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的一章
若一个婴孩身体非常健康，他吃饱睡足后，就会哼哼出一个小曲，向世界宣示他是多么快乐。对成年人来说，这些哼哼声毫无意义。它听起来像是“咕嘟，咕嘟，咕咕咕咕……”可对婴儿来说，这就是美妙的音乐，是他对艺术的第一个贡献。
飞艇
一旦他（或她）稍微长大一点儿，能够坐起来了，玩泥巴的时代便开始了。成人对这些泥饼当然不会有多大的兴趣。这个世界上有成百上千万的婴孩，他们同一时刻捏着成百上千万的泥饼。然而对于这些小宝贝们来说，这代表他们迈向艺术的欢乐王国的又一次尝试。现在，孩子已经是雕塑家了。
到三四岁的时候，小孩的双手开始服从大脑的使唤，这时他就成了一名画家。温柔的妈妈给他一盒彩色画笔，不久之后，每一张纸片上便布满了奇怪的钩形和胡乱的图画，分别表示他们心目中的房子、马、可怕的海战，等等。
可没过多久，这种随机“创作”的快乐便告一段落。学校生活开始了，孩子们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学习上了。生活的事情，或者说是“谋生”的事情，变成了每个小男孩小女孩生命中最重要的大事。在背诵乘法表和学习法语不规则动词的过去分词形式之余，孩子们很少有从事“艺术”的时间，除非这个孩子出于纯粹的快乐而创造某种东西的欲望非常强烈，而又不求现实的任何回报。孩子长大之后，他会完全忘掉自己生命的前5年是那么醉心于艺术的。
各个民族的发展历程与小孩子非常相似。当穴居人逃脱了漫长冰河的种种致命危险，重建好家园之后，他便开始创作一些他认为美的东西，尽管这些东西在他与丛林猛兽的搏斗时派不上什么用途。他在岩洞四壁画上许多他捕获的大象和鹿的图案，他还用一块石头雕刻出自己觉得最迷人的女人的雕像。
当埃及人、巴比伦人、波斯人以及其他东方民族在尼罗河和幼法拉底河两岸建立起各自的小国家时，他们就开始为他们的国王修筑华丽的宫殿，为他们的女人制造闪闪发光的首饰，并种植奇花异草、用五彩斑斓的色彩来装扮他们的家园。
我们的祖先是遥远的亚洲牧场上的游牧部落，也是热爱自由生活的猎人与战士。他们谱写过许多歌谣来赞颂部族领袖的伟大业绩，他们创作出来的诗歌形式一直流传至今。1000年后，当他们成为希腊大陆的永久居民，并建立起自己的“城邦”国家，他们又修建古朴庄严的神庙、制作雕塑、创作悲剧和喜剧，并发展各种能想到的艺术形式，来表达心中的喜怒哀乐。
跟他们的对手迦太基一样，罗马人由于过分忙于统治其他民族与经商赚钱，对“既无用又无利可图”的精神活动没有丝毫的热情。他们征服过大半个世界，架桥铺路，但是他们的艺术完全是希腊艺术的翻版。他们创造出几种实用的建筑格局，满足了那个时代的实际需要。不过，他们的雕塑，他们的历史，他们的镶嵌工艺，他们的诗歌，统统是希腊原作的拉丁翻版。如若没有那种模糊不清的、难以界定的东西，也就是世人称之为“个性”的素质，便不可能产生出好的艺术。罗马世界正好是排斥这种“个性”的。帝国需要的是勇敢的士兵和精明的商人，像写作诗歌或画画这样的工作都留给外国人去做了。
接下来，“黑暗时期”来临了。野蛮的日耳曼部族就像闯进西欧瓷器店的一头狂暴的公牛。对他来说，不理解的东西就是毫无用处。用1921年的标准来说，他对印着漂亮封面女郎的通俗杂志爱不释手，却把自己继承的伦勃朗名画随手扔进了垃圾堆。不久，他似乎有所感悟，于是想弥补几年前造成的损失。可垃圾堆已经没有了，伦勃朗的名画随之消失了。
不过到了这个时期，他从东方带来的艺术已经发展成为非常优美的“中世纪艺术”，弥补了他过去的无知和对“中世纪艺术”的漠视。对北欧而言，所谓的“中世纪艺术”主要是一种日耳曼精神的产物，很少借用希腊和拉丁艺术，与埃及和亚述的艺术形式完全没有瓜葛，更不用提印度和中国了（在那个时代，人们根本就不知道印度和中国）。事实上，北方民族受他们南方邻居们的影响非常有限，所以他们自己发展的建筑格式完全不被意大利人理解，并长期遭到他们的蔑视。
