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再一次只是为了活着而欢欣鼓舞。他们努力想挽救古老的、令人快乐的希腊文明和罗马文明的遗迹。他们为自己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因此称之为“文艺复兴”或“文明的再生”。文艺复兴并不是一场政治或宗教运动，而是一种精神状态。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们依然是教会母亲顺服的儿子。他们仍旧是国王、皇帝和公爵统治下的顺民，没有丝毫怨言。但是，人们的生活态度已经发生了改变。他们开始穿不同的衣服，说不同的语言，在不一样的房子里过不一样的生活。
他们不再把所有的思想与精力用在等待永生幸福的降临。他们开始尝试，就在这个世界上建立起自己的天堂。说实话，他们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的确成就非凡。
我经常告诫你们，对历史时期的确立是很危险的。人们总是从表面上看待历史日期。他们认为中世纪是一个黑暗、愚昧的时期。随着时钟“滴答”一声，文艺复兴便开始了。于是，城市和宫殿都沐浴在热切的、好奇的、灿烂的阳光之下。
中世纪的实验室
但事实上，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并没有明确的时间界限。13世纪当然是属于中世纪的，所有历史学家都无异议。13世纪就真的如人们所说的那样充斥着黑暗与停滞吗？根本不是。13世纪的人类是非常活跃的，他们不但建立了伟大的国家，而且还发展了规模宏大的商贸中心。在城堡塔楼和市政厅的屋顶之旁，新建的哥特式大教堂的纤细塔尖高高矗立，炫耀着前所未有的辉煌。整个欧洲都呈现一派生机盎然的喜人气象。市政厅里满是高傲显赫的绅士们，由于意识到财富就是力量后，他们便开始为争夺更多的权力与他们的封建领主进行斗争。行会成员们也仿佛觉察到“人多势众”这一重要原则，正在和那些市政厅里身处高位的强大绅士决一高下。国王和他精明的顾问们趁机浑水摸鱼，他们果然逮住了不少滑溜溜、金闪闪的“鲈鱼”，还当着那些又吃惊、又失望的市议员和行会兄弟们的面，把它们烤熟吃掉了。
当夜幕降临，昏暗不明的灯光再也招徕不了更多关于政治、经济等问题的讨论时，为了让漫漫长夜更有意义、更有情趣，普罗旺斯的抒情歌手和德国的游吟诗人便开始讲述他们的故事，演唱他们的歌谣，歌颂他们的浪漫气质和丰富多彩的冒险经历。他们用富有磁性的声音诉说着他们的故事，用美妙的歌谣唱颂浪漫举止、冒险生涯、英雄主义和他们对美女的忠贞。与此同时，青年人对蜗牛似的进步感到忍无可忍，他们成群涌入大学，在那里又发生了很多有趣的故事。
中世纪的“国际精神”有点儿令人费解，请听我一一道来。我们现代人大多是讲“民族精神”的，这很容易理解。我们分别是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或意大利人，各自说着英语、法语或意大利语，上着英国的、法国的或意大利的大学，除非我们一心想学习某种特殊学科，我们才会学习另一种语言，前往慕尼黑、马德里或莫斯科上学。可在13世纪和14世纪，人们很少讨论说自己是英国人、法国人或意大利人。他们会说“我是谢菲尔德公民”，或者“我是波尔多公民”，或者“我是热那亚公民”。因为他们同属于一个教会，这使得他们彼此之间有一种兄弟般的亲情。并且，所有教养良好的人士都会说拉丁语，所以他们便掌握着一门国际性语言，从而能够消除所有的语言障碍。然而在现代欧洲，随着民族国家的发展，这种语言障碍已经形成，使一些少数民族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我举个例子，让我们来看看埃拉斯穆斯。他是一位宣扬宽容和欢笑的传教士，他的全部作品都写于16世纪。他住在荷兰的一个小村庄，用拉丁语写作，读者遍布全欧洲。如果他仍然活在今日，他大概只能用荷兰文写作，那么能直接看其著作的便只有几百万人。为了让其余欧洲人和美国人分享他的思想，出版商就不得不将其著作译成20多种不同的文字。这可要浪费一大笔钱。更可能的情形是，出版商不去找这个麻烦也不会去冒这个风险，压根儿就不会出版他的书。
