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人们对民族独立的热情如此强烈，根本无法压制。南美洲人首先揭竿而起，反抗维也纳会议的反动政策。紧随其后的是希腊人、比利时人、西班牙人及其他许多欧洲弱小民族，为19世纪谱写了许多独立战争的篇章
有人也许会说：“如果维也纳会议采取了这样那样的行动，而非采用那样这样的决策，那么19世纪的欧洲历史就会是完全不同的。”也许吧，但这种说法是毫无意义的。出席维也纳会议的人们刚刚经历了法国大革命，对过去20年的恐怖与无休止的战争记忆犹新。他们聚集在一起的目的就是确保欧洲的“和平与稳定”，而且他们认为这是欧洲人民最想要的。这些人就是我们所说的“反动人士”。他们自以为是地认为人民大众是管理不好自己的。他们试图对欧洲版图重新划分，并想以此来保证最大可能的永久的成功。虽然他们最终失败了，但并非是因为他们用心险恶。总的说来，他们是沉湎于对平静的青年时代的幸福日子的回忆中的守旧派，盼望着重回“过去的好时光”。可他们没有意识到，许多革命的思想已经在欧洲人民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来。这是一种不幸，但还算不上罪恶。法国革命将一件事情不仅教给了欧洲，同时也教给了美洲，人们开始认识到，世界人民必须有自己的民族自主权。
拿破仑从未敬畏过任何事，也没有尊重过任何人，所以在对待民族感情和爱国热情方面，他显得极其粗暴。可在革命早期，一些革命将领宣扬这样一种新理论：“民族性既不是一个政治边界问题，也不是圆颅骨或阔鼻梁的问题，而是一种发自内心和灵魂的情感问题。”在他们教育法国的孩子们说法兰西民族伟大时，也鼓励西班牙人、荷兰人、意大利人做同样的事情。很快，这些卢梭的信徒、深信原始人的优越天性的人们便开始向过去挖掘，并在封建城堡的废墟下发现他们伟大种族的遗骸，并认为自己是他们软弱的后裔。
19世纪上半期是一个充满伟大历史发现的时代。世界各地的历史学家都忙着出版中世纪的宪章和中世纪初期的编年史，结果在每一个国家都引发了对自己古老祖国新的自豪感。这些感情的萌生大部分是建立在对历史事实的错误解释之上。不过在现实政治中，事实真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愿不愿意相信它是真的，而在大多数国家，国王和人民都对他们祖先的荣誉和声望坚信不疑。
可维也纳会议没有打算感情用事。大人物们以几个王朝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重新划分了欧洲版图，并且将“民族感情”与其他危险的“法国思想”统统列入了禁书名单。
不过，任何会议都不能逃脱遭受历史辛辣嘲讽的命运，维也纳会议也不例外。出于某种原因（它可能是一条历史法则，至今还未引起学者们的足够重视），“民族”对于人类社会的稳步发展似乎是十分有用的。任何阻挡这股潮流的尝试，就像梅特涅试图阻止人们自由思考一样，必然遭到失败。
很奇怪的是，民族独立的大火竟然是在远离欧洲的南美开始点燃的。西班牙由于深陷拿破仑战争的泥沼，为其在南美大陆的殖民地创造了一段相对独立的美好时光。后来西班牙国王沦为拿破仑的阶下囚，南美殖民地人民依然对他忠心耿耿。当1808年约瑟夫·波拿巴被其兄任命为西班牙新国王时，人民拒绝承认他。
事实上，唯一深受法国大革命影响、发生剧烈动荡的南美殖民地是哥伦布第一次航行所到达的海地岛。1791年，法兰西议会突然迸发出博爱与兄弟之情，宣布给予海地的黑人兄弟迄今为止为他们的白种主人享有的一切权利。但很快，他们就出尔反尔，宣布收回先前的承诺，这导致海地黑人领袖杜桑维尔与拿破仑的内弟勒克莱尔将军之间爆发了一场持久的可怕战争。1801年，杜桑维尔应邀和勒克莱尔见面，商讨和平的问题。法国人郑重向他保证，绝不加害于他。杜桑维尔相信了他的白人对手，结果被带上一艘法国军舰，不久之后就死在一所法国的监狱中。