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人们对忠诚有奇特的双重标准，这导致了教皇与罗马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之间无穷的争斗
要真正理解以往时代的人们，是一件异常困难的事情。比如你的祖父，他就是一个神秘的人物，虽然你每天都能看见的自己的祖父，但是在思想、衣着和行为态度上，肯定与你不一样。我现在给你讲述的就是1000年前你们老祖宗的故事。如果你们不把这一章通读几遍，我想你们是不能真正理解其中的深意的。
中世纪的普通老百姓生活简朴，平淡无奇。即便是一个自由市民，可以随心所欲地来去，也难得离开自己的住所去遥远的地方。没有印刷的书籍，只有一些手抄本。在各个地方，总有些勤勉的僧侣在教人读书、写字和计算。至于科学、历史和地理，却埋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废墟之下。
人们对过去的历史，大都来自于他们日常听闻的故事和传说。虽然这种祖祖辈辈口耳相传的知识在细节上会有些出入，但依然具有很高的可信度。2000多年过去了，印度的母亲们为吓唬淘气的孩子，她们依然会说“再不听话，伊斯坎达尔要来捉你了！”这位伊斯坎达尔不是别人，而是公元前330年率军横扫印度的亚历山大大帝。虽然这么多年过去了，但他的故事依然在流传。
城堡
中世纪早期的人们从未读过任何一本有关罗马历史的教科书。今天学前班还没有上完的小孩子都知道的事情，他们却不知道。“罗马帝国”这个词，对你来说可能只是个名称，而在他们眼里却是活生生的现实。他们能够感觉到它的存在，并甘心情愿地承认教皇是他们至高的精神领袖，因为教皇住在罗马城，代表着罗马这个超级大国的意志。当查理曼大帝及后来的奥托大帝复兴了“世界帝国”的梦想，创建起神圣罗马帝国，世界又可以和以前一样了，人们对此非常感激。
不过，罗马传统有两个不同继承人，这将中世纪虔诚顺服的自由民们置于一个尴尬的境地。支撑中世纪政治制度的理论依据不但明确而且简单，即世俗世界的统治者（皇帝）负责照顾臣民们物质方面的幸福，而精神上的主人（教皇）则看护着他们的灵魂。
然而在实践当中，这一体系简直没有办法推行。皇帝总是想要干涉教会事务，而教皇往往又针锋相对，不断指点皇帝应如何管理好自己的领域。然后，他们开始用很不礼貌的语言相互警告，让对方别多管闲事。这样一来二去，可想而知，结果就是战争的爆发。
在这样的情况下，普通老百姓能怎么办呢？一个好的基督徒是既忠于教皇又服从国王的，可是教皇与皇帝却反目成仇了。那么身兼双重角色的国民，他到底应该站在哪一边呢？
亨利四世在卡诺萨
给出正确的答案简直是太困难了。如果皇帝很有能力，又有充足的财源用来组织一支强大的军队，那他便大可以越过阿尔卑斯山向罗马进军，把教皇的宫殿围个密不透风，强迫教皇服从皇帝的指示，否则后果自负。
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教皇的势力要比皇帝的势力大些。于是，这位敢于违抗教旨的皇帝或国王，连同他的国民，将被一起开除教籍，逐出教会。这意味着要关闭境内所有教堂，没有人再接受洗礼，成人也不能接受忏悔。一句话，中世纪政府的一半职能都无法发挥作用了。
更糟的是，教皇还赦免了人民，并让其对教皇宣誓效忠，鼓励他们起来反抗他们的皇帝。可人们若是真的遵从了教皇陛下的指示，加入了教皇的阵营，一旦被逮着，等待他们的将是绞刑架。这也不是一件可以闹着玩的事情。
确实，这些可怜的人们处境困难，而最悲惨的就是生活在11世纪下半叶的人们。当时德意志皇帝亨利四世和教皇格利高里七世打了两场不分胜负的战争，非但没解决任何问题，反而搅得欧洲50年来不得安宁。
在11世纪中期，教会内部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改革运动。当时，教皇的选举方式还很不正规。对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来说，他当然希望选一位性情温顺的牧师来当教皇。因此每逢选举教皇的时候，皇帝们总是亲临罗马，运用他们的影响力，为自己的朋友牟取私利。
1059年，这种选举方式终于得到了改变。根据教皇尼古拉二世的命令，成立了一个由罗马附近教区的主教及执事所组成的红衣主教团。这个由教会中主要人物组成的教会集团有直接选举未来教皇的绝对权力。