600年前这种事情根本不会发生。当时，欧洲人口中的大多数依然愚昧，根本不会读书写字，但对于那些有幸掌握了鹅毛笔这一高超技艺的人们来说，他们属于整个知识王国。这个王国跨越整个欧洲大陆，没有边界，也没有语言或国籍的限制。大学正是这个王国的坚强堡垒。不像现代的堡垒或要塞，当时的大学是不存在围墙的。只要哪里有一位教师和几个学生碰巧凑在一块儿，就算建立起了大学。这再次说明了中世纪和文艺复兴与我们现代社会大不相同。如今，要建立一所新的大学，其遵循的程序几乎无一例外是这样的：某个富人想为他居住的社区作贡献，或者某个教派想要建立一所学校，以便让他们的孩子们受到正当可靠的监督，或者某个国家需要医生、律师和教师一类的专业人才，决定建一所大学。于是，银行户头里先有了一大笔办校资金，它是大学的最初形态。这笔钱被用来修建校舍、实验室和学生宿舍。最后，招聘专业教师，举行入学考试。就这样，一所大学就办起来了。
中世纪的情形与现代截然不同。一位聪明人自言自语：“我已经发现了一个伟大的真理，我必须把自己的知识传授给他人。”于是他开始宣讲他的思想，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几个人洗耳恭听就行，就像现在街头的即兴演说。如果他才思敏捷、言语生动，是一位出色的宣传家，人们就围拢来，听他到底讲了些什么。如果他的演说沉闷乏味，人们也仅仅是耸耸肩膀，继续走自己的路。渐渐地，一些青年人开始定期来听这位伟大导师的智慧言辞。他们随身还带了笔记本、一小瓶墨水儿和一支鹅毛笔，把他们听到重要内容记录下来。假如某一天下起了雨，教师便和他的学生们找到一个闲置的房间或者就在“教授”的家里，继续讲演。这位学者坐在椅子上，学生们席地而坐。这就是中世纪最早的大学。
中世纪，“universitas（大学）”一词，原意就是一个由老师和学生组成的混合体。“教师”就是一切，至于他在什么地方、在怎样的房子里讲课则无关紧要。
文艺复兴
以一个发生在9世纪的事情为例。当时，在那不勒斯的萨莱诺小城，有几个医术非常高明的医生，他们吸引了许多有志从医的人们，于是就产生了延续将近1000年的萨莱诺大学（到1817年为止）。这所大学讲授的课程还是古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底的医学理论，还有阿贝拉德——一位来自布列塔尼的年轻传教士的理论。早在12世纪初期，他开始在巴黎讲授神学和逻辑学。数以千计热切的青年蜂拥法国的这座城市，聆听他的精彩学说。有一些持不同观点的神父也来阐述他们的理论。不久之后，巴黎满大街都是吵吵嚷嚷的英国人、法国人和意大利人，甚至有的学生自遥远的瑞典和匈牙利赶来。这样，在塞纳河中间的一座小岛上，环绕着古老的教堂，著名的巴黎大学诞生了。
在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城，一名叫格雷西恩的僧侣为那些想了解教会法律的人编写了一本教科书。于是，许多年轻的神父和众多的民众纷纷从欧洲各地赶来，听格雷西恩阐释他的思想。为了保护自己不受该城市的地主、商店老板和女房东的欺诈，这些人组织了一个互助会（即大学），这就是博洛尼亚大学的起源。
后来，巴黎大学发生了一场争论，我们不太清楚其中的原因。只见一群愤愤不平的教师和学生，一起度过英吉利海峡并在泰晤士河畔一个名为牛津的热情好客的小镇建立起了仁慈友善的家园，这就是著名的牛津大学。同样的，在1222年，博洛尼亚大学发生了分裂。不满的教师带着他们的学生迁移到帕多瓦另起炉灶。从此，这座意大利小城也能拥有一所自己的大学了。很快，大学如雨后春笋般地遍布整个欧洲。从西班牙的巴利亚多里德到地处遥远的波兰克拉科夫，从法国的普瓦捷到德国的罗斯托克，这种情况在不断发生。
的确，这些早期的教授讲授的东西在今天看来有些荒谬可笑，因为我们的耳朵已经接受了数学和几何的定理。不过，我在这里想强调指出的一点是，中世纪，尤其是13世纪，并非一个完全静止的时代。那时的年轻人同样生机盎然，热情洋溢，在强烈的好奇心的驱使下提出自己的疑问和看法。正是在这片不安和躁动中，文艺复兴诞生了。