可海地黑人最终赢得了独立，并建立起自己的共和国。顺便说一下，当第一位伟大的南美爱国者试图将自己的国家从西班牙的枷锁中解放出来，海地黑人曾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1783年，西蒙·玻利瓦尔生于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城，他曾在西班牙求学。在大革命时代，他访问过巴黎，对法国当局的统治政策有一定的了解。在美国居住一段时间后，玻利瓦尔就回国了。当时，委内瑞拉人民对母国西班牙的不满情绪四处蔓延，要求民族解放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1811年，委内瑞拉正式宣布脱离西班牙独立，玻利瓦尔是革命领袖之一。遗憾的是，不到两个月，起义失败了，玻利瓦尔被迫开始了他的逃亡生涯。
在此后的5年里，玻利瓦尔为这项前途并不光明的伟大事业付出了一切。他将自己的全部财产捐献给革命。不过，若非得到海地总统的援助，他的最后一次远征是不可能获得胜利的。于是，争取独立的起义烈火迅速蔓延到整个南美大陆，很快西班牙发现如果没有援助，它不可能镇压这场叛乱。于是，它急忙向神圣同盟求助。
这一形势使英国深感忧虑。如今，英国的船主已经取代了荷兰，成为全世界最主要的海上承运商。他们正急切期盼着从南美人的独立浪潮中狠赚一把。因此，英国人希望美国能够从中干预。可是美国参议院并没有制订这样的计划，就是在众议院里，也有很多人反对干涉西班牙的事务。
恰逢此时，英国内阁更迭。辉格党下台，托利党人上台组阁。精明干练、善用外交手腕的乔治·坎宁当选国务大臣。他发出暗示，只要美国政府愿意出面反对“神圣同盟”镇压南美殖民地起义的计划，那么英国很乐意用自己的全部海上力量来支持美国政府。这样，在1823年12月2日，门罗总统对议会发表了著名的宣言：“任何同盟国想要在西半球的任何部分扩张势力的行为，将被美国视为对自身和平与安全的威胁。”他还进一步警告说，“美国政府将把神圣同盟的企图当作是对美国不怀好意的具体表现”。四个星期以后，“门罗主义”的全文在英国报纸上刊登了，这就迫使神圣同盟的成员们在帮助西班牙与得罪美国之间作出选择。
梅特涅犹豫了。从个人来说，他愿意去冒险得罪美国人（自1812年失败的美英战争后，美国的陆海军一直军备懈怠），不过坎宁满含威胁的态度以及欧洲大陆自身存在的麻烦使他不得不小心谨慎。于是，远征被迫搁浅，南美及墨西哥最终获得了独立。
至于在欧洲大陆，动乱则来得更加猛烈。1820年，神圣同盟派遣法国军队进入西班牙，充当和平卫士。不久之后，当意大利的“烧炭党”（烧炭工人的秘密会社）为建立统一的意大利大造声势，并最终发动了一场反抗那不勒斯的统治者斐迪南的起义时，奥地利军队开进了意大利，执行同样的“和平卫士”的命令。
此时，俄罗斯也传出了坏消息。亚历山大沙皇的去世引发了圣彼得堡革命的爆发。因为起义发生在十二月，所以也被称为“十二月革命”。这场短暂的流血斗争最后导致许多优秀的爱国者被绞死或流放西伯利亚。他们是亚历山大晚年的反动分子的眼中钉，因为他们竟想在俄罗斯建立一个立宪政府。
更糟糕的情况接踵而至。在艾克斯·拉·夏佩依、在特波洛、在莱巴赫，最后在维罗纳，梅特涅召开了一连串的会议，试探是否能够确保欧洲各君主国继续对他支持。各国的代表们一如既往地准时到达这些风景宜人的海滨胜地（这里是奥地利首相经常度夏的地方），共商“稳定”欧洲的大计。他们异口同声地承诺全力镇压起义，可每个人都显得有些底气不足。人民的情绪开始变得越来越躁动不安，尤其以法国为最，国王的宝座已经摇摇欲坠。
可是，真正的麻烦是从巴尔干半岛开始的，这里自古以来就是大陆的入侵者进入西欧的门户。骚乱首先爆发在摩尔达维亚。该地原为古罗马的达契亚行省，于3世纪脱离了罗马帝国。从那以后，摩尔达维亚就是一块迷失的土地，就像是亚特兰帝斯洲（传说中沉没于大西洋中的岛屿）。当地人民仍旧讲古罗马语言，称自己为罗马人，称他们的国家为罗马尼亚。1821年，一位年轻的希腊人亚历山大·伊普息兰迪王子发动了一场反抗土耳其人的起义。他告诉自己的追随者，他们能够得到俄国的支持。梅特涅获悉后，立刻派特使风尘仆仆地赶往圣彼得堡，用“和平与稳定”的理论说服了沙皇，最终拒绝对罗马尼亚人施以援手。伊普息兰迪被迫逃亡奥地利，并在那里度过了7年的监狱生活。
