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名叫普鲁士的小国，在德国北部的阴湿的土地上突然崛起
普鲁士的历史，是一部欧洲边疆地区的变迁史。早在公元9世纪，查理曼大帝将古老文明的中心从地中海地区向欧洲东北部的荒野地区转移。他的法兰克士兵依靠武力，使得欧洲的边界一步步向东推移。他们从异教徒斯拉夫人和立陶宛人手里夺取了很多土地。这些人定居在波罗的海与喀尔巴阡山之间的平原地区。法兰克人管理这些边远地区同美国在尚未独立成州之前管理土地的方式非常相似。
边陲省份的勃兰登堡最初是由查理曼一手建立起来的，目的是防御野蛮的撒克逊部落对其东部领土的袭击。文德人是定居在这一地区的斯拉夫部落，在10世纪被法兰克人征服。他们的勃兰纳博集市后来成为了以此得名的勃兰登堡省的中心。
从11世纪到14世纪，一个接一个的贵族家族作为帝国总督管理着这个边疆省份。最后在15世纪，异军突起的霍亨索伦家族，成为了勃兰登堡的选帝侯，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苦心经营，着手将这个贫瘠荒凉的边疆地区变成现代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之一。
刚被欧美联合力量赶下历史舞台的霍亨索伦家族（指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霍亨索伦家族的德意志皇帝退位），他们最初来自德国南部地区，出身低微。公元12世纪，霍亨索伦家族的弗雷德里克通过一次幸运的婚姻，成为勃兰登堡的主人。从此，他的后代利用一切机会来扩大自己的势力。经过几个世纪的苦心攀爬与巧取豪夺，霍亨索伦家族居然爬到了选帝侯的地位。“选帝侯”这个称号是给予那些自治的王公们的，他们有资格被选为古德意志皇帝。在宗教改革时期，他们站在了新教徒这一边。到17世纪早期，霍亨索伦家族已经成为德国北部最有权势的公侯之一。
在30年战争期间，新教徒和天主教徒都疯狂地劫掠了勃兰登堡与普鲁士。不过，在选帝侯弗雷德里克·威廉的悉心统治下，战争创伤很快得以治愈，国内一切经济与智慧的力量都被他聪明地调动起来，一个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的新国家很快就被建立起来。
现代的普鲁士是一个个人抱负与愿望完全和社会整体利益融合的国家。这个风气要归功于弗雷德里克大帝之父，弗雷德里克·威廉一世。此人是一个勤劳简朴的普鲁士军士，热爱庸俗酒吧里的故事及浓烈的荷兰烟草，极度讨厌浮华虚饰（特别是来自法国的）。他只有一个信条，就是恪尽职守。他对自己严厉，对下属们（无论是将军还是士兵）的软弱行径也不能容忍。他和儿子弗雷德里克的关系都从来没有亲热过，非常疏远。父亲的粗鲁与儿子的温文尔雅显得格格不入。儿子喜欢法国式的礼仪，热爱文学、哲学和音乐，而这些都被父亲视为脂粉气予以否定。正是这两种迥异的气质爆发了严重的冲突。弗雷德里克试图逃往英国，中途被抓了回来，并被送往军事法庭。最痛苦的是，弗雷德里克还被迫目睹了帮助他出逃的好友被处斩。尔后，作为对他惩罚的一部分，弗雷德里克被遣送到外省的某个小要塞，学习日后作为一个国王所应该具备的治国安邦之道。年轻的王子实在是因祸得福。当1740年，弗雷德里克继承了王位，他对于如何治理国家已经了如指掌。从为贫家孩子办理出生证明，到复杂无比的国家年度预算的细枝末节，他都样样精通。
作为一个作家，特别是他那本《反马基雅维利》的著作中，弗雷德里克对这位古代佛罗伦萨历史学家的政治观点表示了反对和轻蔑。马基雅维利曾建议他的王侯学生们：如果为了国家的利益，在必要的时是可以撒谎和欺诈的。可在弗雷德里克看来，理想的统治者应该是人民的第一公仆。他赞成的是以路易十四为榜样的开明君主。在现实中，弗雷德里克虽然夜以继日、每天为他的人民工作20多个小时，但他却不能容忍身边有任何顾问。他的大臣们不过是一些高级职员。普鲁士是他的私有财产，凭他自己的意志进行治理，并且绝不容许任何事情影响国家的利益。
1740年，奥地利皇帝查理六世去世。他生前曾在一张羊皮纸上写下了一份正式协议，企图以白纸黑字的形式保护他唯一的女儿马利亚·泰利莎的合法地位。不过，这位老皇帝刚刚被安葬进哈布斯堡王族的祖坟，弗雷德里克的普鲁士军队就已浩浩荡荡地开向奥地利边境，占领了西里西亚地区。普鲁士宣称，根据某项古老且不那么让人信服的权利，他们有权占领西里西亚（甚至整个欧洲中部的所有一切）。经过几场激烈的战斗，弗雷德里克完全征服了西里西亚。尽管有好几次弗雷德里克都面临被击败的边缘，但是他最终站稳了脚跟，粉碎了奥地利人的多次反击。
整个欧洲都为这个新兴强国的突然崛起而震惊不已。在18世纪，日耳曼本来是一个被宗教战争毁掉的民族，不被任何人看重。弗雷德里克凭着和彼得大帝相似的意志与精力，在极短的时间里，使普鲁士赫然屹立在世人面前，将以往的轻蔑转变为深深的恐惧。普鲁士举国上下被治理得井井有条，国库充实，那里的人民很少抱怨，人民安居乐业，司法体系得到改善，古老的酷刑被废除。通畅的道路，优良的学校和大学，再加上清廉谨慎的管理，一切都使臣民们感到，为国家的付出是值得的，他们乐意尽力去做。
几百年来，日耳曼一直是法国、奥地利、瑞典、丹麦及波兰等国争霸的战场，在普鲁士光辉榜样的鼓励之下，他们的自信得以恢复。这一切都是那个身形瘦小、长着鹰钩鼻，成天穿着制服带着烟草味的小老头的杰作。他的面容里带着天生的信心与蔑视，喜欢对他的邻邦们说许多滑稽可笑但着实令人不悦的话。只要能从谎言中得到实惠，他就会不顾事实，玩弄18世纪外交上恶意诽谤的把戏。他虽然写下了《反马基雅维利》这本书，但是这与他的行动完全是两码事。1786年，他的末日到来了。朋友们全都离他而去，他也没有孩子。他在孤独中死去，只有一个仆人和他忠实的狗陪在他身边。他爱他的狗甚于爱人类，用他自己的话说，狗永远不会忘恩负义，并且对它的朋友永远忠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