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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话北史》苏绰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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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绰,字令绰,武功人。魏侍中苏则的九世孙。他们家各代都有人食俸禄二千石。他的父亲苏协,任武功郡的太守。

  苏绰从小酷好学习,博览群书,尤工于算术。他的从兄苏让任汾州刺史,周文帝宇文泰在京城城门外替他饯行。临分别时问:“你们家的子弟,谁可以被任用?”苏让推荐了苏绰。宇文泰便任他为行台郎中。在任上一年多,没有被重用。然而同僚们遇到疑难问题,都向他询问,然后再决定。颁发的公文,他也为之规定格式。行台中都称赞他的才能。宇文泰与仆射周惠达商议事情,惠达不能拿出意见,请求到外面与别人商量一下。他找来苏绰,告知事情的原委,苏绰马上向他谈出看法。惠达入内呈报,宇文泰认为很好,问:“谁给你出的这个主意?”惠达回答是苏绰,并称赞他有辅助天子的才干。宇文泰说“:我也很早就听说过他了。”不久,命他为著作郎。

  宇文泰与公卿大臣前往昆明池看捕鱼,走到城西西汉的仓库故址,问左右这是什么地方,没有人知道。有人说:“苏绰博通文物,请问问他。”宇文泰召来苏绰询问,他详细回答。宇文泰非常高兴,因而问他天地万物形成的开始,历代兴起败亡的过程。他善于辞令,应对如流。宇文泰更喜欢他,与他并马慢慢行到昆明池,竟忘记设网捕鱼就回来了。又把他留下来直谈到深夜,询问他为政之道,躺在那里认真听他讲述。苏绰于是陈说兴国立业的道理,并阐述申子和韩非子学说的要旨。宇文泰听着便起身,正襟危坐,不自觉地用膝盖趋向前面。两人说到天明也不知道疲倦。第二天上朝,宇文泰对周惠达说:“苏绰真是一个奇才,我要让他从政。”立即授予他大行台左丞,让他参与国家的机密。从此,宇文泰对他宠爱日益隆重。他开始制定文案上的各种格式,以及记帐、户籍的统计方法。

  大统三年(537),高欢率三路人马入侵西魏,将领们都主张分兵抗御。只有苏绰与宇文泰的意见相同,让军队全力对付窦泰一路,在潼关将他俘获。朝廷封苏绰为美阳县伯。大统十一年,封他为大行台度支尚书,负责著作,兼司农卿。

  宇文泰想改革政治,志在弘扬强国富民之道,所以苏绰能尽情发挥他的智慧才能。他赞成宇文泰的改革,主张减少官员,设置二长,并实行屯田以供给军队。又起草了六条诏书,奏报朝廷施行。

  其一是“先修心”,他说:

  “凡是要治理人的身体,应首先治理自己的内心。内心是一身的主宰,所有行为的根本。内心不清静,则各种思虑就会产生。各种思虑产生了,则对道理认识得就不清楚,对道理认识不清楚,是非就会混淆。是非混淆,连自己都不能管得住,怎么能治理别人呢?所以,治理别人的关键在于清静自己的内心。所谓清静自己的内心,不是指不贪取财货,而是使心境清静平和,志操端正静谧。心境平和,志操清静,邪念就无法产生。邪念没有产生,那么他所考虑的无不都是至大至公的道理。用至大至公的道理治理别人,下面的人谁不洗心向化?

  “其次还在于治理自身。君主的身体是百姓的圭表,是国家的标的。圭表不正,就不可能得到直的影子;标的不明,就不可能要求人们射中,如果君主自身还不能自理,而去治理百姓,就好像圭表弯曲,而却要求影子顺直;君主的道德不能培养,而却想让百姓培养道德,就好像没有标的却要求人们射中目标一样。所以做国君的,必定要心如清水,形如白玉,躬行仁义,躬行孝悌,躬行忠信,躬行礼让,躬行廉洁公平,躬行勤俭节约,然后再加上不知疲倦,加上明察秋毫。再用这八条去训诫别人,人们才会对你畏惧而又敬爱,把你作为准则去仿效。”

  其二是“敦教化”,他说:

  “人的性情不会固定不变,常随教化而改变。用淳厚质朴的品德去教育导化,则会变得质朴正直;用浅薄虚伪的品质去教育导化,则会变得浮泛薄劣。浮泛薄劣则是世道衰败的风气,质朴正直则是世道淳厚祥和的风俗。衰败则祸乱交替兴起,淳厚则天下自然就会大治。自古国家的安危兴亡,无不由教化所定。

  “教化,贵在能够鼓动淳厚的风尚,传播祥和的气息,布施道德的恩泽,昭示朴素的习气。能使百姓勤勉忙碌,天天向善。邪恶虚伪的心思,贪婪嗜欲的性情,会潜移默化,逐渐改正,而自己却不知不觉,这样就是所谓的教化。然后教育他们孝敬父母,热爱兄弟,使之仁慈友爱;教育他们仁义和顺,使之团结和睦;教育他们懂得礼仪道德,使之互敬互让。仁慈友爱就不会遗漏任何一个人不去亲近,和睦团结就不会怨恨别人,互敬互让就不会争夺抢掠。三者都具备了,那么治理天下的天道就形成了。这就是所说的教化。”