在1821年这个多事之秋，同年，希腊也发生了暴动。从1815年开始，一个秘密的希腊爱国者组织就一直为暴动作准备。他们出其不意地在摩里亚（古伯罗奔尼撒）先发制人，赶走了当地的土耳其驻军。接着，土耳其人以惯常的方式进行反击。他们逮捕了君士坦丁堡的希腊大主教，他是许多希腊和俄罗斯人心目中的教皇。1821年的复活节，土耳其人把希腊大主教处以绞刑，同时被处死的还有多位东正教主教。希腊人则返回了摩里亚半岛首府特里波利，屠杀了那里所有的伊斯兰教徒。土耳其人也不甘示弱地袭击了希俄斯岛，屠杀了那里2.5万名基督徒，并将4.5万人卖到亚洲与埃及去做奴隶。
希腊人向欧洲各国宫廷发出了求援的呼声，但是梅特涅却说希腊人的坏话，称他们是“自作自受”（在此我并非使用双关语，而是直接引用那位殿下的原话，他对沙皇说：“暴乱的烈火应该任其在文明的范围外自行熄灭”）。于是，欧洲通往希腊的边界被关闭，阻止各国的志愿者去援救为自由而战的希腊人民。在土耳其人的要求下，一支埃及部队登陆摩里亚。不久之后，土耳其的国旗又飘扬在雅典的古老堡垒——雅典卫城的上空。随即，埃及军队以“土耳其方式”平定了这个国家。梅特涅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以为这“破坏欧洲和平的企图”很快就会成为陈芝麻烂谷子的事。
梅特涅的计划再一次因英国人从中作梗而流产。英格兰最伟大之处并不在于它庞大的殖民地、令人羡慕的财富或者它天下无敌的强大海军，而是它数之不尽的独立市民以及他们心中根深蒂固的英雄主义情结。英国人向来遵纪守法，因为他们明白尊重他人的权利是文明社会与野蛮社会的根本区别。因此，他们从不违法乱纪，不过，他们也拒绝他人干涉自己的思想自由。如果他们认为政府在某件事情上做错了，他们就会挺身而出，大声说出自己的观点。而他们所指责的政府也懂得尊重他们，并会全力保护他们免遭暴徒的迫害。自苏格拉底时代开始，大众便热衷于迫害那些在思想、智慧及勇气上超群的人。只要世界上存在着某项正义的事业，无论距离多么遥远，无论多么不受人欢迎，总会有一群英国人成为这项事业的热切支持者。总的来说，英国民众与生活在其他国家的民众并没有什么区别。他们是现实主义者，为日常生计忙碌奔波，很少将时间和精力花在“不切实际的冒险活动”上。不过对那些敢于抛下一切去为亚洲或非洲的穷苦百姓而不惜牺牲一切的“古怪”邻居，虽然他们不能理解，但会抱以相当的敬慕。若这个邻居不幸战死异乡，他们会为他举行庄严盛大的公共葬礼，并以他英勇的骑士精神作为榜样来教育孩子们。
门罗主义
即使是神圣同盟无所不在的密探对这种根深蒂固的民族特性也无计可施。1824年，伟大的拜伦勋爵扬起帆船的风帆，驶往南方去增援希腊人民。这位年轻的英国富家子弟曾以自己澎湃的诗歌让全欧洲人为之热泪盈眶。3个月后，消息传遍了整个欧洲：他们的英雄死了，死在了迈索隆吉这最后一块希腊营地。英雄拜伦的壮烈牺牲，唤醒了欧洲人的激情与想象力。在整个欧洲，各个国家都自发成立了援助希腊人的团体。美国革命的老英雄拉斐特在法国为希腊人的自由事业大声疾呼。巴伐利亚国王派遣了数百名官兵前往希腊。救济金和补给源源不断地运到迈索隆吉，支援那里正在忍饥受饿的起义英雄们。
在英国，乔治·坎宁挫败神圣同盟干涉南美革命的企图后，当上了英国首相。现在，他发现第二次挫败梅特涅的时机已经到了。此时，英国与俄罗斯的舰队早在地中海蓄势待发。他们的政府不敢继续压制人民支援希腊起义者的热情，因此他们派出了军舰。作为基督教的忠诚捍卫者（法国一厢情愿的想法），不甘落后的法国舰队也出现在希腊海面。1827年10月20日，英、俄、法三国的军舰袭击了纳瓦里诺湾的土耳其舰队，将之一举摧毁。胜利的消息传来，引起了欧洲历史上空前热烈的欢呼。那些在本国享受不到自由的西欧人和俄国人，通过在想象中参与希腊人民的起义事业，心灵上得到极大的慰藉。1829年，希腊和欧洲人民的努力得到了回报，希腊获得了独立，而梅特涅反动的“稳定”政策又一次以惨败而告终。