你们可能听说过“哥特式”这个词。看到这个词，你可能会联想到一幅美丽古老的大教堂，教堂的尖顶高耸入云的画面。但是，这个词的真正含义到底是什么呢？
它其实意味着“粗俗的”、“野蛮的”东西——是对来自蛮荒之地的“粗野落后民族”——“未开化的哥特人”的蔑称。在南方人眼里，他们对已经确立的经典艺术形式毫不尊重，不把古罗马广场和雅典卫城模式放在眼里，他们只知道造起一些“可怕的现代建筑”来满足自己的低级趣味。
哥特式建筑
然而，这种哥特式建筑形式却是艺术真情的最高表达，一直激励着整个北部欧洲大陆长达数百年。你应该还记得前一章中讲过的中世纪晚期人们是如何生活的。除了居住在乡村的农民之外，就是城市公民或古拉丁语意义上的“部落公民”。在古拉丁语中，“城镇”的意思就是部落。事实上，这些住在高大城墙与宽阔水深的护城河之内的善良自由民们是真正的部落成员，凭借着整个城市的互助制度，有难同当，有福共享。
在古希腊和古罗马城市中，建有神庙的广场曾经是市民生活的中心。到了中世纪，教堂——上帝的家，成了这样的中心。我们现代的新教徒，每个星期只去一次教堂，呆上几小时，所以我们很理解中世纪的教堂对一个社区有多大的意义。那时，当你出生还不到一星期，就会被送到教堂接受洗礼。小时候，你常常去教堂听讲《圣经》中的神圣故事，长大以后，你就自然成了一名教徒。如果你有足够的钱，你就可以为自己建一座小教堂，里面供奉自己家族的守护圣人。神圣的教堂日夜开放，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就是现代的一个俱乐部，为市内的所有居民服务。你很可能在教堂与自己心爱的姑娘一见钟情，她日后成了你美丽的新娘，在高高的祭坛前跟你举行隆重的婚礼。最后，当你的生命走到了尽头，你会被安葬在这座熟悉的建筑的石头下面。你的子孙会到你的墓前悼念，直到最后的审判日到来的那一天。
由于中世纪教堂不仅是上帝的家，而且是所有市民的日常生活的中心，因此它的式样应当不同于此前所有的任何建筑形式。埃及人、希腊人、罗马人的神庙只是当地的一个神殿，由于祭司们无需在奥塞西斯、宙斯或朱庛特的塑像前布道，因此用不着能容纳大量公众的内部空间。在古代地中海地区，人们习惯在露天进行所有的宗教活动，但是在北方，阴冷潮湿，天气恶劣，因而大部分宗教活动只能在教堂内进行。
几百年来，建筑师们一直探索着如何建造空间足够大的建筑物。罗马的传统告诉他们，要建造厚重的石墙，上面开一个小窗，以免墙体承受不住自身重量而垮塌。可到了12世纪，十字军东征开始之后，欧洲的建筑师们看到了伊斯兰建筑的尖拱结构，受此启发，他们构想出一种新的建筑风格，使他们第一次有机会造出适合当时频繁的宗教生活所需的那种建筑物。然后，他们在被意大利人轻蔑地指为“哥特式”或“野蛮的”建筑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这种奇特的风格。为了达到目的，他们发明出一种由“肋骨”支撑的拱顶，可是这样一个拱顶如果过重的话，很容易把墙壁压垮，个中的道理就如同一张儿童摇椅坐上了一个136千克重的大胖子一样，肯定会被压垮的。为解决这个问题，一些法国建筑师决定用大批沉重的石块来加固墙壁的支撑力，这样，制成屋顶的墙壁就可以靠在上边。后来，为进一步保证屋顶的安全，建筑师们又发明了所谓的“飞拱”来支撑屋脊。这是一种非常简易的建筑方法，你一看我的插图就会明白。
这种新的建筑物允许开大扇的窗户。在12世纪，玻璃还是一种非常珍稀的奢侈品，私人建筑安装玻璃窗的非常少，就连贵族的城堡也四壁洞开，因而阻挡不了穿堂风的长驱直入，这就是为什么那时的人们在室内室外都穿毛皮衣服的原因。
