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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记录D 来自乌龟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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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之城和很多其他安阳出土的文物一样,是依靠书写记录的力量重新发现的。20世纪以来,安阳成了整个中国挖掘最为细致深入的地区,而所有的出土文物都可以回溯到甲骨文的时代。很多代的中国人,那些揣着地图的考古学家和拿着洛阳铲的农民,他们都来到这里,四处寻找东亚地区已知的最古老文字。

这样的搜寻始于一场灾难:一个羸弱的男人,一个羸弱的国家。1899年,北京,王懿荣的一个亲戚患了疟疾,医生开了一条中药的药方,其中一昧药是“腐朽的乌龟壳”。他就从当地药方里买了一个老乌龟的壳。要把它磨碎做药之前,有人留意到龟壳上面有些符号,看起来像是古代中国的文字。人们就把龟壳拿去给王懿荣看。王懿荣是清政府的官员,任国子监祭酒(注:清朝最高学府的校长),也是研究古代铜器铭文的专家。他开始研究那片龟壳,然后还去药店把其他的龟壳也买了回来。

现在,有很多历史学家认为,这个关于疟疾的故事是不可信的,对于重新发现甲骨文的确切日期,他们也是争论不休。不过,王懿荣是第一个正儿八经地收集刻字龟壳的人,这点是毫无争议的。他也确实是在北京的药铺里买到那些龟壳的——那时还叫做“龙骨”。学者此时开始管它们叫“甲骨文”,意为“刻在龟壳和骨头上面的文字”。

甲骨文被发现的时间很不凑巧。它们出现在19世纪末期,那时鸦片战争已结束,中国的清朝帝国正处于分崩离析的边缘,一步步走向瓦解:缅甸北部和九龙割让给英国,东都和安然(注:都位于越南境内)割让给法国,朝鲜和台湾割让给日本,满洲割让给俄国。德国人获得了采矿权,法国人得到了建造铁路的特权。美国人表面上宣布放弃帝国主义霸权,他们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听起来对中国有利,不过实际上他们和其他入侵者也是一丘之貉。中国涌来了更多的外国传教士,更多的外国商人。到19世纪末,山东境内民众反外的仇恨,促使一伙底层的农民和劳动者纠集起来,成了一个叫“义和团”的组织。“义和团”,就是为正义组织集合起来的打手。这些人针对外国传道士和中国基督徒,以他们为攻击目标,有些人成了暴徒和杀人犯。暴乱在整个国家蔓延开来,清政府应付式地做做镇压的样子。但实际上对民间爆发的这种愤恨情绪,很多清朝官员暗自感到高兴。

在如此不稳定的时局下,王懿荣仍然在解译甲骨文的工作上取得了迅速的进步。这就是甲骨文的神奇之处:从重新发掘的那一天起,它们就可以进行解译。不像古埃及文字,好几个世纪都无法辨识,直到罗塞塔石出土以后情况才改观。中国文字是现今仍然使用的最古老的文字系统,而王懿荣猜测,这些龟壳可能会让中国的书写历史回溯到更早的时候。他认为这些甲骨文出现的时间是在商朝,19世纪的外国学者们称这个时期是“虚构的”,因为除了一些铜器上刻的铭文以外,当时还没有发现任何有关商朝的书写记录。

然而义和团比王懿荣的行动要更快。他们屠杀了不少传教士和外国工程师,切断了电报线路,炸毁了火车轨道。到了1900年夏天,开始有外国军队在通商口岸聚集,与清政府的势力冲突不断。到了6月份,清朝终于和义和团站到了一边,向外国势力宣战。在首都,暴民们包围了教堂和大使馆区,外国人都躲在这里面。

作为清朝的官员,王懿荣接到的命令是担任北京一群义和团人士的指挥官。他无可奈何地接受了这个差事。他知道清朝的力量不堪一击,不过他也知道职责比理性更为重要。8月14日,基本由日本人、俄国人、英国人、美国人和法国人组成的外国联军,一共两万人,轻而易举地占领了北京。外国联军从东面进入这座城市,慈禧太后和年轻的皇帝向西逃亡,奔向西安。然而对王懿荣来说,“逃亡”不在他的选择范围之内,“受辱”也不在。在城中心附近的锡拉胡同里,这个学者喝下毒药,跳进井里。和他一起自杀的,还有他的夫人和他大儿子的媳妇。