如果我在这么短的篇幅里向你们详述发生在各国的民族独立战争，那将是荒谬可笑的。关于这一主题，已经出版过大量优秀的著作。我之所以用一定篇幅来描述希腊人民的起义，因为这是对维也纳会议构建的“维持欧洲稳定”的坚强堡垒的第一次成功的突破。虽然反动的堡垒依然存在，梅特涅等人还在继续发号施令，但他们的末日即将到来。
在法国，波旁王朝完全无视文明战争理应遵循的规则和法律，大力推行着几乎让人无法忍受的警察制度，想以此来消除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当路易十八于1824年去世时，可怜的法国人民已经饱受了9年所谓的“和平生活”。事实证明，屈辱的“和平生活”比帝国时代的10年战争更加悲惨。路易十八终于走了，他的王位由他的弟弟查理十世继承。
路易是著名的波旁家族的成员，这个家族尽管不学无术，可记仇心却大得出奇。路易永远记得那天早晨，他和兄弟被送上断头台，他既恐惧又悲愤。这一幕一直萦绕在他的记忆里，时时提醒他：一个不能认清形势的国王会有什么样的下场。与路易十八截然不同的是，查理十世是一个在未满20岁时就已欠下5000万巨债的花花公子，不仅记不住任何教训，而且对建功立业也没有什么期待。他刚即位，就迅速建立起一个“为教士所治、为教士所有、为教士所享有”的新政府。我们不能把说这话的威灵顿公爵称为一个激进的自由派，然而，查理如此统治，甚至让这位最敬重既成法律和秩序的友人也深感厌恶。当他试图压制敢于批评政府的报纸，并解散支持言论自由的议会时，他的日子也快到头了。
1830年7月27日晚上，巴黎革命爆发了。同月30日，查理十世被迫逃往英国避难。这样，“15年的著名闹剧”就以如此狼狈的方式草草收场了。波旁家族从此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他们的愚蠢实在无可救药。在当时，法国完全可以重新建立一个共和政府，但这是梅特涅不能容忍的。
欧洲的形势十分严峻。一簇叛乱的火焰越过法国边境，点燃了另一个充满民族矛盾的火药库。新的荷兰王国没有成功。比利时人与荷兰人少有共同之处，他们的国王奥兰治的威廉（“沉默者威廉”叔叔的后代）虽然也算个工作刻苦、为政勤奋的统治者，可他缺乏行之有效的统治政策，不能使两个水火不容的民族和平相处。法国爆发革命后，大批的天主教士逃难到比利时，信奉新教的威廉无论想做点儿什么来缓解局势，都会有一大群激动的市民大叫这是对“天主教会自由”的新一次挑衅。8月25日，布鲁塞尔发生了反对荷兰统治的暴动。两个月以后，比利时正式宣布独立，维多利亚女王的舅舅——科堡的利奥波德当选为新国王。就这样，两个本就不该合二为一的国家就此分道扬镳。不过自此之后，它们倒能像体面的邻居一样，一直相安无事。
在那个年代，欧洲只有几条短短的铁路，所以消息的传播并不快。不过当法国和比利时革命者取得成功的消息传入波兰，立刻引发了波兰人民和他们的俄国统治者之间的冲突，并最终导致了一场持续1年的可怕战争，战争以俄国人的彻底胜利而结束。俄国人以他们众所周知的俄国方式，“重建了维斯图拉河沿岸地区的秩序”。1825年，尼古拉一世继任他的哥哥亚历山大的王位，成为俄国沙皇，他坚信自己的家族的“王权神授”。于是，成千上万逃到西欧的波兰难民目睹了这样一个事实，神圣同盟的原则在神圣沙皇那里并不是一纸空文。
在意大利，同样也有一段时期的动荡。帕尔玛女公爵玛丽·路易丝曾经是拿破仑的妻子，但她在拿破仑兵败滑铁卢战役后就毅然弃他而去。在一阵突发的革命浪潮中，她被自己的国家驱逐出境。而在这片教皇国，情绪激昂的人民尝试建立一个独立的共和国。可当奥地利军队开进了罗马城后，不久，一切就照旧了。梅特涅继续端坐在哈布斯堡王朝的外交大臣官郡——普拉茨宫，秘密警察重新回到他们的工作岗位，维护他们苦心经营的“和平”秩序。直到18年后，才出现第二次更为成功的尝试，彻底将欧洲从维也纳会议的阴影中解放出来。