  其三是“尽地利”,他说:

  “人们的衣食之所以能得到满足,是由于地尽其利。土地之所以能尽其利,是由于劝课农桑有方。负责这项任务的,是各级地方长官啊。百姓们是昏冥的,自己思考得不周严,必须劝戒教育才能尽他们的力量从事农桑。各州郡县的守土官吏每到一年伊始,一定要告诫所辖百姓,不管年纪大小,只要能拿动农具的,都要下田,按时垦田种植,不要丧失农时。播种完毕,禾苗需要管理,小麦登场,秋苗长在地里,蚕放在屋里,此时男女老幼都应该努力,那紧张的情形就像用水救火,就好像强盗将要到来。这样才可以使农夫不失去他们的本业,蚕妇能够完成她们的工作。如果游手好闲,晚出早归,好逸恶劳,不尽力从事农桑的,里正家长将他们的名字报到郡县,郡守县令随时予以惩罚。惩处一人,教育千百,这是明达智慧的地方长官的职责啊。

  “田地必须春耕,夏种,秋收,然后冬天才能食用。春、夏、秋这三时,是农夫重要的月份。如果失掉其中的一个时机,就无法得到谷物而会没有吃的。所以先王告诫百姓说:‘一个农夫不种田,天下必然有人受饿;一个农妇不织布,天下必定有人挨冻。’如果在这三个时候不明白它们的重要,让农夫们不能务农,是断绝普天下人的性命,赶他们去死。那些没有劳力,没有耕牛的人家,要劝他们互通有无,使得相互周济。

  “为政不要过于琐碎,琐碎了就引起人们厌烦;劝课农桑不能过于简单,简单了人们就会懈怠。善于为政的官吏,必须根据时机而确定繁与简。所以《诗经》上说‘:既不刚烈,又不柔软,颁布的政令合适宽缓,各种福气都会到来。’如果不是这样,则一定会成为滥施刑罚,杀害无辜的暴政。”

  其四是“擢贤良”,他说:

  “现在的刺史、县令,都有幕僚官吏,这些都是辅助人员。刺史、太守都是由朝廷任命;州中的吏役以下的人都由刺史和太守自己选用。自古以来,州郡中的僚佐,只看他们的门第出身,大多不选择贤能的人;选拔低级小吏,只测试他的笔墨文字,并不考虑他们的道德节操。今后选拔人才,应当不受门第出身的限制,主要看他个人的才干。

  “今天负责铨选人才的官吏,大多说自己管辖的地方没有贤能的人才,不知道应该举荐谁。这是不高明的看法,是毫无道理的见解。我之所以这样认为,古人说过:英明的君主振兴国家,并不要苍天送给他人才;道德高尚的人受命任事,不向土神和地神那里拔擢人才。他们常任用一个时代的人才,去治理一代的政务。所以,殷代和周代不等待后稷和契、尧、舜的大臣,魏、晋也不需假借萧何、曹参的帮助。孔子说:‘十家之中,就必定会有像我这样忠诚和守信用的人。’哪有拥有万户的都城,而却说没有人才呢?只是寻求得不勤奋,选择得不审慎,或授予的官职不得其所,任用的职务不能使他们施展才华,所以才推说没有人才。古人说:‘千人之秀曰英,万人之英曰俊。’今天那些靠智慧效命官职,行为在一方声名播远的,难道不是类似英俊杰出的人才吗!只要能勤勉而慎重地去寻找,去掉虚饰去追求实际,认真选拔州郡中最优秀的人才而加以任用,不管有多少,都可以教化人民,谁能说没有人才?

  “美玉未经雕琢,与瓦片和石头十分相似;好马没有奔驰,与劣马没有什么不同。等到将玉石雕凿磨光,骑上好马奔腾跳跃,美玉与石头,好马与劣马才能分开。那些贤能的人才没有使用,与平庸的人混杂一起,也没有什么两样,要交给他们事业,让他们担负任务,才能看出他们与那些平庸之徒完全不同。古代的吕尚垂钓,百里奚喂牛,宁戚扣打牛角唱歌,管仲三战三退的时候,那些凡夫俗子却怎么也不会说他们有无比贤能的才干;等他们进入朝堂,掌握重任,用数十年功夫,建立了不朽的事业,才会认识到他们是有奇异才能的人才。于是后世人称赞他们的声音不绝于口。人才必定从不出名到声名大振,功业必定一点点积累才能辉煌远大,哪有不委任给他职务他就能成功,不发挥他的才能他就能使事业兴旺发达?