王懿荣自杀后,刘鹗拿到了他收集的大概1000多块甲骨文碎片。刘鹗是王懿荣的朋友,也是相关领域的学者。

国王研究着龟壳上的裂纹,说:“会有灾难降临;可能会传来些令人担忧的消息。”

只要我们召集3000个男人,号召他们去攻打敌人的防线,我们就会获得足够的支持。

未来10日无灾。

甲骨里有牛的肩胛骨和龟的腹甲,腹甲是保护乌龟腹部的壳。古人用这些东西来书写的原因,大概是因为它们的表面较为平滑的缘故。在商朝的仪式上,巫师会在甲骨上钻出一些凹痕,然后用灼热的东西烘烤那些凹痕,直到壳表面裂开。这时巫师就能听到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声音:已逝的商朝皇帝所说的话,还有控制风雨雷电的各种自然力量。此时需向神灵和祖先献上祭品,巫师通常会为未来的事情占卜。在以后的朝代里,这种使用骨头和龟甲的毡铺有时被称为“乌龟的声音”。

皇帝和巫师们会对裂纹进行分析,在流传下来的铭文中,可以看到他们对占卜结果的记录,好些是相同而重复的。我们常常认为书写是一种历史,在传统的中国文化中,对过去(尤其是远古)的描述通常是趋于理想化的。然而,中国考古学所发掘的现象却不啻于反讽——已知的最早的书写雏形,用于尝试描述未来:

未来10日无灾。

国王去狩猎场那一天,将不会遇到大风天气。

帝不会中止这份协议(帝弗终兹邑)。

甲骨占卜里最长的卜文不到200字,不过大部分的卜文要简短得多。目前已知的,除了一些铜器上的铭文以外,甲骨上的文字就是商朝的书写内容。考古学家认为,商朝应该如随后的朝代一样,也有些写在竹简上的文字;不过在中国的中部平原里,竹子很快就腐烂了。在安阳这样的地方,雨水很容易就渗透到干旱的泥土中,易腐的物品都不能长久保存。这一点使中国的考古有别于世界上其他的地区。埃及地区气候干燥,古莎草纸保存了好几个世纪。在近东地区,古文字通常刻写在耐久的泥板上,考古学家发掘出一整套种类繁多的书写文件记录,包括有王室公告、赋税记录、学生作业等等。闪族小孩和国王的说话,你都能听见。但中国的商朝呢,你听到的就只有乌龟的话了:

今晚无灾。

国王的祖父易托梦给他。

为给父亲易禳祓,我们杀了3头牛,献上了30只斩下头的牲畜和30只圈养的羊。

甲骨本身呈现美丽的旧象牙色。由于埋在土里好几千年,它们的表面还有一抹淡淡的金色。漫长的时间,也使甲骨与手工艺发展的过程无缘。没有人确切知道甲骨上面的凹痕是用什么工具刻出来的。至于商朝如何获得这么多的龟甲和牛骨,目前也仍是一个谜。甲骨是一种全然的创造,如同一本上天送往人间的书籍。

刘鹗几乎什么都做一点儿。他是学者,也是医生;他开了一家织布厂,也做卖盐的生意。他对于数学、矿井、铁路和水利工程的研究都很有造诣,并以此闻名。政府控制黄河的持续泛滥,是由他提供的指导和建议。他也是一个著名的古玩收藏家,这也是他买了王懿荣那一堆甲骨的一个原因。刘鹗和他的朋友王懿荣一样,工作效率很高,1903年发表了第一本甲骨文的拓印本。

不过,涉及到外国人和政治的问题,刘鹗也和王懿荣一样,遭逢了厄运。不久,他就因为非法贩卖国库贮存的小米给外国人而入罪。这是个莫须有的罪名,是别人陷害的。1908年,他被发配到新疆——那是中国的西伯利亚,对于一个文雅的知识分子,那儿无异于世界的尽头。一年以后,刘鹗就去世了。

我们需在秋殇时斩首献祭。

我们进行了相关仪式,向先祖父丁报告了国王的眼疾。

将有灾祸发生。有人会带来警告。

迁徙的甲骨似乎带来了诅咒;亦或是这灾祸已在中华帝国里生根发芽,甲骨的遭遇只是它的一面镜子。此时正是中国的艰难时期,如同刘鹗自己他那本叫《老残游记》的小说里所写的一样。在《老残游记》的序言里,刘鹗写道:

