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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堂回想录》六五 往日本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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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回的启行也同癸卯(一九〇三)年秋天那一回差不多,有伴侣偕行,而且从绍兴直到日本,所以路上很是不寂寞。这同行的是什么人呢?这人乃是邵明之,名文镕,绍兴人留学日本北海道札幌地方,学造铁路,北海道是日本少数民族多须的虾夷聚居之地,多雪多熊,邵君面圆而黑,又多胡子,所以鲁迅送他一个日本绰号叫作“熊爷”。(日本语用一个“樣”字,加在名氏下面,用作称呼,不问身分高低,悉可通用,很是方便,犹如法文里的M一样。就是中国没有适宜的字,现在一般公用,例如税关邮局银行的通信,一律都是直呼姓名,未免太是简单。老实说来,那种称呼或者是封建遗风倒未可知,直截的叫法反是民主的,现在学生中间和一般社会通行,可以为证。但是也有应了年龄,加上一个老字或是小字的,例如说“老赵”或是“小钱”,或将老字加在姓的底下,表示尊敬,可见也有相同的表示,不过没有一个可以一切通用的称呼罢了。)平常鲁迅是很看不起学铁路的,虽然自己是矿路学堂的出身,因为那一班进岩仓铁道学校的速成班的,目的只是在赚钱,若是进高等专门的学习铁道,那自然是另眼相看的。在《鲁迅的青年时代》里面,有一张插画,后边站着许寿裳和鲁迅,在许寿裳前面的即是邵明之其人,鲁迅前面的则是陈公侠,即是后来的陈仪,一时改为陈毅,民国以后这才恢复原名。在照相那时,可能是弘文学院刚毕业,开始分别进高等专门,经过两年的学习,鲁迅已经学完医学校的前期功课,因思想改变,从救济病苦的医术,改而为从事改造思想的文艺运动了,所以决心于医校退学之后回家一转,解决多年延搁的结婚问题,再行卷土重来,作《新生》的文学活动。其时邵君适值回乡,于是约定一同回日本去,那时候有邵君的友人张午楼也要同行,所以我们这一行总共有四个人,都是由绍兴出发,可是分作两批,约定在西兴会合,共乘小火轮拖船前往上海。到了上海之后,由于邵君的主意,特别在后马路或是五马路的一家客栈里住下,这不是普通的客栈,乃是湖州丝业商人的专门住宿的地方,不过别人也可以住得,邵君不晓得以什么关系,得到了这一种的特权,现在却是忘记了。因为不是普通的客店,所以多少觉得清净,可是因为我们住客太不老实了,以致别的客人啧有烦言,这其实要怪我们的不好。那时我们几个人都年少气盛,难免自高自大,蔑视别人,因为主张打倒迷信,破除敬惜字纸的陋习,平常上厕所去总使用报纸,其实这是很不合卫生的一件事,尤其是犯人家的嫌恶,讨厌你亵渎字纸还是其次,第一是要连累他也犯了罪了。那客栈的住客于是联合抗议,表面上很是和平,说愿意供给上茅厕用的草纸,请勿用字纸,以免别人望而生畏。对于这种内刚而外柔的抗议,结果只好屈服了事,因为没法僵持下去,事实显然是我们理曲的。在这里大约也停留了三五天之久,因为一则要候买船票,二则我和张午楼都要剪去辫子。我的剪发很花工本,那时上海只有一个剃头匠,他有一把“轧剪”,能够轧平而不是剃光,轧发的工钱只要大洋一元,但是附带有一个条件,剪下来的辫子是归他所有,由他去做成假发或假辫,又有二三元的进益。他寄住在一家什么小客栈里,顾客跑去请教,倒还相当便利清闲,张午楼为的贪图便利,只叫普通剃头匠一刮了事,虽然是省事,但是刮得精光像是一个和尚,一时长不起来,在日本去的船上很被人家所注目,却也是一种讨厌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