,当我问到政治问题时。“我们很穷。在地主之后,有三种农民:富农,中农,贫农。我们是非常的穷——当你穷成这样的时候,你对文化革命没什么可担心的。只要你不去偷,不去杀人,或者犯别的罪,没什么可担心的。我们家里没人受到迫害。

“我记得在文革末期的一些村里的集会,在1974,1975年。当然,我不是真的理解,当时我在上小学,但我记得很清楚。他们会带一个地主,或者一个走资本主义路线的来——通常是一些想卖柴火和蔬菜的人——他们就开个会来批判他。他会这样站着。”

孔老师展示了:两脚并拢,腰略弯,低下头来,下巴顶着胸。他一动不动站了几秒钟,然后笑了,继续讲故事。

“他们不再搞坐飞机了。多数就是那么站着,如果他们的头不够低,人们就会逼他低下去。我记得村里有一个老人,他曾经是地主。在集会上,他们让他那样站几个小时,低着头。他会把头转向一边,这样会舒服些,最后,在集会结束,他的头就一直那样了。即便在文革结束后,他会走在村子里,头斜向一边。”

孔老师还站着,现在他把头斜向左边,在屋里走着。他又笑起来,摇摇头。

“当你还小的时候,那种事看起来很兴奋。当然它对孩子有影响——在你小时候看到那样的事情,它会影响到你的想法。在那时我们觉得好玩。在聚会上,他们会批判一个同学的父亲,然后我们都会取笑那个孩子:‘你爸爸是个反革命!反革命!反革命!我们不懂那是什么,但我们会说。“

他模仿一个孩子,用手指着,笑着,捂住他的嘴,反革命,反革命,反革命。突然,他变得严肃了。

“今天人们回头看那个时代,说很荒唐。它几乎是滑稽的,因为人们做的事情那么荒唐。但那个时候,所有那些都是很严肃的——那是现实生活。它不好玩。在今天是很难理解的。

“也许,到了未来,情况也会一样。自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以来,所有事情都好多了,我们知道文革的问题不会再次出现。但从未来回头看,也许又会不同。今天我们回头看文革,觉得很荒谬可笑,也许在未来,人们回头看今天,他们会说一样的话。”[1]


[1] 译注:孔老师很有历史感,我认同他的话。如果多数中国人都有他那样的历史感,那样的心态,无疑将是中国的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