吾人生今之时,有身世之感情,有家国之感情,有社会之感情,有种教之感情。其感情愈深者,其哭泣愈痛;此洪都百炼生所以有《老残游记》之作也。棋局已残,吾人将老。

“甲骨诅咒”的另一个受害者是端方,他是清朝的两江总督,也使全中国数一数二的大收藏家。他特别痴迷于古代的青铜器,其中一些上佳的收藏品,如今陈列在纽约大都会美术博物馆和坎塔斯城的纳尔逊·奈特金兹美术馆里。甲骨也引起了端方的注意,据记录,每买进一个刻写在甲骨上的文字,他的花费都超过了3盎司的银子。其中一个替端方购进甲骨的中间商,是最初发现这些甲骨来源于安阳的人之一。

端方对外国人较为友好,这是广为人知的。在义和团兴起的时期,他在陕西任总督,保护了很多当地的外国传教士。外国势力平定了义和团的暴乱以后,清政府被迫出面道歉并赔款,并终于开始进行大规模的现代化革新。1905年,皇帝发表诏令,命令5名特别大使出访西方国家,考察其他国家的政府机构,回来后为如何建立本国的政府机构提供参谋。和其他大使一起,端方带着中国代表团出访了美国和欧洲。

1906年1月,端方到达三藩市,随行的还有60名侍从,以及750件行李,每件行李上都用中英文标注着“中国皇帝特派使团”。这时期还有些尴尬。美国此时通行种族隔离的法律,该法律禁止中国人入境,但时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宣布清朝的使团获得了特别赦免。在三藩市,耶利米·W·詹克斯作为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为欢迎中国代表团发表了一番讲话:

当然,诚如我们两国人民的共识,你们也会理解,美国拒绝中国劳工入境的法律,此法律适用于今日,未来也将继续推行。然而,另外一方面,中国其他阶层的人,尤其是学者和从事政府职务的优秀官员,今日我们非常欢迎,未来也是如此……

根据当时的报纸报道,清朝的特派使团利用美国政府对其特别赦免入境的机会,偷运了至少一名中国劳工入境;这些劳工是他们在来美国的船上结识的。

这次旅程很顺利。端方的血统一半是满族,一半是汉族;有时他随身带着两张不同的名片,上面分别写着他满族和汉族的姓氏。他的外表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使团参观西点军校的时候,他裹着一件及地的皮大衣,把自己包得严严实实。当时的气温是零下四度,在西点军校,端方对自动门和马铃薯削皮机最感兴趣。他和罗斯福总统在白宫的蓝屋会面,还去参观了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美国财政部和标准石油公司。路过内部拉斯加州时,他还专门去了州监狱转了一圈。在欧洲,端方特别喜欢官员们穿的军队制服;回到中国以后,他也学欧洲的做法,穿着中国禁卫军的制服照相。

不过,他从西方带回的某些做法和习惯,在中国却不太能为人接受。1909年,他被控在慈禧太后的葬礼上有不敬表现,当局解除了他两江总督的职务。据传说,当时端方允许摄影师为随从们拍照,还让一个摄像师拍下了葬礼的一些庄严仪式。端方还允许技术人员用陵墓周围的树架起电线。端方被解除总督职务后,新的职务是担任一条新建国有铁路的监管人,这条铁路是由外国货款兴建的。这时,民众中已经开始弥漫起一股反清和反满族的仇恨情绪,1911年10月,武汉地区的驻军发动兵变,这种仇恨情绪终于爆发了。这次暴动越演越烈,涉及范围越来越广,此时清廷命令端方运送其部队前往四川。

端方的部队揭竿而起,转而反对他们的首领。据传,最后关头端方声称自己是汉族人,而非满族人,想用这一点取得反抗士兵的信任;不过他的立场改变得太迟了。反抗者斩下了他的头颅,把他的身体埋在四川,提着他的头去了武汉;这一残忍的举动表明了他们推翻清朝的决心。