幸运的是，古代地中海人民熟悉的制作彩色玻璃的技术并未完全失传，此时又重新兴起。不久之后，哥特式教堂的窗户都安上了这种小块的彩色玻璃，拼成了《圣经》中的故事，并用长长的铁框固定起来。
就这样，辉煌壮丽的上帝新家，挤满了如饥似渴的信众，这使得宗教重新焕发了空前绝后的生命力。为打造这“上帝之家”和“人间天堂”，人们不惜使用最好的、最昂贵的、最惊奇的材料。那些从罗马帝国毁灭后就长期失业的雕塑家们，现在又小心谨慎地重返他们高贵的艺术事业。正门、廊柱、扶垛与飞檐上，满满地刻着上帝和圣人们的形象。绣工们也开始制作装饰墙面的挂毯，珠宝商用他们最精湛的手艺装点圣坛，使之无愧于信徒们的最虔诚的崇拜。画家们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可惜因为找不到适当的作画材料，他们只能扼腕长叹。
正因如此，一段故事留传下来。
在基督教初期，罗马人用小块彩色玻璃拼成图案，以此装点他们的庙宇房屋的墙和地，但是这种工艺难度很大，这让画家们难以表达自己的情感。所有尝试过用彩色积木拼图的孩子们都体会过与这些画家相同的感受。因此，镶嵌工艺在中世纪除了俄罗斯之外，便已失传了。在君士坦丁堡陷落后，拜占庭的镶嵌画家纷纷逃往俄罗斯，继续为东正教的教堂作装饰，直到布尔什维克革命后，一切教堂的修建都停止为止。
当然，中世纪的画师们可以把彩色颜料用熟石膏水调制，涂在教堂的墙上。这种用“新鲜石膏”作画的新方法（通常称为“石膏壁画”）流行了好几个世纪。今天，它就像手稿中的微型风景画一样稀有。现代城市几百个画家中，也许只有一个可以成功调制这种颜料的。但是，在中世纪，没有别的选择，画家们无一例外地都成了石膏壁画的画工。可是，这种调料法存在着一个致命的缺陷。用不了几年，要么石膏从墙壁上脱落，要么湿气破坏了整个画面，就像湿气会损坏我们的墙纸一样。人们绞尽脑汁，试验了各种各样的介质来取代石膏涂料。他们曾经用酒、醋、蜂蜜、鸡蛋清等来调制颜料，但是效果都不能令人满意。这些尝试一直持续了1000多年。中世纪画家能够很成功地在羊皮纸手稿上绘画，但是如果在大面积的木料或石块上作画，颜料就会发黏，这使他们一筹莫展。
在15世纪上半叶，这一困扰画家们多年的难题终于被荷兰南部的扬·范艾克与胡伯特·范艾克解决了。这两位著名的弗兰芒兄弟用特制的油调兑颜料，这使得他们能够在木料、帆布、石头或其他任何材质的底版上放心地作画。
不过这一时期，中世纪初期的宗教热情已经成为了过去。富裕的城市自由民已取代教会的主教，成了艺术的保护者。由于艺术通常为谋生服务，于是艺术家们开始为这些世俗的主子们工作，给国王、大公、富裕的银行家们作画。没用多长时间，新的油画技法风靡整个欧洲。几乎每个国家都发展出自己独特的画派，这些画派的肖像画和风景画反映当地人民独有的艺术趣味。
比如在西班牙，有贝拉斯克斯在描绘宫廷小丑、皇家挂毯厂的纺织女工及所有跟国王和宫廷有关的人物和主题。在荷兰，伦勃朗、弗朗斯·海尔斯及弗美尔却在描画商人家中的仓房、他衣衫不整的妻子和健康肥胖的孩子，以及为他带来巨大财富的船只。在意大利，那是另一番气象，由于教皇陛下依然是艺术的最大支持者，米开朗基罗和柯雷乔仍在全力刻画着圣母玛利亚和圣徒们。在英国，贵族是最有钱有势的阶层；在法国，国王高于一切，所以在这两个国家，艺术家就为国王陛下美丽的女友和官场上的显贵作肖像画。
因教会的衰微及一个社会新阶级的崛起会给绘画带来的巨大变化，同时在其他所有形式的艺术方面也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印刷术的发明，使得作家们有可能通过为大众写作而赢得声誉。这样就产生了作家和插图画家这样的职业。不过，有钱买得起新书的，并非那种整夜闲坐在家或望着天花板发呆的人。他们需要更多的娱乐。中世纪的吟游诗人已经不能满足他们对娱乐的要求。从早期希腊城邦迄今，2000多年过去了，职业剧作家终于有机会在这一行业大显身手了。在中世纪，人们只知道戏剧仅仅是某些宗教庆典的捧场角色。13世纪和14世纪的悲剧讲述的是耶稣受难的故事，但是到了16世纪，世俗的戏剧又重新出现。不过，在最开始，职业剧作家和演员们的地位并不高。威廉·莎士比亚曾被视为马戏团里小丑一样的角色，以他的悲剧和喜剧给邻人逗乐解闷。不过当这位大师于1616年去世的时候，他开始赢得周围人的尊重，而戏剧演员也不再是警察监视的对象。