法国当仁不让，再一次成为欧洲的革命风向标，率先发出起义的信号。著名的奥尔良公爵的儿子，路易·菲利普继任查理十世成了法国国王。奥尔良公爵曾经参加过雅各宾党，曾对其表兄国王的死刑判决，投了决定性的一票。在早期的法国大革命中，他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享有“平等的菲利普”的美誉。后来，罗伯斯庇尔打算纯洁革命阵营，肃清所有“叛国分子”（这是他对所有异己的称呼）时，奥尔良公爵被处死，他的儿子也被迫逃亡异国他乡。从那以后，年轻的路易·菲利普四处流浪，曾在瑞士当过中学教师，也曾到辽阔的美国西部进行探险。拿破仑垮台后，菲利普返回巴黎。比起那些波旁表兄，他聪明多了。他生活简朴，腋下常常夹着一把红雨伞，到巴黎的公园散步。像天底下所有慈爱的父亲一样，身后总是跟着一群孩子。可惜他生不逢时，法国已经不再需要国王了，但路易·菲利普并不知道这一点。直到1848年2月24日清晨，人们涌进杜伊勒里宫，粗鲁地把菲利普陛下赶了出去，宣布法兰西为共和国。这时，他才明白了这一点。
当这一消息传到维也纳，梅特涅并不在意，他漫不经心地评论说，这只不过是“1793年闹剧”的重演。神圣同盟于是再次派联军前往巴黎，终止这场不体面的民主闹剧。可是，两个星期之后，他自己的奥地利首都也爆发了起义。梅特涅躲开愤怒的民众，穿过普拉茨宫的后门偷偷溜走了。奥皇斐迪南被迫向臣民们公布了一部宪法。梅特涅在过去33年里尽心竭力加以压制的革命思想终于重见天日。
这一次，整个欧洲都感觉到了革命的震动。匈牙利毅然宣布独立，并在路易斯·科苏特的领导下对哈布斯堡王朝宣战。这场力量悬殊的战争持续了1年多。最后，沙皇尼古拉一世的军队越过喀尔巴阡山，扑灭了革命的火焰，匈牙利的君主统治得以保全。随后，哈布斯堡王室成立了一个特别军事法庭，绞死了那些他们在公开战场上无法战胜的匈牙利爱国者。
至于意大利，西西里岛宣布脱离那不勒斯独立，并赶走了波旁国王。在教皇国，首相罗西被谋杀，教皇被迫逃亡。第二年，他在一支法国军队的保护下，才重返自己的国土。从此，法军不得不驻守罗马，以保护教皇的周全。直到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以后，这支军队才撤出罗马，去对付普鲁士人，而罗马最终成为了意大利的首都。在北方，米兰和威尼斯在撒丁国王阿尔伯特的大力支持下，起而反抗奥地利统治者。老拉德茨基率领着一支强大的奥地利军队来到波罗流域，在库拉多扎和诺瓦拉附近打败了撒丁军队。阿尔伯特被迫传位给儿子维克多·伊曼纽尔，也就是后来统一意大利的第一个国王。
在德国，1848年发生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全国示威游行。人们呼吁政治统一，建立一个议会制政府。在巴伐利亚，国王由于将大量的时间与金钱浪费在一位自称是西班牙舞蹈家的爱尔兰女人身上（她叫洛拉·蒙特茨，死后葬在纽约的波特公墓），情绪激怒的大学生将国王赶下了台。在普鲁士，尊贵的国王被迫向巷战中的死难者脱帽致哀，并承诺组建一个立宪制政府。1849年3月，来自全国各地的550名代表聚集在法兰克福，召开德国座谈会，德高望重的普鲁士国王弗雷德里克·威廉被推举为统一的德意志德国的皇帝。
没过多久，情况就发生了逆转。昏庸无能的奥地利皇帝斐迪南让位给他的侄子弗朗西斯·约瑟夫。训练有素的奥地利军队依然效忠于他们的战争头子。刽子手们又忙个不停，素以偷偷摸摸的古怪天性闻名的哈布斯堡家族再度站稳脚跟，并迅速控制东西欧的霸主地位。他们凭借灵活多变的外交手腕大玩国家间的政治游戏，利用其他日耳曼国家的嫉妒心，成功地阻止了普鲁士国王登上帝国皇帝的宝座。他们在长期失败的磨难中，不仅学会了忍耐，还学会了等待时机，他们变得成熟稳重了。与此相反，政治上极不成熟的自由主义者们正在夸夸其谈，四处演说。此时奥地利军队却在悄悄集结力量，准备着致命的一击。最终，他们突然解散了法兰克福议会，重新建立了无用的旧德国联盟，因为它正是处心积虑的维也纳会议试图强加给整个德意志世界的。