地球的另一面,一列前往堪萨斯城的列车里,孙中山在丹佛的报纸上看到了武汉起义的消息。那一年圣诞节的时候,他回到中国;1912年元旦,他在新成立的中华民国出任“临时大总统”。2月12日,清朝最后一任皇帝溥仪退位。不久,孙中山在和军阀袁世凯的权力斗争中占据了下风(袁世凯的一个儿子娶了端方的女儿)。不过,无论是袁世凯还是孙中山,都没有足够的力量领导整个国家;1925年,他们俩都去世了。中国的未来危机四伏,军阀和外国势力虎视眈眈,国内混战一触即发。

我们为平息大风献上3只羊,3条狗和3头猪。

今天有人会带来坏消息。

未来10日无灾。

从一开始,北京的药商就很聪明,不肯透露那些“龙骨”的来源。药商想要垄断整个市场,后来买甲骨的人越来越多,他们还故意告诉购买者错误的信息,隐瞒了甲骨的来源地。1904年,好些外国人看到刘鹗那本关于甲骨文的书后,都开始收集甲骨。这些收集者大多是传教士,包括有弗拉特·H·查尔方特教士、库寿龄教士和保罗·伯根教士。他们收集了这些甲骨之后,一半会捐献给博物馆,接受捐赠的博物馆有卡耐基博物馆、大英博物馆和苏格兰皇家博物馆。

不久市面上就出现了仿造品。在北京和上海的古董市场,工匠们已经学会了如何把商朝的文字刻到骨头里,也学会了辨别哪些人容易上钩。保罗·伯根教师收集了70片甲骨,自豪地捐赠给怀特赖特学院,然而经鉴定他收集的甲骨大部分是伪造的。这时,像端方这样的中国收藏者找到了真甲骨的来源地,并派出中间商前往安阳。安阳当地的老百姓疯狂地挖掘着。1904年,一群前往安阳搜寻甲骨的人与当地居民发生了冲突,两路人马打了一架,又闹上了法庭。一个当地长官为此事烦扰不堪,最后他决定:禁止挖掘甲骨。

不过,在安阳这样的地方,禁令通常没什么作用。农民们遵循天气和政局的变化行事:一旦时世艰难,比如洪水毁了庄稼,或者干旱得厉害,或者一场军阀的战争耽误了下种的时机;农民们就开始挖掘甲骨。有时候,重大的发现凭的就是好运气。1909年,当地的一个叫张学贤(音)的地主去地里收土豆时,被一大堆甲骨绊倒了。村民们常说,张学贤挖土豆挖出了钱来。这个一夜致富的故事迅速传开,1926年时,一伙土匪绑架了张学贤,索要巨额赎金。

张学贤的家人要马上筹到现金,只有一个办法。他们和其他村民谈好条件,让他们来自己的地里挖掘甲骨,挖到甲骨所得的利益对半分。农民们分成了3组,大致划分了彼此的挖掘范围。不过,挖掘工作开始以后,就没有人再管原来划分的范围了。每一组的人都飞快地挖着,他们又恰好挖向了同一个地方。他们各自朝自己的目标奋力前进,三条隧道越靠越近,最后整片土地塌陷了。四个人被活埋在地里;幸好还是被救了出来。这就是“营救张学贤”挖掘故事的结局。

国王(细看着龟壳上的裂纹),说:“可能会有雷暴。”

国王(细看着龟壳上的裂纹),说:“很好的兆头。”

今晚无灾。

然而,甲骨出现的时候,中国正陷入一场深重的危机之中,这场危机远非政治或经济困局那么简单。到20世纪初,外国军队已经用实力证明了他们比中国军队强大得多,而外国的政治体系显然也更加有效。有些中国知识分子甚至认为,从历史的角度而言,西方仍然占了上风。西方人认为变化更替是自然发生的:法老灰飞烟灭,古希腊分崩离析,罗马帝国免不了陷落的命运。没有历史的延续性和儒家的保守性所带来的重担,西方人似乎看容易考虑和计划未来。西方对未来的考虑,并非如“今晚无灾”这般的短视,而是踏踏实实的考量,着眼于长远的发展。

西方的历史流动性更强。西方历史中,曾出现过一些关键的时刻,欧洲人重新发现了半熟悉半外来的古老价值体系,由此完成了文化的改造;例如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新古典主义时期。甚至考古学也与西方的变革传统紧密结合。19世纪的欧洲,考古学由逐渐兴起的中产阶级所掌控,他们对古代的描述是一条清晰的轨迹——由石头至青铜至铁,这反映了笃信物质文明进步的现代信念。