不过，就在中世纪世界的舞台帷幕缓缓落下之前，一个孤独凄凉的身影走上了历史舞台。这个人就是赫赫有名的但丁。对于这个人，你需要了解比他的名字更多的东西。1265年，但丁出生于佛罗伦萨阿里吉尔利一个律师家庭，并在这里长大成人。在他成长的年代，乔托正致力将阿西西的基督教圣人圣方济各的生平事迹，画到圣十字教堂的四壁上。在但丁上学的路上，他时常会惊骇地看到一摊摊血迹，这是以教皇为首的奎尔夫派和以皇帝为首的吉伯林派之间的暴力冲突留下的。这些血迹就是恐怖的见证，成为少年但丁永远不可磨灭的痛苦回忆。
他长大以后成了拥护教皇的奎尔夫派，原因很简单，他的父亲是奎尔夫派成员。这就像一个美国孩子最后成了民主党人或共和党人，仅仅因为他的父亲刚好是民主党人或共和党人。但是数年之后，但丁看到，若再没有一个强权的领导者，意大利将在无休止的内乱中走向灭亡。于是，他离开了教皇派转而支持吉伯林派。
他翻越阿尔卑斯山寻找新的支持者。他希望能有一位强大的皇帝能够重新确立团结和秩序。可惜他的希望破灭了。1302年，吉伯林派在佛罗伦萨的权力斗争中败北，其追随者纷纷被流放。从那时开始，直到1321年他在拉维纳城的古代废墟中凄凉死去为止，但丁一直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靠着富人的施舍而存活下来。这些富人本来早就被历史所遗忘，仅仅因为他们对一位落魄中的伟大诗人的善心，他们的名字才流传了下来。
但丁
经过多年的流亡和磨难，但丁感到很有必要为自己和自己的行为进行辩护，阐述自己的观点。当时他是家乡的政治领袖，整天都在阿尔诺河漫步，怀念着初恋情人贝阿特里斯。虽然她早已嫁为人妻并不幸死去，可但丁仍希望能偶尔抬起头来，在恍惚的空气中，瞥见她美丽可爱的幻影。但丁雄心勃勃的政治事业彻底以失败而告终。他曾经忠心耿耿地效忠过自己出生的城市，但在一个腐败的法庭上，他被无端指控为盗取公共财富，处以终身流放的刑罚。如果他胆敢擅回佛罗伦萨，就会被活活烧死。为了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和证明自己的清白，但丁于是创造了一个幻想的世界，尽可能详尽地描述了以往被命运击败的情况，刻画了贪婪、欲望和仇恨的绝望场面，是这些把他深爱着的美丽的意大利变成暴君唯利是图的战场。
他向我们叙述了一个冒险的故事。公元1300年的复活节前的那个星期四，他在一片浓密黝黑的森林里迷了路，更可怕的是一只豹子、一只狮子和一只狼将他团团围住。正当他在绝望中等死的时候，丛林中出现了一个白色的身影，他就是古罗马诗人与哲学家维吉尔。原来，仁慈的圣母马利亚和初恋贝阿特里斯在天上看到了但丁的危险处境，特意派维吉尔来拯救他。随后，维吉尔带着但丁穿过了炼狱和地狱。曲折的道路将他们引向越来越深的地心，最后到达地狱最底层的深渊。那里，魔鬼撒旦在这里被冻成永恒的冰柱，四周都是最邪恶的罪人、叛徒、说谎者，以及那些用谎言和行骗来欺世盗名的不赦之徒。不过在这两位地狱漫游者到达这个最恐怖之地前，但丁还遇见了许多在佛罗伦萨历史中起过一定作用的人物。他们包括皇帝、教皇、勇猛的骑士和怨声载道的高利贷者。罪不可恕的人必定要永世受罚，罪孽较轻的人只有在获救后才能离开地狱。
这是一个奇特而神秘的故事。与此同时，它还是一本关于13世纪的人们所做、所感觉、所害怕和所祈求的一切。贯穿这一切的，是那个佛罗伦萨的孤独流放者，他的身后永远跟随着他绝望的影子。
是啊！当死亡之门即将向这位不幸的中世纪诗人关闭时，生命的大门又向一位孩子敞开了。他就是著名诗人弗朗西斯科·彼特拉克，一位小公证员的儿子。