与莎士比亚同时代的还有洛佩德·维加。这位出色的西班牙人一生中共写出了400部宗教剧本和1800多部的世俗剧本。作为一个贵族，他的作品得到教皇的特许。100年以后，法国人莫里哀因不可思议的喜剧才华被认为是路易十四的好伙伴。
从那时起，戏剧日益受到群众的喜爱。今天，“剧院”已经成为任何一座治理有序的城市必不可少的风景之一，而无声电影也渗透到乡村的每个角落。
然而，还有一种最受欢迎的艺术形式，那就是音乐。大部分古老的艺术形式都需要高超的技巧才能掌握。想要我们笨拙的双手听从大脑的指挥，将脑海中的形象准确再现于帆布或大理石上，那需要多年的练习。要学习如何表演或写出一部好的著作，有些人则需要一生的时间。对于群众来说，只有经过大量的训练才能更好地欣赏绘画、小说或雕塑的精品。但是，只要不是聋子，几乎任何人都能跟唱某支曲子，或从音乐里享受到一定的乐趣。中世纪的人们可以听到的音乐不多，而且它们全是宗教音乐。那些圣歌必须严格遵守一定的节奏与和声法则，很容易让人感到单调乏味。另外，这些圣歌也不适合在大街和集市上演唱。
文艺复兴改变了这一切。音乐再度成为人们的最好的朋友，陪着他们一起欢乐，一起忧伤。
行吟诗人
埃及人、巴比伦人及古代的犹太人都曾是酷爱音乐的民族。他们甚至能将不同的乐器组合成一个正规的乐队。可希腊人对这些野蛮的外国噪音大皱眉头。他们喜欢聆听别人朗诵荷马和品达的恢弘诗歌。朗诵中，他们允许用里拉（古希腊的一种竖琴，所有弦乐器里最不好听的一种）伴奏，不过这也仅仅是在不引起公众反对的情况下才能使用。可罗马人正好相反，他们喜欢在晚餐和聚会中伴以管弦乐，而且我们现在所使用的大部分乐器，多数都是他们发明的。早期的教会并不喜欢罗马音乐，因为它带有太多刚刚被摧毁的异教世界的邪恶气息。由全体教徒诵唱的几首圣歌，就是三四世纪的所有主教们所能容忍的几所歌曲。由于没有乐器伴奏，教徒们很容易唱跑调，因此教会允许使用风琴伴奏。这是2世纪的发明，由一组排箫和一对风箱构成。
接下来是大迁徙的时代。最后一批罗马音乐家要么被杀，要么沦为走村串巷的流浪艺人。他们在大街上表演，从一个城市流浪到另一个城市，像现代渡船上的竖琴手一样讨几个铜板为生。
到中世纪晚期，一个更世俗化的文明在城市里复兴了，这对音乐家提出了新的需求。一些如羊角号一类的乐器，本来仅用于作战争和狩猎中发送信号的，此时经过不断改进，可以在舞厅或者宴会中演奏出心旷神怡的乐曲。有一种以马鬃为弦的弓就是老式的吉他，它是所有弦乐器里面最古老的一种，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古代埃及和亚述时代。到中世纪晚期，这种六弦乐器发展成我们现代的四弦小提琴，而在18世纪的斯特拉迪瓦利及其他意大利小提琴制作家手里，变得更加完美。
最后，现代钢琴被发明出来了。它是所有乐器里最为普及的一种，曾跟随热爱音乐的人们来到野外或格陵兰岛的冰天雪地。风琴是所有键盘乐器的始祖。当风琴乐手演奏时，需要另一个人在旁拉动风箱与之配合（如今这项工作已由电力来帮忙完成）。于是，当时的音乐家开始寻找到一种简便而不受环境影响的乐器，帮助他们培训诸多教堂唱诗班的学员。在伟大的11世纪，阿雷佐（诗人彼特拉克的诞生地）的一个名为奎多的本尼迪克派僧侣发明了一个现代音乐的注释体系，而且一直沿用到现在。在11世纪的某个时期，当人们对音乐的兴趣日益广泛，第一件键弦合一的乐器应运而生。