参加法兰克福议会的大多数人是充满幻想的爱国者，但是在这些人中，有一位心机深沉的普鲁士乡绅显得与众不同。他不动声色地观察着整个吵吵嚷嚷的会议，自己少有说话，但把一切熟记在心，此人名为俾斯麦。他是一位现实主义者，崇尚行动，反对空谈。他深知（其实每一个热爱行动的人都知道），空洞的演说没有任何意义。他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报效祖国。俾斯麦曾经在那种老式外交学校接受过训练，为人精明，处世圆滑。他不仅能在外交上轻易蒙骗对手，就是在散步、喝酒、骑马等方面也高人一筹。
俾斯麦坚信，德意志成为欧洲强国的唯一之路，就是必须把目前许多小国组成的松散联盟变成统一而强大的日耳曼国家。出于根深蒂固的封建忠君思想，他认为应由忠心耿耿的霍亨索伦家族取代昏聩平庸的哈布斯堡家族来统治新德国。为达到这一目的，他必须首先清除奥地利对德意志世界的强大影响力。于是，他开始为施行这一痛苦的外科手术精心筹备。
与此同时，意大利己经成功地解决了自己的问题，摆脱其深受憎恨的奥地利人的统治。意大利的统一事业主要归功于3位杰出人士——加福尔、马志尼和加里波第。三人之中，这位佩戴钢丝边近视眼镜的建筑工程师加福尔是一位小心谨慎的政治导师。马志尼凭借出色的演讲才能，在奥地利警察无所不在的追捕中，圆满地完成了首席煽动家的历史使命；加里波第带着他的红衫骑士们，唤起民众的觉醒。
马志尼与加里波第都是共和制政府的忠实信徒，可加福尔主张君主立宪。当时，由于两个同伴都对加福尔过人的政治才能深信不疑，于是接受了他的决定，宁愿放弃自己的雄心壮志。
就像俾斯麦寄希望于他所效忠的霍亨索伦家族一样，加福尔倾向于意大利的撒丁王室。他以极大的耐心和无比的精明，一步步引诱撒丁国王，直至把撒丁国王推上统治的宝座，担当起领导整个意大利民族的重任。欧洲其他地区的动荡局势为加福尔的胜利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其中，为意大利统一贡献最多的，就是意大利值得信任的（通常也是最不值得信任的）老邻居法国。
1852年11月，在这个骚动不安的国家，执政的共和政府在人们的意料中突然垮台了。取而代之的前荷兰国王路易斯·波拿巴之子，伟大的拿破仑的小侄子拿破仑三世重建法兰西帝国，并自封为“得到上帝恩准和人民拥戴的”皇帝。
这位年轻人曾在德国受过教育，因此他的法语中带着一股刺耳的日耳曼喉音（就像拿破仑说法语时总是带着浓重的意大利口音一样），他竭力运用着拿破仑的声望和传统，来稳固自己的地位。由于树敌太多，对能否顺利戴上已经准备就绪的王冠，心中没底。他赢得了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好感，想讨她的欢心并不是什么难事，因为这位女王毕竟是一位不够出色且极易被奉承话打动的人。至于欧洲其他君主，他们不仅以一种令人屈辱的高傲姿态来对待满脸谀笑的法国皇帝，还千方百计地鄙视这个一夜暴发的“好兄弟”。
为了消除邻居们的敌意，拿破仑三世不得不积极寻找出路，要么通过爱，要么通过惧怕。他知道，“荣誉”一词对他的臣民仍具有吸引力。既然他无论如何都得为自己的王位赌上一把，他决定下个大赌注，将整个帝国的命运押上去。于是，俄国对土耳其发动的攻击为他找到了借口，挑起了克里米亚战争。法国与英国站在土耳其苏丹一边，共同对抗俄国的沙皇。这是一场代价沉重、得不偿失的战争。无论对俄国、英国、法国，都没有赢得多少荣耀或尊严。
不过克里米亚战争并非一无是处，它还是做了一件好事。它使得撒丁国王有机会自愿站在了胜利者一边。当战争结束后，加福尔就抓住时机向英国和法国索取回报。