1073年，红衣主教团选出了希尔布兰德为教皇。他出生于托斯卡纳地区的一个极普通人家，号称格利高里七世。他具有超乎常人的野心和旺盛的精力，对自己神圣的公职和无上的权力的信仰，有着花岗岩一般坚定的信念。在他看来，教皇不仅是基督教会的绝对首脑，而且也是世俗事务的最高法官。教皇既然可以将普通的日耳曼王公提升到皇帝的高位，让他们享有从未梦想过的尊严，也有权力让他们滚下来。他可以否决公爵、国王和皇帝等提出的任何法律，要是有谁胆敢质问教皇宣布的某项敕令，那他可得当心了，因为他马上就要受到惩罚。
格利高里派人到欧洲各国传达他的指令，要求各国严格执行。被征服者威廉答应坚决拥护教皇的地位。从小就与人打架斗殴的亨利四世是个天生反叛的家伙，他对此不屑一顾。他还召集了德国所有教区的主教聚在一起开会，指控格利高里犯下的滔天罪行，最后以沃尔姆斯宗教会议的名义废除教皇。
教皇为了报复，开除了亨利四世的教籍，还要求德意志的王公们废除这个不合格的统治者。德意志的王公们早就想除掉亨利，这次他们趁机强烈要求教皇大驾光临奥格斯堡，在他们中间挑选一位新国王。
格利高里离开罗马，前往北方去惩治自己的对手。聪明的亨利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十分危险。此时此刻，他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与教皇讲和。时值严冬，亨利也顾不得天寒路险，翻过阿尔卑斯山，火速赶往教皇半路上休息的卡诺萨城堡。1077年1月25日至28日，整整3天，亨利装作一个极度忏悔的虔诚教徒，身穿破烂的僧侣装（但破衣之下藏着一件暖和的毛衣），恭恭敬敬地守候在城堡的大门前，等待被召见。然后他被恩准进入城堡，并获得了教皇的宽恕。可亨利的忏悔并未持续多久。一回到德意志，他又故态复萌，依旧我行我素。教皇再次把亨利逐出教会，与此同时，亨利也再次召集所有德意志主教开会，罢免了格里高利。与上次不同的是，这次亨利是有备而来的，他率领一支强大的军队不辞劳苦地翻越阿尔卑斯山把罗马城围得水泄不通，迫使格利高里退出萨勒诺。走投无路的格里高利凄凉地死去。这是教皇与国王的第一次流血冲突，却没能解决任何实际的问题。亨利一回到德意志，新教皇与皇帝之间的矛盾又开始了。
不久之后，霍亨施陶芬家族夺取了德意志帝国的皇位，他们比以前的德意志皇帝更为独立，更不把教皇放在眼里。格利高里曾经宣称，教皇的地位要高于所有的国王，因为末日的审判是，教皇必须为他所照管的羊群里每一只羊的行为负责，而在上帝眼里，国王不过是羊群中的一员罢了。
霍亨施陶芬家族的弗里德里希，通常被人称为红胡子巴巴罗萨，他提出了相反的学说。他宣称，神圣罗马帝国是经“上帝本人的恩准”赋予他的先祖掌管的。既然帝国的疆域包括意大利和罗马，那么他要发动一场正义的战争，以收复这些“失去的行省”。不料十字军在第二次东征小亚细亚的时候，巴巴罗萨却意外溺水身亡。继承王位的是他的儿子弗里德里希二世。这位年轻人精明强干，风度依然，很小的时候在西西里岛受过穆斯林文明的陶冶。他继续领导了这场战争。
教皇指控弗里德里希二世犯了罪，是个异教徒。虽然弗里德里希向来对北方基督教众的鄙视、德国骑士的平庸和意大利教士的阴险狡诈颇为不满，但他终始不动声色，而是全身心地投入十字军作战。通过一系列的战争，他从异教徒手里夺回了耶路撒冷，并因此被封为圣城之王。即使这样的行动也没有能获得教皇们的理解，他们把弗里德里希逐出教会，将他的意大利属地授予安如的查理，即著名的法王圣路易的兄弟。这样一来导致更大的冲突。霍亨施陶芬家族的最后一位继承人，康拉德四世之子康拉德五世，试图复辟帝国，重新获取王位，但是他的军队被击败，并在那不勒斯被杀死。20年后，法国人在西西里晚祷事件中，被当地土著居民屠杀殆尽。流血冲突仍在继续。
教皇与皇帝的争斗似乎永无止境。过了一段时间，两个仇人慢慢学会了各管各的事情，不再轻易涉足对方的领域。
1273年，哈布斯堡的鲁道夫当选为德意志皇帝。他不愿千里迢迢赶去罗马接受加冕。教皇对此没有表示反对且对德意志敬而远之，这意味着和平，可毕竟来得晚了些。在这之前本可用于发展本国经济的整整200多年，就白白浪费掉在这无谓的战争上了。
不过凡事有一弊，必有一利。在教皇与皇帝的战争中，意大利的许多小城市，一边扮演风吹两边倒的“墙头草”的角色，一边小心翼翼地壮大自己的实力，增强自己的独立地位。十字军东征开始后，他们千方百计地为赶往耶路撒冷的“热血”男儿解决了交通和饮食问题，从中赚取大量金钱。等十字军运动结束，这些一夜暴富的城市已经羽翼丰满，没有必要再对教皇和皇帝俯首称臣了。教会和国家相互争斗，最大的受益者，不是教会，也不是国家，而第三方——中世纪的城市，它们攫取了胜利的果实，迅速崛起。