彼特拉克的父亲与但丁一样，同属一个政治党派，也同样遭到流放，因此彼特拉克不是出生在佛罗伦萨。在他15岁的时候，彼特拉克被送到法国的蒙彼利埃学习法律，以便继承父业。不过这个大男孩儿一点儿也不想当律师，他厌恶法律，他想成为学者和诗人。正因为他对成为学者和诗人的梦想超过了世界上其他的一切，像所有意志坚强的人们一样，他最终做到了。他开始长途旅行，在弗兰德斯、在莱茵河沿岸的修道院、在巴黎、在列日，最后在罗马，他沿途抄写手稿。最后，他来到沃克鲁兹山区的一个寂静山谷中住了下来，并在那里勤奋地学习和写作。很快，他的诗歌和学术成果使他声名鹊起，巴黎大学和那不勒斯国王都向他发出邀请，让他去为学生和市民授课。在前去任教的途中，他必须经过罗马。那里的人们早就听说了他的大名，因为他把那些快要被遗忘了的罗马作家的著作整理并抢救了下来。罗马市民决定授予他至高的荣誉。那一天，在帝国首都古老的讲坛上，彼特拉克戴上了诗人的桂冠。
从那时起，彼特拉克的一生充满着无穷的赞誉和掌声。他描绘人们最乐意听到的事物。人们已厌倦了枯燥乏味的宗教争论，渴望五光十色的生活。可怜的但丁情愿不厌其烦地穿行于地狱，就让他去好了。彼特拉克却歌颂爱、自然和阳光。他绝口不提那些令人提不起精神的陈词滥调。他到哪里，哪里就有规模宏大的欢迎仪式，和一个胜利凯旋的英雄的待遇相差无几。如果他碰巧和自己的朋友、讲故事的高手薄伽丘一道，欢迎的场面会更加热烈。他们两人都是那个时代的典型人物，充满好奇心，愿意接受新鲜事物，并常常一头扎进几乎为人遗忘的图书馆仔细搜寻，希望能找到一份维吉尔、奥维德、卢克修斯或者其他古代拉丁诗人散佚的手稿。两人都是本分善良的基督徒。他们当然是，每个人都是，但是如果因为某一天注定要死去，就整天唉声叹气，衣衫不整，实在是没有必要。生命是美好的，活着应该是快乐的。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就应该追求幸福。你想要证据吗？好的。拿一把铲子，去挖地吧！你发现什么了？美丽的古代雕塑，优雅的古代花瓶，还有古代建筑的遗迹。这一切都是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古罗马帝国留给我们的巨大财富，他们统治全世界长达1000年。他们强壮、富有、英俊（你只要看看奥古斯都大帝的半身像就会知道）。当然，他们不是基督徒，永远进不了天堂。他们最多是待在炼狱中打发时光，但丁不久前才在那里拜访过他们。
这一切谁在乎呢？能够生活在古罗马那样的世界里，对任何凡人来说已经胜似天堂了。再说，生命只有一次，让我们为幸福地活着而快乐吧！
总之一句话，许多意大利小城市中的狭窄街道上都洋溢着这种意识形态。
你知道“自行车热”或者“汽车热”是怎么回事吗？有人发明了自行车，于是几十万年以来一直缓慢而劳神费力的步行，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人们欣喜若狂。现在他们能借助自行车车轮之力，轻快迅速地翻山越岭，享受速度的乐趣。后来，一个聪明绝顶的工程师又制造了第一辆汽车。人们再也没有必要脚踩着踏板费力地骑自行车上路了。你只需舒舒服服地坐着，让马达和汽油为你工作。于是，每个人都想拥有一辆汽车。每个人开口闭口都是劳斯伦斯、廉价小汽车、净化器、里程表和汽油。勘探者们开始深入地下，目的是为了能够找到新的油源。至于苏门答腊和刚果的热带雨林可以为我们提供大量的橡胶，于是石油与橡胶一夜之间变成稀有物，以致人们为争夺它们而相互交战。你看，全世界都为汽车而疯狂，连小孩子在学会叫“爸爸”“妈妈”之前，就知道汽车是什么东西了。
在14世纪，整个意大利为重新发现的为深埋在地下的古罗马世界的美丽而疯狂，其情其景正如同我们现代人对汽车的狂热。很快，西欧的人们也分享了他们的热情。于是，一部未知的古代手稿的发现，可以成为人们举行狂欢节的理由加以庆祝。一个写了一本语法书的人，就像现在发明火花塞的人一样广受欢迎。人文主义者，就是那些致力于研究“人”与“人类”，而非把时间精力浪费在毫无意义的神学研究中的人。这些研究者得到的荣誉和获得的尊敬，远远高于刚刚征服食人岛胜利凯旋的英雄们。
在这个文化巨变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件事情，大大有利于研究古代哲学家和作家的研究——土耳其人再度进攻欧洲了。古罗马帝国最后的一块领土，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被重重围困。1393年，东罗马皇帝曼纽尔·帕莱奥洛古斯派遣特使伊曼纽尔·克里索罗拉斯前往西欧，向西欧人解释拜占庭的危急形势，并请求他们给予帮助。可是救援并没有来。