然而,在中国,知识分子回溯过去,看到的只有更多更长的中国历史。一任任的皇帝,一个接一个的朝代,无限循环的过去。在这个世纪之交的转折点,中华文明忽然感到一阵窒息,更有激进者提议,要摒弃一切传统的事物。20世纪初,一群中国的知识分子自称为“疑古派”,他们质疑漫长的朝代更替中,传统的历史文献被反复地复制和研究,究竟有无真实性可言。对这些怀疑论者来说,早期的“朝代”例如夏朝和商朝,缺乏可靠的证据,可能并不存在。这些知识分子觉得历史就是一个圈套,一条条墨守成规的传统,阻碍着中国走向现代化。

“疑古派”对甲骨不屑一顾,认为都是今人伪造的。作为回应,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派学者更勤奋地工作,解析甲骨上面的文字,希望能早日验证它们的真实性。其中一个最卓越的学者是王国维,他利用甲骨上面的刻文,还原了商朝的皇族家谱,使甲骨文研究获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王国维解析了甲骨上刻的名字,与历史典籍里的名字做比较,证明甲骨上的皇族姓名符合典籍的记载。对于商朝是否存在的疑问,王国维的研究踏出了至为关键的一步,证明了商朝文明的确留下了可靠的文献。

王国维痴迷于过去,对来说,甲骨文只是古老历史的其中一个元素。他是一个忠诚的君主主义者,全心全意地相信清朝会复辟。清朝最后一任皇帝溥仪也持有相同的看法,在宣布退位以后,他仍然住在紫禁城内。在朱红色的高墙内,生活一如既往,似乎什么都没发生。日子仍然按照清朝律令设定的日历来计算,溥仪依然举行各种传统的仪式。1923年,溥仪任命王国维做“南书房行走”,工作包括对宫殿里的珍宝进行分类。整整一年,王国维住在这清朝的最后一个角落里,研究古画、封尘的卷轴、还有经过漫长岁月的洗礼后长满了铜锈的青铜器。1924年,一个军阀终于逼迫“皇帝溥仪”放弃了他的宫殿。不到3年以后,王国维终于意识到,清朝帝国是一去不复返了;他就在前清庭建的颐和园里投湖自尽。他去世以后,一个学者朋友写了篇悼文,里面写道:

“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呈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

20年代后期,考古学终于让疑古派和拥古派走到了一起。疑古派对考古这个学科本来就很有兴趣,他们指出,甲骨的挖掘过程并不科学。这时,中国的知识分子们都在奋力呼吁,要吸收西方先进的科学和思想;从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这样的呼声就传遍了中国大地。

及时是拥古派的人支持考古学,他们希望能挖掘出能证实商朝存在的确凿证据。1928年,新建不久的历史语言研究所选择了安阳作为中国第一个考古遗址,组织人们进行系统的挖掘工作。

当时的学者们知道,国家正处于危难时期,留给他们的时间也许很短。从表面上看,国民党政府统治着中国,然而威胁的力量无处不在:北方有那些残酷无情的军阀,内陆地区是永于献身的共产党人,而日本人已经入侵了东北。随后的10年,中国大地上风云变幻,安阳的挖掘工作同样进行得飞快。1928年,勘探队在洹河的西岸发掘了784件刻字的甲骨。同年,日本人暗杀了一个北方的军阀,正一步步争取满洲的军事控制权。国民党政府正式在南京建都,部分原因是为了避开北方的混战。在国民党的打压之下,年轻的毛泽东率部逃往内陆,在江西建立了苏维埃的基地。

相似的故事继续着,一年又一年。1929年:考古学家在安阳挖掘出刻字的象牙、动物骨头和龟壳。1930年:共产党的武装势力占据了长沙10天。1931年:日本人完全接管了满洲。考古学家在安阳发现了大象的下颌,以及鲸鱼的肩骨和椎骨。鲸鱼的发现令人惊叹,离安阳最近的海也有几百公里。1932年:清朝最后一任皇帝溥仪,同意在新建的满洲国“登基”——他只是日本人的傀儡,日本人在长春的假宫殿内安插的假皇上。一年后,面对着国际上的批评反对之声,日本人退出了国际联盟。