它发出的叮咚的声音，想必和现代任何一家玩具店都可以买到的儿童钢琴发出的悦耳声音一样。在维也纳，中世纪的流浪音乐家们（他们曾被视为变戏法的人、玩纸牌的人的同类）于1288年首次组织了独立的音乐家行会。也就是在这里，小小的一弦琴被改进成现代斯坦威钢琴的直接前身，当时它被通称为“击弦古钢琴”（因为它配有琴键）。它从奥地利传入意大利，在意大利被改进成“斯皮内特”，即钢琴。其得名源自它的发明者——威尼斯人乔万尼·斯皮内特。到了18世纪（大约在18世纪的1709年至1720年间），巴尔托洛梅·克里斯托福里发明出一种“键盘式乐器”，使演奏者能同时奏出强音和弱音，在意大利语中，就是“pi-ano”和“forte”。这种乐器几经改进就变成了我们现代的钢琴“pianoforte”或者“piano”。
这样，世界上第一次出现了一种在几年之内就能掌握的便于演奏的乐器。它不像竖琴和提琴一样需要不断调音，而且比中世纪的大号、单簧管、长号和双簧管的音色要好听得多。正同留声机使成百上千万的人们迷上音乐一样，早期的钢琴也把音乐知识传播到更广阔的圈子。音乐成了每个有教养的人的必修课，王公和富商还拥有自己的私人乐队。音乐家也不再是四处流浪的“行吟诗人”，他们的社会地位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在社会中备受尊敬。后来，戏剧演出也配上了音乐，这样现代歌剧也就诞生了。最初，只有少数非常富有的王公贵族付得起“歌剧团”的费用。可随着人们对这一娱乐的兴趣日渐增加，许多城市纷纷建起自己的歌剧院。先是意大利人的，后是德国人的歌剧给全体民众无尽的乐趣。只有少数极为严格的基督教教派仍对这一新艺术持有怀疑态度，认为歌剧造成的过分欢乐会腐蚀人们的心灵。
到18世纪中叶，欧洲的音乐生活进入了全面繁荣时期。此时，产生了一位最伟大的音乐家。他名叫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是莱比锡市托马斯教堂的一位普通的风琴师。巴赫为各种乐器创作了许多音乐，从喜剧歌曲、流行舞曲到最庄严的圣歌和赞美诗，为我们所有的现代音乐奠定了基础。1750年他去世以后，莫扎特继承他的事业。他创作出优美动听的旋律，常常让我们联想起由节奏与和声编织的美丽花边。接下来就是路德维西·冯·贝多芬，他是一个充满悲剧性的人物。他给我们带来了现代交响乐，遗憾的是他自己却无缘聆听自己伟大的作品，因为贫困岁月的一场感冒使他失去了听力。
经历过法国大革命的贝多芬，对一个新的辉煌时代充满了憧憬，他把一首自己创作的交响乐献给拿破仑，此举却让他抱憾终生。1827年，他去世的时候，昔日叱咤风云的拿破仑已退出历史舞台，令人热血沸腾的法国大革命早已成过眼云烟。蒸汽机的问世，使整个世界充满着一种与《第三交响乐》所营造的梦境截然不同的声音。
事实上，蒸汽机、铁、煤和大工厂构成的世界新秩序根本用不上任何艺术，油画、雕塑、诗歌及音乐毫无用处。旧日的艺术保护者，中世纪与十七八世纪的主教们、王公们、商人们都已经荡然无存。工业世界的新贵们忙于挣钱，受到的教育又少，根本没有心思去研究蚀刻画、奏鸣曲或象牙雕刻品之类的东西，更不用说去关注创造这些东西而对社会毫无实际用处的人们了。车间里的工人们整日听到的是机器的轰鸣声，也丧失了对他们的农民祖先发明的长笛或提琴乐曲的鉴赏力。艺术成了新工业时代的弃子，与现实生活格格不入。幸存下来的一些绘画，无非是在博物馆里慢慢地等死。音乐则变成一小撮“艺术鉴赏家”的专利，他们将音乐带离普通人的家庭，带进了音乐厅。
虽然非常缓慢，但是艺术还是逐渐恢复了原来的面貌。人们终于开始意识到，伦勃朗、贝多芬和罗丹才是本民族真正的先知与领袖，一个没有艺术和欢乐的世界，就像一个没有儿童的咯咯笑声的托儿所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