  “然而,要善于选拔官吏,一定首先精简官吏的数目。官吏数目少,则贤能的人容易充任。贤能的人充任,事情就没有办不好的。官吏数量多,必定会混杂进去不善良不贤能的人。混杂一些不善良不贤能的人,则政治一定会遭受损失。所以有人说:‘官少则事少,事少则人纯洁;官多则事多,事多则人员混杂。’

  “选拔人才的道路不是只有一条,然而获得时要慎重,任用时必须试用和考察,从他的住家到他的乡党邻里,都要调查访问,那么,对这个人的情况就会很清楚,贤与不贤就能区别开来。”

  其五是“恤狱讼”,他说:

  “要先用辞听、色听、气听、身听、目听五种方法审理案情,再参验证据,认真观察当事人的表情行迹,仔细识别案件的细节,使罪恶无所隐瞒,罪犯一定能够抓获。然后根据各种情况量刑,轻重都很恰当。

  “先王的制度规定:与其杀死无辜,宁可赦免有罪的人;与其危害善良,宁可利于邪恶。公开惩罚不一定准确,宁肯舍弃那些有罪的人不管,也不轻易伤害好人。今天从政执法的人都不是这样。他们搬弄法律条文,罗织周纳,巧为弹劾,陷人于罪。宁肯使好人受法律惩处,也不让有罪的人免于刑戮。他们之所以这样,不是因为都喜好杀人,只是认为官吏严酷,可免去种种后患。这些人根据自己的感情任意处治无辜,不考虑公正无私。这样奉行法律的人,都是邪恶的小人。

  “如果是老奸巨滑,伤风败俗,背逆人伦,不忠不孝,故意犯罪的大恶大奸,杀一儆百,以使帝王的教化能够纯洁清静,施用重刑也是可以的。懂得以上两个方面,那么刑政就算很完善了。”

  其六是“均赋役”,他说:

  “国家如果没有钱财,就不能保存,所以三王五霸以来都有征税的制度。虽然赋税的轻重程度不一样,而作用却是相同的。现在敌寇还没有平定,军务与国政的开支十分浩大,虽然无法减少,以体恤人民的疾苦,然而也应该在征收时平均,使百姓没有怨言。平均,就是不放过豪强地主,只征收贫弱无告的百姓们的赋税;不放纵奸刁巧伪的人,而加征那些诚实朴拙的平民。

  “征收租税时虽然有粗略的规定,然而,斟酌交税人的贫富情况而确定缴纳赋税的多少、顺序的先后,都由家长里正提议,由太守县令决定。如果斟酌得宜,就会政情通达,百姓喜悦;如果处理不当,就会使官吏行奸作弊,百姓叫苦连天。”

  宇文泰对他起草的六条诏书非常重视,常常放在座位的右边。又命令百官们熟读背诵,各地的刺史、太守、县令不熟悉六条诏书和计帐的,不能做官。

  自从西晋以来,文风竞为浮华绔丽,以后相沿成习。宇文泰想革除弊端,利用魏帝祭祀宗庙,群臣聚集的机会,命苏绰起草《大诰》,奏报天子施行。《大诰》行文朴实,内容丰赡,天子御批“钦哉”。从此以后,文章都按这种格式。

  苏绰性情节俭,不经营家产,家中没有多余的钱财。因海内尚未平静,他常把天下的事作为自己的责任。他广求贤才俊杰,共同弘扬为政之道。凡是他举荐的人才,都升到很高的官位。宇文泰也与他推心置腹,委以重任,从没有别的想法。宇文泰如果外出巡游,常把预先签署姓名的空纸交给苏绰,如果有需要处理的事情,他就可以随时施行。回来后,苏绰只需让他知道就行了。苏绰常说治国的方法,应当像慈父一样爱护百姓,像严师一样教育百姓。每次与公卿大臣议论朝政,从白天到夜晚,事无巨细,都了如指掌。由于过度劳累,便积成疾病,大统十三年(547)在官位上去世,享年四十九岁。

  宇文泰十分悲痛惋惜,哀伤的情绪感动了周围的人。苏绰即将埋葬时,他对朝臣们说:“苏尚书平生谦逊退让,崇尚勤俭简朴。我想成全他平生的志愿,又恐怕庸碌之徒不能理解;如果给他优厚的馈赠和崇高的封号,又违背了过去我们相知相近的友谊。我进退维谷,拿不定主意。”尚书令史麻瑶越过座位进前说“:过去的晏子,是齐国贤能的大臣,一件狐皮衣服穿了三十年。他死后埋葬,齐主只派了一辆车,为的是不辱没他平生的志向。苏绰既然操行清白,谦让自居,我认为葬事应当从简,以表彰他的美德。”宇文泰认为他说得很对,因而举荐麻瑶到朝廷。苏绰归葬家乡武功时,只用一辆用布幔围起的车运载他的遗体。宇文泰与公卿大臣都步行送出同州的城郭以外。宇文泰亲自在灵车后斟酒祭告说“:尚书您平生做的事情,妻子兄弟不知道的,我都知道。只有你知道我的心,我了解你的意。本想共同平定天下,不幸你舍下我离去,我该怎么办?”因而放声大哭,不觉酒杯从手中失落。埋葬的那一天,又派人送去牛、羊、猪三牲祭祀他,宇文泰又亲自起草了祭文。

  苏绰写了《佛性记》、《七经论》,都在世上流布传播。周明帝二年,让他配飨周文帝的庙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