加福尔充分利用国际局势，使撒丁王国成为公认的欧洲重要列强之一。1859年6月，这位聪明的意大利人又挑起了一场与奥地利的战争。他以有争议的萨伏伊地区和确实属于意大利的尼斯城作为交换条件，换取了拿破仑三世的支持。法意联军在马戈塔和索尔费里诺击败了奥地利人，原奥地利的几个省份及公国被纳入了统一的意大利版图。佛罗伦萨成为了这个新意大利的首都。到1870年，法国人才从罗马召回自己的军队来对付普鲁士人。驻守罗马的法国军队一离开，意大利人后脚就踏进了古老的罗马城。撒丁王室住进了古老的奎里纳宫——一位古代教皇在君士坦丁大帝浴室的废墟上修建而成的。
乔赛普·马志尼
此时，教皇只好渡过台伯河，在梵蒂冈的高墙大院内躲风避雨。自1377年那位古代教皇从阿维尼翁返回之后，这里就是历任教皇的居所。教皇陛下大声抗议意大利人公开抢夺其领地的专横行为，并向那些同情他的忠诚天主教徒们发出求助，他们对他的损失表示同情，附和者寥寥无几。因为人们普遍意识到：一旦教皇从世俗的国家事务中解脱出来，他就能将更多的时间与精力去关注精神问题。对教皇而言，摆脱欧洲政客们琐碎的纷争，教皇反而更有威信，这对教会的事业显然会大有帮助。从此，罗马天主教会成为了一股推进社会与宗教进步的国际力量，并且能够比大多数新教教派更为明智地认识现代经济问题。
维也纳会议将整个意大利半岛变为一个奥地利省份的企图最终没有得逞。
不过德国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而且看来问题十分棘手。1848年革命的失败导致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大批精力充沛、思维活跃的德国人流亡国外。这些年轻人移居美国、巴西及亚非的新殖民地重新开始生活。他们未竟的事业由另一些不同类型的人去完成。
德国议会垮台，自由主义者建立一个统—国家的梦想破灭了。后来在法兰克福，又召开了一个新议会。其中代表普鲁士利益的是我们在前几页里讲到过的冯·奥托·俾斯麦。现在，他已经是普鲁士国王的心腹，这也是他正想要的，至于普鲁士议会或人民的意见，他丝毫没有兴趣。他曾目睹过自由主义者的失败。他深知，若想摆脱奥地利的控制，就必须发动一场战争。于是，他悄悄着手加强普鲁士军事力量。他的独断专行激怒了州议会，他们拒绝向他提供必要的资金。这根本难不倒俾斯麦。他继续自己的理想，用普鲁士皮尔斯家族及国王提供的资金来扩充军队。一切准备就绪后，他伺机挑起民族争端，以此达到在德国人民中间点燃巨大的爱国主义热情。终于，他找到了机会。
在德国北部，有两个公国，石勒苏益格与赫尔斯泰因。它们自中世纪起就一直是个多事之地。两个国家都住着一定数量的丹麦人和一定数量的德国人，两国虽然不在丹麦的版图内，但一直由丹麦国王统治，民族矛盾非常激烈，因此争端永不休止。我不是故意重提这个早被遗忘的问题，最近签署的《凡尔赛和约》似乎通过协议把它解决了。不过在当时，赫尔斯泰因的德国人对丹麦人的残酷统治愤愤不平，与此同时，石勒苏益格的丹麦人则拼命维护他们的丹麦传统。整个欧洲都在谈论这个话题。当德国男声合唱团和体育协会还在倾听“被遗弃的兄弟”的动人演讲，当许多内阁大臣还在试图调查事情的真相时，普鲁士已经先发制人，派军队去“收复国土”。作为日耳曼联盟的传统领袖，奥地利是坚决不允许普鲁士在这样重大的问题上单独行动的。哈布斯堡也把军队调动起来，和普鲁士军队一道杀入了丹麦的国土。丹麦人虽然进行了异常顽强的抵抗，但是奥德联军最终占领了石勒苏益格与赫尔斯泰因这两个公国。
随后，俾斯麦开始着手他的帝国计划的第二个步骤。他以分赃战利品不均为借口，挑起与奥地利的激烈争端。哈布斯堡家族中了俾斯麦的阴谋。俾斯麦及其将军们缔造的新型普鲁士军队成功挺进波西米亚，在不到6个星期的时间里，就在科尼拉茨和萨多瓦将奥地利军队全部歼灭，通向维也纳的大道就这样打开了。不过俾斯麦不想把事情做得太过分，因为他想在欧洲政治舞台上寻找一位新伙伴。他向战败的哈布斯堡家族提出了非常体面的议和条件，只要他们放弃日耳曼联盟的领导地位。不过对那些站在奥地利一边的德意志小国，俾斯麦一点儿也没有心慈手软。他毫不客气地将它们全部并入了普鲁士版图。这样，德意志北方的大部分国家组成了一个新的组织，即所谓的北日耳曼联盟。获胜的普鲁士自然成为了德意志民族的非正式领袖。