1934年,考古学家在安阳挖掘出四座大型陵墓,这些陵墓很可能是属于商朝国王的。到处可见有组织的活人陪葬的痕迹:一行行头盖骨,一副副整齐排列的骨骼。此时的中国南方,在国民党的打压之下,毛泽东和其他共产党人被迫离开江西,开始四处奔走,日后这段行程被称为“长征”。1935年,安阳勘探队组织了中国考古学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发掘:1天雇用400个农民。那一年,他们挖掘出10座皇家墓陵和1000个坟墓。更多的头盖骨,更多的骨骼。还有甲骨和青铜器。长征在江西结束。

未来10日无灾。

今晚无灾。

甲骨文的时期横跨了不到两个世纪,大概在公元前1045年结束。从甲骨文的记载看,那段时期的时间观念很强。商朝有严格的历法,其中有不同的纪念日,纪念不同的祖先。那时候,骨头被烧裂,献祭在进行,文字刻写在龟壳上。每当皇室家族的一个重要成员去世,商朝历法上就增加一个特定的纪念日。一代代人过去,历法上献祭的纪念日也一天天地增加着。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历法预言了3000年后共产党人统治北京时发生的事情:敏感日期的不断递增。

商朝的记录中,早期的刻文更为详细。通常,这些记录反映了商朝统治者的恐惧:敌对部落的名字,皇族出现的疾病的描述,庄稼和天气出现的问题。商朝的仪式反映了其皇室的架构,而在甲骨文中还可以找到很多不同巫师的名字。有时候,一片甲骨上既刻写了对未来的预言,同时也记下了预言的实现与否。

不过随着时间推移,这种细节性的描述越来越罕见了。在较后期的甲骨文中,记载通常非常简单,且囿于形式:“未来10日无灾。”甚至连刻写的字体都改变了:早期刻写的文字很大,且不规则;而后期刻写的文字小巧紧密,整齐划一。这让人感觉到,随着一代代人的流逝,商朝的仪式已经逐渐固定了下来。历史传承到商朝最后一任皇帝手里时,历史已经那么漫长:他为商朝皇室的建立者汤举行献祭仪式,而此时与汤的年代至少隔了有22代人之久。“未来10日无灾。”这句话像咒语一样,在随后的甲骨文记录中反复出现。其实,当时的商朝肯定陷入了与敌军的战争,不久以后,它就被邻近一个叫“周”的部落所征服了。然而,直到最后,甲骨文的记录仍然一成不变;没有任何的文字记录表明,商朝文明正处于危险之中。“未来10日无灾”。

1936年,安阳的春季挖掘计划本来安排至6月12日结束。6月12日下午4点,在一个标记为H127的坑里,挖掘者惊奇地发现了一大堆的龟壳。在1个半小时内,他们挖出了大概3000片甲骨。这次挖掘由年轻的考古学家石璋如带领完成。

一年以后,石璋如将不得不和其他人一起,离开安阳。1937年12月,日本人会占领首都南京,杀戮几万平民。国民党政府逃亡到内陆,最终在长江边上的城市重庆建立一个临时政府。考古学家们则走上流亡的道路,把在安阳发现的大部分重要文物转移到别的地方。他们护送着这些古代的珍宝,坐火车,坐轮船,又搭乘卡车和货车,辗转了大半个中国。在打败了日本而共产党的力量崛起之后,国民党最终将再次逃亡,这次的目的地是台湾。很多考古学家会跟随国民党去台湾,携带着大批的甲骨和其他文物。

然而,在1936年6月,这一切仍是未知。关于当时的情形,石璋如的日记里是这样描述的:

我们自然是把挖掘工作推延了一天,以为一天时间就足够完成挖掘和整理工作,然而那些文物的数量是如此惊人!结果,事实比小说更为离奇。勘探发现所带来的快乐,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期待!H127里的文物与其他挖掘点不同,没有出现好坏相杂或是凌乱的状况;刚好相反,所有东西都堆放得整整齐齐。显然,我们必须采用一种新的挖掘方法和记录了。

考古学家和雇来的农民一起,用了4天4夜,挖掘了大量龟壳和泥土,重达3吨,包括了1万7千多片甲骨;是迄今为止同一地点出土甲骨数量最多的。当地还没有修路,工作人员用铁丝把这些文物绑在一块块木板上。他们把文物运到了火车站,随后一辆火车飞驰往南京。

石璋如的日记里还有另外一个细节:

与这些记录文献一同出土的,还有一具人体骨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