罗马的天主教徒巴不得希腊的天主教徒受到惩罚。虽然西欧人对拜占庭帝国及其属民的命运漠不关心，但他们对古希腊人却颇感兴趣。要知道，连拜占庭这座城市也是古代希腊殖民者于特洛伊战争发生5个世纪后，在博斯普鲁斯海峡边建立的。他们想学习希腊语，以便能够阅读亚里士多德、荷马及柏拉图的作品。他们求学心切，可他们没有希腊书籍，没有语法教材，更缺乏教师，根本不知从何着手。佛罗伦萨的官员们听说了克里索罗拉斯来访的消息，马上向他发出邀请。城市的居民们疯狂想学希腊语，他是否愿意来教教他们呢？克里索罗拉斯同意了，真是太好了。欧洲的第一位希腊语教授终于把α、β、γ教授给了数百名热切的年轻人。这些年轻人都是千辛万苦来到到小城阿尔诺的，住在肮脏的马厩或破旧的阁楼上，目的是学会动词的变格，以便能够同索福克勒斯和荷马直接对话。
同时，在大学里面，老派的经院教师还在孜孜不倦地教授着他们的古老神学和过时的逻辑学，阐释《旧约》中隐藏的神秘，讨论希腊、阿拉伯、西班牙和拉丁文本中亚里士多德著作里稀奇古怪的科学。他们惊恐地观看事态的发展，继而便勃然大怒。这些人简直走得太远了，真是离谱！年轻人竟然不去正统的大学学习，反而跑去听那些狂热的“人文主义分子”宣扬他“文明再生”的奇怪理论，真是太荒谬了。
经院的学者跑到当局那里去告状，但是这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就像无法强迫一头牛去喝水一样，我们也不能强迫人们接受自己不喜欢的事情。这些老派教师的阵地连连失守，但是有时他们也会取得一些短暂的胜利。他们和那些从不求得幸福也憎恶别人享受幸福的宗教狂热分子结合在一起，对付他们共同的敌人。
在文艺复兴的中心佛罗伦萨，顽固的旧势力和美好的新生活之间发生了一场可怕的战斗。一个面色阴郁、极端憎恨一切美好事物的西班牙朵名沃派僧侣是中世纪阵营的领导者。他发动了一场堪称英勇的战斗，在圣玛丽教堂的大厅里，他每天都在叫喊，像是上帝发出的警告：“忏悔吧！”他高喊道：“忏悔你们对神的不敬！忏悔你们对那些不神圣事物的快乐！”他开始听到一个声音，眼中看见燃烧的利剑纷纷划过天际。他向孩子们传道，循循善诱这些尚未被玷污的灵魂，以免他们重蹈父辈灭亡的覆辙。他组织了一个童子军，致力于侍奉伟大的上帝，并声称自己是上帝的先知。在一阵突然的狂热发昏之中，心怀恐惧的佛罗伦萨市民为他们对美好和快乐的邪恶热爱而忏悔。他们把自己拥有的书籍、雕塑和油画都拿到市场上，以狂野的方式举行了一个“虚荣的狂欢节”。人们一边唱着圣歌，一边跳着最不圣洁的舞蹈，为这个疯狂的狂欢节庆祝，而此时，萨佛纳洛拉则把火把投向堆积起来的艺术珍宝，将它们烧成灰烬。
直到灰烬冷却后，人们开始意识到他们的损失太大了。这种可怕的宗教狂热分子竟使得他们亲手摧毁了自己最珍爱的事物。他们转而反对萨佛纳洛拉，将他投进监狱。萨佛纳洛拉受到严刑拷打，可他拒绝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忏悔。他是一个诚实的人，一心想过上圣洁的生活。他很乐于把那些不同观念的人摧毁掉，而且把消灭这些罪恶当作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在这位教会的忠诚儿子眼里，热爱异教的书籍与异教的美就是一种邪恶，但是他孤立无援。他是在为一个已经寿终正寝的时代打一场无望的战争。罗马的教皇根本未动一根指头来搭救他。相反，当他“忠实的佛罗伦萨子民”把萨佛纳洛拉拖上绞刑架绞死，并在群众的吼叫欢呼声中焚烧他的尸体时，教皇竟然未加反对。
这是一个悲惨的结局，且无法避免。如果在11世纪，萨佛纳洛拉肯定是一名伟大的人物。可现在是15世纪，他只不过是一个事业失败的领袖。不管结局如何，当教皇也成为人文主义者，当梵蒂冈变成了收藏希腊和罗马古代艺术品的重要博物馆时，中世纪确实已经穷途末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