面对俾斯麦迅雷不及掩耳的扩张与吞并，欧洲人吃惊得喘不过气来。英国人并没有放在心上，但法国人则愤愤不平。拿破仑三世对人民的控制正在逐渐地放松。克里米亚战争耗资巨大，且毫无收获。
1863年，拿破仑三世再度冒险。他派出军队，强迫墨西哥人民接受一位名叫马克西米安的奥地利大公做他们的皇帝。可当美国内战以北方的胜利而告终，法国的这次冒险行动又以惨败而告终，华盛顿政府迫使法军撤军，这样墨西哥人有机会清除国内的敌人，并处决了那位不受欢迎的外国皇帝。
我们有必要为拿破仑三世的皇冠再涂上一层荣耀的油彩。几年之内，北日耳曼联盟蒸蒸日上，成为法兰西危险的对手。因此，拿破仑三世认为，发动一场对德战争对他的王朝是大有益处的，于是他开始寻找开战的借口，饱受战争之苦的西班牙，正好为他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
当时，西班牙王位正好虚位以待。王位本应由一直信奉天主教的霍亨索伦家族来继承，但是由于法国的反对，霍亨索伦家族委婉地拒绝了。不过此时的拿破仑三世已显病容，并且深受他的漂亮妻子欧仁妮·德·蒙蒂纳的枕边风影响。欧仁妮的父亲是一位西班牙绅士，其祖父威廉·基尔克帕特里克是驻盛产葡萄的马拉加的一位美国领事。虽然她天资聪明，但是像当时大多数西班牙妇女一样，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她完全受到一帮精神顾问的操纵，而这些人对普鲁士的新教徒国王深为憎恶。“要勇敢”，皇后对自己的丈夫这么说，但是她省略了这句著名的普鲁士格言的后半句“但绝不要鲁莽”。对自己的军队深信不疑的拿破仑三世写信告诉普鲁士国王，要求国王向他保证，“绝不允许霍亨索伦王族登上西班牙王位”。由于霍亨索伦家族刚刚放弃了这一荣耀，拿破仑三世是多此一举。俾斯麦如此照会了法国政府，但是拿破仑三世仍然心怀不满。
1870年，威廉国王正在埃姆斯河游泳时接见了一位法国外交官，试图旧话重提。可国王愉快地回答说，今天天气不错，西班牙问题已经解决了，对这个议题没有什么好谈的了。作为一种程序，这次会晤的成果被整理成报告，通过电报发给负责外交事务的俾斯麦。俾斯麦将电文修改以后发给了普鲁士和法国的新闻界。许多人因此对他进行指责。俾斯麦辩解道，自古以来，修改官方消息一直是文明政府应有的权利。当这则经过“加工”的电报发表之后，柏林的善良人们感到他们留着白胡须可敬的老国王受到了矮小自负的法国人的戏弄，而巴黎的善良百姓同样怒气冲天，认为他们彬彬有礼的首相竟在一名普鲁士皇家奴仆面前碰了一鼻子灰。
这样，双方不约而同地诉诸战争。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拿破仑三世和他的大部分士兵都成了德国的阶下囚。法兰西第二帝国结束了，随之建立的第三共和国准备奋起保卫巴黎。战争持续了5个月之久，最终巴黎沦陷。就在该城陷落的10天前，普鲁士国王在巴黎近郊的凡尔赛宫——它由德国人最危险的敌人路易十四所建，正式宣布登上德意志皇帝的宝座。一阵轰天齐鸣的枪炮声告诉饥饿难耐的巴黎市民，一个新的德意志帝国诞生了，古老、弱小的条顿国家联盟已经成为了历史。
以这种粗鲁草率的方式，德国问题最终通过战争得到了解决。1871年末，也就是著名的维也纳会议召开56年之后，它所有的成果都化为乌有。梅特涅、亚历山大、塔莱朗本想赐予欧洲人一个持久稳固的和平乐园，可他们所采用的方式却导致了无穷的战争和革命。紧随18世纪的“神圣兄弟之情”而来的，是一个激烈的民族主义时代，它一直影响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